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其先为徽州婺源人，于北宋宣和年间迁居建州政和，后侨居于建宁府崇安、建阳。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进士第，随后出仕，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常平司、知漳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后官至秘阁修撰兼侍讲等职，前后外任九年，立朝四十余日。朱熹是在“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其平生主张抗金，并强调富国强民以备战，终生不忘收复中原失地。就其担任地方官而言，一心为公，故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的首肯。朱熹有言：“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①这是朱熹为官的自白，也是其九年官宦生涯的真实写照。除外九年仕宦，朱熹绝大部分时间奉祠闲居于武夷山下，研究儒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12，中华书局1986年版。
家思想，开展著述与讲学活动，把“家居讲学、接引后来”视为有益之事。其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礼乐以至自然科学均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庞大的理学体系。已故著名世界朱子学权威陈荣捷先生说，朱子思想成为我国数百年哲学、教育、考试、书院等之典型，而又操纵中、韩、日三国之思想与制度，达数百载。显为孔孟以后影响最大之思想家。
南宋是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仅占据华夏版图的东南半壁的小国。就外部而言，长期处于金、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的包围之中，又长期处于与金国、西夏对立或作战的状态中；就内部而言，又处于儒学式微、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动荡不安的衰世。朱熹生活在不受战乱直接影响的福建，却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使命，要给封建秩序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他继承古代儒学，探讨了宇宙本原、认识真理的方法和途径、世界的规律性和人类本性等哲学问题，继承改造了许多旧有的哲学范畴和命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范畴和命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对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推究，特别是倾注四十余年心血所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使孔孟思想得以复明，并始终大力宣扬推广儒家思想来挽救衰败的人性。学界习惯将两宋时期的儒学称为新儒学，也有称理学、道学、性理之学或义理之学。它兴起于北宋，主要代表人物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但未经提纯，也未形成完整的系统。至南宋，朱熹致力于古人之学，阅天下之义理，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学说，并汲取周、张、邵学说的部分内容，加以综合，熔铸成庞大的体系，建立了儒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学派——程朱理学学派。至南宋理宗朝，程朱理学确立了正统地位，并延续到清末。
朱熹秉承二程思想，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通过对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把握儒家思想精髓，明辨是非善恶，放弃私欲，服从天理。朱熹对天理与人欲有过解释，所谓“天理”无非体现在宇宙事物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这里，所谓的“所以然之故”，指的就是事物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它主要体现为自然世界中的普遍规律与原则；而“所当然之则”，指的是事物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其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中所应当普遍遵循的伦理原则与规范。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并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说：“如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在南宋时期被强化，是有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的，在今日现实的社会乃至理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的进程中，都不会失去意义。古代圣贤提倡的限制人的欲望膨胀在当下社会依然具有巨大价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对社会道德造成颠覆的今天，对私欲的克制可以为个人营造一种心灵的宁静，让人多一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责任感。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人必须有个身体，否则他的精神就无所寄托，不能存在。既然有了身体，身体就有需要；为了满足他的身体的需要，他就有欲望。这种欲望，简称为‘欲’。维持身体存在的欲，是正当的欲。正当的欲并不是和‘理’直接违背的。不正当的欲才是直接和‘理’相违反的，这就是私欲，或称为人欲。社会上一切不道德不正当的事，归根到底都是出于私欲、出于人的不正当地重视身体，所以道学叫人不要‘在躯壳上起念’。从躯壳上起念就是为私，就是为利。不从躯壳上起念就是为公，就是为义。义利之辨就是公私之分。”①人类社会不总是阳光灿烂，所存在的阴暗面，皆属无节制的人欲所致之范畴。人类不强调个人品德修养，不克制私欲的膨胀，只以个人为中心，其言行为害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环境之实证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不可胜数。朱熹的明理灭欲之道德要求，适用于所有的人，特别指向士大夫，对官大位显权重者的要求更高。他在乾道五年七月初给尚书汪应辰的书中说“君子贵明理”，“明理则异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乱，而德可久、业可大矣”。朱熹多次提出“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要求限制皇权私欲膨胀，端正治理天下的根本。朱熹常说：“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宋孝宗赵昚登基，始有隆兴之北伐，因战前准备不足而败，与金和议之声再起。朱熹认为“夫沮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咈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于是朱熹在《与陈侍郎书》中对吏部侍郎陈俊卿说：“熹尝谓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论之，上则天心未豫而饥谨荐臻，下则民力已殚而赋敛方急，盗贼四起，人心动摇。将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为图回之术，则岂可以胜言①冯友兰：《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哉？然语其大患之本，则固有在矣。盖讲和之计决而三纲颓、万事隳，独断之言进而主意骄于上，国是之说行而公论郁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为是说者，苟不乘乎人主心术之蔽，则亦无自而入。此熹所以于前日之书不暇及他，而深以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明公。盖是三说者不破，则天下之事无可为之理，而君心不正，则是三说者又岂有可破之理哉？”朱熹不但自己要正君心，还鼓动立朝的正人君子一起来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早悟上心，以图天下之事”。①朱熹的存理灭欲的思想，是通过大量著述的方式和长期讲学的途径传播开来。上述所言，可视为朱熹教育的延伸。
朱熹作为近古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者，把《四书》、《五经》作为重要的教材。其门人黄榦说：“先生教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已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①朱熹：《朱子全书》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8页。
来，远自川蜀，文词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边徼，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殁，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①朱熹的学说，在南宋就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崇，从民间走向庙堂，逐步得到统治集团的认可，即便在庆元间遭到打击和禁止，传播也未沉沦与消亡，而在随后的很短时间得到解禁、平反、宣扬与传播。在元代，朱熹的思想学说由南方向北方传播，流播地区十分广阔，影响很大。在明代，程朱理学仍是正统官学，清代仍为儒学正宗。朱熹理学在南宋便“文词之传，流及海外”，影响很大。后来的韩国、日本、越南等，无不在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教育活动的分期朱熹生平最喜好讲学授徒，强调穷理修身之学，把传播儒家思想、对抗异端引诱、挽救人心颓败，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总体来看，其教育实践活动大体上是连贯的，只因中途有为宦之事，不能在一个地方连续讲学，略呈间断性，为了行文与叙述的方便，笔者依据各类朱熹之年谱、史料记载，将朱熹从事讲学活动按时间长短及完整性分为十一个阶段。即：同安县学讲学期（绍兴二十三年—绍兴二十七年，即1153—1157年）①黄榦：《勉斋集》卷36，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8册第426页。
崇安五夫讲学期（绍兴二十八年—乾道五年，即1158—1169年）寒泉精舍讲学期（乾道六年—淳熙二年，即1170—1175年）五夫家居讲学期（淳熙三年—淳熙五年，即1176—1178年）南康知军讲学期（淳熙六年—淳熙八年，即1179—1181年）浙东提举讲学期（淳熙八年—淳熙九年，即1181—1182年）武夷精舍讲学期（淳熙十年—绍熙一年，即1183—1190年）漳州守郡讲学期（绍熙一年—绍熙二年，即1190—1191年）竹林精舍讲学期（绍熙三年—庆元六年，即1192—1200年）潭州守郡讲学期（绍熙五年五月至七月，即1194年，三个月）崇政殿中侍讲期（绍熙五年十月及闰十月，即1194年，仅有46日）上述已勾勒出朱熹教育活动的基本脉络，但某些阶段讲学具有交叉进行的现象，如知潭州讲学、登崇政殿侍讲、在闽东各地的讲学，就是发生在晚年的竹林精舍讲学期内，各期教育实践活动的详细情况将另辟章节说明。自绍兴二十三年至庆元六年（1153—1200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朱熹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同安县学讲学期、南康知军讲学期、武夷精舍讲学期、竹林精舍讲学期，无疑是其讲学的里程碑。我们也可以把朱熹在白鹿洞讲学、武夷精舍讲学和竹林精舍讲学视为其讲学的三个黄金期。朱熹教育活动之特点学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实施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北宋初期，统治者在打败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国家之后，在统治策略上作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重视“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明确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于是确立“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随之出现重视科举，重用士人的局面，于是有庆历、熙宁和崇宁的三次兴学热潮，全国各地广办学校，而且帝王尊孔崇儒，提倡佛道，使北宋教育进入繁盛时期。①帝王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美其名曰以孔释老三者“迹异心同”，以此来统辖人们的头脑，使得北宋大力提倡文治教育的结果是偏离了宋太祖赵匡胤所确立的“文德致治”的轨道，使士人、儒者、官员、军人的头脑浸淫着释道贪生怕死的思想，营造了肥沃的土壤滋长了士大夫集团贪图享乐的思想，以致北方强虏挥鞭南下，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顿使一个王朝土崩瓦解。赵宋王朝于靖康之变的亡国，是专制政权内部腐败所造成的无法抗拒外来势力侵略的结果，一失于国策；二失于德育；三失于民心。北宋的教育，最终服务于科举考试，重文不重德，这种缺少德育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进入政权机构，显然不堪世用，甚至反成世累。
宋代的学校类型繁多，既有传统的各级官办学校，也有民间的各类私立学校，特别是在官方无力支持办学、不得不开放政策让社会力量办学的时期，由大学问家建立的学校——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迥异于官学，提倡道德教化与实学本领，培养有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书院由此占据特殊的地位，教育事业呈现出兴旺发达的良好局面。①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宋代的官办学校，大体上沿用唐制，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由中央设立，并归国子监、中央各部和中央政府管辖的学校称中央官学；在地方上，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学校称地方官学。
北宋中央官学大致分为国子学和太学，具有大学性质；武学、律学、书学、算学、画学和医学，属专科性质；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和国立小学，属贵胄性质；还有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属特殊性质。地方学校，分为由州府管辖的州学、府学、军学和监学，由县管辖的县学。官学有一定的规制，由朝廷指派科举出身者担任管理者，聘用具有一定资质的教师，使用官定教科书，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标准。
各级官学，入学条件相对较严，招生人数也有限定，能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的人毕竟有限，故其难以成为普及教育之机构，而主要服务于官僚阶层的子弟培养，为科举考试的终极目标服务。社会底层之质美者得不到正规教育之熔铸。这种局势下，私学的建立就有了可能和必要。
而南宋时期，由于异族长期雄踞北方，强悍的金兵不断南下征伐、侵扰，南宋军民不断奋起抵抗，尖锐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与北方金国长期作战、对峙的局势下，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下，民疲国衰，南宋的官学随着政治混乱、战事连绵、财政日困和统治者无暇顾及而日渐衰落。各级官学虽未中辍，且在宋孝宗赵眘统治的乾道、淳熙年间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已经不能有效承担起培养大批人才的重任。一些在官场失意的中小官吏和散居民间的有德有识的文化人，或利用已有书院旧址，或选择山林僻静处筑庐设院，招纳生徒，切磋学问，传播文化。这样一来，私人开办和讲学的书院无疑承担起培养人才的主要重任。
朱熹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创办学校、倡修学校，大力开展教学活动，成为最具有影响力、最为后世景仰的创举。朱熹孜孜不倦地讲学，其授徒近五十年，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其知名的门人被《宋史》收载的就有若干。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考究整理，收入《朱子门人》一书者有488人（笔者对该书所涉者进一步排除、合并、增加，实际为482人），其中门人与私淑中有官职的占142人，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也不在少数。而见载于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广东等通志、府志、县志的朱熹门人之人数也许更多。正因为朱熹和众多理学家的书院建设与长期的教学活动，大大推动了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的迅速发展，又以遍及州郡府县的书院为标志，蓬勃发展的书院教育，成为南宋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朱熹和许多儒学家一起大力倡导儒教而极力排佛斥道，这种进德修业的书院教育精神，培养了民族心理和道德品质，使当时的教育摆脱了宗教的同化，使中国至今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国家，单就这一点来说，其功绩就很伟大。
朱熹的教学活动，归纳起来具有下列四个特点：一是讲学的场所多，范围广。朱熹在乡居、访学、仕宦的过程中，常应邀到县学、乡间精舍或书堂里讲课，始终没有脱离教育活动。纵观朱熹生平，其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从事教育活动的经历非常丰富。在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浙江等地，凡其履迹所至，皆有讲学活动，特别是在福建创建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竹林精舍，在江西修建白鹿洞书院，在湖南修复岳麓书院，并在其中登坛讲学，成为朱熹讲学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
二是讲授的内容多，方法多。朱熹是个罕见的天才，也可以说是个通才，其学术涉足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农学、医药学等领域，且有很高的成就，其讲学内容广泛，认为历史、礼乐、兵谋、刑法、制度、地理、天文之类，“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但其侧重于哲学、文学、史学、天文历法等知识的钻研与传播，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为“正当学问”而反复钻研、着力推广。朱熹对各个领域有成就者皆予以肯定甚至着力推崇，如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熹作《赠笔工蔡藻》，九月中又为画师作《送郭拱辰序》，为医生作《送夏医序》，就是朱熹对百工的肯定与尊敬，也是其对有益于人类进步之举的宣扬。①南宋黎靖德所辑编的《朱子语类》，就是朱熹向门人讲学的主要内容之汇编。其中包括理气、鬼神、性理、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尚书、诗、孝经、春秋、礼；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程子门人、杨时门人、尹焞门人的言论；朱熹、张栻、吕祖谦、陈傅良、陆九渊的言论；本朝帝王及著名人物的言行；以及朱熹对历代人物、事件的评说。加上朱熹与人大量书信往来探讨的内容（大部分是问疑答难），就能看出教育家朱熹的授受之情况。他远比同时代的也同样具有讲学活动而被列入教育家之列的张栻、吕祖谦、陈傅良、陆九渊等人所讲授的内容广泛。当然，朱熹的讲学方法多，强调启发诱导、因材施教、自学自得、循序渐进，既有课文通讲，也有分章讨论，个别问题解答；既有课堂的讲授，也有书信往来的解惑，还有在路途中、游①朱熹：《朱子全书》卷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玩山水中的讲授与答疑。
三是受学的对象多，层次多。在为数众多的朱熹门人中，受学的地点不同，受学的时间不同，受学的年龄不同，原有的知识结构也不相同，既有童稚、少年、青年，也有中年、老年；他们的社会经历不同，有的蛰伏山野，有的执教乡校，有的已是进士出身，有的已登仕途，有的宦迹四海，有的晋阶朝官，但他们都会聚于朱熹的麾下，聆听教诲，探讨义理。
南宋时期书院，也有小学阶段的教育，如黄榦在绍熙二年（1191年）春自临漳（漳州）归三山（福州），到闽帅赵汝愚处教授诸生，写信告诉朱熹：“榦一两日人事扰扰，书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监视之，可以杜门终日寻绎遗经，足以自乐。”就能直接说明当时福州某书院招收小学阶段的童生进行教育。①受学于朱熹的群体中，不乏祖孙三代、兄弟、翁婿、师友众人同时或先后向学者，如邵武的吴英、吴寿昌、吴浩祖孙三代人，如光泽的李吕、李绍祖、李闳祖、李壮祖、李相祖、李方子、李文子数人亦为三代，如建阳刘懋的儿子刘爚、刘炳，福州闽县人黄瑀的儿子黄东、黄榦和长乐刘世南的儿子刘砥、刘砺以及徽州歙县祝康国的儿子祝穆、祝癸皆为兄弟双双从学，兴化军莆田陈俊卿子孙，陈寔、陈守、陈定、陈宓、陈宿、陈垕、陈址等皆抠衣执礼问学于朱熹，如李唐咨与女婿陈淳、陈思谦受学于朱熹门下，又如建昌军南城人包扬，庆元六年春，携其子包恢及众生徒十四人来建阳考亭从学，得授《论语》，等等。
受学者中，也不乏在某些领域有突出表现、学术有建树者，①黄榦：《勉斋集》卷2《与晦庵朱先生书三》，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如蔡元定、詹体仁、刘爚、林择之、陈淳、蔡沈、叶贺孙、祝穆等人，也有从学三十年而在理学方面未有建树者，如汀州的杨方。
四是培养的目标明，要求严。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①对门人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一概阻挠。宋代科举考试，是取士选才的一项重要制度，朝廷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一样自愿向官府报名，读书人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高下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乾道四年六月，古田林用中回乡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秋试，朱熹作三首诗送之，“不用丁宁防曲学”，但还是希望他不要忘记“为己之学”。②绍熙三年秋试，女婿黄榦持不应举之说，朱熹认为不妥，劝其“随例一试，亦未为害也”。③当黄榦果断决定不应科举时，朱熹则认为其“何其勇也”。④朱熹抨击当时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官方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病，反对学校只一味强调学生的应举“及第”，而忽略了道德的培养与才能的提高。朱熹一再强调，在少年时期读小学，要学其事，掌握洒扫应对，掌握最基本的为人处世的常识，教育者要积极认真地做好培根工作。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朱熹在《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中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①《朱子大全》卷7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②《朱子全书》卷5。③《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续集·答黄直卿书第三十二》。④《朱子全书·答黄直卿书第九十二》。
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①因此，经典儒家精神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十五岁之后入大学的人，必须探究小学时期所学之事为何要如此这般的原因与道理，掌握更丰富的知识，懂得更深刻的道理，即能见道之大原，成为一个合乎儒家道德规范要求、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即能分辨善恶正邪，能正确认识自身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并能处理好人与人、自身与家庭、自身与社会、自身与国家乃至普天下的关系。这对于个人自我潜能的发挥、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和平，显然是有极大的帮助。
作为南宋时期著名教育家的朱熹，留下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后人研究、挖掘、借鉴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