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早年同多数宋代士大夫一样好佛老，具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国”的思想，但是现实社会却是赃吏恣奸、富豪横行、百姓穷困、民生凋敝，儒释道兼修，往往就是为自己的退缩寻找借口，根本解决不了社会的现实问题。从学延平李侗先生后，朱熹逃禅归儒，走上钻研儒家经典著作和自觉修养儒家思想的道路。在给门生的讲授过程中，朱熹自我承认早年无书不读，包括对释老二氏著作的研读，但发现其说之非以后，便将释老之书搁起，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的钻研，于是终身致力于焉，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所谓儒释道兼修，批评本朝士大夫们浸淫异端之说——援道入儒、援释入儒，以纠正那些或贪生或畏死的思想之流毒。

《朱子语类》卷125论老氏、卷126论释氏，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中有《释氏论上、下》，朱熹鲜明的态度、大胆的举动以及精辟入里之说，几乎是空前绝后。特别是他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从伦理、哲学、历史、实际、经典等方面回击，且对本朝士大夫如李沆、王曾、杨亿、刘安世、吕公著、张商英、谢良佐、杨时、游酢、汪应辰等被佛老引去而提出批评，这对儒学的存续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就儒道二家思想倾向而言，二者也存在根本的冲突，儒家思想面对现实而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主张虚无和消极出世，儒道二者思想根本不可能合为一体，人也不可能积极入世又兼得消极出世。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其直指内心的顿悟修养之法和善恶轮回之说，对华夏民族的影响力不可不谓很大，特别是对没有文化知识的百姓或困于读儒家经典著作的人，既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又有巨大的威慑力，僧侣于名山胜景中广植庙宇，开坛讲经，吸引了大批的善男信女，直接与儒家争夺思想阵地，直接威胁儒学的生存。朱熹给湖湘学派领袖张栻的信件中表示担忧：“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学，而怪妄之说亦复蜂起，其立志不高、见理不彻者，皆为所引取，甚可虑也。”故朱熹的辟佛之说、辟佛之举是有现实意义的。正因为朱熹的大力辟佛，使儒学得以继续存在与发展。朱熹长期与陆九渊兄弟的学术探讨以及后来及时对陆氏子弟的教育和改造，挽救了江西金溪的陆氏心学阵营，使其免于遁入空门的危险境地，才使中国宋明理学有陆王心学一脉的流传，也使程朱理学一脉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 有两个典型例子： 福州府长溪人林一鹗，与朱熹交往，有落发之愿，示及诸贤诗卷，朱熹阅后作《长溪林一鹗秀才有落发之愿示及诸贤诗卷因题其后二首》砭之：闻说当机百念休，区区何更苦营求。早知名教无穷乐，陋巷箪瓢也自由。贫里烦君特地过，金襕谁与换鱼蓑？它年云水经行遍，佛法元来本不多。

宁海一释子正因，顷深于禅，且有实行。已忽省念人伦天分，不应绝灭，遂屏其书，归心程子之训，欲还冠巾。而母老无家，姑寄食一墓庵以为养。其人未四十，言语气象殊非苟然者。孙应时从学子王定处得知后，写信告诉朱熹，希望“先生记此人，终成就之，乃一奇事”。在漳州任太守的朱熹复信说：“宁海僧极令人念之，亦可属之端叔兄弟（金华潘友端、潘友恭）否？若救得此人出彼陷穽，足使闻者悚动，所系实不轻也。” 前者乃朱熹劝阻秀才剃度出家，后者乃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一岁的朱熹要拔年未四十的释子于陷阱以复人伦，足见朱熹中晚年辟佛之举非虚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