“延平四贤”与中国传统文化
“延平四贤”与中国传统文化徐肖剑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中的奇观，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希腊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保持了较纯粹的“血统”和悠久的历史。而古巴比伦文化因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入侵而纳入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因阿拉伯的入侵而阿拉伯化；古印度文化先后遭雅利安人和穆斯林，特别是后者的入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古希腊文化虽然绵延长久，直到今天成为西方现当代文化精神，但掌握这一文化的民族不断更换，先是希腊人，后则为马其顿、罗马、法兰克、雅利安、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唯有中国传统文化卓然不群，代代传承，既未中断消亡，也未在播散中丢失本体。何能如此？原因固多，但延平四贤功不可没。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
什么叫文化？《易·贲卦、彖传》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为按照人文（诗书礼乐）来进行教化。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理念、思维方法、生活方式、信仰习俗，跟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称为该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走过了远古的萌生期后，至夏商西周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创生期。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第一次有了文字的记载。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与认识水平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以神为本的。天命神权、卜巫宗教、阴阳五行文化在西周时期达到了鼎盛。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周平王东迁，中国社会进入了第一个历史转型期东周，亦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平王不是凭以嫡庶来划分宗族系统的制度这一宗法制自然嗣立，而是靠申侯等诸侯帮助才坐上天子宝座，处处要看诸侯眼色行事。诸侯为所欲为，称雄争霸，导致东周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之秋。众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竟相逐鹿兼并，促使他们变法图强，鼓励书生畅所欲言，出谋献策，于是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有一百多家，重要的有道、儒、法、阴阳、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真正构成百家争鸣核心的是道、儒、法三家，形成三大主流文化。
首先是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运动过程，其本性是自然，以道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和学说之中心。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争霸局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所创道家文化的特征是避世，以个人为目的，淡化社会控制，否定传统，提倡贵己、浑沌、无为。贵己，道家认为传统观念过分强调血统、社会、国家等为公思想，使人们忽视乃至忘掉自己，因此提倡人们发现自己，珍惜自己，有力地开拓了中国古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浑沌，即未经开化的原始天然状态，这是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去因势利导，不违背自然规律，不强作妄为，不赞成用人力去改变、驾驭自然，反对政治上的扰民、折腾，主张无为而治。
其次是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因与春秋时代从巫、史、祝、卜分化出来的“师儒”存在渊源，故名。孔子通过对周礼的研究和整理，把带有天道神学色彩的礼转换成伦理道德之礼，而这个礼的核心就是仁，执礼求仁的原则是中庸。儒家文化的特征是入世，以社会为目的，主张强化社会控制，肯定传统，强调有为，注重礼、仁、中庸。礼，泛指由上古社会传承下来的社会规范。仁，指包含在礼中的一种人际相亲相爱的意识，即道德。中庸，中是合理，并非不偏之诣；庸指平常、常道之意。孔子首倡中庸作为人们言行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要求为人处事要合常理。可以说儒家的视点是官方的视点，因而儒家文化自然成了我国中古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再次是法家，创始人是李悝，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战国时期，法家商鞅、申不害、慎到分别提倡法、术、势。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等三人的法、术、势文化，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为封建君主专制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全盘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形态。法家文化的特征是入世，反传统，强调法治，推崇法、术、势。法，指官府制定、公布的强制臣民遵行的法律和制度。术，指君王驾驭群臣的权术和手段。势，指君王借以统治人民的权力和地位。三者中核心的东西是势，法和术都是为势服务的，君王可以无才无德，但他可仗势号令天下。这样的理论当然被统治者所采纳，也当然只能只干不说。所以，秦汉以后在思想论坛基本隐退，成不了主流文化；也当然一旦出事，法家就充当替罪羊，历史上法家都不得其死。
二、中华帝国历代王朝的主流文化
春秋的列国争霸，战国的七雄兼并，预示着统一的大势。秦王朝重用法家商鞅和李斯，比其它六国变法更彻底，取得国富民强的结果。秦王羸政陆续灭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进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统治全国所有郡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高度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货币及意识形态，同时大修官道、大兴水利，将原来各诸侯国抵御匈奴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又新造了不少城墙，使之成为一座完善的防御体系，大有作为。但由于秦始皇及其二世，在战后百废待兴情况下，不顾人民休养生息，御役、赋税过重而引起农民起义和反秦将领的反抗，致使秦王朝仅存在十六年即灭亡。
秦亡后，刘汉政权建立。为吸取秦亡的教训，刘邦需要一套兼容道儒法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时。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兼有儒法的复合思想，代表作为黄帝《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及老子的《道德经》，不仅讲道，也讲刑名法术，主张礼法兼用，达到清静无为、得君行道的境界。这适合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安宁的愿望。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
汉武帝即位后，要建立一个集权强大的汉王朝。于是，下召求贤，问治国安邦之策。在数以百计的对策中，公羊大儒董仲舒“天人三策”最令汉武帝满意，其中对确立统治思想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思想上的不统一，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混乱，不利于汉朝一统天下的巩固。儒学讲求“大一统”，适宜定为一尊，其它诸家必须断其政治出路，提出要“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学为官学。但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他看中的是儒学的大一统和忠孝仁义思想对维护君主集权制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能把君主专制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为了统一和集权，其它各家特别是法家的思想和做法凡有利于这个目的他都采纳。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法家路线，他们内心所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为和法家争结帝王之欢，不但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而且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把“尊君卑臣”变成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儒学成了官学，明经取代事功，成为致仕之途，于是学问大兴。皇帝从名门望族中选皇后，导致外戚势力兴起；为对付外戚势力，皇帝不得不启用宦官，又导致宦官专权。外戚与宦官为争权夺利，都想拉拢一批官僚为帮手，形成了政治帮派，从而导致汉末政权动乱与黑暗。同时，由于把儒家定为一尊，文化划一有序，导致逐步僵化。特别是文化的承担者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跟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上层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沉溺于正统官学之中，无心探索新思想。而旧的正统官学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自然不能一直维系人心，社会政治就要动摇，根植于民间的道家自然活跃起来。于是，在此后的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用道家思想诠译儒家经典，道家复兴，儒道合流的玄学。由于玄学的“无”和佛教的“空”是相通的，这为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玄佛思想成了主流文化。鉴此，在东汉产生的本土道教为了与佛教争高低也大为发展，致使南北朝及隋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并尊。李唐时期，由于皇帝姓李，与道家始祖李耳认宗。武则天等又非常信佛，至道学大兴，佛学高涨。佛道昌炽，使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学奄奄一息。关键时刻，唐人韩愈猛烈抨击佛教，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道世系，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启发后来儒者弘道传道，复兴儒学。唐后期儒家也看到佛道学术思想均极盛行，比儒家学说占有优势，他们便认真吸取佛道学说中某些成分，充实、改造儒家学说内容，并把研究、思考的对象由章句训诂转向义理。
到了两宋，以儒学为主干，进一步融合佛道而形成的理学的确立，基本上把儒学复兴起来。北宋儒家承继韩愈等唐儒的思考方法及钻研课题，采取“入室操戈”的办法，出入佛教，深研佛理，意识到佛教最大的弊病在“性空”，否定现实世界，儒佛理论之差在于心性（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他们认为儒学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肯定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才能破除佛学的虚幻；同时要复性，并将其从伦理层面上升为本体层面，以便从理论上超过佛教。周敦颐应对佛道挑战，率先采取援佛道入儒的方法，提出一个宇宙生成论。他认为宇宙本原是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他还用太极论人极，提出诚为道德最高境界的道德论。张载针对佛、道的“空”、“无”，提出气本论，认为“虚空即气”，气是宇宙本原，气生万物。程颢、程颐提出理本论，明确理是世界本原，理生万物，物物有理，包括自然、人伦。认为理既是宇宙法则，又是人的行为准则，天地人遵守同样的规则，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理”一旦体现在具体事物中，就转化为具体事物的内在规定，即“性”，提出性即理的命题，从而确立了理的本体地位。北宋儒学家基本完成了儒学复兴之路。但由于周、张、二程及其学说，均在北方，在金人的统治下难以发展，北方儒学又到了废兴关头，唯一的出路是把刚走上复兴之路的儒学由北方移到南方，延平四贤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儒道南移后，儒学在元、明、清各朝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
三、“延平四贤”传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延平四贤”是指两宋时崛起于福建南剑州道统相继、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儒学家。南剑州即今延平。延平之名历史上几经变化。汉建安元年（196），置南平县，寓南疆平定之意。东晋太元四年（379），以其地山川袤延宛转中有平原改名延平。南唐保大四年（946）置剑州，辖延平、剑浦、顺昌、尤溪、沙县、将乐六县，州治在延平。宋太平兴国四年（978）因蜀有剑州，乃加南字以别，称南剑州。后人将杨、罗、李、朱四人称延平四贤。最早可考的是南剑州知州陈宓在《申请延平书院赐额札》中提出“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相继挺立，而孔孟之统以续，二程传杨时，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传之朱文公熹。”“杨时、罗从彦实本郡将乐人（按：罗应是剑浦人），李侗剑浦人，朱熹虽居邻郡，亦出生于本郡尤溪之寓舍。”这里从四人的地域关系揭示了他们的道统之传。“四贤”这个词的出现，是在元至元年间。明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中有一篇《延平四贤像记》，内容主要说元至元二年（1289）在延平郡学立四贤像的过程和意义。此后，四贤这个词广泛被后人所接受和发挥。以延平一郡而生四位上继孔孟的大贤，这在以儒治国的封建社会后期，是一种很值得称颂并引以为荣的盛事。于是元明以后，有关四贤的记文诗词歌赋大量出现，以“四贤”、“道南”、“延平”等命名的祠宇、书院、街巷在延平各地大量涌现。
延平四贤是如何传承并发展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呢？一传手是杨时。杨时（1053-1135）生于南剑州将乐县。自幼聪异，及长潜心经史。宋元丰四年（1081），随游酢（建安人）赴洛阳拜程颢为师。学毕南归时，程颢目送他们，高兴地说：“吾道南矣”。元祐八年（1093），程颢已逝八年，杨时又随游酢赴洛阳学于程颐。游酢、杨时到程家时，适逢程颐闭目打坐，两人不忍惊动先生，伫立庭外静候。程颐发现时，门外已雪深盈尺，史称“程门立雪”。杨时学成南归后，工余尽力讲学和著述宣传洛学，道倡东南。南宋初年，杨时是洛学在南方最有声望的代表，被东南学者一致尊为“程氏正宗”。明弘治八年（1495），从国子监博士杨廷用请，赐爵将乐伯，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允督学臣沈涵请，御赐书祠额“程氏正宗”。
罗从彦（1072-1135）为二传手。罗从彦先祖自豫章（今南昌）避地南剑州剑浦县。罗生于剑浦县罗源乡（今延平罗源村），一生笃志求道。政和二年（1112），罗从彦四十一岁，闻同郡杨时得洛阳程氏学，正任萧山县令，即徒步千里赴萧山求道。杨时弟子众多，但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唯罗从彦可以言道”。一次讲《易·乾九四爻》说到“伊川先生的讲解最好”。罗从彦听后即变卖家产赴洛阳拜程颐为师。程颐告诉罗从彦，杨时已尽得二程之学。罗又复归师杨时，尽得杨时不传之秘。后筑室山中，潜心著述讲学，道倡闽中。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从学臣熊尚文请，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允督学臣沈涵请，赐御书祠额“奥学清节”。
三传手李侗（1093-1163），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今延平炉下下岚村）人。弱冠游乡校有声，二十四岁始受学于郡人罗从彦，一心追求儒学真谛。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遂屏居山田，谢绝世故，志于圣人绝学。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赴同安主簿任，途经剑浦，特拜见了时年六十一岁的李侗，即与谈禅。李侗批评朱熹沉迷禅学，要求他认真阅读儒家经典，指出禅学无用，学儒有用于社会。朱熹当时虽不以为然，但在同安任上开始认真学习儒家经典，终悟佛经之不足，重归儒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在同安离任候替时，朱熹写信向李侗问学，李侗回信要求朱熹在日用涵养上下功夫，说这是儒学最重要处。翌年春正月，朱熹回五夫后即徒步至延平拜李侗为师，借宿西林院长达数月。此后，朱熹又于绍兴三十年（1160）冬、三十二年（1162）春两次赴西林院问学于李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从学臣熊尚文请，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允督学臣沈涵请，御书赐额“静中气象”。
朱熹（1130-1200）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徽州婺源籍，父朱松于宣和五年（1123）来闽建州政和县任县尉，举家迁任上。建炎二年（1128），朱松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四年（1130）生朱熹。绍兴七年（1137）朱熹寓居浦城。十年（1140）定居建瓯。十三年（1143），朱松去世，朱熹母子寄居崇安五夫刘子羽处，师从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期间朱熹多次到五夫密庵向道谦学禅。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初见李侗到隆兴元年（1163）李侗逝世的十年中，朱熹或往返延平面学或书信往来请教，在李侗教育下，划清了与禅学的界线，实现了以儒为本的回归，并在许多儒家学术问题上有重要收获，成为理学之大成者。南宋理宗时理学得到朝廷的提倡和推崇，理宗淳祐元年（1241）朱熹从祀孔庙。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十二哲配享孔庙。
由于杨、罗、李、朱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家文化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所以都得到从祀孔庙，御赐封号的殊荣。朱熹不但延续了儒学，并发扬光大而创立朱子学（新儒学），成为继孔孟之后又一儒学代表人物和文化高峰的领头人。元朝诏定朱子学为国家正宗思想，并延续到明、清。朱熹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创立了严密庞大的理学体系。朱熹推崇周敦颐的太极说，接受二程的理本论，继承并改造了张载“气”的思想，把气作为理与万物之间的中介，从理论上确立了宇宙本体论。他认为太极即理，是宇宙的根本。理（太极）生气（阴阳），气生万物，并以“理一分殊”来解释太极本原与万物的关系；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天理体现在伦理中就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规范，而仁统摄义礼智，所以天理就是仁。朱熹通过把天理纳入人伦日用，使其日益世俗化，成为人人必须遵行的政治和道德原则，要求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以求仁，以修身。先秦时，儒家就提出一个思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出一条内圣外王的道路。此时儒家的内圣主要体现在自我道德的完善上，通过克己复礼，体现仁爱精神。但面对道佛的冲击，儒家内圣思想不堪一击，外在的道德规范如何解决个人的精神安顿，汉以前的儒家没有给出答案，魏晋时期儒家被玄学化，隋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这个哲学问题就落在宋儒身上。一方面要解决个人内在的精神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家庭社会责任，安排一套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成就“外王”事业。为此，宋代理学家把天理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又把伦理道德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程序，以个人为起点，逐层切入到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以至天下，把理伦道德规范普及到整个社会，最终达到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而朱熹综罗百代，兼采众说中，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完整而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最终完成。
其次是遍注群经。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联成“四书”，使零散的儒家经典有个精确的选本，并加“集注”。朱熹在李侗的教诲下，全面研究并考证了儒家经典，认为五经或属伪作，或非讲哲理，起不了儒家内圣外王以文教化的作用，不适宜于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提出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朱熹经过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深刻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谛，真正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正宗文化思想，以毕生精力撰编《四书集注》，对历代注家进行取舍，重义理轻训诂，超越了汉魏以来对“四书”的所有注疏。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为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论体系，明清统治者将此注本定为科举取士的必读书。这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全身心投入封建社会的教育事业，对古代书院制度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一是制定书院制度，二是确立书院学规，三是开启书院“讲会”之先河，四是实施践行为重的书院教学法，五是提倡书院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当时全国著名的四个书院，他修复扩建了其中的白鹿洞、岳麓书院，并予讲学；为石鼓书院撰写了《衡州石鼓书院记》。他创建的沧洲精舍，后称考亭书院，也是当时重要的书院。可以说，没有朱熹的努力，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不能在南宋发展到鼎盛时期。
第四、在诗学方面成就卓著。朱熹的诗词是他生活经历的印记和社会活动的写照，也是他博大精深学术思想的表现。明人胡应麟称：“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现存一千二百多首朱熹诗词，许多是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珍品，富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广泛的社会价值。具正面人生、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寓意深刻、体裁多样等特点。
第五、朱子学波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以至欧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世界性的学说。南宋末，朱子学就传入朝鲜半岛，继而日本、东南亚、欧美诸国，对东亚、东南亚及西方文明的发展有重大作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办孔子学院，不排除其获取资金等利己目的，但也是为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解决现代化前期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为功利主义所支配，导致环境污染、人生迷失、道德伦丧、家庭解体、以及民族与文化冲突，地区间紧张局势加剧，局部战争频发等通病。
对传统文化，我们既要反对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也要防止文化复古。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文化也出现同一动向，我们必须在全球意识中找准自己位置，把握根本，坚持民族文化。旧的根本不能忘，否则就是离宗叛祖，一个不爱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人谈何爱国？当然，传统文化终究是古代文化，我们是当代人，必须与时俱进，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吸收和现代性的转化。当今令人忧虑的是，由于学习的缺失，尤其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缺失，不少国人产生了忘祖迷外的怪象。比如，对《易经》所云一阴一阳产生宇宙万物认为是迷信，而对西方人根据易经阴阳说原理，以一个零一个壹构成浩瀚无穷的互联网又赞为科学，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人民教师、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恢复记忆、认同民族文化、重建文化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祖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一份敬意，要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创造出适合现代发展的新文化，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徐肖剑：原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现福建省南平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