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人。父张浚，号紫岩，宋南渡后抗金名将。张栻以父荫补官，曾历官严州知州、吏部侍郎兼侍讲，知江陵府兼湖北路安抚使等。他是与朱子最亲密的理学同道，历史上，与朱子、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张栻在三十一岁时，遵从其父之命，从武夷胡安国之子胡宏学。胡安国是以治《春秋》学见长的理学家。其特点是以义理来说《春秋》，即借阐释《春秋》经文而明儒家的纲常伦理。他曾任湖南提学之职，后隐居衡岳，建碧泉书堂，长期在此讲学。胡宏是胡安国的季子，他少从学于其父，后又从学于杨时的弟子侯仲良。他学术精湛，学问渊博，人称五峰先生。张栻受胡宏的影响很深，他后来在长沙城南、岳麓书院讲学，成为湖湘学派的继承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理学史上又称“南轩学派”。
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子从武夷山来到岳麓书院，与张栻就“太极”“中和”“仁”等方面的学术问题开展讨论，史称“朱张会讲”，开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学术讨论的先河。
张栻与朱子交往前后达十四年。他们书信往来频繁，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不断进行讨论，涉及的范围上至性命义理，下至洒扫应对，无所不包，从而促进了闽学与湖湘学的发展。
张栻不幸英年早逝，朱子极为悲痛，为其书写《神道碑》，并在武夷山整理和出版了他的著作《南轩集》。又为之作《画像赞》云：扩仁义之端，至于可以弥六合；谨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干父之劳。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识其春风沂水之乐；不知者，以为湖海一世之豪。……①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人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人。少从福州林之奇、玉山汪应辰学，又曾从崇安胡宪游，故吕祖谦与朱子有同门之谊。隆兴间（1163—1164）举进士。历官太学博士、严州教授、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职。
吕祖谦家学渊源深厚。其高祖吕希哲是北宋理学家，曾师从二程。曾祖吕好问、祖吕本中、父吕大器，或以文学名世，或以理学传家。故吕祖谦所创浙东婺学学派，在学术上主明理躬行，标举由经入史，经史并重，反对空谈心性。在师承关系上，主张不宗一师，不私一说，在坚持以儒家思孟学派“治心养性”“穷理尽性”的基础上能博采众长。
吕祖谦博学多识，与朱子、张栻为友，并称“东南三贤”。在学术上，他与朱子曾有过多次合作。
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到建阳寒泉精舍与朱子相会，共同研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理学著作，并从北宋四子的著作中辑录出六百二十二条，编成十四卷的理学入门书《近思录》。接着，他们又共赴江西铅山，参加鹅湖之会。此前，朱陆双方并不相识，是由吕祖谦从中牵线召集，促成了此次理学史上著名的学术盛会的召开。
淳熙六年（1179），朱子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为了让后人更好地了解这座著名书院的始末及变迁，他驰函邀请吕祖谦撰《白鹿洞书院记》，希望此记“非独以记其事，且使此邦之学者与有闻焉，以为入德之门”①，“白鹿书院承为记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后有考焉，而所以发明学问始终深浅之序尤为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传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②。为了这篇记文，二人书信往来频繁，反复讨论记文措辞，定稿后，刻石立碑以记。
吕祖谦与朱子的学术思想虽不尽一致，但二人相互尊重，相交甚契。淳熙八年（1181）八月，吕祖谦不幸逝世，朱子悲痛万分，说：“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吾道之衰一至于此。”①并为之作《画像赞》曰：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世。②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绍兴进士。历官太常博士、太子侍读、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等职。诗与尤袤、陆游、范成大齐名，称南宋四大家。在学术上，则以《易》学见长。早年从学于张浚，受其影响，力主抗金，反对苟安。
杨万里在未识朱子之前，就已从张栻之处熟知其名，心存仰慕。有诗云：“我未识公，得之钦夫，云今杰魁，舍公则无。”③故在淳熙十二年（1185）五月官吏部郎中时，杨万里在其所撰《淳熙荐士录》中就荐举了以朱子为首的60位名士。称朱子为“学传二程，才雄一世。虽赋性近于狷介，临事过于果锐，若处以儒学之官，涵养成就，必为异才”④。当时任宰相的是王淮，朱子在浙东六劾唐仲友的果决、执着令其记忆犹新，焉敢再用朱子？尽管这样，朱子还是认为“诚斋荐语精当，真无愧词。第顾衰踪不足为重，而恐或反为累耳”⑤。次年七月，杨万里又一次荐举朱子，认为“熹之才气，大用之则应变，小用之则拨烦”，⑥并对朝廷对其长期闲置的做法提出质疑。
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朱杨二人在江西玉山县初次见面，彼此一见倾心。杨万里后来有诗云：我初识公，玉山道间。我病外补，公征入关。
平生相闻，恨不相识。既曰识只，一见相得。
猝猝一见，握手绝倒。借曰不款，亦慰怀抱。
自此与公，好如弟昆。我齿兄公，公贤我先。①自此之后，二人交往频繁，相互唱和，书信不断。《诚斋集》中有《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寄朱元晦长句以牛尾貍黄雀冬猫笋伴书》《戏跋朱元晦楚辞解》《晓过新安江，望紫阳山怀朱元晦》等诗作；《朱文公文集》中则有《答杨廷秀》书，以及《戏答杨廷秀问讯离骚之句二首》等诗作。绍熙五年（1194），杨万里还遣其子杨长孺从学于朱子。
对杨万里其人其诗，朱子亦甚为赞赏。“杨诚斋廉介清洁，直是少。”②认为杨万里的诗有创新之处，“江西之诗，至山谷一变，至杨廷秀，又再变”③。
朱子逝世后，杨万里写下了《祭朱侍讲文》，表达其悲痛的心情：我欲从公，临水登山，万仞峰头，携节扪天。
揭取北斗，酌海为酒。染云为裳，剪霞为袖。
海波若干，更借银河。二老醉倒，顿足浩歌。有昊降割，曾不慭遗。夺国忠贤，夺我友师。赴告正来，一恸欲死。已乎元晦，吾道已矣。诀不公面，哭不公闻。生刍一束，以沥我肝。呜呼哀哉，尚飨。④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开封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徙居信州上饶（今江西省上饶市）。先后历官龙泉（今浙江省龙泉市）主簿、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知县、权礼部尚书，后出知婺州（治今浙江省金华市），又任建宁（治今福建省建瓯市）知府，吏部尚书等职。从学于程颐门人尹焞，故《宋元学案·和靖学案》称其“学于和靖而友朱子”。①朱子始识韩元吉，应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其时，韩元吉正官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知县。这年八月，因参知政事陈康伯荐，诏朱子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赴行在，②但朱子不赴。隆兴元年（1163）十月，朱子赴阙奏事，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与韩见面，临别时，韩元吉有诗《送朱元晦》云：前年恨君不肯来，今年惜君不肯住。
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来各千虑。
君来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真谏疏。
诋诃百事推圣学，请复国仇施一怒。
我知君是谏诤才，主上聪明得无误。③表达的是对朱子奏事垂拱殿的赞许。
由于韩元吉年长朱子十二岁，又是其好友吕祖谦的岳父，故朱子尊称其为“韩丈”。此后二人书信往来频繁，内容多关儒佛之异，及尹焞相关著作方面的学术问题。淳熙二年（1175），韩元吉官建宁（治今福建省建瓯市）知府，二人得以密切交往。淳熙三年（1176）六月，朱子以“操行耿介”之士被授为秘书省秘书郎，即出于参知政事龚茂良和韩元吉的力荐。
淳熙十年（1183）四月，朱子武夷精舍建成，韩元吉欣然为之作记。文称“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④。朱子《九曲棹歌》问世后，韩元吉又是朱子友人中最早的唱和者。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市）人，是一位才气纵横，喜谈兵法和政事的思想家。政治上力主抗金。乾道五年（1169），上《中兴五论》反对和议，未被采纳。生平前后三次被人诬告陷害入狱。绍熙四年（1193），中状元，授建康签判，未行而卒。
陈亮与朱子论学不合，曾多次进行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在私人感情上，两人却是好朋友。朱子在浙东连上六状弹劾唐仲友，而陈亮则与唐仲友有姻亲关系（唐仲友弟唐仲义与陈亮是连襟），于是唐家托陈亮前去说情，但陈亮认为此事应由朱子“自决”而拒绝为唐游说。朱子为此赞扬陈亮“能以义胜私如此，真足为一世之豪矣”①。陈亮则评价朱子弹劾唐仲友之举“足以震动一世，使秘书（指朱子——编者注）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并指责唐仲友乃“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凡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②绍熙元年（1190）十二月，陈亮被人诬陷入狱，朱子、辛弃疾等为之设法援救。陈出狱后，朱子请其为长子朱塾作一篇祭文，因朱塾生前最喜爱陈亮的文章，陈亮欣然同意。在祭文中，陈亮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系之余，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③之语来表达对朱子援救之情的感激。
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陈亮专程前往考亭看望朱子，在此与朱子讲学论政。陈亮为朱子作《朱晦庵画像赞》云：体备阳刚之纯，气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④次年正月，辛弃疾召赴行在，经考亭，与朱子、陈亮相聚。韩元吉之子韩淲有诗记陈亮此行云：平生四海几过从，晚向闽山访晦翁。
又见稼轩趋召节，却随举子赴南宫。①绍熙五年（1194），陈亮不幸逝世，朱子为之书写了墓碑：“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十二字。②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任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荆门知军等职。在政治上力主抗金，在荆门军，创修军城以备边防，卒于任上。
陆九渊与朱子初识于淳熙二年（1175）五月的鹅湖之会，因学术见解不同而不欢而散。但在此后的学术辩难和相互攻驳中，也建立了友谊。
朱子在南康（治今江西省庐山市），因严惩贪奸抑制豪右，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受到官私方乃至其门人如蔡元定、杨方等人的指责，故朱子上书枢密使王淮自请罢免。③而陆九渊却致书尤袤，为朱子辩护。他说：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元晦之政，亦诚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严病之。使罚当其罪，刑故无小，遽可以严非之乎？某尝谓不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而泛然为宽严之论者，乃后世学术议论无根之弊。
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④淳熙八年（1181）二月，陆九渊请朱子为其兄长陆九龄作墓志铭，朱子则邀请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论《论语》“君子喻于义”一章，并为陆九渊所作讲义刻石作跋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陆兄子静来自金陵，……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诸生与俱至于白鹿书堂，请得一言，以警学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许之，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以不迷于入德之方矣。①朱子后来将陆九渊在白鹿洞讲学的情况告知吕祖谦，认为“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②。
此后，朱陆二人书信往来不断，论学之外，间及政事。对陆九渊在荆门的政事，朱子有“政教并流，士民化服”③的褒语。陆九渊去世后，朱子闻丧讯率门人往寺中设位哭之，对其门人说：“可惜死了告子！”④对这位能时常与之展开学术论辩的朋友的去世感到惋惜。
陆九龄（1132—1180），字子寿，号复斋，抚州金溪（今浙江省金溪县）人。乾道进士，历官兴国军教授。与其弟陆九渊相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称为“二陆”。
鹅湖之会后，陆九龄与朱子又有过淳熙六年（1179）三月铅山观音寺之会。此后不久，其学术观点完全转向朱子（第四章《论道》），故朱子将其视为志同道合的“吾党”。陆九龄染病在床，朱子派人前往送药问候。后不幸逝世，朱子不仅为其书祭文，还请好友吕祖谦为之撰写墓志铭。祭文云：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何风流而云散，乃一西而一东。盖旷岁以索居，仅尺书之两通。期仗屦之肯顾，或慰满乎予衷。……曾往使之未返，何来音之不祥。惊失声而陨涕，沾予袂以淋浪。⑤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官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国子司业、宗正少卿，以直龙图阁出知宁国府，移知建宁府，卒于任上。
郑伯熊私淑永嘉名儒周行己。其家乡永嘉乃秦桧寓里，后学为其所愚，不讲伊洛之学者甚多。伯熊与其弟郑伯英并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会”①，成为永嘉学派的始创者。陈傅良、叶适、陈亮、蔡幼学等名流均出其门下。
乾道五年（1169）五月，郑伯熊任福建路常平提举，因其时提举司设司建宁（治今福建省建瓯市），因得以与朱子见面，谈论政事和论学。朱子对其印象颇佳，有“新仓使郑景望甚贤，或可告语耳”②的评价，受朱子委托，郑伯熊在建宁府为之刊行《程氏遗书》《二程文集》《经说》诸书，被后人誉为“首雕程氏书于闽中”。③朱子又与之书信往来讨论尧舜之世的刑法，后将此书信整理成《舜典象刑说》一文。
淳熙七年（1180），郑伯熊又官建宁知府，时朱子在南康任上。次年，听到郑伯熊得病的消息，朱子疾赴建宁探视。在写给吕祖谦的书信中，提到此事云：“郑守时已久病，应接甚费力，又放不下。觉其精力凋耗……劝其力请引去，渠甚以为然，未及用而已不起矣。”④石〓（1128—1182），字子重，号克斋，绍兴府新昌（今浙江省新昌县）人，出生于台州临海（今浙江省临海市）。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官桂阳主簿、同安县丞、尤溪知县、南康知军等。《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列为朱子讲友，并录车若水评价云：“克斋石公，所谓大人为己之学，深造而自得者也。”⑤石〓与朱子的友情，约始于乾道二年（1166）石〓官同安县丞时。因他与朱子弟子许升是好朋友，而许升此时因从学于朱子而往返建阳与同安两地。乾道七年（1171），石〓官尤溪知县。本年十一月，朱子因奔舅丧而赴尤溪，而得以与石〓相聚论学。石〓为之重修了其父故居韦斋，作《韦斋记铭跋》，并刻之于石。①朱子作有《石子重兄示诗留别次韵为谢三首》。次年，为之作《克斋记》。乾道九年（1173）十月，尤溪修县学成，应石〓之邀，朱子为之撰《南剑州尤溪县学记》《南剑州尤溪县学明伦堂铭》。
淳熙九年（1182）六月，石〓逝世后，朱子为之撰《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称其为“吾友石君”②，对其人品、为政、为学均有较高评价。
石〓编纂的《中庸集解》一书，成书于乾道九年（1173）九月，共集录周、张、二程及弟子凡十家之说，由朱子为之作序。朱子称赞此书“采掇无遗，条理不紊，分章虽因众说，然去取之间，不失其当。其谨密详审，盖有得乎行远自迩、升高自卑之意”③。据束景南考证，石〓此书，朱子多所助订，其见解“乃采朱熹之说。后朱熹删石〓《中庸集解》之繁而为《中庸辑略》一书，归为己作，而不以为擅改剽窃者，即因此故也”④。
汪应辰（1119—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今江西省玉山县）人。绍兴五年（1135）状元。历任镇东军签判，秘书省正字，因忤逆秦桧而奉祠家居。其后历官州县十七年。秦桧死后，始还朝，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在朝正直敢言，屡革弊政。
汪应辰在辈分上，是朱子的从表叔；在日常交往中，则情若挚友。对朱子的学问和才华，汪应辰甚为赞赏，生平曾多次荐举过朱子。一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汪任福建安抚使、福州知州，经武夷与朱子相见，赞其“问学材识足为远器”⑤，即向吏部侍郎陈俊卿荐举。二是在隆兴元年（1163）七月，汪应辰在离福州任入朝之前，向朝廷荐举朱子以自代。①文称“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朱熹，志尚宏远，学识纯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为本；不事华藻，而以躬行为用”②。三是乾道三年（1167）初，又向时任宰相的陈俊卿荐举了朱子。③咨询政事，也是汪、朱交往的重要内容。隆兴年间，汪应辰多次召朱子至福州，与其交换对北伐的意见，征询闽中食盐官榷的实施。朱子批评了议和之说，同时提出了“宁可作穷知州，不可与民争利”④的主张。乾道元年（1165），汪应辰官四川制置使，仍来信向朱子征求四川屯田的意见，朱子作了《与汪帅论屯田事》以应之。文中提出了“此最当今边防之急务，而申军律、练士卒、备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预谋”⑤。
在学术上，汪应辰师承于张九成和吕本中。清人全祖望认为张九成和吕本中“并佞佛，而玉山（指汪应辰——编者注）粹然一出于正，斯其为干蛊之弟子也”⑥。其实，汪应辰“干蛊”能力的增强而未受其师佞佛的影响，则是和朱子与之反复论辩儒释之学有关。朱子与汪应辰的交往中，论政之外，就是论学，而辨儒释之异，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除了见之于《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应辰》诸书外，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的《杂学辨》，因其中涉及对张九成《中庸解》的驳正，故对汪应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汪、朱二人的交往，比较重要的事件还有，李侗逝世后，朱子请汪应辰为之撰墓志铭。乾道元年（1165），汪应辰请朱子编订张载《横渠集》。此后，朱子先后撰成《西铭解》《太极图说解》《祭仪》诸书，曾广泛征求其友人的意见，汪应辰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