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对旅游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②他认为，游乐，是通过“玩物”来锻炼自己的情操，大自然中蕴涵着深刻的道理，故游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益补充。通过登山临水，接触各类事物，来体察天下万物之理，即所谓“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故旅游既是其寓教化于游乐之中的教学方法，也是他提倡的“格物致知”的途径之一。朱子友人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将朱子率弟子优游武夷林泉之下，与孔子率弟子登泰山之巅相提并论，揭示古代教育家“志于道”与“游于艺”二者之间的关系。文曰：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咏，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视幔亭之风，抑以为何如也?③由于武夷精舍坐落在集武夷山水之精华的五曲大隐屏下，为朱子在讲学之余朝夕游焉，以博义理之趣，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武夷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均成为朱子率门人出游的观赏目标。

淳熙十年（1183）,武夷精舍建成不久，朱子即率门人吴楫等赴一曲武夷山冲佑观岁寒轩讲学。朱子《次公济精舍韵》《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诸羽客同饮公济有诗赠守元章师因次其韵》，即作于此次讲学之时。

淳熙十一年（1184）仲春，朱子与门人游九曲溪，写下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其通俗而又典雅的风格，回环往复的旋律，以及浓郁的武夷民歌特色，吸引了由宋至清数十位诗家为之唱和。朱子的《武夷棹歌》也因九曲船工的代代传唱而经久不衰，至今家喻户晓。

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朱子还率门人对武夷“船棺”“虹桥板”进行实地考察。他对武夷山向来众说纷纭的武夷君的来历进行推断，认为“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①。推断武夷君乃远古时期的部落酋长，并驳斥了两岸“船棺之属”系仙人葬处为“诡妄不经，不足考信”的无稽之谈。此说对引导门人科学地分析、认识武夷远古的历史和传说，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在武夷精舍讲学期间，朱子还率门人弟子走出武夷山，到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通过对学者的互访，扩大了本学派的影响。如淳熙十年（1183）十月至泉州，与友人泉州名士陈知柔游当地名胜莲华峰、九日山等，留有诗作。十一月到莆田访陈俊卿。陈俊卿之子陈实、陈守、陈宓，孙陈址，都在此时从学于朱子。淳熙十四年（1187）,又与门人王遇、陈孔硕、潘柄、黄子方等同游鼓山。今鼓山涌泉寺后山仍存此次纪游的摩崖石刻。题刻原文：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武夷图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80页。

端友。

朱子出访各地，使武夷精舍讲学影响扩大，不仅在出访途中即吸引了一批门人弟子拜师门下，而且还有许多各地的门人闻风赴武夷山。其中如莆田名儒林光朝的从子林成季，莆田方壬、郑可学，邵武吴寿昌、吴浩父子，长溪杨楫，惠安张巽，浦城杨道夫，仙游傅诚，闽县郑昭先，光泽李方子、李闳祖、李相祖、李壮祖兄弟等数十名弟子，均在此前后赴武夷精舍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