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精舍的受学学者与学习内容
朱熹强调立志、主敬、存养、审察的教育思想，在武夷精舍的教育活动中仍然得到贯彻与执行。朱熹仍然贯彻《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精神，在“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道德至上教育旗帜下，要学生做到穷理格物与修身笃行的统一，也就是德与知、知与行的统一。 从淳熙十年破土动工建设武夷精舍，到绍熙元年离开武夷山赴任漳州前的八个年头里，朱熹大都在精舍里授徒讲学和从事学术活动。由于朱熹“会蒙除用”，即学徒分散，各自回家。
在武夷精舍，朱熹倾力培养了大批的学者。这些人日后大都成为朱学的有力传播者、卫道者。在武夷精舍成立后，各处学者闻讯纷至沓来，受学者有包定、包逊、包扬、包约、蔡元定、蔡沈、蔡渊、陈孔夙、陈孔硕、陈士直、陈文蔚、陈埴、程端蒙、程洵、戴明伯、邓子礼、董铢、窦从澄、窦从周、方壬、傅诚、傅梦泉、郭浩、胡纮、黄榦、黄子耕、江默、李从之、李方子、李格、李闳祖、李文子、李相祖、李壮祖、李云、廖德明、刘镜、刘能、刘炎、刘爚、鲁可几、吕道一、马子严、潘柄、潘时举、潘友恭、潘植、丘珏、任希夷、时源、宋南强、宋之润、宋之汪、宋之源、汤沂、汤泳、唐晔、滕璘、童伯羽、汪季良、王洽、王遇、魏丙、魏椿、吴必大、吴浩、吴楶、吴南、吴仁甫、吴寿昌、徐文卿、徐元震、徐昭然、杨道夫、杨楫、杨骧、杨至、游儆、游九言、游开、余大雅、俞庭椿、张洽、张巽、张宗说、赵蕃、赵纶、赵师?、赵师夏、郑可学、郑昭先等人。有些人原先就师从朱熹，有些人是张栻的门生，有些是吕祖谦的门生，有些是陆九渊等人的门生，他们先后来到武夷山下受学于朱熹，得到铸造，日后或从事教育事业，或从事行政管理，皆有可圈可点之处，唯独胡纮日后成为反道学者，被列为有辱师门的叛逆者。
作为一代大儒，朱熹讲求义理之学，探求“去私进德之方，修身应物之道”，反对流为传注的汉唐古典经学，反对佛老思想、金溪陆氏心学以及浙学的功利文化思潮，遵循“德义为路，仁礼为门”，始终要求学生“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在武夷精舍从事研究著述、授徒讲学的数年间，朱熹与外界保持联系，进行学术交流，在与陈亮围绕王霸、义利为中心而展开的一场学术论争中，也涉及有关“成人之道”的教育问题。
由于缺乏类似开设课程的文献记载，人们不能准确而完整地整理出朱熹的授课内容，但可以根据《朱子语类》中朱熹与门人的问答内容，梳理出朱熹此期的讲学内容。 《朱子语类》卷114中有朱熹与窦从周的对话记载： 丙午四月五日见先生，坐定，问： “从何来？”某云：“自丹阳来。”问：“仙乡莫有人讲学？”某说：“乡里多理会文辞之学。”问：“公如何用心？”某说：“收放心。慕颜子克己气象。游判院（即游九言）教某常收放心，常察忘与助长。”曰：“固是。前辈煞曾讲说，差之毫厘，缪以千里！今之学者理会经书，便流为传注；理会史学，便流为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错。”问：“公留意此道几年？何故向此？”某说：“先妣不幸，某忧痛无所措身。因读西铭，见说‘乾父坤母’，终篇皆见说得是，遂自此弃科举。某十年愿见先生，缘家事为累。今家事尽付妻子， 于世务绝无累，又无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诲之时。”先生说：“公已得操心之要。”问：“公常读何书？”答云：“看伊川易传、语孟精义、程氏遗书、近思录。”先生说：“语孟精义皆诸先生讲论，其间多异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毕竟如何用心？”某说：“仰慕颜子，见其气象极好，如‘三月不违仁’，‘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某即察私心，欲去尽，然而极难。顷刻不存，则忘； 才着意，又助长，觉得甚难。”先生云： “且只得恁地。” 先生问：“君十年用功，莫须有见处？”某谢：“资质愚钝， 未有见处，望先生教诲。”先生云：“也只是这道理，先辈都说了。”问：“仙乡莫煞有人讲学？”某说：“乡里多从事文辞。”先生说：“早来说底，学经书者多流为传注，学史者多流为功利，不则流入释老。”某即说：“游判院说释氏亦格物，亦有知识，但所见不精。”先生说：“近学佛者又生出许多知解，各立知见，又却都不如它佛元来说得直截。”问：“都不曾见谁？”某说：“只见游判院。薛象先略曾见。”先生说：“闻说薛象先甚好，只是不相识，曾有何说？”某说：“薛大博教某‘居仁由义’，‘仁者人之安宅， 义者人之正路’”。“别有何说？”某说：“薛大博论颜子克己之目，举伊川四箴。”某又说：“薛大博说：‘近多时不闻人说这话。’谓某学问实头，但不须与人说。退之言不可公传。道之在孟子，己私淑诸人。”先生云：“却不如此。
孟子说‘君子之教者五’，上四者皆亲教诲之。如‘私淑艾’，乃不曾亲见，私传此道自治，亦犹我教之一等。如私淑诸人，乃孟子说，我未得为孔子徒也，但私传孔子之道淑诸人。”又说与同座二客：“如窦君说话与公别，不用心于外。”晚见先生，同坐廖教授子晦敬之。先生说：“向来人见尹和靖云：‘诸公理会得个‘学’字否？只是学做个人。人也难做，如尧舜方是做得个人。’”某说：“天地人谓之三极，人才有些物欲害处，便不与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诚为难事。”先生曰：“是。”问：“镇江耿守如何？”某说：“民间安土乐业。”云：“见说好，只是不相识。”先生说与廖子晦：“适间文卿说：‘明道语学者：要鞭辟近里，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只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然，却与天地同体；其次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明得尽时，渣滓已自化了；庄敬持养，未能与己合。”在《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中有朱熹门人潘柄的一段话： 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
且朱熹在《题太极西铭解后》云：“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意，而妄肆诋诃，予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以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太极图说解》初稿、《西铭解》二书，是朱熹乾道六年在寒泉精舍期间完成的著作，后来有所修改，但一直没有刻印传播。
从上述引用的三段文章，可以看出朱熹长期的讲学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等，这也与朱熹一再强调的“读圣贤书”相符合。
实际上，宋代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辟雍、四门学、广文馆以及州县学都是专修儒经的学校，其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作为书院教育，其教材当然不会舍此他求。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和《诗》、《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古典著作，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上层文化的核心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起着支配作用。《四书》是儒学经典，北宋理学家程颐将其作为基本教材，用以教育门生；经朱熹反复整理修订的《四书章句集注》，则同样成为朱熹教育门人的重要教材，它也成为元、明、清三代的主要教材，成为读书人必读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胸怀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曾指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可惜的是，今人已远离了四书五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