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第一次回徽州故里，与婺源、歙县一带有名的儒学先辈和诗人如俞靖、洪撙、张敦颐、滕洙、董琦、程鼎、李缯等人广泛接触，叙说科举考试经过，讲论诗词歌赋，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在故里收了第一批弟子。时隔二十多年后，朱熹再回老家时，又有许多人从游受学。朱熹两次婺源之行，先后收新安弟子多人，如程洵、程先、程珙、程永奇、程端蒙、滕璘、滕珙、李季子、汪晫、吴昶、汪莘、许文蔚、谢琎、董铢、董景房、汪清卿、张珍卿、赵师端兄弟等，这些人先后执礼受学，即统称朱熹的新安门人，亦即汪佑所说朱熹“淳熙丙申再至，则西山蔡氏从之游。其时思返故庐，迟留数月，教泽所振兴起，郡从执礼者三十人”，其中婺源程洵、滕璘、滕珙、李季子，绩溪汪晫，歙县吴昶，休宁程先、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谢琎等人学有造诣，称为高弟。

朱熹第一次在故里的讲学，显然不同于在课堂上常规的授课，现有的文献也未提供朱熹正式上私塾讲堂的佐证。按推测，朱熹在众多的歆羡者面前所讲论的不外乎介绍读书与记诵方法，自身参加科举考试的经验，以及新近读书的收获，属于沙龙聚会式的宽泛的散论，但朱熹是用程学开导新安学子，引领他们重视义理的钻研，这对徽州朱子理学派的建立，起了前导的作用。

最典型的是朱熹的表弟程洵，他是程鼎的儿子，刻意专攻诗文，与朱熹结识时，其“文字只今多可喜”，给朱熹留下很好的印象。程洵做诗文，套路学步北宋眉州苏轼，而朱熹的以往所学，则尊崇河南程颐，二人承袭前人的脉络不同，行文属对的风格不同，如此则有美文与义理的不谐调性，为此，二人展开了关于诗学的学术讨论，这个讨论还延续到朱熹回到闽北之后，朱熹还写信给他的表弟，要求其回归到钻研正统的儒学路径上来，以阐发文章义理为务，不要经年徒习美文，耗费时光，难济于世。北宋时期，苏轼、王安石、程颢、程颐诸人的学识皆高，苏氏重文学、王氏重政学、程氏重理学，三氏之学，各领风骚，而学派倾向带上政治色彩之后，彼此之间的倾轧却很深。朱熹受父亲朱松、武夷三先生的教育，偏好讲义理的程学，对苏王之学带有排斥倾向，认为苏轼为文肆意洒脱，而理不正，不足为法，应以《论语》、《孟子》、《离骚》、《诗经》为本、出入陶柳门径的诗教，为诗作文蕴涵义理，则为可取。徽州歙县人祝直清，也是朱熹的表弟，绍兴二十年春，与朱熹交游，面论程学，得到朱熹的器重。徽州婺源人汪次山，为汪绍裔孙，绍兴二十年春与朱熹交游，请朱熹作《四友堂记》，以纪念其祖上辟义学、教授乡里子弟之功。次山叩问读经之法，并向朱熹征求让自己的孩子读《周礼》入手治学的意见，朱熹作《答汪次山书》给予回复，要?治学必须先究本经，参以注疏，累年读书穷理，循序渐进，当有成就。

朱熹第二次回老家是在淳熙三年夏，师徒二人于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婺源。朱熹与擅长风水术的蔡元定奔走山间，寻访祖墓故地，征询蔡元定的意见，又通过地方官恢复修葺了婺源始祖的墓园。完成此大任务之余，朱熹的精力则投入讲学活动。

与第一次回故乡相比，年届中年的朱熹，既有仕途的磨砺，也有学术的成就，更多的是教育的经验，其社会影响力已被朝野所重视。在婺源任县宰的张汉，早已久闻朱熹盛名，率领县学诸生热情延请朱熹入县学讲学，朱熹辞之。朱熹虽然没有登坛讲学，但不会轻易放弃给新安学子传授进学圣域的机会，在与徽中士子交游的同时，学子多来执经问学，且随其资禀，诲诱不倦。虽然未见文字详细记载朱熹登堂讲座的具体内容，但从此前朱熹的攻读儒家经典著作来看，朱熹的讲学内容甚丰富，重点还是讲求穷理修身。朱熹把带来的《二程文集》、《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经说》和《司马氏书仪》、《高氏送终礼》、《吕氏乡仪乡约》等书籍赠送给县学，朱熹在参观县学之后，还作《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这些表明朱熹十分重视学校的图书建设。

徽州婺源人李缯（1117—1193年）字参仲，号钟山，从学于尹焞门人吕广问。曾出入释老，求之者数年，知其说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厌科举之习，隐居不仕。绍兴二十年春，朱熹到婺源祭扫祖坟期间，与之交往，讨论诗学。朱熹评论其诗文“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学者所难及”。淳熙三年夏，朱熹再回老家时，李缯率其子李季子从游。李氏父子同朱熹朝夕论诗讲道，还邀请朱熹和蔡元定来到他的私立学校——钟山书院——参观、讲学。李缯喜好佛学，朱熹却着力排佛，二人对佛学的态度与见解不一致，朱熹批评禅家异端，也批评江西金溪陆九渊不立文字的心学，对李氏及同时随游者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