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的受学经历来看，他的早期琴学知识，得益于其师刘子翚和师叔刘甫，后来经常与师友抚琴交流，也使其获益匪浅。

刘子翚（1101—1147年）出身于名门望族，厌倦官场生活，担任福建路兴化军通判期满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建州崇安县五夫的潭溪上，在六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的人生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屏山先生。朱熹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的水帘洞访问刘甫。刘甫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少年朱熹的心灵。朱熹能抚弦吹笛，大概离不开二位前辈的指教。

黄子厚即黄铢，为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也是受学于刘子翚等人，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能诗善歌而闻名，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抚弦而歌，甚有动人处，朱熹为其琴作铭。

赵君泽雅好琴声，某年月从福州北上崇安五夫里访问朱熹，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创作的交流会。

许闳是福州人，诗学黄铢，又问学于朱熹。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晚上，许闳挟琴过崇安五夫紫阳书堂，夜久月明，风露凄冷，挥弦度曲，声甚悲壮。朱熹受感动，作招隐操和反招隐操各一阕，并请黄铢、刘玶诸人相与共赋之，以备山中异时故事。

清江周道士，淳熙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抱琴来武夷精舍访问朱熹，因朱熹身体欠佳，“有功衰之戚，不得听其抑按”。即不堪听其演奏而罢弹，朱熹以其能悟欧阳子所谓“理身入理琴，正声不可干以邪”的道理，特地作《赠周道士序》以赠之。 蔡元定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师事朱熹四十年，彼此相互问学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高足，撰有《律吕新书》、《燕乐本原》等音乐专书。蔡元定能吹笛，曾截段小竹做成笛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燕乐本原》书稿时，却发现存在吹律未谐的问题。绍熙四年三月，蔡元定出游湖湘、吴越各地，朱熹尚有书信与之论音乐事，中有“律准前日一哥（蔡氏长子蔡渊）来此（考亭精舍），已刻字调弦而去，但中弦须得律管然后可定，然则此器亦是乐家第二义也”。庆元三年还给受伪学之禁的蔡元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可以说，《律吕新书》、《燕乐本原》的撰述完成，是朱熹与蔡元定及其子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在序中评价蔡元定的“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下此定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南宋音乐现状之衰敝提出批评。《宋史》对朱熹与蔡元定的音乐研究与成果，有专章记载。

詹体仁也是朱熹的高足，淳熙十五年为太学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詹体仁时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盲目套用，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评其下学工夫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