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论学两个月后，于十一月六日相约往游南岳衡山，前后为时十八日。此次衡岳之游，有学者认为“实际是他们的一次特殊的讲论学问，是在一路游山唱酬中继续对理学问题的即兴探讨”①。此次游衡岳，清人李元度《南岳志》卷十一于《朱熹传》下有记载云：“十一月，偕栻及三山林用中同游衡岳，自马迹桥登莲花峰，入方广寺，有唱和诗并序。”寥寥数字，语焉不详，详情可参阅张栻《南轩集》卷十五《南岳唱酬序》，以及《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南岳游山后记》。

朱张同游南岳之时，正值寒冬大雪纷飞之际，然而他们游兴丝毫不减，一路赋诗唱和，与林用中三人共赋诗一百四十九首，编为《南岳唱酬集》。从中所录诗篇来看，南岳之游既是朱张论学的一次继续深入的探讨，也可视为朱子湖湘之行的一次总结。如张栻《诗送元晦尊兄》有句云：遗经得紬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②是说二人在对儒家经典的一些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进展和共识，达到了“超然会太极”，即对太极之理达到了更深层次的把握和认识，犹如解牛的庖丁，眼底已无全牛。而朱子在答诗中则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

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

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

……①诗中对此次会讲所涉及“乾坤动静”“太极”“察识涵养”等内容作了一次反思和总结。具体含义，上文已多所涉及，兹不赘述。

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朱子告别张栻，与林用中、范念德东归，十二月二十日抵达五夫。三人一路“讲学问辨”，闲暇感物抒情，作诗二百多首，集为《东归乱稿》。朱子有序云：自与敬夫别，遂偕伯崇、择之东来，道途次舍、舆马杖屦之间，专以讲论问辨为事，盖已不暇于为诗。而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②朱张会讲随着湖湘之行的结束而圆满结束，但朱子与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论学并未结束。随着朱子以后不久对“中和旧说”产生怀疑，到“中和新说”的诞生，朱张之间又开启了一场新的论辩。而其形式，由于空间的限制，则是以书信交往的方式进行的。

“中和新说”因诞生于乾道五年己丑（1169）春，故又称“己丑之悟”，朱子自述云：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纷纠而难明也，听之如此其冥迷而难喻也，意者乾坤易简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子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然则予之所自信者，其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③朱子的“自疑”，是对“中和旧说”的怀疑和否定，实际上也是对湖湘学派心性学说的怀疑和否定，故朱子在“中和新说”确立后，“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①。此即见载于《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的《已发未发说》、卷六十四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以及卷三十二的《答张敬夫》书十八（“诸说例蒙印可”）。对朱子的“中和新说”，张栻复信表示赞同，“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②。

朱子的“中和新说”，越过胡宏直接从《二程文集》和《遗书》中寻找理论根据，否定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的旧说，而代之以心有已发和未发两种状态，思虑未萌时心为未发，思虑萌发时心为已发。他说：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③在修养功夫上，他也否定了湖湘学派所主张的“先察识，后涵养”之说，而代之以“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他说：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辨，极于详密，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

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④由于“中和旧说”所主的“先察识，后涵养”是在“察识端倪”处下手，是在“已发”之时用功，故在“未发”阶段“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中和新说”确立后，修养方法的修正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朱子越过胡宏、李侗乃至杨时，直接从程颐那里取得“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作为其主敬致知、修养心性的“学问大旨”，使其成为“中和新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不久，朱子又将此进一步明确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简称“居敬穷理”，并成为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修养心性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