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际交往
1．吴仪
吴仪（约1035—1107）是罗从彦师从杨时之前的启智恩师，常年于剑浦县城东的藏春峡中修学论道，是延平地方名士中的佼佼者。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仅十三岁的罗从彦就是拜投在其门下后，才得以结识理学大师杨时并开始他“第二次道学南传”的求学历程（详见本书第135页）。而杨时与吴仪的友好交往，则早在他就读南剑州州学时（1072—1076）就已经非常深厚了。有关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他为吴仪所撰写的《吴国华墓志铭》中得到相关证明：“少得从审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进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铭嘱予。何可辞？乃序焉铭之。”①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地方志书所能提供的些微信息，知道杨时刚刚认识吴仪时，不乐仕宦的吴仪就已经在距离剑浦城区仅一水之隔的“水东（坊）”安下了自己希求隐逸的“晦迹徜徉之所”，并将其命名为“市隐楼”和“清宁阁”，热忱接待前来相访、求教的南剑学子。而这其中，被他“不鄙，进而友之”的少年杨时不仅时常到此叨扰，而且还留下了一首题名为《绿阴亭上吴先生家》的七言绝句，即：“沙边幽鸟傍清漪，泷下渔船逆浪归。身在辋川图画里，晴空惟欠雪花飞。”②
数年后，二人持续不断的学术交往又对罗从彦产生了深刻影响。勤奋好学的罗从彦终于得以通过吴仪的大力推介，拜投杨时门下接受“道学正传”。
崇宁五年（1106），初创不久的全国最高音乐机构大晟府③因为急需人才，特诏求天下遗逸以候赴阙，精通音律、学问渊博的吴仪便在杨时和南剑州知州王潮的举荐下进京当了“审律先生”。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入朝不久的吴仪因为看不惯朝中奸臣当道，决意回返家乡，复隐故庐。谁想离开京城没多久，这位年事已高且又奔波劳累的乡居隐士很快就不幸病逝。听闻讯息的杨时（55岁）悲伤之余，专门撰成一份言辞恳切的《吴国华墓志铭》，对二人间的交游之情做了深情追述。而学有所成的罗从彦在得知恩师吴仪去世后，也特作《挽吉溪吴助教二首》，就自己的求学之地与求学之师进行了满怀深情的回忆。
挽吉溪吴助教二首①
室富真儒业，门多长者车。明经方教子，得第已荣家。性守仍知分，天然不爱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夸踯躅，旧德叹凋零。冷带商岩月，光凌处士星。布衣难得绿，白首易穷经。追想今何在，溪流对洞庭。
2．王汝舟
王汝舟（1034—1112），元祐间（1086—1094）南剑州知州，也是罗从彦在藏春峡求学时经由老师吴仪而认识的著名文人。罗从彦存世不多的交往诗作中，就有一首他写给南剑州知州的告别诗，内容为：
送南剑王守归②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风溢剑津。解组幡然赋归去，攀留无计可留恂。
未把阳关三迭吟，且将谬句写离心。千寻浩浩镡溪水，别恨不知谁浅深。
诗中所说的“王守”，即出任南剑州知州事的王姓官员。笔者虽然不能明确在诗中看到“王汝舟”的踪影，但是依据罗从彦的生平经历推断，可以认为罗从彦能与南剑州知州事结交的合理时间，一个是在他青少年时求学藏春、拜师龟山、直至不得已离开延平前往沙县讲学的元丰、元祐、绍圣、元符及崇宁年间（1084—1103）；另一个就是在他中年回到罗源里执掌南斋书院的政和、重和以及宣和年间（1113—1128）。而在此时段出任南剑州知州事的王姓官员却有三个③：前两个是元祐间（1086—1094）的王兢（生卒年不详）和王汝舟（1034—1112），后一个是崇宁间（1102—1106）的王仙猷（生卒年不详）。由于崇宁二年（1103）时，罗从彦就已经接受同门好友陈渊、廖仲辰的极力邀请离开延平前往沙县，而王仙猷在任南剑州（治所延平城）的时间却至少必须是三年，因此合适时段内罗从彦能够结交并结下情谊的王姓官员，就只有他在求学藏春时（1084—1092）那个接任王兢并与自己恩师吴仪交往颇好的王汝舟了（此时的罗从彦也正好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且本阙诗作中频频提到的“剑津”和“镡溪水”之称，也一再证明了罗从彦此间置身家乡山水的纵情与熟稔。
3．退庵
“退庵”是延平当地的一位寺僧，罗从彦与之交往的具体情况，似乎只有一首《题德士退庵》可见一斑。
题德士退庵①
牛头山顶鏁烟霞，檐月松风即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计，袋空无物旧生涯。
已将黄叶分双手，却捃（拾取、摘取）白茅占一窊。会得懒慵归去路，索然忘鸟更忘花。
宝剑沈沙世已倾，千年波浪未能平。空馀故垒邻沧岛，那复雄兵出郡城。
淮上何人祠许远，海中无客葬田横。夜间有气干牛斗，洒泪空含万古情。
该诗主要收录于《南平县志》，其他地方典籍几乎少见记载。这里所谓的“德士”，其实是北宋排佛事件中对僧人的一种改称，其得名原因来自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的一次“伟大创举”。
作为一名狂热的道教信徒，宋徽宗曾自封为神霄帝君、道君皇帝。其统治期间，由于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不断强大，国内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一些道士便乘机提出佛教是“金狄之教”，鼓吹崇道排佛，在宗教上恢复华夏正统。于是，在林灵素等一班人的蛊惑下，宋徽宗便于宣和元年（1119）正月下诏，令：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妄图把佛教完全并入道教之中。对此，《佛教人物传》所列示的“天宁明禅师《佛祖纲目》”也有记载说：初道士林灵素以妖术谒蔡京，京引见帝，帝信之，赐素金门羽客，自号教主道君皇帝。诏改天下大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改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称德士，行称德童。法师永道等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犹死。”亟诣政府陈状。翼日，伏宣德门极陈其不可，帝大怒，收道付开封狱……汝州天宁明禅师者，改德士日，登座谢恩毕，乃曰：“木简信手拈来，坐具乘时放下。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敛目而逝。又平江府明因昙玩，因改德士，入头陁，岩食松自全。后依克勤，因举桴鼓，顿明大法。住院后，凡有所问法，皆对曰：“莫理会。”故人亦称为莫理会长老。①
虽然，宋徽宗晚年极力推行佛教道教化，力图用道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抹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但他所面对的佛教，毕竟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的宗教理论体系、完善的修习制度、庞大的严谨教团组织的世界性宗教．不是仅凭宋徽宗的一道诏令就可以迅速改变成另一种宗教的。因此，宋徽宗最终还是在僧俗信众的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于翌年收回成命，诏令僧尼恢复形服，废去“德士”等称号。
由于宋徽宗下诏将僧人改称为“德士”的时间仅仅维持了两年左右（11191120），且这两年也是罗从彦回到罗源里讲学授徒的确切时段，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他的这首《题德士退庵》就是写于延平的。
4．李侗
李侗（1093—1163）是罗从彦最钟爱的学生之一，也是将罗从彦学术发扬光大的唯一“正传弟子”。他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前往拜见正在南斋书院讲学的罗从彦时，投递了一份以第一人称写就的《见罗先生书》，详细说明自己需要拜学良师、寻求突破的迫切心情：
……侗之愚鄙，欲操祓彗，以供扫除，几年于兹矣。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先生想不谓其可弃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于先生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之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饥，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遑遑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而不知虑者，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然饥而思食．不过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过绨布之温，道之所可贵者，亦不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行之以仁义忠信而已耳。……侗不量资质之陋，妄意于此。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孳孳矻矻．为利禄之学，两终星纪，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会也。身为男子，生在中华，又幸而得闻先生长者之风十年，于今二十有四岁矣。茫乎未有所止，烛理不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犹饥寒之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长者之累哉！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住以生身者，特相与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踪义路，有依倚处，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于此，非自愚则欺也，众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暂引此，以为入道之门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饮人以和，接物而与之为春。未占而孚，无有远迩。此侗所以愿受业于门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趋，无涂辙之可留。今之所受，无关键之能碍。气质之偏者，将随学而变。染习之久者，将随释而融。启之迪之辅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则俯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侗当守此，不敢自弃于门下也。①
罗从彦听闻了李侗的拜师意愿后，不仅专门为他作了五首劝勉之诗，而且还告诫他：读书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这样才能默坐澄心以体悟天理，不被义理之外的其他学说迷失本性。罗从彦这番发表在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时的由衷感慨，就是流传至今的、信息量巨大的《勉李愿中五首》，其全诗内容为：
勉李愿中五首②
愿中以书求道甚力，作诗五章以勉其意，然借视听于聋盲，未知是否？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学道以思为上，孟予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曰：“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佛法一切反是。
不闻鸡犬闹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种情田勤礼义，眼前风物任繁华。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须是且安民。临深履薄缘何事，祗恐操心近矢人。外吾圣人之学，申韩佛老皆有书，在决择也。
彩笔画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无痕。人心安得如空水，与物自然无怨恩。吾道当无疑于物
权门来往绝行踪，一片闲云过九峰。不似在家贫亦好，水边林下养疏慵。
但是，对于李侗究竟是不是一个可堪造就的理学之才，究竟能不能安贫若素、抛却名利、潜心向学，罗从彦也不好贸然做出否定，他只是在随即的诗序中，表达了自己担心错判的谨慎之情：“愿中以书求道甚力，作诗五章以勉其意，然借视听于聋盲，未知是否？”
不久后，正式受学于罗从彦的李侗为了领会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学正传”，先是花大量时间将之前早已学过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重新认真学了一遍，待“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后再从方法入手，由“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①，终于得到了罗从彦的高度称赞。后来，罗从彦在写给沙县挚友、同时也是杨时爱徒及女婿陈渊的书信中，就不无欣喜地将自己收得高徒的事情告诉陈渊，同时也将自己为李侗所作的五首小诗随信抄录给陈渊，请他表达一下对于该事的意见和看法：
承喻圣道甚微，有能于后生中得一个半个可以与闻于此，庶几传者愈广。吾道不孤，又何难之不易也？从彦闻尊兄此言，犹着意询访，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曾以书求敎，趋向大抵近正。谩录其书并从彦所作小诗呈左右，未知以为然否？②
从罗从彦与陈渊的这封书信往来中可以得知，罗从彦其时早已不在沙县，他不仅回到了延平罗源里南斋书院开坛讲学，而且还收授了高徒李侗。因此，罗从彦居留沙县十年后又重新回到延平故里的事实是不可轻易被抹杀的。更何况，李侗在间接认识了陈渊后，也与陈渊有着多封书信往来，二人间师徒式的交往甚至一直延续到罗从彦去世之后：“自仲素老友之亡，龟山先生继迹旧学荒废无所就，正获罪于往日从游之贤者多矣。方兹待尽丘壑，朝廷不知其愚，寘在要地，平日自诳，一旦暴露，益复难处。想虽如吾愿中之恕，恐亦不能拚其恶也。用是，日念在朝，转求外补，以毕余境。尚赖忱诲洗涤积垢，而来教过，奖，何以当之。行亲杖屦，远纸言不能尽。”③
5．朱松
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之父，宋重和元年（1118）同太学上舍出身，登第，授迪功郎，任福建政和县尉。
宣和五年（1123）六、七月间，在政和服除（指守孝期满）后准备出任尤溪县县尉的朱松（27岁）初次路过剑浦，特地拜会了在罗源里开坛讲学的罗从彦．二人间的师生缘分就此开始。对此，《八闽通志》《宋元学案》《闽中理学渊源考》都有相关记载：
松自初筮入闽，后游宦往来闽中，从罗从彦、萧顗学。晚寓建州城南终焉。以子熹累赠至通议大夫。①
先生初以诗名，继而契心于贾谊、陆贽之通达治理。及得浦城萧子庄、剑浦罗仲素（罗从彦）而师之，以传河洛之学，而昔之余习尽矣。②
丁外艰③，服除，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④
同年（1123）八月，拜师罗从彦后前往就任县尉的朱松就着手兴建了自己在尤溪的书斋，并将之命名为“韦斋”。第二年，朱松又在前往罗源里论学的过程中，恳请罗从彦为自己的书斋作记，这就是著名的《韦斋记》：
宣和五年，岁在癸卯之中秋，朱乔年得尤溪尉。尝治一室，聚群书，宴坐寝休其间后，知大学之渊源。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自知辨急害道，名其室曰：“韦斋”，取古人佩韦之义。泛观古人．有以物为戒者，有以言为戒者，有以人为戒者。所谓佩韦，以物为戒者。人之大患，在于不知过。知过而思自改，于是有戒焉，非贤者孰能之乎？……乔年才高而知明，其刚不屈于俗，其学也，方进而未艾。斋成之明年，使人来求记于予。予辞以不能，则非朋友之义。欲蹈袭世儒之语，则非吾心。故以其所常自勉者并书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韦斋之作，终无益于学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诸盘盂，铭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满。圣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则韦斋之作，不无补也。”①
6．延年
延年（生卒年不详，亦未知何姓）也是罗从彦最钟爱的学生之一，仅《南平县志》收录的罗从彦诗作中，就有三首是写给延年的，分别为《送延年行》《再用韵送延年》《和延年岩桂》。这些七律虽然没有明确透露出“延年”的个人信息，但却在其中的《送延年行》中附着了后人标注的一段点校，为我们按照线索还原事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送延年行②
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诗辞归，先生因韵，以饯其行。圣言天远海潭潭，独在潜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已好，妄将一贯与君谈。贤如赐也才知二，学若陈亢③只得三。此道娱来因自足，却随鹏鸟话图南④。
再用韵送延年⑤
心源寂静映寒潭，每欲操存更养涵。顾我日思攀剧论⑥，荷君时与得高谈。眼前旧识知多少，物外深交没二三。幸久相亲频握手，遽成分别又东南。
和延年岩桂⑦
几树芬芳檀与沈，枝枝若占郄家林。风摇已认飘残菊，日照浑疑缀散金。
笔者根据诗中表达还算丰富的“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诗辞归，先生因韵，以饯其行”之说，认为后人如果要想确切知道“延年以诗辞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那就必须要找到这首神秘的辞归之诗方才可行。然而令人既感奇怪又感欣慰的是，虽然《南平县志》《沙县志》《延平府志》《八闽通志》都没有留下这首诗的相关记载，但是《钦定四库全书》收录的沙县版《豫章文集》和篁路村所珍藏《豫章罗先生文集》却都同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上舍辞归》，其诗云：
上舍辞归①
学道求师久剑潭（延平），岂缘枯朽预儒涵。致知事业同归理，克己工夫判立谈。
未借老商②颜笑一，已偕韩氏③俗重三④。过庭⑤若问论诗礼，应问从谁学指南。
笔者根据这首诗作所提及的相关内容，发现延年不仅在诗作中自述了他在延平长时间拜师罗从彦的客观事实，点明了自己拜别恩师的大致时间（农历三、四月间），而且还对自己能够拜得名师的经历得意不已——“过庭若问论诗礼，应问从谁学指南”。可以想象，能够拥有这样“指南”能力和“指南”名气的罗从彦，应该是已经获得“道学正传”之后的罗从彦。因此，延年所描述的拜师经过，最有可能发生在罗从彦回乡执掌南斋书院的时候；而延年之所以要将自己的诗作命名为《上舍辞归》，则应该与他的“上舍”身份有关。
据《宋史·选举志三》记载，宋代的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学生可按一定的年限和条件依次而升，此即北宋的“太学三舍法”，同时也是王安石变法的科目之一，目的在于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三舍法”规定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则需经考试合格入学。“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
“三舍法”的改革等于是赋予了学校部分的取士权，至少是给太学生们更多的取中机会——除了学校的考试外，太学生还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参加正常的科举考试。“三舍法”实际上将太学变成了科举的一个层次，学校彻底变成了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演变到明清，就变成了所有官学学生，事实上都成为科举台阶上的第一个等级，进学就中了秀才，学校和科举彻底融合到了一起。
由于“上舍”既是太学的等级之一，同时也是地方官学的等级之一，因此罗从彦在写与延年的《和延年岩桂》和《送延年行》中，便一再提到了“蟾宫折桂”以及“图南”之事，足见他对延年的钟爱与期待。
据篁路族谱记载，罗从彦回乡下葬时，罗从彦的这个得意门生还专门为罗从彦撰写了《元祖文质公行状》，其文明确说到：
……迨先生卒，而振宗生甫二龄，弱不任事，于时治丧事者，继子学隽左右赞异悉归，同门友李侗柩扶而至，卜葬于篁罗峡之黄漈，而侗实志铭焉。惟是行状，而侗转以分嘱之不佞，顾年芜俚无似。然先生之懋德端行不可泯泯，况雨化风熏，独侗偕年为最，乃谨按先生履历，以摹其所生之异，所志之大，所任之重，而为继往开来之真儒嫡派者也。余详年谱，兹不复赘，乃作行状。
7．张公
在罗从彦诗作中，有两首写给延平“田溪张公”的绮丽之作，一首为贺，一首为别，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与张公的亲密关系——早年时，罗从彦就非常钦仰张公大名，待到张公新居完备、子嗣成婚之时，罗从彦又欣然前往张公家做客，张公不仅对其热情相待，而且还专门“连唤凤儿来，藏书几多部”，忙碌之际依然不忘与罗从彦品书论礼，志趣相谈。虽然，后人仅仅从这两首诗作中并不能充分探知这个“田溪张公”的具体信息，但是从罗从彦花费大量的笔墨中，人们还是可以推断出罗从彦与之“乡里乡亲”的珍贵情谊。
贺田溪张公迁居①
华构经营占地灵，浓岚环合数峰青。苟完公子方成室，趋训儿孙已过庭。
岂止一时夸壮丽，定知百世享安宁。顾惟善颂非张老，祗贡汤盘②往日铭。
和张公叙别 古风①
良工创新第，潇洒侔洞府。经营未毕工，四面方兴堵。蛟龙忽夜徙，空中震雷雨。亲旧贺于门，主人迎孔户。连唤凤儿来，藏书几多部。为我张广筵，酬宾酌以旅。人谓主公贤，敦朴嗤峻宇。规模出心匠，务卑由乃祖。欲图久安逸，勿辞暂劳苦。忠孝阐家门，诗礼光族绪。居室云苟完（大致完备），谦冲（谦虚谨慎，自我控制）弥自处。玉石不分别，鹤鸡谩（莫、不要）为侣。
顾予局促（形容见识或心胸狭隘）辈，乡评②少推许（推重赞许）。尝游庄岳间，喜作齐人（平民）语。何幸天相之，幡然交邹鲁。早年钦大名，驰书聊以序。比来（近来、近时）揖春风，谈笑挥玉塵。见之名利尽，久侍岂无补。素志（向来怀有的志愿）已深酬，青眼③犹相与（偕同、一起）。默念汤盘颂，未为倾肺腑。何当惠古风，锦绣施笺楮。妙曲诚寡合，取则凭柯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