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寒泉精舍

朱熹于宋乾道六年（1170）始建寒泉精舍，至淳熙六年（1179）三月差知南康军，在此精舍约头尾长达10年（其中于淳熙二年在崇泰里庐峰之巅的云谷筑“晦庵草堂”，作为自崇安五夫至寒泉精舍歇居之用，亦为讲学著书之所）。这是他讲学著书的第一个高峰期，亦为考亭学派的孕育期。

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母亲祝氏夫人去世，第二年正月安葬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今莒口镇马伏村），并就墓侧建精舍，匾曰“寒泉”。寒泉者，寓掘地及泉，母子重逢之意，表达了朱熹14岁丧父（朱松），母子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据明人戴铣《朱子实纪》卷七《墓·粤国夫人祝氏墓》记载，寒泉精舍于元季倾圮。明正统十年（1445），朱熹八世孙朱澍以基卑湿，移建距原址约一华里的马伏村。朱澍重建的寒泉精舍，“中为祠堂，前门旁庑仍建小屋，以为祭祀斋宿之所。”后废。一九九二年四月，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即韩国朱子后裔组织）第二次组团参加由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与建阳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纪念考亭书院创建八百周年系列活动”，捐资三千美元，初步修复了祝氏夫人墓，寒泉精舍亦已列入建阳市修复朱子文化遗址方案之中。

朱熹在寒泉精舍讲学期间，从学的重要弟子有蔡元定、林用中、范念德、祝穆、刘?、黄干等。蔡元定（建阳人）与儿子在崇泰里建西山精舍，就近从学于朱熹。他一生苦读，知识面广，在儒学、道教、天文、地理和音乐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论著颇丰，尤其是他的《皇极经世指要》可称为程朱理学中像数学的代表作。他的《律吕新书》和《燕乐原辨》是乐律学名著，深受当时学者推崇。祝穆和弟祝葵从家乡徽州歙县前来师事朱熹。后祝穆隐居建阳麻沙水南，在居所樟隐楼外建藏书阁，穷年钻研学问，编写成两部巨帙《方舆胜览》和《事文类聚》。刘?、刘炳兄弟到寒泉精舍拜朱熹为师，后刘?官至代理刑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以勤政爱民为本，并请朝廷刊行朱熹《四书集注》，将朱熹亲订《白鹿洞学规》颁示国子监和太学。黄干（福州人）于淳熙二年（1175）带着清江刘子澄的介绍信来到崇安五夫里朱熹家中，后跟朱熹就学于寒泉精舍，当过朱熹的教学助手，学术上颇有造诣。他历任江西新淦县令、知安庆府、汉阳军等，为官抚仁爱民，多有惠政。晚年家居授徒讲学以终，培养造就人才，《八闽理学源流》称：“黄干门人最多，潘炳、杨复、陈宏、何基、饶鲁皆其高弟。”

这时期，朱熹与友人及其门人有一批论著陆续问世。他于1170年著《论孟精义》，还与弟子赵师渊共同完成了史学著作《资治通鉴纲目》，接着又完成了《八朝名臣言行录》和《西铭解义》；1173年编成《程氏外书》，著《太极图说解》和《通书解》，并通过与“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反复切磋，编成我国最早的一部理学史著作《伊洛渊源录》；1174年编成《古今祭礼》；1175年著《阴符经考异，同年四月吕祖谦来寒泉精舍访朱熹，两人在此合编《近思录》，作为读《四书》的入门之书；1177年完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孟或问》、《诗集传》、《周易本义》。朱熹在寒泉精舍这八年时间，撰写和编次了近二十本书，其中《周易本义》、《西铭解义》和《太极图说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而《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则是他主要代表作《四书集注》中的两本。这两本书的编成标志着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淳熙二年（1175）四月，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范念德、何镐等和史学家吕祖谦，从寒泉精舍出发，与“心学”创始人陆九渊、陆九龄及刘子澄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今铅山鹅湖书院）相会。“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即朱熹）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二）这次鹅湖之会就教学的道路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这就是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歧。鹅湖之会的结果是各执己见，最后不欢而散。但是，学术思想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鹅湖之会后，他们还继续通过书信讨论学术问题。朱熹知南康军不久就修复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1181）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在书院讲“义利之辩”，朱熹大加赞扬，认为陆氏的讲学“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朱陆在鹅湖寺的辩论，是中国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内部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其影响远远超过它的本身，在中国哲学史、教育史上，以及学术思想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还认为，这次鹅湖之会是开古代书院“会讲”之先河。

寒泉精舍作为朱熹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它的教育实践，对后来朱熹创办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即考亭书院）和兴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形成其书院教育理论，都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