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晦庵草堂，位于建宁府建阳县崇泰里云谷山的庐峰之巅，是朱熹在建阳创建寒泉精舍之后创立的第二所私人著述与讲学之所，由于山高路仄、风劲云涌，常人很少至此驻足，也就少为外界所识，独有朱夫子突发奇思，于此买地构屋，做高蹈世外的逍遥游。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葬母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的寒泉坞之后，常常往来于建阳崇泰里与崇安五夫里之间，途中要路过高耸入云端的云谷山之麓，夏天登山游玩，见其山水清幽而爱之，于是委托蔡元定在此营建草堂，作为消暑度假之所。五年后的淳熙乙未即淳熙二年七月，三间草堂建成，朱熹亲自榜书曰“晦庵”，并于当月既望撰有《云谷记》，对其路径、自然环境、人工造景进行具体描记，以其“旷然者可望，奥然者可居”，作为自己脱去家累后的“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风”之处所。

草堂建成之后，朱熹与数名曾在寒泉精舍问学的生徒来此小住了一段时间，即便是偕游，亦有“淹留十日”或“留十余日，朋友来集，随分有少讲论”，晦庵草堂兼作讲学之用，套用现代俗语，称其为朱熹举办的暑假班或夏令营也未尝不可。我们从《朱子全书》中发现，当时跟从朱熹在云谷晦庵草堂讲学、著述的弟子，大约有蔡元定、刘爚、刘炳、廖德明、刘尧夫、吴楫、江默、朱塾、朱埜，友人有魏掞之、丘膺、方士繇等人，这些人曾在五夫紫阳楼、六经堂、寒泉精舍就读、求教，而在寒泉求学的许升、范念德、李宗思、何镐、林用中、林允中、刘清之、詹体仁、杨方、方耒、冯允中、连崧、吴英等人却未见在晦庵草堂驻足继续受学，朱熹在此讲学的受众比在寒泉时期也少得多。精于考证朱熹门人的方彦寿先生在《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一书未能专辟一章独立介绍此期的朱熹门人，似乎与朱熹在此讲学时间短暂未成规模有关。但朱熹所言“随分有少讲论”，虽然规模小，讲论少，讲论的事实还是存在的，这就肯定了云谷晦庵草堂的基本功能。 作为短期的讲学之所，朱熹及其追随者还是给晦庵草堂增添了亮丽的一笔。有人说，在崇泰里西山建西山精舍的蔡元定，可与云谷晦庵草堂的朱熹遥遥相对，有疑难则彼此悬灯，相约次日聚首，以解难释疑。此说引发后人的好奇心，曾实地做过试验，两地悬灯，难以照见，否认了朱熹师徒采用此法相约相见。实际上，蔡元定作为朱熹的大弟子，几乎包揽了云谷晦庵草堂的建设事务，与朱熹频繁往来或定期探讨学问，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他们是时代使命感特强的人，探讨学问、不断进益成为他们此间的最大乐趣，况且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人，翻山越岭，涉涧跨流，常作山间高人之会。

朱熹在此间完成的作品有《云谷记》、 《云谷二十六咏》、《云谷杂诗十二首》、《云谷次吴公济韵》、《云谷合记事目效俳体戏作三诗寄季通》、《云谷怀魏元履》等，所作的各类文章在数量上也有限。

由于云谷山高，海拔近千米，是个山高风烈云多雾浓的地方，加之交通不便，生活物质供给困难，特别是邮路不畅，孤立于山上，便不能保持及时与外界的联系，朱熹与各地众多学者的学术交流特别是以书信往来的形式讨论就不能正常进行，因此，朱熹不能将此处作为长年的居住和讲学之所，而是作为盛夏初秋的消暑、短期的著述之处。朱熹为云谷所作的记文、诗歌、书信中所标明的时间也显示，朱熹登芦峰入云谷驻草堂，大多选择在盛夏炎热过后的初秋，表明后来以云谷老人自号的朱熹，却未在云谷之巅长期生活，只是在身体强健时与友人、门徒即兴登临。如淳熙二年七月初，三间新舍已成，朱熹偕同友朋上山，随后有《答吕伯恭》第四十书云：“昨承枉过，得两月之款……熹还家数日，始登芦山之顶，清旷非复人境，但过清难久居耳。”淳熙五年（1178年）七月二十九日，朱熹与一批门人登上云谷，作了一首标题甚长的诗《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休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赋诗纪事》。诗题所及的子晦，即廖子晦、廖德明。纯叟，即刘纯叟，也作刘淳叟，即刘尧夫。伯休，即方伯休，方士繇。季通，即蔡季通、蔡元定。德功，即江德功，江默。

束景南先生认为，淳熙二年七月云谷建造全部就绪，朱熹讲学著述的中心才从寒泉转到云谷。朱熹从寒泉精舍退出，而选择高山之巅作为讲学、著述之所，主要是寻找清静之地，“静有山水乐，而无身世忧”，因由朱熹夫人患病，以致不治，将此计划彻底打破。束先生认为云谷晦庵草堂作为讲学著述的中心，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予尝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当粗毕。即断家事，灭景此山。”但后来一直未得实现，陈荣捷先生将其归入朱熹“有愿未偿”，笔者赞同陈荣捷先生的见解。

淳熙二年，朱熹离开寒泉精舍重归五夫紫阳楼，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需要照顾罹患重病的夫人刘清四。 刘清四（1133—1176年），建宁府崇安白水人刘勉之长女，绍兴十八年春，嫁给朱熹，知情达理，敬老爱幼，一生默默奉献，生有朱塾、朱埜、朱在、朱巽、朱兑、朱巳及四女、小女等三子五女，有二女早卒。淳熙二年夏得疾，疗治无效，于次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五夫紫阳楼。

朱熹在高弟蔡元定的陪同勘察下，在建阳县唐石里大林谷寻找到一处墓地，择淳熙四年二月某日葬亡妻。

从淳熙二年三月至四年五月，朱熹一直处于发妻患病、亡故、营葬的事态中，未有良好的心境隐于高山之巅的草堂中从事大规模的讲学、著述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此间朱熹不在云谷山，而是在五夫与许多人交往的情况，如淳熙二年四月，朱熹在崇安五夫，有人来问学。淳熙三年春初，黄榦到五夫求学，淳熙三年十月，吴英到五夫续学，朱熹作诗送之。史浩于淳熙四年三月为丞相，朱熹有《与史丞相札子》。陈俊卿于淳熙四年七月奉祠，九月以福建安抚使告归，朱熹致信慰问，寄予重望。傅伯寿于淳熙四年六月作为龚茂良党人被放罢，当年九月，与袁枢、梁瑑、吴英等人访问朱熹，讲论学问，作诗唱和，游武夷山冲佑观、武夷九曲溪，未见游云谷之记载。林用中淳熙四年返回闽中，秋间过武夷见朱熹。陆九龄淳熙四年因母丧，主动致书朱熹问礼制，恢复联络。淳熙五年五月开始与朱熹通信讨论学术问题，学术观点逐步转向朱熹，成为志同道合之友。淳熙五年七月，刘尧夫经吕祖谦引荐，入闽访朱熹，到崇安五夫从学数日，然后再随朱熹上云谷。淳熙六年，朱熹带病携十一岁的幼子朱在赴任南康军。

通过上述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在条件简陋的三间晦庵草堂逗留时间甚短，讲学规模小，受众少，著作少。由此完全有理由说，云谷晦庵草堂未成为朱熹长期居住、著述、讲学之所，晦庵草堂不具备讲学、著述的中心地位。朱熹上云谷，作“堂成今六载，上雨复旁风。逐急添茆盖，连忙毕土功”。后来草堂还是逐渐荒疏，但云谷胜境，一直烙在朱熹的脑海，以至于晚年定居建阳考亭在竹林精舍给门人讲学之时，还时常回忆云谷的情景。朱熹对其门人沈僩说：“某尝登云谷，晨起穿林薄中，并无露水沾衣。但见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群山仅露峰尖，烟云环室往来，山如移动，天下之奇观也！”①又据嘉靖版《建阳县志·学校志》载，云谷晦庵草堂于元季倾圮。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德清人氏谈俊捐俸命朱熹九世孙朱格重建，改名为“云谷书院”，今仅存遗址。

因此，在朱熹亲自创建的四所精舍中，云谷晦庵草堂的影响力最低，与其所处的地理偏僻、交通通信不便及山高寒冷不便生活等有关联，但更多的是受当时朱熹的家境、心境的影响。若不点破此层意思，全写朱熹专心于教育事业，就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仿佛朱熹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传道士。 朱熹对默默支持自己事业而承担重负的妻子的短寿，深感愧疚，但对妻子的情感却感人至深，他把一切的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二十多年，也谢绝友人的好意未再续弦，直至庆元六年春临终前才抱着病体，咬紧牙关，握笔为亡妻写下一篇表达他至死不忘夫妻情的《墓祭文》：“岁序流易，雨露既濡。念尔音容，永隔泉壤。一觞之酹，病不能亲。谅尔有知，尚识予意。” 比较而言，云谷讲学虽短，但还是有蔡元定、刘爚、吴楫、方士繇、廖德明等人前来问学，他们的资料，已在《朱熹在建阳寒泉精舍的讲学活动》中作了介绍，现将魏掞之、丘膺、刘炳、刘尧夫、江默等人的资料介绍如下： 魏掞之（1116—1173年），字元履、子实，号锦江，人称艮斋先生，建宁府建阳人。幼有大志，稍长游郡学，深得建州教授①《朱子语类》卷2。

胡宪器重。绍兴十三年，在崇安五夫刘氏六经堂读书，与朱熹等人同窗，受学于武夷三先生。试礼部不第。绍兴二十年，为左中奉大夫衢州太守章杰宾客，见章杰欲加害赵鼎后人赵汾，则慨然以书责之，长揖而归。隆兴元年春应礼部试，下第，遣子魏应仲从学于朱熹，与朱熹多有书信往来问答。次年，闽帅汪应辰和建宁太守陈正同联名上奏举荐之，未果。乾道四年，得芮烨、陈俊卿等人举荐，以布衣入朝晋见皇帝，力陈当世之务大要，直言力劝孝宗以修德业、正人心、养士气为恢复之本。皇帝颇满意，赐其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太学录。乾道五年七月以太学录论曾觌还朝事，不容于朝而去国罢归，添差台州教授。其居乡重礼法，曾仿古社仓法，在建阳长滩建社仓济民，成为朱熹社仓的楷模。乾道九年闰正月忧郁而死，七月葬于长坂。卒后，帝念其直，赠宣教郎、直秘阁，而朱熹前往其家料理后事，为作《祭魏元履国录文》、《国录魏公墓志铭》，严士敦作行状，张栻为作墓表，庆元元年，朱熹跋其墓表。

丘膺，字子服，丘义从弟，建宁府建阳人。与朱熹年龄相仿，绍兴十年就彼此相识。后从朱熹游，称为老友。尝与朱熹刊定《周子通书》，及论老子“营魄”、扬子“载魄”之义。庆元三年正月在建阳考亭，送别被编管湖南舂陵的蔡元定，独为涕泣流连而不能已。朱熹赞其“处世变，恤穷交，两得其理”。庆元五年七月，朱熹有诗和之。同年重九，与范瑄、严士敦诸友载酒到考亭精舍与朱熹汇集，有诗酬唱。庆元五年冬，与刘淮、江嗣探梅访朱熹，作诗酬唱。朱熹作《同丘子服游庐峰以岭上多白云分韵赋诗得白字》、《用丘子服弟韵呈储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诸友》、《丘子服来访道间得古梅折以为赠刘叔通江文卿俱来各有佳句因各次韵为答三首》、《用子服韵谢水仙花》、《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诸友载酒见过坐间居厚庙令出示佳句叹伏之余次韵为谢并呈同社诸名胜》、《奉和子服老弟黄杨游岩二诗》、《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晦诸兄友载酒见过子服有诗牵勉奉和并呈在席幸发一笑》，及《答丘子服书》二通。

刘尧夫（1146—1189年），字淳叟，抚州金溪人。年十七即为陆九渊等人弟子，曾师事陆氏三兄弟，为陆氏高弟。乾道五年入太学，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及第，历官国子正、太学博士、隆兴府通判。淳熙五年七月经吕祖谦引荐，入闽访朱熹，到崇安五夫从学数日，言陆氏之非，为朱熹所责，以为“子静之学即有未当，尧夫不可如此诋之。”当月二十九日，朱熹率领廖德明、方士繇、江默等陪刘尧夫游山，发潭溪、留芹溪、登云谷、宿黄沙、游武夷，蔡元定、刘甫、刘子翔也来会。八月初，一行人行至武夷山，摩崖石刻留名。尧夫此行，乃为二陆与朱熹会讲于铅山鹅湖寺作先导，并亲临鹅湖之会。淳熙六年三月同陆九龄拜访赴任南康军、路过信州铅山县留宿于观音寺的朱熹，却不参与朱陆讲论，因不满两人极论无猜，只在一旁静坐，遭朱熹批评。次年赴临安前往南康军见朱熹，有数日交游。淳熙十五年四月，在信州玉山县，见到入朝奏事而又徘徊不前的朱熹。次年学禅为僧，未几卒。著有《井丛斋集》。

刘炳（1146—？年），字韬仲，号悠然翁，刘爚之弟，人称睦堂先生，建宁府建阳人。绍兴二十八年，与其兄刘爚一起到崇安五夫紫阳楼拜卸任同安主簿的朱熹为师学习，后又续学于建阳寒泉精舍。乾道七年，兄弟同问学于五夫。登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第，官南剑州剑浦令。淳熙九年九月中旬，到常山与卸任浙东提举的朱熹聚会。淳熙十三年，为福建漕司属官，刻印《龟山别录》。绍熙二年九月在应城县令任上，翻新县学，建上蔡先生谢良佐祠堂，请朱熹作《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其平生专尚德义，教化平易近民。累官兵部郎中、朝议大夫。丐祠闲居，诵读不辍。卒，谥文安。著有《纲目要略》、《堂铭故事》、《睦堂类稿》等。

江默，字德功，建宁府建阳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及第，任安溪、光泽县尉，为官勤政爱民，常以理谕民，颇有政效。淳熙三年，同朱熹论辩儒佛之异，涉及格物致知与发明本心之内容。淳熙五年七月与朱熹等人会合游云谷山。后入武夷精舍问学，朱熹称其为一意经史，无他嗜好，笃实君子。后知邵武军建宁县，皆有政声，卒于官。尝考本朝典章，纂《国朝纲集》上于朝。还著有《周易训解》、《四书训诂》等。

回过头来看，朱熹在云谷的讲学时间甚少。此期的朱熹讲学、著述的重心应当是在五夫，因此可与《朱熹在崇安的教育活动》对接，以补朱熹教育生涯的完整性。本书在此将未成讲学规模的云谷晦庵草堂单独列为一节叙述，潜在之意是为了考察教育家朱熹的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这一关系，非本书重点，容置日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