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理论”运用下的社会政治思想

李侗生活在北宋末和南宋初。李侗早年对于当时的民族矛盾是不很关心的。李侗与罗从彦修改《邀月台》诗，可略见一二。靖康间，正是宋、金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李、罗把“夜深独有长庚伴，不许庸人取次来”，改成“也知邻斗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表现了李、罗把宋、金两朝的民族矛盾视为“邻斗”而“吾”则排除于“邻斗”之外，手持酒杯，坐观“邻斗”。这显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思想：

李侗对朱熹讲的下面一段话，也表明了这种思想，李侗说：“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乱穷通，断非人力。惟当守吾之正而已。然而受身明道修已矣时，则不可一日忘于心，此圣贤传心之要法。”（卷三）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到了北宋被金灭亡后，南宋统治者偏安东南时，李侗所处的地方百姓反对南宋腐败统治，要求抵抗金人的斗争声势日益浩大，人民群众和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尖锐起来。李侗受了人民群众抗金的影响，坚决反对议和。他写信告诉将应召入朝的朱熹道：“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要之，断然不可和。”（卷二）

但是，由于李侗把其“天理”论世界观直接运用到社会政治思想．对其反和议的主张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如对“某人之去”，李侗在信中写道：“时事遂激而一变，或以为逐此人，诚快舆论。然骂之者亦无行遣，恐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窃以为不然，今日之事，只为不曾于原本处理会。末流虽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之第一义，举此不知其它，即弘－卜下之道而气正矣。外裔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卷二）

在此过后的一个月的另一封信中李侗又说：“今日三纲不正，义利不分。……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卷二）

李侗口口声声把金人的入侵中原归结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他认为人民对因讲和而被撤职的官吏也是不能责骂的，“恐使人失上下之分”，他要人们“从原本处理会”，就是要人们不必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到民族矛盾之上，而要努力使三纲五常之道盛，不然的话，即使粮食很多，统治者也不能吃到，极力维护了宋朝腐败统治。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仍然把维护封建道德和封建等级制置于民族矛盾之上，这样就使他的反议和主张显得苍白无力了。

（选自《朱熹与闽学渊源；，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