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各县设学，属地方官学性质，设教授一员，选用德行高尚、学业精湛、进士出身者充当。

朱熹十分重视教师的选拔与任用，反对只会善辞章、钓声名、取利禄、作时文的人充当教师，主张教师要有“德行道艺之实”和诲人不倦、以教为乐的思想品质。学校师生若只“钞节经史，剽窃时刻”，（司马光语）士人则“无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朱熹语）走科举之捷径，许许多多的人相与“随风而从，不读史书，见闻浅陋”，(留正语）其后果就是贻误人。因此，大凡有识之士，便会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种倚重时文，不读经史，导致学生“学无根底，识见浅陋”的“无根之举”。作为一县主管教育事业的朱熹，自然会采取有效的措施，从选用教师这一关节入手把握。

根据《朱子全书》相关内容，我们对受聘于同安县学的几位教师资料进行整理如下，以便读者综合考察当时的同安县学。

徐应中，泉州同安人。进士出身，留意经学，议论纯正。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由县主簿朱熹申聘为县学宾客，教授学生。

王宾，泉州同安人。天资朴茂，操履坚悫，进士出身，绍兴十六年为乐清县学教授。绍兴二十四年，受同安县主簿朱熹聘请，与徐应中一同充当县学职事以教士，士民向风多兴劝。

柯翰（1105—1177年），字国材，泉州同安人。少举明经，守道恬退，不随流俗，笃于正学，讲学乡里，专以讲究经旨为务，登门受经者常百余人。绍兴二十四年，同安主簿朱熹上《举柯翰状》，申聘其为同安县学直学，其以《礼记》教授生徒。

徐应中、王宾、柯翰及朱熹本人，构成当时同安县学教师的骨干队伍。朱熹亲自授课讲学，推广儒学教育，改变原来学生不读经传原文、只拿近时科举中选的模范程文讽诵模仿的教育模式，以儒家思想锻造人才，将同安学者从拘泥章句、从习辞章的褊狭中转变为重视经文、精研义理的实学者，使他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陶冶思想情操，成为有所学、有实用之人。

朱熹的这一做法，显然与原先的教育模式大相径庭，故其开始并不为人所接受，但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青年学子获得教益，读书风气为之大振，同安县学风由此转良，这与数名教师的模范作用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