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赋闲施教箪瓢乐 励志斫顽天地新
雄伟的武夷山下，有座简易的武夷精舍，它是朱熹在福建北部山区创建的第三所私人讲学的学校。该精舍的成立以及朱熹的讲学活动与著述之硕果，构成了朱熹理学思想成熟期的标志。武夷精舍的创建背景与讲学时间淳熙九年十月之前，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一边巡察赈灾，一边弹劾贪官污吏，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却得罪豪右与官宦人家，特别是六上奏章弹劾前台州守臣唐仲友的劣迹，牵动朝中当轴王淮的利益，而招惹巨大的麻烦。九月十二日，朱熹改除江南西路提刑，被意外调离岗位，顿时失去浙东提举的权力，这便宣告朱熹浙东之任的草草结束，具有道学铮骨的朱夫子只能以弃官归隐表示最后的抗议。
朱熹回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的紫阳楼，随之而来的是朝廷当政者王淮及其党羽掀起的一股反道学的狂浪，将朱熹所尊奉的程氏之学诬为伪学加以诋毁。王淮提拔的林栗、徐诩、京镗、许及之、郑丙、陈贾等人奏章连上，对清议之士进行攻击、排斥，朱熹、彭仲刚、王希吕、袁枢、王自中、刘清之、陆九渊、张构等人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 《宋史·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淳熙十年》中有言： 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其见用，于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说。淮又以太府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因首论曰：“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谓己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辩，诚与伪而已。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得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弃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帝从之。
《宋史纪事本末》也有相同的内容记述。
因此，本来不愿出山为官的朱熹，在巨大的皇权、特权面前处处碰壁之后，“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淳熙十年正月，朱熹请求奉祠得到批准，以直徽猷阁的身份主管台州崇道观。而五十四岁的朱熹“忧世之意未尝忘也”，寻找到的出路还是在于铸造人类的灵魂。
于是，朱熹在武夷山中建成武夷精舍，开展讲学活动，前后时间约有八个年头，培养了大批学者，形成了武夷学派。武夷精舍的建筑规模与著述活动淳熙十年正月，朱熹决定在武夷山大隐屏下营建精舍，在此开门广泛招收青年学子，宣扬理学，重塑人类的灵魂。
朱熹择地建校，亲自擘划营建，谢绝闽帅赵汝愚动用公帑资助，却得到许多门生的鼎力支持，只用了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先后建成智仁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和铁笛亭等建筑群，其中保留了原来道士所修的建筑物（即韩元吉所言是“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观善斋为学子群居之所，隐求室为主人起居之所，止宿寮为接待客人之所，寒栖馆则提供给羽客道士雅集。朱熹自作一组《武夷精舍杂咏》诗，分咏精舍的相关建筑，也让后人得窥精舍之规模。武夷精舍遗址武夷精舍落成后，袁枢、韩元吉、陆游、杨万里等名流先后作诗祝贺。韩元吉所作《武夷精舍记》，特别值得一读。记云： 武夷在闽粤直北，其山势雄深磅礴，自汉以来见于祀事，闽之诸山皆后出也。其峰之最大者，丰上而敛下，巍然若巨人之戴弁，缘隙磴道可登，世传避秦而仙者蜕骨在焉。溪出其下，绝壁高峻皆数十丈，岸侧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尽，则卧小舟抗溪而上，号为九曲，以左右顾视。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环会，必为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孙（按：一种药用植物，非指人物），鸟则白鹇、鹧鸪，闻人声，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飞走而无惊惧之态。水流有声，其深处可泳。竹柏丛蔚，草木四时敷华。道士即溪之六曲仅为一庐，以待游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驿道才一二里许，逆旅遥望，不惮仆夫马足之劳，幸而至于老氏之宫宿焉，明日始能裹饭命舟。而溪之长复倍驿道之远，促促而来，遽遽而归，前后踵相属也。予旧家闽中，两官于建安，盖亦遽归之一耳。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潇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乐悉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
淳熙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予闻之，恍然如寐而醒，曲折隐隐犹记其地之美也。且曰：其为我记。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当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对，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游焉，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咸自得其视幔亭之风，抑以为何如也。
韩元吉为我们勾勒出朱熹对武夷山水之钟爱，也为我们道出朱熹择地武夷山中办学之目的。
书院建成，朱熹率弟子举行释菜仪式后便开始讲学活动。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期间，曾有两次外出，一次是在淳熙十年十月初，因“忽惊萧飒鬓毛秋，起向泉山觅旧游”的南下游历福、莆、泉，前后约有三个月与高朋密友倾心面谈；一次是淳熙十五年三月“抛却书册去寻春”的北上京城杭州面圣进言，入朝面见孝宗皇帝，授兵部郎官，却遭林栗弹劾，六月十二日自京城归。这两次外出，成为此期朱熹讲学活动的插曲（后面将具体论之）。这两次外出，前后时间都长达三个月，在武夷精舍就读的学者们，显然都能自我约束、自觉地进行自学，遇到疑难问题，俟师回转后再面论、解答。
朱熹自淳熙十年三月开始在武夷精舍开课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人才，又不忘著书立说，在诸多门生的帮助下完成了许多重要论著，如《易学启蒙》四篇，修订《四书集注》、序定《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完成《孝经刊误》一卷、《小学》六卷、《诗集传》、《周子通书解》、《周易本义》等。这些著作与朱熹在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五夫紫阳楼所著的大量作品合在一起，都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构成了朱熹超越前人的经学体系。
淳熙十三年，朱熹作成《易学启蒙》，“上究圣人作易之本指，下济生人观变玩占之实用”，且将之广寄友人讨论，于是与郭雍、程迥、程大昌、赵善誉、袁枢、林栗、陆九韶、吕祖俭、王师愈等人进行易学论辩，此间朱熹还塑得伏羲像，敬奉于武夷精舍，还致信请黄灏、袁枢等人来观赏，其在给袁枢的信中有“偶得小诗以寄鄙怀”曰：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
若识无心涵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
倒是著名的词家辛弃疾后来与朱熹来观摩伏羲像。降至绍熙四年八月，辛弃疾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再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经过建阳，与朱熹会面，相偕畅游武夷山，作一组诗《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其中第八首诗末注有“精舍中有伏羲像，作画八卦”。
朱熹将伏羲像请进自己亲手兴建的书院里，表明朱熹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敬重。伏羲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成为人类智慧的化身。
淳熙十三年五月，朱熹修订《四书集注》，据黄榦的《论语通释卫灵公篇谁毁谁誉章记》云：“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生曰： ‘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可见朱熹著述之刻苦、认真。朱熹修订《四书集注》后，交由广西安抚使詹仪之、四川制置使赵汝愚分别刻印于桂林、成都。
淳熙十四年三月， “以训蒙士，使培其根，以达其支”的《小学》书编次成。从朱熹编次《小学》一书，并嘱咐蔡元定刊印该书时“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学之书’”来看，武夷精舍，兼有小学、大学两个阶段的教育，按今日通俗叫法武夷精舍有附属小学。来学者水平参差不齐，或许将《小学》书作为来问学的某些人的补习读本。
淳熙十五年七月，朱熹编撰成专以卜筮为主的《周易本义》十二卷，修改后于当年九月由蔡元定刊刻于建阳之后山村。该书早于淳熙二年便开始创作，绍熙间仍有部分修改，但主体是在武夷精舍里完成的。
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正式序定《大学章句》，三月十八日正式序定《中庸章句》。
朱熹在武夷精舍还着手编规模宏大的《礼书》，因“后觉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实际上，淳熙十二年至淳熙十四年秋，朱熹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但其始终未停止讲学和著述活动。淳熙十四年秋，潘友恭主动讨《礼书》大纲去整顿，此后给出书稿，但所作欠精，不合朱熹要求，实际上并未完成任务，后来朱熹再组织士友继续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最终由黄榦组织士友于嘉定十三年全部完成。
朱熹在武夷精舍的著述与教学活动的这一时期，被学界认为是朱熹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武夷精舍，自然而然地成为朱熹理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童生受学于武夷山三先生，到学问家施教于东南众士子，朱夫子一步步登上了武夷之巅，与登泰山之巅的孔夫子南北相望。后代在研究儒家思想之成就，每每将朱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诗云：时贤乐道亦情专，长把武夷比泰山。奇特伟峰南北座，流风一脉自沧澜。
武夷精舍的受学学者与学习内容朱熹强调立志、主敬、存养、审察的教育思想，在武夷精舍的教育活动中仍然得到贯彻与执行。朱熹仍然贯彻《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精神，在“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道德至上教育旗帜下，要学生做到穷理格物与修身笃行的统一，也就是德与知、知与行的统一。 从淳熙十年破土动工建设武夷精舍，到绍熙元年离开武夷山赴任漳州前的八个年头里，朱熹大都在精舍里授徒讲学和从事学术活动。由于朱熹“会蒙除用”，即学徒分散，各自回家。
在武夷精舍，朱熹倾力培养了大批的学者。这些人日后大都成为朱学的有力传播者、卫道者。在武夷精舍成立后，各处学者闻讯纷至沓来，受学者有包定、包逊、包扬、包约、蔡元定、蔡沈、蔡渊、陈孔夙、陈孔硕、陈士直、陈文蔚、陈埴、程端蒙、程洵、戴明伯、邓子礼、董铢、窦从澄、窦从周、方壬、傅诚、傅梦泉、郭浩、胡纮、黄榦、黄子耕、江默、李从之、李方子、李格、李闳祖、李文子、李相祖、李壮祖、李云、廖德明、刘镜、刘能、刘炎、刘爚、鲁可几、吕道一、马子严、潘柄、潘时举、潘友恭、潘植、丘珏、任希夷、时源、宋南强、宋之润、宋之汪、宋之源、汤沂、汤泳、唐晔、滕璘、童伯羽、汪季良、王洽、王遇、魏丙、魏椿、吴必大、吴浩、吴楶、吴南、吴仁甫、吴寿昌、徐文卿、徐元震、徐昭然、杨道夫、杨楫、杨骧、杨至、游儆、游九言、游开、余大雅、俞庭椿、张洽、张巽、张宗说、赵蕃、赵纶、赵师?、赵师夏、郑可学、郑昭先等人。有些人原先就师从朱熹，有些人是张栻的门生，有些是吕祖谦的门生，有些是陆九渊等人的门生，他们先后来到武夷山下受学于朱熹，得到铸造，日后或从事教育事业，或从事行政管理，皆有可圈可点之处，唯独胡纮日后成为反道学者，被列为有辱师门的叛逆者。
作为一代大儒，朱熹讲求义理之学，探求“去私进德之方，修身应物之道”，反对流为传注的汉唐古典经学，反对佛老思想、金溪陆氏心学以及浙学的功利文化思潮，遵循“德义为路，仁礼为门”，始终要求学生“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在武夷精舍从事研究著述、授徒讲学的数年间，朱熹与外界保持联系，进行学术交流，在与陈亮围绕王霸、义利为中心而展开的一场学术论争中，也涉及有关“成人之道”的教育问题。
由于缺乏类似开设课程的文献记载，人们不能准确而完整地整理出朱熹的授课内容，但可以根据《朱子语类》中朱熹与门人的问答内容，梳理出朱熹此期的讲学内容。 《朱子语类》卷114中有朱熹与窦从周的对话记载： 丙午四月五日见先生，坐定，问： “从何来？”某云：“自丹阳来。”问：“仙乡莫有人讲学？”某说：“乡里多理会文辞之学。”问：“公如何用心？”某说：“收放心。慕颜子克己气象。游判院（即游九言）教某常收放心，常察忘与助长。”曰：“固是。前辈煞曾讲说，差之毫厘，缪以千里！今之学者理会经书，便流为传注；理会史学，便流为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错。”问：“公留意此道几年？何故向此？”某说：“先妣不幸，某忧痛无所措身。因读西铭，见说‘乾父坤母’，终篇皆见说得是，遂自此弃科举。某十年愿见先生，缘家事为累。今家事尽付妻子， 于世务绝无累，又无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诲之时。”先生说：“公已得操心之要。”问：“公常读何书？”答云：“看伊川易传、语孟精义、程氏遗书、近思录。”先生说：“语孟精义皆诸先生讲论，其间多异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毕竟如何用心？”某说：“仰慕颜子，见其气象极好，如‘三月不违仁’，‘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某即察私心，欲去尽，然而极难。顷刻不存，则忘； 才着意，又助长，觉得甚难。”先生云： “且只得恁地。” 先生问：“君十年用功，莫须有见处？”某谢：“资质愚钝， 未有见处，望先生教诲。”先生云：“也只是这道理，先辈都说了。”问：“仙乡莫煞有人讲学？”某说：“乡里多从事文辞。”先生说：“早来说底，学经书者多流为传注，学史者多流为功利，不则流入释老。”某即说：“游判院说释氏亦格物，亦有知识，但所见不精。”先生说：“近学佛者又生出许多知解，各立知见，又却都不如它佛元来说得直截。”问：“都不曾见谁？”某说：“只见游判院。薛象先略曾见。”先生说：“闻说薛象先甚好，只是不相识，曾有何说？”某说：“薛大博教某‘居仁由义’，‘仁者人之安宅， 义者人之正路’”。“别有何说？”某说：“薛大博论颜子克己之目，举伊川四箴。”某又说：“薛大博说：‘近多时不闻人说这话。’谓某学问实头，但不须与人说。退之言不可公传。道之在孟子，己私淑诸人。”先生云：“却不如此。
孟子说‘君子之教者五’，上四者皆亲教诲之。如‘私淑艾’，乃不曾亲见，私传此道自治，亦犹我教之一等。如私淑诸人，乃孟子说，我未得为孔子徒也，但私传孔子之道淑诸人。”又说与同座二客：“如窦君说话与公别，不用心于外。”晚见先生，同坐廖教授子晦敬之。先生说：“向来人见尹和靖云：‘诸公理会得个‘学’字否？只是学做个人。人也难做，如尧舜方是做得个人。’”某说：“天地人谓之三极，人才有些物欲害处，便不与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诚为难事。”先生曰：“是。”问：“镇江耿守如何？”某说：“民间安土乐业。”云：“见说好，只是不相识。”先生说与廖子晦：“适间文卿说：‘明道语学者：要鞭辟近里，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只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然，却与天地同体；其次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明得尽时，渣滓已自化了；庄敬持养，未能与己合。”在《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中有朱熹门人潘柄的一段话： 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
且朱熹在《题太极西铭解后》云：“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意，而妄肆诋诃，予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以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①《太极图说解》初稿、《西铭解》二书，是朱熹乾道六年在寒泉精舍期间完成的著作，后来有所修改，但一直没有刻印传播。
从上述引用的三段文章，可以看出朱熹长期的讲学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等，这也与朱熹一再强调的“读圣贤书”相符合。
实际上，宋代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辟雍、四门学、广文馆以及州县学都是专修儒经的学校，其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作为书院教育，其教材当然不会舍此他求。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和《诗》、《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古典著作，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上层文化的核心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起着支配作用。《四书》是儒学经典，北宋理学家程颐将其作为基本教材，用以教育门生；经朱熹反复整理修订的《四书章句集注》，则同样成为朱熹教育门人的重要教材，它也成为元、明、清三代的主要教材，成为读书人必读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②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胸怀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曾指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③可惜的是，今人已远离了四书五经的教育。武夷精舍的历史影响与历代重修朱熹学派在武夷山中的教育活动、著述活动以及学术交流活动，使“海内学者尊信益众”，使武夷山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学术研究中心和文化中心。聚集在武夷山下的朱学派中坚人物，刻苦钻研，长期潜修，争辩切磋，共同推动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时期是武夷山被称为“道南理窟”的承前启后的时期。
清人史贻直说，“及朱子开紫阳书院（按：即后来将武夷精舍之改称），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在朱熹的影响下，武夷山一带还相继建立许多书院。清人何瀚说：“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为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武夷）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① 继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择地筑室，创建规模大小不等的书院讲学授徒，以继志传道为己任。特别是黄榦、蔡沈、陈淳、刘爚、真德秀、魏了翁、熊禾等人为传播闽学不遗余力，使闽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由于朱熹等理学家在武夷山的学术文化活动，武夷山成为“道南理窟”而为世人所重。①董天工：《武夷山志·何氏原序》，续修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就建筑物而言，武夷精舍得到朱熹三子朱在、朱熹之孙朱鉴的相继修葺与扩建，改名紫阳书院，规模比原先的大了许多，部使者潘友文、彭方拨公田以赡学者，崇安知县陈樵子重建，王遂为记。景定间，设山长以管理之，元因之。后改山长为教授。至正二十五年，书院火毁。明朝正统十三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复建，改称为朱文公祠，主祀朱熹，以蔡元定、黄榦、刘爚、真德秀配享。明正德十三年、万历间、崇祯末年皆有修葺扩容。清代顺治十六年、康熙二十六年、五十四年皆有修建。特别是康熙帝推重朱熹理学思想，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予武夷精舍，意义尤为重大。2000年，武夷山市政府出资再予修复，加以保护，成为宣传传统文化和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