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书法创作，甚富感情色彩，概而言之，是以义理论书道。有个举子承便而请朱熹书，朱熹说：“公既习举业，何事于此？”请之不已，朱熹则选书陶渊明《阻风于规林》第二首。陶氏《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云：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书毕，且云：“但能参得此一诗透，则公今日所谓举业，与夫他日所谓功名富贵者，皆不必经心可也。”可见朱熹书法之态度。

酬酢书写：朱熹拜延平李侗为师，十年间与西林院可师也建立深厚的感情，曾写诗《再题西林可师达观轩》赠与。可师请朱熹书其本末置壁间，朱熹不得辞，于是手书授之。

淳熙间，朱熹知南康军，应星子县令王仲杰之请，为题书杜甫（字子美）诗《古柏行》。

漳州贡院新成，郡守求字，朱熹书“贡院”二字。

主动书写：庆元己未（1199年）十一月十九日，永福人张尧臣将去荆襄，朱熹为门生写《书武侯草庐语遣张以道》。

拒绝之举：朱熹素时喜书，人求之亦多乐为之，但并非有求必应，如陈一之求书“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字，不写。镇江窦氏托王过为求书其家斋额，不许。吴振求藏书阁铭，不许。傅定求书大字及二卦说，不允。赵师雍求三大字，未允作。连陈亮为寺观求文字，朱熹也不欲破例，改写张嵲集句座右铭以寄之。

符国瑞请书墓额，不允。信州一士人求先人墓碑，不允。有人求墓铭，不允。

对墓额、墓碑、墓铭之属，朱熹有自己的见解。朱熹复《符国瑞书》中说：“所需墓额，偶苦臂痛不能写。然仁人、孝子所以显其亲者，正亦不在此也。”对信州士人所请，未肯作，临别时郑重地赠以“务实”二字。而对不作墓铭者，则有感叹曰：“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要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语此，岂非有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说是说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书者，以其有可为后世法。今人只是虚美其亲。若有大功大业，则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为？且人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要恁地写出？” 可见朱熹之书，有其原则。朱熹所持原则是什么呢？在《书字铭》中，朱熹引程颢之语“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并有言“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就书写而言，朱熹的态度始终是认真的。朱熹《答方伯谟》第九书云：“……（令舅吕胜己的）篆字甚佳。然其间不能无病笔，已封寄去。但恐彼欲摩崖，则所书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过彼，更烦别为大书径尺以上者，封与（游）诚之，令转呈（张）南轩。但笔路亦须稍重，盖恐崖石粗，若字画太细，即不可辨耳。” 中国的书法发展之历程，简单地说是经历了从实用走向审美的两个阶段，但在朱熹之时，理学的蓬勃发展，书法教育与理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因此又多了一层教化的功能，这就是朱熹所赋予书法的又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