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乃至最终形成其完整、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并能在其逝世后不久成为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其门人以及后继者的不懈努力。正如已故美籍华人朱子学研究专家陈荣捷先生所说：“朱子学系之能在元、明、清大树旗帜者，固非幸运而实有其因素也。因素不一，而门人乃其极重要者。……（朱子学）能满播全国，则无数门人之力也。”①以下将朱子的十九位主要门人分别加以一一介绍。其余门人见附录《朱子门人名录》。
刘清之（1134—1190），字子澄，人称静春先生，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少从兄刘靖之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官建德县主簿、宜黄知县、鄂州通判、衡州知州等职，有治绩。淳熙三年（1176），应召赴阙入对，首论“民困兵骄，大臣退托，小臣苟偷。愿陛下广览兼听，并谋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纲而力行之”。又论用人四事，一曰辨贤否，二曰正名实，三曰使材能，四曰听换授。②知衡州时，以士风未振，创临蒸精舍讲学其中，授学者以“治心治身治家治人”③之方。罢归奉祠之时，又在庐陵创槐阴精舍授徒讲学。
刘清之从学朱子于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始于绍兴三十年（1160）。《宋史》本传载：“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①乾道九年（1173）二月，又问学于建阳寒泉精舍。淳熙二年（1175）五月的鹅湖之会，刘清之亦相从。淳熙十一年（1184）在鄂州（治今湖北省鄂州市），曾首刻朱子《小学》一书。
清人全祖望认为，“朱、张、吕三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清江刘氏兄弟也。敦笃和平，其生徒亦遍东南。”②故《宋元学案》为之立《清江学案》。著作有《曾子内外杂篇》《墨庄总录》《训蒙新书》等。
何镐（1128—1175），字叔京，号台溪，邵武县人。以父何兑致仕恩补官，历任汀州上杭丞、善化县令。乾道二年（1166）问学于朱子。后为朱子寒泉精舍门人，录有《语录》一卷。
乾道、淳熙间，何镐曾多次造访寒泉精舍，与朱子论学。期间，又与朱子书信往来不断。今存朱子《答何叔京》书三十二通。其所涉内容，论学之外，间及时政。主要有，论中和之说，助朱子修订《孟子集解》，帮助朱子联系《论语要义》在邵武县学的刻印，为朱子《杂学辨》作跋等。朱子则为何镐作《味道堂记》。
何镐逝世后，朱子奔邵武为之理丧，并作《何叔京墓碣铭》《祭何叔京知县文》等。文中评价何叔京云：“君为人清夷怡旷，廉直惠和，谈经论事简易条畅。所著书有《易》《论语说》《史论》《诗文》数十卷。”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建州建阳人。易学家、音律学家。
他自小聪颖，八岁就能写诗。年十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③。元定“幼而沉涵其义，长而辨析其精”①。青年时已精通儒学。后相继于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从学朱子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
其学识颇得朱子的赞赏，称为“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②。故在朱子数百位弟子中，蔡元定处于助手兼门人的地位。朱子的许多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中都吸收了蔡氏的部分见解。“南渡四大家”中，尤袤和杨万里都在朝中多次荐举过蔡元定，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庆元党禁”中，朱子的学说被诬为“伪学”，蔡元定作为朱门大弟子，首当其冲地受到株连。庆元三年（1197），他被贬谪道州（今湖南省道县）编管，朱子率门人为其送行，“先生往净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贬，过净安，先生出寺门接之。坐方丈寒喧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③。朱子送其至寒泉精舍，二人“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④。
对蔡元定在朱门的地位，史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⑤。黄榦则评价说：“晦翁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寝。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⑥。
蔡元定的著作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辨》《洪范解》和《大衍详说》等。其中，《律吕新书》是一部乐律学方面的专著。在我国音乐史上，该书首次提出了“十八律理论”，即在传统的十二律有较大音差的各律之间，排进六个音律，以调整十二律之间因旋宫（变调）之后长短不齐的关系。朱子对此有“超然远览，奋其独见”的评价。这个理论，至今音乐史界仍在深入探讨。
黄榦（1152—1221），字季直，一字直卿，号勉斋。福州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区）人。父黄瑀，宋高宗时曾官至朝散郎，任监察御史，甚有政绩。逝世后，朱子应黄榦之请为撰《朝散黄公墓志铭》。
乾道四年（1168），黄榦十七岁时，曾游学闽县学者淡斋李深卿、拙斋林之奇之门。淳熙二年（1175），其仲兄黄东官吉州（治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黄榦从行，因得识清江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对他说：“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①，便把他转荐给朱子。
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五夫，适逢朱子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次年（1176）春朱子归来。从此，黄榦跟随朱子刻苦学习，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常通宵达旦。黄榦后来对他的学生说：某自拜先生后，夜不设床，记得旧有大椅子，倦时跳上去坐，略睡一瞌，又起看文字，如是者三两月。②并撰文回忆道：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丁宁。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③朱子对黄榦极为赞赏，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④朱子学侣、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逝世，朱子写信给黄榦说：“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难得十分可指拟者，所望于贤者不轻。”⑤对其寄予厚望，淳熙九年（1182），把次女嫁给他，馆于五夫里紫阳书堂。
从淳熙三年（1175）至绍熙五年（1194）的二十年间，黄榦除遵朱子之命，曾于淳熙三年赴金华从学于吕祖谦约一年时间，以及曾往返于闽县处理兄丧等家务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相侍于朱子左右，即使是朱子外出为官也是如此。如淳熙六年（1179），朱子知南康军，黄榦从行；①淳熙八年（1181）十月朱子被召至京，黄榦从行；②绍熙元年（1190）朱子知漳州，黄榦亦相随左右。③由于黄榦长年跟随朱子，由此而学问日精。同时，他实际上也是朱子在学术上的得力助手。如朱子知南康时，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子《答吕伯恭》中说：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莫夜稍得闲向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④武夷精舍建成后，黄榦在此从学并协助朱子从事一些研究课题。朱子在给刘子澄的信中说：“熹一出三月，归已迫岁。……却是精神困惫，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觉害事耳。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⑤此书信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文中“旧书”未详所指。据《勉斋集·年谱》录黄榦语云：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指《论语·卫灵公篇》“谁毁谁誉章”——编者注）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师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①文中记载的是朱子为修改《论语集注》一书殚精竭虑，彻夜不眠的工作情景。作为朱子学术上的得力助手，黄榦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上文实际上是黄榦在协助朱子担任部分研究课题之时记下的亲身经历。故朱子的另一门人潘柄曾说：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公（指黄榦——编者注）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②绍熙二年（1191），朱子离漳州任后，黄榦则应闽帅赵汝愚之请，暂时离开朱子，到福州执教于登瀛馆，后又移塾于叶氏悦乐堂和城东古寺。《朱文公文集》中有“近来福州得黄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说，诱得后生多有知趣乡者”③的记载。所谓“诱得后生多有知趣向”，即通过教学，引导青年心向正学，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
绍熙三年（1192），朱子在建阳考亭建成竹林精舍，黄榦在此担任了部分教学工作。朱子说：“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来，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④所谓“挂牌秉拂”，即《宋史·黄榦传》中所说的“请直卿代即讲席”。如绍熙四年（1193），南城包扬率其生徒十四人来竹林精舍就学，包扬请朱子讲解《论语·有子》章，即《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一章。而朱子却指定黄榦为之代讲。他说：直卿与某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子细；数年在三山，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①于是黄榦为之宣讲“此章之指，复历叙圣贤相传之心法”②。
绍熙五年（1194），竹林精舍经扩建，改名为沧洲精舍，据《勉斋集·年谱》，时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子赴潭州（治今湖南省长沙市）任，黄榦随行；庆元元年（1195）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编者注）自京还，留文公之侧”③。庆元年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朱子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子《答黄直卿》云：“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④《答巩仲至》云：“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⑤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
庆元年间，朱子编《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以《丧礼》《祭礼》二编嘱黄榦为之，《朱子语类》载：“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⑥《勉斋集·年谱》则载：“初，文公虽以丧、祭二礼分畀先生，其实全帙自冠昏、家乡、邦国、王朝等类皆与先生平章之。文公尝与先生书云：‘所喻编礼，次第甚善。’又云：‘千万更与同志勉励，究此大业。’又云‘将来送彼参订，修归一涂。’又云：‘此事异时直卿当任其责。’其他往复条例，文多不能尽载。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编次《仪礼集传集注》书成条理，《经传》写成定本，文公当之，而分经类传则归其功于先生（指黄榦——编者注）焉。然《集注集传》乃此书之旧名，自丙辰丁巳以后累岁刊定，讫于庚申，犹未脱稿，而先生所分丧、祭二礼犹未在其中也。”①庆元四年（1198），朱子在病革之际，将深衣及所著之书传与黄榦。所谓深衣，是古代士大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衣与裳相连，前后深长。朱子将深衣传与黄榦，其中含有“衣钵相传”的寓意。实际上也是勉励其将他开创的理学事业继承下去并为之发扬光大。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子病逝于考亭，黄榦日行百里从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区）赶至建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为其护丧，并持心丧三年。
嘉泰四年（1204），黄榦被启用为嘉兴石门酒库监管。此后，先后历官临川县令、新淦县令、安丰军通判和汉阳知军等职。在任廉洁勤政，关心民瘼，治绩显著，生平事迹载当地各州府县志《名宦传》。嘉定十三年（1220），黄榦以承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致仕。这年春天，在闽县北山匏牺原建高峰书院，专事讲学。夏天，《仪礼经传通解续卷》和《孝经本旨》成书。次年正月，几经反复修改的《朱文公行状》终于定稿。黄榦在了却了他的这个最大的心愿之后，于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溘然离世，享年七十岁。当时，为之送行的“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皆衰绖菅履，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②。宋理宗即位后，于绍定六年（1233）追赠黄榦为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诏谥“文肃”。清雍正三年（1725），诏祀孔庙。著作除《仪礼经传》及《续卷》外，另有《勉斋集》四十卷行世。
对黄榦在朱门的地位，清代的宋学大师张伯行后来评价说：“晦翁朱夫子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密。”③黄榦在朱门的主要贡献，是论定了朱子的道统地位，和促进了朱子理学的北传，以及将朱子学从思想向社会生活落实，向形态化的文化转型等方面。
爚（1144—1216），字晦伯，号云庄，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官山阴县主簿，连城、闽县令，为官清正。“治以清简，庭无滞讼，兴利去害，知无不为。”①乾道六年（1170）正月，与其弟刘炳同时从学朱子于寒泉精舍。乾道八年（1172），兄弟二人又因朱子之荐，从学于吕祖谦。
“庆元党禁”期间，复随朱子读书讲学于武夷山中，并创云庄山房于武夷五曲。
嘉定四年（1211），入朝任国子司业，奏告皇帝，批评“庆元党禁”是“指道为伪，屏其人，禁其书，学者无所依乡”，因此，乞罢伪学之诏，“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②在为朱子理学恢复名誉、存道卫统方面，刘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故居建阳马伏，有其创建的云庄书院。著作有《云庄集》，已佚。
方仕繇（1148—1199），亦作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兴化军莆田（今福建省莆田市区）人。父丰之，以右迪功郎监建州丰国监。方仕繇十二岁时，遭父丧，遂寄居邵武外婆家，吕胜己是其舅父。“既冠，游乡校，试屡在高等。闻侍讲朱公元晦倡道学于建安，往从之。朱公之徒数百千人，伯谟甫年尚少，而学甚敏。不数年，称高弟。因徙家从之于崇安五夫籍溪之上。”③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方仕繇始从学于朱子。此后，相继在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问学。淳熙十年（1183），方仕繇五夫新居远庵落成，朱子有《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结客载酒过伯休新居风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践约分韵得中字》一诗，并为之大字书榜“远庵”二字。同门学友赵蕃有《题方仕繇伯谟五夫所居三首》，其三云：远庵庵榜晦庵书，不独人高字亦如。
陇亩纵令非我有，溪山政自要君居。①故方仕繇徙家从朱子于五夫应在此时。过去有一种说法，主要是受《五夫子里志·游寓》的影响，认为方仕繇“与朱熹、魏掞之同依刘子羽，羽三屋居之”，实际上，方仕繇出生之年，刘子羽已逝世两年，二人非同时代人也。
庆元二年（1196），朱子撰《韩文考异》，方仕繇是其得力助手。根据朱子的指点和安排，方仕繇在“注其同异，辨其是非，断其取舍”②等方面下了功夫，朱子赞其“所订旨甚善”。③方仕繇工于诗、书。陆游对其诗作有“闲澹简远，有一唱三叹之音，世莫能优劣之也”的评价；对其书法则有“自篆籀分隶行草诸体皆极其妙”④的褒扬。《朱文公文集》中有《答方伯谟》书二十四通，答问之外，兼及私事及友情。方伯谟逝世，朱子为之书写祭文，陆游为撰《墓志铭》。
廖德明（生卒年不详），字子晦，号槎溪，南剑州顺昌（今福建省顺昌县）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历官韶州教授、莆田知县、浔州知府、广东提刑兼知广州、吏部左选郎官等职。
乾道九年（1173），廖德明已踏入仕途数年，但他却于此时从朱子学于寒泉精舍。究其原因，《宋史·廖德明传》云，廖德明“少学释氏，及得龟山杨时书，读之大悟，遂受业朱熹”⑤。
淳熙五年（1178），廖德明又从师于建阳云谷晦庵草堂，并随朱子往来于云谷、寒泉和五夫屏山之间。
淳熙八年（1181），官韶州教授。在任上重修濂溪祠，请朱子为记。朱子为之写了《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在此期间，他在广东还刊刻了朱子的著作《家礼》《近思录》等书，与州学诸生讲论理学思想，使朱子学传播到广东。史称：“在南粤时，立师悟堂，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公余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远近化之。”①淳熙十三年（1186）四月，廖德明又赴武夷精舍，从学于朱子。他也是朱子考亭沧洲精舍的弟子，曾先后三次问学于此。一是在绍熙三年（1192）；二是在庆元元年（1195廖德明将赴莆田知县任之时；三是在庆元四年至五年“庆元党禁”风声正紧之时。对此朱子甚为赞赏，他曾对廖德明说：“朋友间多中道而画者，老兄却能拳拳于切己之学，更勉力扩充，以慰衰老之望。”②廖德明在朱门，录有《语录》一卷，著作有《春秋会要》《槎溪集》等。
詹体仁（1143—1206），字元善，建州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曾随舅姓张，后复姓为詹氏。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任饶州浮梁尉。经梁克家荐于朝，累官太常侍丞、历浙西常平提举、湖广总领、司农少卿、福州知州等职。《宋史》云：“颖迈特立，博极群书。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③詹体仁从学朱子始于乾道五年（1169），后又从学于寒泉精舍和考亭书院。淳熙二年（1175）曾从朱子赴鹅湖之会。朱子编撰《资治通鉴纲目》，其中南北朝部分出于詹体仁之手。名儒真德秀，曾从其学。曾问其居官莅民之法，答以“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④。世以为确论。
黄灏（生卒年不详），字商伯，一字景夷，号西坡，南康军都昌（今江西省都昌县）人。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历任隆兴府教授、德化知县、太常寺簿、常州知州等职。
朱子知南康军时，黄灏往执弟子礼，质难问疑。庆元四年（1198），又曾赴考亭从学。他于淳熙七年（1180）任隆兴府教授时，曾将朱子的《语孟要义》三十四卷刻印于郡学。知德化县，以兴学校，崇教化为本。任常州路常平提举，属县受严重饥荒，他不待报批而停交夏税和秋苗，受劾归里。朱子逝世时，“党禁”方严，黄灏单骑赴建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吊丧，徘徊不忍离去。其名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之中。
在师门，录有《语录》一卷。《朱文公文集》中有书信三十多通。内容多关政事与问学。林湜（1132—1202），字正甫，号盘隐，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县）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历官富阳尉、晋江知县、南剑州通判、浙江提刑、监察御史、江西转运判官、吏部郎中，进直龙图阁致仕。
林湜居官，以爱民为先。知晋江，泉州命属县分造战船，林湜因不忍从百姓摊派，将弃官而去，外商钦佩其为人，助以资，舟成而民不受扰。为南剑通判，知州欲将酒类收归专卖。林湜说：“卖盐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闽地俱万户也，今始自南剑，他郡效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己乎？”①于是，令不得行。
林湜任监察御史，上疏批评宋光宗说：“陛下托股肱于宰执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于台谏而弹击多君子，治乱之大，无过此也。”②言辞激烈，切中朝政弊端。
林湜是朱子的门人。“庆元党禁”期间，朱子被斥，士皆远之，林湜执弟子礼甚恭。庆元四年（1198），吕祖俭上疏论争，请留赵汝愚，并论不应黜朱子、彭龟年等，忤怒韩侂胄，亦被贬送韶州安置。林湜于是匆匆去拜见右相余端礼，指责这种作法，并力请外补，不久被免职。
朱子对林湜颇为赞赏，认为他“所学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蕴蓄，盖已施之于朝廷，而见之于议论之实。”①逝世后，叶适为其撰《墓志铭》。
蔡沈（1167—1230），亦作蔡沉，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与其兄蔡渊均内事其父，外事朱子。约在绍熙四年（1193）后从学于考亭沧洲精舍。《宋史》载：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写，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②由于蔡沈是朱子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故《宋元学案》为之特辟《九峰学案》，并称：“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学干城，而文正之《皇极》又自为一家。”③真德秀《九峰先生蔡君墓表》称其：“入则服膺父教，出则从文公游。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环眡门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君。”④在学术上，蔡沈以攻研《尚书》见长。“庆元党禁”期间，其父被编管道州（治今湖南省道县），蔡沈随之至贬所，日夜相伴，父子二人“常以理义自怡悦”⑤。父逝，徒步护丧还。从此隐居建阳崇泰里九峰山，专心著述。
庆元五年（1199）冬，即朱子临逝世前的几个月，朱子将其来不及完成的《书集传》一书嘱托蔡沈。十年后，即嘉定二年（1209），蔡沈不负师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书》，又称《尚书》《书经》，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所记上起尧舜，下迄秦穆公。蔡沈的《书集传》就是专为这部儒家经典的著作作注解的。由于文中吸收了其先师朱子，其学友潘时举、李方子、李相祖、陈埴、林夔孙、谢诚之、黄榦等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各卷中又区别今文古文，注明“今文古文皆有”者二十八篇，“今文无，古文有”者二十五篇，故名“集传”。该书继承了朱子的理学传统，在解说中摒弃了汉唐以来的烦琐考据，而注重于以浅明的文字解经，立足于义理，即封建伦理三纲五常的阐发，以此达到告诫“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的目的。元代皇庆年间，此书与朱子的《周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的《春秋传》等并列为官书，为科举考试的必备之书。数百年来，在封建社会文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蔡沈的著作还有《洪范皇极》五卷。此即《宋史》所言“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而后所成之书。该书集中反映了其父蔡元定的学术思想。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地在今福建省漳州市）人，早年在乡村从事童蒙教育活动。师从龙溪林宗臣（字实夫，1133—1189年）。林宗臣是乾道二年（1166）进士，是名儒高登的门人，“受业高东溪登之门，官至主簿。一见陈安卿淳，心异之，谓曰‘子所习科举耳，圣贤大业则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编《近思录》。安卿卒为儒宗，实夫启之也”①。据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自述，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他说：某穷乡晚生，愚鲁迟钝，居于僻左，无明师良友，不蚤闻儒先君子之名。自儿童执卷，而世儒俗学已蛊其中，穷年兀兀，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犹未详也。自是稍稍访寻其书，间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文集》《易传》《通书》，与夫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诵，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②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子至漳州任知州，给久读其书而向往已久的陈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师从机会。然而，一直到十一月在陈淳打消了“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贱氓也。贵贱之分有等”的顾虑之后，在“见贤者之心，油然动于中，终有不容遏”的驱使之下，方以“旧日自警之章为贽”。朱子接到陈淳的求见信，次日就在郡斋接见他，从而使陈淳“十年愿见而不可得”的夙愿，成为“今乃得亲睹仪形于州闾之近”的现实。①《朱子语类》详细记有陈淳初次问学的情形：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先生缕缕言曰：“凡看道理，须要穷个根源来处。如为人父，如何便止于慈？为人子，如何便止于孝？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便止于仁，止于敬？如论孝，须穷个孝根原来处；论慈，须穷个慈根原来处。仁敬亦然。凡道理皆从根原处来穷究，方见得确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践履便了。多见士人有谨守资质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讲论义理，便偏执己见，自立一般门户，移转不得，又大可虑。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彻，无有不尽；真见得是如此，决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窥见一班半点，便以为是。”②关于穷究根原的教导，对陈淳影响很大。从此，他开始注重义理的辨析，以穷究根原做为上达的工夫。为此，他还撰写了《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等文。朱子对陈淳极为赞赏，“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③。离漳州任后，陈淳还不断地向朱子书信请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中有《答陈安卿》书信六通，书二、书三甚至长达万言。《北溪大全集》卷六至八有陈淳向朱子请益的“问目”三十六通，内容涉及朱子理学的诸多方面。
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陈淳与其岳父李唐咨一同来到考亭。这是漳州阔别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面向朱子问学。当时，朱子已犯病在床，故朱子每在病床上指点陈淳的学问。陈淳自记这一过程说：十一月中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下之阁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临川黄毅然二友会。而先生日常寝疾十剧九瘥，每入卧内听教，而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①这便是《宋史·陈淳传》所说的“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②的文献来源。
陈淳前后两次从师虽然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朱子教之“以穷究根原做为上达的工夫”，第二次授其以“下学工夫”，对其思想形成与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就在陈淳与其岳父抵达考亭的当天晚上，陈淳又到朱子的卧房内，向朱子表示：“适间蒙先生痛切之诲，退而思之，大要‘下学而上达’。”朱子教导他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③“事事理会”，这是下学的工夫，也是上达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上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朱子对此时“所阙者下学之功”的陈淳一再强调下学之功，就是为了“将来”他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即所谓上达之功。
陈淳对“下学”的理解，最主要的就是致知与力行。“所谓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所谓力行，亦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周。要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要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④这一见解，伴随着陈淳的终身，他在晚年严陵讲学中，将此说写进《用功节目》中，向其后学广泛传播。其中，最能完整而简捷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是《与姚安道》书中所说的：圣门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释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说，欺愚惑众。须从下学，方可上达，格物致知，然后动容周旋无阻。陆学厌繁就简，忽下趋高，阴窃释氏之旨，阳托圣人之传，最是大病。①陈淳的两次问学皆有记录，漳州所学名为《郡斋录》，考亭所学称《竹林精舍录》，但原文今均不存。《北溪大全集》中仅有《郡斋录后序》《竹林精舍录后序》两篇序文。《朱子语类姓氏》录其庚戌（1190）、己未（1199）所闻，分别为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庆元五年（1199）在考亭两次从学时所录，其原始文献应即出自《郡斋录》和《竹林精舍录》。
陈淳早年在漳州从事乡村塾师之业，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故其时他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朱子在其赴考亭二次问学时，劝说“安卿更须出来行一遭。村里坐，不觉坏了人”②。朱子逝世后，为继承和弘扬师说，也为了经历先师所说的“要都经历一过”的游学和讲学实践，陈淳开始了从训童到向成人讲学的变化，在漳州、莆田、仙游等地，以及江浙一带从事讲学，广招门徒。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严陵讲学。
嘉定十年（1217）五月，陈淳至临安应试，应同出朱门的学友赵师恕（季仁）等人之邀，在书院讲学近三个月。同年八月应知严陵府郑之悌等人之邀，于郡庠讲学约两个月。
陈淳的严陵之行，面对的是在“庆元党禁”之后，朱子学备受打击和摧残，两浙的学术空间弥漫着陆九渊的学说，而朱子的学说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严峻现实。陈淳将此描述为“大抵世上一派禅学年来颇旺于江浙间，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堕其中，而严（陵）尤甚”③。“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理气之实。”④为传播朱子学，陈淳在严陵郡庠讲授朱子思想，讲学的内容就是《严陵讲义》。他认为，陆学取消道问学的工夫，“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像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有严重的阳儒阴释禅学倾向，“不止是窃禅家一二，乃全用禅家意旨，与孔孟殊宗”。①他指出，当时的学术界有两种不良倾向：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陵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为经世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②《严陵讲义》分为《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序》四章，内容是对朱子学的性理体系做提纲挈领的阐述。
在《道学体统》中，陈淳阐述了朱子“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的“一本万殊”的理学思想。他说：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能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尔。③无论是对个体而言，内在如心，“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外在如身，“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之伦”；还是对人事而言，“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律历之属，凡森乎戴履，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着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④这就是朱子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一本万殊”思想。
《师友渊源》的主旨是重申道统学说，阐明儒家圣贤之学的递相授受的传承关系。他强调朱子承接儒家道统的重要地位，是在伏羲“首辟浑沦”，周敦颐“再辟浑沦”之后，“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统，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⑤他最后的结论是：学者欲学圣人，而考论师友渊源，必当以是为迷途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苟或舍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准，终不可得其门而入。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万无是理也。①在《用功节目》中，陈淳阐述了朱子“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强调学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陈淳认为“圣门用功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他说：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己，而使之无不备也。②在《读书次第》中，他阐述了朱子关于“四书”的进学次序，认为“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故需先读，其次是《论语》《孟子》。“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才可以读《中庸》，因为“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③陈淳的严陵讲学，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月的讲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地学者一再挽留，希望他能够继续讲学。陈淳在《寓严陵学和邓学录相留韵》一诗中对严陵之行作了一个小结，也寄托了了他对当地学者的厚望：道为贤侯讲泮宫，渊源程子及周翁。
路开正脉同归极，川障狂澜浪驾空。
珍重前廊浑气合，督提后进要心通。
圣门相与从容入，矩步规行不用匆。④陈淳的严陵讲学，与黄榦在临川、汉阳、安庆等地相互应，在朱子逝世后，共同将朱子文化发扬光大，在闽学发展史和传播史上意义重大。
朱子是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陈淳继承了朱子童蒙养正的教育思想，并结合其早年在乡村长期从事童蒙教育活动的实践，也编写了诸多适合儿童阅读的教材，如《启蒙初诵》《训蒙雅言》等。
陈淳的重要著作还有《北溪字义》，是陈淳门人王隽根据陈淳晚年讲学笔记整理而成的理学入门书。《北溪字义》上下二卷，从“四书”中择取二十六个范畴条目，每拈一字，详论原委始末。以字义研究的方式，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深入浅出地诠释朱子学理论的范畴和内涵，是其终身服膺和实践朱子的“事事理会”“下学上达”，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本末一贯之道之后，对朱子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此书被视为朱子性理之学的入门书，对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传播海外，特别是日本，对日本的朱子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淳晚年频繁的讲学活动，吸引了各地，主要是漳、泉、莆田一带的学者如陈沂、杨昭复、王昭、苏思恭、黄必昌、黄以翼、卓琮、梁集、王隽、郑思忱、郑思永、王次传、江与权、叶釆、邵甲、王震、张应霆、朱右、郑闻等投身帐下，在闽南培养了一批朱子学者，形成了朱子学的“北溪学派”。
清人全祖望认为，“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①。四库馆臣评价说：“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元王环翁序以为，读其文者，当如布帛菽粟可以济平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联篇累牍风形露状，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②作为朱门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无论是阐发师说或义理，均能博采众说，融会贯通，得朱子之真传。清人李清馥评价说：“泉南人文之盛，自紫阳文公倡兴同安，继以白石蔡先生，北溪陈先生宗主文公家法，而士习翕然向风，由是濂洛关闽之书，家弦户诵，号为‘紫阳别宗，”①。
李方子（1169—1226），字公晦，号果斋，邵武军光泽（今福建省光泽县）人。父李正己（字绍祖），为李吕长子。其叔父闳祖、相祖、壮祖，亦朱子门人。李方子与其弟文子曾先后在武夷、考亭和长沙等地从学于朱子。录有《语录》一卷。
在朱子逝世后，李方子撰写了《辑晦庵先生事实》，对朱子一生进行了全面评价。他总结朱子的思想：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②评价朱子在儒学史上的道统地位：自孟子没千有余年，而后周、程、张子出焉。历时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后合濂溪之正传，绍邹、鲁之坠绪，前圣后贤之道，该遍全备，其亦可谓盛矣。③阐述朱子在儒家经学史上的贡献：先生于是考订讹谬，探索深微，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载籍，下采近世之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古之法。然后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经，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④嘉定七年（1214），李方子中了进士，历官泉州观察推官。三年之后，即嘉定十年（1217），真德秀任泉州知州，对他十分推崇，以师友礼之。《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是朱子所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纲目体史书，朱子曾多次反复修改，生前来不及刊行。李方子在泉州，将此书文稿加以整理，写成后序，取得真德秀的大力支持，使此书于嘉定十二年（1219）在泉州郡斋刻印出版。主持刊行此书的，就是朱子的私淑弟子真德秀。泉州郡斋刻本《通鉴纲目》，为此书的第一刻本。
后李方子任国子监学录，遭史弥远排挤被罢官。李方子回到光泽，创云岩书院在云岩山中，著书讲学。曾与人说：“吾于问学虽未能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①李方子的著作有《道统论》《禹贡集解》《紫阳年谱》等。其中《紫阳年谱》三卷，是朱子年谱最早的本子，对后人所撰年谱影响巨大。辅广（生卒年不详），字汉卿，号潜庵，称传贻先生，嘉兴府崇德（今浙江省桐乡市）人。早年四试不第，始从游于吕祖谦之门。绍熙五年（1194），朱子在临安官侍讲时，辅广得识朱子，始从学于此时，后又于庆元三年（1197）和庆元五年（1199）先后两次赴考亭从学。其时“伪学禁严，学徒多避去，先生不为动。文公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②。
嘉定初，辅广上书言是非成败问题，当权者不悦，不为用。他回到家乡建传贻书院，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传播朱子学。由于所传门人众多，《宋元学案》为之特辟《潜庵学案》。其传人福建有熊禾、陈普，浙江有韩翼甫、黄震等。
辅广在朱门录有《语录》一卷。著作有《语孟学庸答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诗童子问》《通鉴集义》和《潜庵日新录》等。
李燔（生卒年不详），字敬子，号弘斋，南康军建昌（今江西省永修县）人。《宋史》云：“中绍熙元年进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①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①庆元四年至五年（1198—1199），李燔又第二次在考亭从学。朱子对其有“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②。
朱子不幸逝世后，李燔曾率同门师友往建阳会葬。嘉定年间，被南康郡守延为白鹿洞书院山长。与黄榦、陈宓讲论《易》学。各地“学者云集，讲学之盛，它郡无与比”③。
此后，曾历官江西运干、潭州通判等职，曾荐举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徐侨、洪咨夔于朝。史称“入仕凡四十二年，而历官不过七考。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榦并称曰‘黄、李’”④。
林用中（生卒年不详），字择之，一字敬仲，号东屏，又号草堂，福州古田（今福建省古田县）人。早年师事名儒林光朝。乾道二年（1166）三月，始从朱子于五夫屏山之下。《朱文公文集》云：“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择之），相与讨论。其人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⑤乾道三年（1167）八月至十月，与范念德一起陪同朱子前往长沙，访张栻于岳麓书院。数人相互唱和，有《南岳唱酬集》《东归乱稿》。《朱文公文集》中有与林择之唱和诗四十多首。
此后，乾道、淳熙间，林用中又曾从学于寒泉精舍和武夷精舍。明人宋端仪《考亭渊源录》认为，在朱门弟子中，林用中“与建安蔡季通齐名。师事朱文公，文公每称为畏友”⑥。张洽（1161—1237），字元德，号主一，临江军清江（今江西省樟树市）人。分别于淳熙十四年（1187）从学于武夷精舍、绍熙四年（11930从学于建阳考亭。朱子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称“临江张洽秀才迂道相访，后生有志，甚不易得”①。对其颇加赞赏。
嘉定年间，张洽中进士，此后，相继历官袁州司理参军、永新知县、池州通判和白鹿洞书院山长等。《宋史》载其：“少颖异，从朱熹学。……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时行社仓法，洽……建仓里中，……乡人利之。”②张洽在朱门，录有《语录》一卷，著作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等。其中，《春秋集注》一书在明初曾被定为科举考试专用书。
叶贺孙（生卒年不详），字味道，以字行。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绍熙二年（1191）从学于朱子。庆元年间，参加科举考试，“试礼部第一。时伪学禁行，味道对学制策，率本程颐无所避。知举胡竑见而黜之，曰：‘此必伪徒也。’既下第，复从熹于武夷山中。”③嘉定十三年（1220）举进士，官鄂州教授。宋理宗时，叶贺孙被荐举，差主管三省架阁文字，迁宗学谕。轮对时要求理宗“必坚志气以守所学，谨几微以验所学，正纲常以励所学，用忠言以充所学。”④又授以帝王传心之要。从臣中有人荐举叶贺孙为讲官。于是授太学博士兼崇正殿说书，改变“说书之职止于《通鉴》，而不及经”的做法，请先说《论语》。后迁秘书著作佐郎而卒。在朱门录有《语录》五卷。著作有《四书说》《大学讲义》《经筵口奏》等，均佚。
陈宓（生卒年不详），字师复，号复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省莆田市区）人，乾道间宰相陈俊卿第四子。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子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归途曾馆次于陈氏仰止堂，陈宓因与其兄守、定于此时同学于朱子。朱子逝世后，又从黄榦肄业。嘉定初，以父荫历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县。
陈宓继承了朱子的以民为本思想，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就有了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历史有惊人的巧合，嘉定九年（1216），陈宓出任南康（治今江西省庐山市）知军，与朱子当年任南康军相似，陈宓也遇上了大灾荒，从而使他在南康的治绩，几乎就是朱子在南康的重演或再现。
他在《初到南康示诸邑令》诗中说：“田里三年两旱干，茅檐十室九饥寒。殷勤此日无他事，好把斯民子样看。”①“好把斯民子样看”，说的就是要爱护当地的民众，要爱民如子。《宋史·陈宓传》记载说：“（南康）岁大侵，奏蠲其赋十之九。会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筑江堤，而给其食。时造白鹿洞，与诸生讨论。”②明人周伟《白鹿洞书院志》载：“陈宓，字师复，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为文公门人。嘉定间知南康军，有政声。公暇即造白鹿洞，与诸生讲学。今洞中石刻多其余迹。”③《宋元学案》也载：“出知南康军，岁大祲，奏蠲其赋十九，令流民群集就役，以筑江隄，给食活之。与诸生讲论白鹿书院。”④而减轻徭赋，以工代赈修建江堤，和重开白鹿洞书院，与诸生讲学等，正是朱子知南康的主要政绩。
嘉定十四年（1221），陈宓从南康改任南剑州（治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知州，到任伊始，就召集属下的各县长官，宣布他的施政纲领，就是以民为本，爱民如子。这表现在他的《初到延平会四邑宰》的三首七言绝句中：经岁旱荒仍疾疠，字民职业合何如？去年欠负都蠲了，好把新租议减除！县本来同一体，何须催赋属州家？如今已许从民便，升斗须防颗粒加。是邦凋瘵古来无，只为从前有羡余。第一切须除此弊，庶几民力少能舒。①四邑，指的是南剑州下辖的将乐、顺昌、尤溪和沙县四县。邑宰，即知县。这三首诗，第一首是说由于连年旱灾，加上疾病流行，作为地方长官，应如何抚慰百姓呢？首先要从减轻赋税开始，先把去年的欠负都减免了，再说如何减除今年的新赋。第二首强调“从民便”，不得滥收多收钱粮。第三首讲革除积弊，以舒民力。这三首诗读来感觉全是大白话，谈不上有何艺术性，但却颇具性格，尤其是第一首“去年欠负都蠲了，好把新租议减除！”明白如话，而斩钉截铁，显示了陈宓作为地方长官，在处理事关民众利益的政务时的魄力和果敢作风。
在延平九峰山创建延平书院，是陈宓知南剑的重要政绩。嘉定十五年（1222），陈宓率先捐献了两个月的俸禄作为启动资金，“继节浮费，以落成之”②。书院建筑，模仿白鹿洞书院的规制。据陈宓自述，书院建有“礼殿，旁祀杨时师生遗像，以慰往来士君子之思。分立四斋，以聚生员。薄储廪给，以侍读书修身，不屑课试之士”。③并仿照朱子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以教诸生。在书院中祀奉延平四贤，并上溯到周、张、二程，下延至朱子的学生廖德明、黄榦等。延聘朱子考亭书院门人蔡念成为山长，李燔定学规，并购置学田，以赡生徒。书院建成，他写下了《延平书院落成柬诸友》一诗：当日二程门下士，独分此道过来南。百年世事相传处，书院天生着剑镡。群峰九叠势来雄，直作吾儒五亩宫。隔断市〓才一水，读书如坐万山中。①后两句很好地描绘了延平书院的地理位置——与延平市区一水之隔，处于九峰山的怀抱之中，周围又有群山环抱。在《次李弘斋韵送任宰》诗中，他说：近日延平创小斋，四方佳友为朋来。
虽为书上究余味，更要心中绝点埃。
健德千年期不已，高标万变讵能推。
直须义利途中办，宁使饥肠屡隐雷。②诗中表明了陈宓办学的宗旨，是要以朱子的正心术、明义利，坚持存理灭欲的理学思想，以端正世风。
陈宓创建的延平书院，是闽北最早的以官方名义创建的书院。有意思的是，朱子当年重建白鹿洞书院，为了得到最高统治者政策的倾斜与支持，曾连续上札坚请宋孝宗御书赐额，陈宓则有意模仿其师所为，也上了《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札文说：窃谓事有关于斯文之统纪、风化之本原者，守臣之所当上闻也。惟道统之传，远自羲黄，迄于孔孟，秦汉以来，不绝如线。至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相继挺出，而孔孟之统以续。
二程传之杨时，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传之朱文公熹，而其学益盛。③作为朱子学的传人，陈宓在《申请延平书院敕额札》中揭示了杨、罗、李、朱的道统相传的师承关系。在这篇奏札中他还从四人的地域关系进一步揭示他们的道统之传。他说：杨时、罗从彦，实本郡将乐人（这里不准确，罗系沙县人——编者注）；李侗，剑浦人；朱熹虽居邻郡，亦生于本郡尤溪之寓舍。伏自汉唐以来，几二千年而未有与道统之传者，今以斗大之州，不数十年之内，出而宗主斯文者有四，岂惟一邦之创见，实皇朝之盛美也。①因此，他希望“朝廷特赐敷奏，乞敕赐延平书院四字为额。”宋端平年间（1234—1236）延平书院获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第一所获此殊荣的书院。由是，延平书院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并予以坚决支持的官办书院。
对陈宓的师从，《宋元学案》将他与其兄长陈守、陈定同置于《沧洲诸儒学案》中，在文中仅以“长从黄勉斋榦”一语带过，而在《勉斋学案》中，对其又只字未提。《道南源委》中也只是说：“长从黄勉斋游。称其胸怀坦然，无一毫私欲之累。”②这就影响了今人对其为学的基本认识。
而在黄榦的《勉斋集》中，有不少文字，可以为我们增加这一方面的认识。《勉斋集》卷十三有《复陈师复》书八通，内容涉及论学与政事，附集中有陈宓记语录，《读＜中庸＞纲领》，下有小字注“分六段授陈师复”。陈宓的学业与政事，均为黄榦所赞许，认为“论当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贯之与先生（指陈宓——编者注）三人而已”③。黄榦在《复陈师复监簿》中说：忽闻执事志道之笃，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跃不能自胜。想先师九原之下，亦当为之击节，喜吾道之有传也。④这是对陈宓在嘉定七年（1215）入监进奏院，上封事慷慨尽言，抨击时政：“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此朝廷权柄有所分也”⑤之论的褒扬。
在书院，陈宓政事之余，也每赴书院讲学，今存《南剑道南堂仁说》一篇。在文中，他提出了“学者朝夕所当讲论致知力行者，曰仁而已”，以此实践朱子“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观点。他认为，“《论语》之所以言人者，虽若多端，而其要不出乎文公之六字。”“不言心之德，则无以知仁之为体所该者广；不言爱之理，则无以知仁之所以得名之实”。①南剑知州是陈宓的最后一个实职，此后不久，他上书请致仕，以直秘阁主管崇禧观卒。他最著名的人生格言是“居官期如颜真卿，居家期如陶潜”“又深爱诸葛亮‘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庶乎能蹈其语者。”②著作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钞》《唐史赘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