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虽然未读书于崇安县学，也未执教于崇安县学，但关注崇安县学的教化作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当崇安县令诸葛廷瑞翻新了学校，并将赵抃和胡安国二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前贤作为榜样时，朱熹感到欣慰和鼓舞，作《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记云： 崇安，建之严邑，故宫师赵清献公尝为之宰，故侍读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两公之德，后学仰之久矣，然数十年之间，为是邑者不知其几何人，无能表而出之，以化于邑者。乾道三年，今知县事温陵诸葛侯始至，则将葺新学校，以教其人，而深以两公之祠未立为己病，于是访求遗像，因新学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讫功，命诸生皆入于学，躬率丞掾，与之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奠于两公之室。三献成礼，揖诸生而进之曰：“学则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语其风声气俗之近，则乡大夫、乡先生之贤者，岂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赵公孝悌慈祥，履绳蹈矩，为政有循良之绩，立朝著蹇谔之风，清节至行，为世标表，固诸公之所逮闻也。至于胡公闻道伊洛，志在《春秋》，著书立言，格君垂后，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该贯，而其正色危言，据经论事，刚大正直之气，亦无所愧于古人，则诸君岂尽知之乎！吾承乏于此，过不自料，常欲与诸君相励以圣贤之事，今幸因吾民之余力，校室以修，方将日与诸君者从容俯仰乎其间。顾念古昔圣贤远矣，则欲诸君自其近者而达之，是以象两公于此堂也。诸君自今以来，盖亦望其容貌而起肃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贪懦之志，然后精思熟讲，反之于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中焉。庶几学明行尊，德久业大，果能达于圣贤之事，是则两公私淑后来之本意，而亦区区平日所望于诸君也。诸君岂有意乎？”诸生皆拜曰：“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无辱先生之诲。”于是既退。而诸葛侯使人以是说走山间，属熹为之记。

熹唯今之为政者，固已不遑于学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则徒以禄利诱人，而纳之卑洿浅陋之域，是乃贼之，而于教何有！今诸葛侯于兹邑，既新其学，而语之以圣贤之事，又能尊事两公，俾学者由是而达焉，则可谓知所以教矣，此其志岂特贤于今之为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辞，乃具书其本末，以视同志，顾相与勉焉，以无负诸葛侯之教也。

青年人具有很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需要模范，需要有道德要求上能言行一致的人作为学习的榜样。历代儒学教育者极为推崇圣贤君子，认为这些人思想道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堪称人格典范。诸葛廷瑞和朱熹一样，适时地把赵清献公和胡文定公作为年轻学子学习的榜样加以树立。推崇圣贤君子，目的是要让来学者见贤思齐。学者一方面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明白真理、正义等文字概念，也学习前贤的学习态度、习惯和判断事理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日常行动中仿效历史上、现实中有德行的人。这些圣贤君子，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但他们在品德节操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值得人们借鉴。这又令我想起20世纪，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树立雷锋同志为全民学习的榜样，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了不少人的精神面貌，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良好风气，各个领域都有不小的收效。这应是伟人毛泽东善于学习前贤做法之典型。

在《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一文中所标榜的赵清献公即北宋名臣赵抃，胡文定公即胡安国，现将二人资料陈列于下。

赵抃（1008—1084年），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府西安人。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第，初授武安军节度使推官，康定初以著作郎任崇安知县，为政本于孝悌，不严而肃，民莫敢犯。兴修水利，筑长圳引南溪水入新阳坂灌溉农田数千亩。其对武夷山极为钟情，题有《武夷行》长诗。庆历初于武夷山建吏隐亭于三曲宴仙岩麓，撰铭于该亭，警示为官者应清正不贪。其为官清廉正直，以治绩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素有“铁面御史”之称。出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改益州路。召为右司谏，以言事罢知虔州，历度支副使、河北都转运使。英宗时改知成都府。所至以宽简为治，以奉俭闻。神宗即位，除参知政事。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杭州，徙青州，再知成都府，复知越州、杭州，致仕。卒，谥清献。著有《南台谏垣集》、《新校前汉书》、《成都古今集记》、《清献尽言集》、《清献集》等。

胡安国（1074—1138年），字康侯，学者称为武夷先生，建州崇安五夫里人胡渊之子。自小聪慧好学，十五岁到州学就读，十七岁入太学。其为程颐的私淑弟子，与杨时、游酢、谢良佐等人友善，交往甚密。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及第后，擢为太学博士，授荆南教授，转为提举湖南学宫，因荐举布衣王绘、邓璋，得罪权贵蔡京被诬为所举匪人而罢官。在衡岳之下买地结屋数间而居，投入《春秋传》的修治。徽宗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学事，次年以丁艰归居崇安五夫籍溪，在武夷山下聚徒讲学，胡宪、范如圭、江琦等人受学之。至靖康元年入朝供职。绍兴元年，诏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上《时政论》力陈恢复大计。次年贬职奉祠。绍兴五年，诏为经筵大臣，令进讲《春秋传》，绍兴八年加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八年四月卒，赠左朝议大夫，谥文定。

胡安国一生登仕四十年，积官不及六载，大多时间致力于理学研究，历时寒暑三十载写就《春秋传》。其为人处世，重操守、讲忠信，性情耿直，不趋炎附势，敢于直谏，遍触权贵，故屡被排斥与打击。晚年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成为南宋著名经学家，著有《春秋传》、《春秋年表》、《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上蔡语录》、《武夷诗文集》等。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所推崇的赵扑、胡安国二人，确实是贡献卓著，堪为楷模。 朱熹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亲身经历同安的县学建设，到乾道四年（1 168年）为诸葛廷瑞建设崇安县学作记，虽然时隔十五年，但他没有改变对教育事业的初衷，也没有减弱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后来，朱熹投入更多的精力，将私人办学、讲学活动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