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穷乡僻壤堪寂寞 名流雅士颂高情
开武夷山教育之先河者，为南朝梁陈之间的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519—581年），其成名之后定居于武夷山中，慕名登门问学求教者络绎不绝，而顾氏亦以平生所学教授山人，故后世对其评说甚高。清《崇安县志》、民国《崇安新县志》记载：“崇人知学自野王始。”而在崇安县教育史上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非朱熹莫属。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活动，铸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精英。而朱熹在福建路建宁府崇安县境内的就学、著述与教学时间甚长，与崇安五夫的刘氏六经堂、胡氏书堂、武夷精舍乃至崇安县学的关系都密不可分，值得后人探讨。本文主要讲朱熹在五夫的讲学，兼及县学，而将武夷精舍的讲学另外辟章讲述。刘氏六经堂——屏山书院在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的府前村，在丛林拥翠的纱帽山山麓，居住着一个声名赫赫的刘姓大家族，其缘于刘翔之子刘庸卜居于此。为了让族中子弟能就近读书，刘家创建一所私塾，先后由刘太素、刘民先等人充教职。至南宋绍兴十四年，赋闲的刘子羽牵头，由刘子翚操作，将私塾扩建，易名为六经堂，由子翚执掌，延聘当时的饱学之士共同授课。六经堂相对开放，招收生员对象，超过刘氏子弟的范畴，亦接纳亲友的后代、乡人子弟。刘子翚作《示六经堂学者》：汝心之休，处此如游；汝心之流，处此如囚。此堂何有？维经与史。隐索周施，于兹备矣。诵书琅琅，其神乃扬。杂虑横心，圣言则忘。讲书默默，精义乃得。借聪于人，终焉必惑。视彼迅晷，若弗云来。今汝不勉，则何有哉？时习之说，反身之乐。赡忽茫茫，匪伊情度。
失怙的朱熹，于绍兴十三年下半年来到五夫依傍父亲之友刘子羽，刘子羽则为朱熹母子筑室（后称紫阳楼）于屏山下、潭溪之上，并由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共同经理其家事。朱熹到五夫，很快就加入六经堂的受学者的行列中，与刘珙、刘瑺、刘玶、刘懋、黄子衡、黄铢、魏掞之、方耒、李从礼、欧阳光祖等人为伍（这个名单有七个姓，似乎可以看出六经堂已相对开放，接纳亲朋好友的子弟），在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先生的教导下立志苦读，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做程文和诗赋，法帖临摹，为科举入仕做准备。
退出官场的刘子翚，亲自监督诸生认真读书，并选择前朝名公巨著作为练习程文的范本，摘出书中重点，要求反复记诵，而不是一般泛观浏览。朱熹经过四年的苦读，顺利地中了乡举，又中了进士，成为六经堂培养出来的、继刘珙之后的又一个进士。
绍兴间执掌刘氏六经堂者，为刘子翚。
刘子翚（1101—1147年），为建州崇安县五夫刘韐之季子，字彦冲，号文平，以所居之地屏山为号，又以体弱多病取号病翁。其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在五夫受学于著名学者胡安国。宣和二年游太学，为举业，又服膺二程之学，其理学思想多取于胡瑗、程颐、胡安国。宣和四年二十二岁时随父亲戎马征战，抗击外夷，后以荫补承务郎，担任真定幕府录事官。以父死难，痛不欲生，守孝三年。南宋建炎二年，调任福建路兴化军通判。绍兴二年八月任满归里，以右宣教郎主管武夷山冲佑观，隐居于五夫里屏山下，筑六经堂，开门授徒，聘请刘勉之、胡宪等主讲，十余年间培养出刘珙、朱熹、魏掞之、欧阳光祖等数人。
六经堂既是成就朱熹的主要场所，又是后来朱熹亲自给纷纷来五夫求学者上课的重要场所。朱熹还给六经堂各处室冠名，经常到此缅怀父执及先师。胡氏山居——文定书堂、兴贤书院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籍溪村胡坊有胡氏山居，为著名学者胡安国故宅，其侄儿胡宪居住之。
胡安国以治《春秋》学为长，其事迹被载入《宋史》。胡安国生前尝以朝廷所赐之金，令从子胡宪在旧基重建书堂，名为胡氏书堂。胡安国卒后，朝廷谥之文定，书堂亦随之改名文定书堂，即《朱子语类》卷101所言：籍溪厅上大榜曰“文定书堂”。后人又将文定书堂改建为文定书院，以后再改称兴贤书院。
朱熹来到五夫，主要在刘氏六经堂读书，有时也越过潭溪，爬上山冈，穿过小巷，来到胡氏山居听胡宪先生讲课，特别是刘子翚、刘勉文相继死后，文定书堂就成为朱熹主要的问学之处。胡宪仕宦于外的时间甚短，大部分时间隐居于籍溪，执掌文定书堂甚久，故朱熹师事胡先生时间亦长。 胡宪（1086—1162年），字原仲，是建州崇安县五夫籍溪人胡淳之子，学者以其所居之地称其为籍溪先生。大观初年，胡宪在长沙从学于叔父胡安国。在荆门学舍又从朱震游。后以乡贡入太学，当时查禁伊洛之学，其偏爱二程学说，与刘勉之暗地传抄背诵。胡宪无意于科举，转事经学家谯定，逆旅中问学焉，得授《易》学，不久回乡，耕作讲学，开“胡居士熟药正铺”卖药供养父母。
由从臣折彦质、范冲、朱震、刘子羽、吕祉、吕本中等十人荐举，胡宪于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赐进士出身，授建州州学教授。绍兴十年秋，朱松罢职归闽，在建州城南筑环溪精舍，彼此相见往来，年少的朱熹得以聆听胡宪的教诲，为朱熹师从胡宪之开端。
绍兴十二年胡宪以母老不乐居官舍，辞去教职，归请监南岳庙，并奉胡安国之遗命，以朝廷赐金按旧制重修胡氏书堂，教授学子。绍兴十四年至十七年，兼在五夫刘氏六经堂执教。朱熹说胡籍溪人物好，沉静严谨，其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由此可见，胡宪的教学方法，亦有长处，朱熹得受其学，学业进步很大。武夷山五夫兴贤书院绍兴二十三四年，胡宪为福建安抚司属官，认为福州盐法弊病多，上书给闽帅张宗元要求更革，上司不悦，久之，请奉岳祠而归。秦桧死后，胡宪年近古稀，忧时之心更甚。绍兴二十九年六月，由吏部尚书贺允中荐举，胡宪除大理寺直，旋在八月改除秘书省正字，至绍兴三十年六月方赴馆任职，朱熹作《送籍溪胡丈赴馆供职二首》为之送行。胡宪并用朱熹之意，入朝奏请宋高宗起用被摒弃的主战派重要人物张浚、刘锜，此举震动朝野。胡宪因之被罢正字，高宗又念其忠直，改左宣教郎，十二月主管台州崇道观，领祠禄安度晚年。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病卒于家中，谥靖肃。
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对朱熹的教育功不可没。朱熹师事刘子翚四年，师事刘勉之七年（起于杭州，另外章节将有叙述），师事胡宪约二十年。朱熹久事胡宪，情谊最深。朱熹后来说籍溪先生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且朱熹说他“只是讲学不透”，大约是指《易》、《语》、《孟》、《中庸》、《礼》之奥学。这也促使进士及第后的朱熹走出崇安五夫，到闽北其他地方寻访高人，最终拜师于延平李侗先生，受学十年，问难答疑，融会贯通儒家经典著作之精髓。建宁府崇安县学朱熹虽然未读书于崇安县学，也未执教于崇安县学，但关注崇安县学的教化作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当崇安县令诸葛廷瑞翻新了学校，并将赵抃和胡安国二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前贤作为榜样时，朱熹感到欣慰和鼓舞，作《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记云： 崇安，建之严邑，故宫师赵清献公尝为之宰，故侍读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两公之德，后学仰之久矣，然数十年之间，为是邑者不知其几何人，无能表而出之，以化于邑者。乾道三年，今知县事温陵诸葛侯始至，则将葺新学校，以教其人，而深以两公之祠未立为己病，于是访求遗像，因新学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讫功，命诸生皆入于学，躬率丞掾，与之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奠于两公之室。三献成礼，揖诸生而进之曰：“学则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语其风声气俗之近，则乡大夫、乡先生之贤者，岂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赵公孝悌慈祥，履绳蹈矩，为政有循良之绩，立朝著蹇谔之风，清节至行，为世标表，固诸公之所逮闻也。至于胡公闻道伊洛，志在《春秋》，著书立言，格君垂后，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该贯，而其正色危言，据经论事，刚大正直之气，亦无所愧于古人，则诸君岂尽知之乎！吾承乏于此，过不自料，常欲与诸君相励以圣贤之事，今幸因吾民之余力，校室以修，方将日与诸君者从容俯仰乎其间。顾念古昔圣贤远矣，则欲诸君自其近者而达之，是以象两公于此堂也。诸君自今以来，盖亦望其容貌而起肃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贪懦之志，然后精思熟讲，反之于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中焉。庶几学明行尊，德久业大，果能达于圣贤之事，是则两公私淑后来之本意，而亦区区平日所望于诸君也。诸君岂有意乎？”诸生皆拜曰：“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无辱先生之诲。”于是既退。而诸葛侯使人以是说走山间，属熹为之记。
熹唯今之为政者，固已不遑于学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则徒以禄利诱人，而纳之卑洿浅陋之域，是乃贼之，而于教何有！今诸葛侯于兹邑，既新其学，而语之以圣贤之事，又能尊事两公，俾学者由是而达焉，则可谓知所以教矣，此其志岂特贤于今之为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辞，乃具书其本末，以视同志，顾相与勉焉，以无负诸葛侯之教也。
青年人具有很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需要模范，需要有道德要求上能言行一致的人作为学习的榜样。历代儒学教育者极为推崇圣贤君子，认为这些人思想道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堪称人格典范。诸葛廷瑞和朱熹一样，适时地把赵清献公和胡文定公作为年轻学子学习的榜样加以树立。推崇圣贤君子，目的是要让来学者见贤思齐。学者一方面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明白真理、正义等文字概念，也学习前贤的学习态度、习惯和判断事理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日常行动中仿效历史上、现实中有德行的人。这些圣贤君子，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但他们在品德节操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值得人们借鉴。这又令我想起20世纪，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树立雷锋同志为全民学习的榜样，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了不少人的精神面貌，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良好风气，各个领域都有不小的收效。这应是伟人毛泽东善于学习前贤做法之典型。
在《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一文中所标榜的赵清献公即北宋名臣赵抃，胡文定公即胡安国，现将二人资料陈列于下。
赵抃（1008—1084年），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府西安人。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第，初授武安军节度使推官，康定初以著作郎任崇安知县，为政本于孝悌，不严而肃，民莫敢犯。兴修水利，筑长圳引南溪水入新阳坂灌溉农田数千亩。其对武夷山极为钟情，题有《武夷行》长诗。庆历初于武夷山建吏隐亭于三曲宴仙岩麓，撰铭于该亭，警示为官者应清正不贪。其为官清廉正直，以治绩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素有“铁面御史”之称。出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改益州路。召为右司谏，以言事罢知虔州，历度支副使、河北都转运使。英宗时改知成都府。所至以宽简为治，以奉俭闻。神宗即位，除参知政事。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杭州，徙青州，再知成都府，复知越州、杭州，致仕。卒，谥清献。著有《南台谏垣集》、《新校前汉书》、《成都古今集记》、《清献尽言集》、《清献集》等。
胡安国（1074—1138年），字康侯，学者称为武夷先生，建州崇安五夫里人胡渊之子。自小聪慧好学，十五岁到州学就读，十七岁入太学。其为程颐的私淑弟子，与杨时、游酢、谢良佐等人友善，交往甚密。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及第后，擢为太学博士，授荆南教授，转为提举湖南学宫，因荐举布衣王绘、邓璋，得罪权贵蔡京被诬为所举匪人而罢官。在衡岳之下买地结屋数间而居，投入《春秋传》的修治。徽宗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学事，次年以丁艰归居崇安五夫籍溪，在武夷山下聚徒讲学，胡宪、范如圭、江琦等人受学之。至靖康元年入朝供职。绍兴元年，诏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上《时政论》力陈恢复大计。次年贬职奉祠。绍兴五年，诏为经筵大臣，令进讲《春秋传》，绍兴八年加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八年四月卒，赠左朝议大夫，谥文定。
胡安国一生登仕四十年，积官不及六载，大多时间致力于理学研究，历时寒暑三十载写就《春秋传》。其为人处世，重操守、讲忠信，性情耿直，不趋炎附势，敢于直谏，遍触权贵，故屡被排斥与打击。晚年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成为南宋著名经学家，著有《春秋传》、《春秋年表》、《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上蔡语录》、《武夷诗文集》等。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所推崇的赵扑、胡安国二人，确实是贡献卓著，堪为楷模。 朱熹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亲身经历同安的县学建设，到乾道四年（1 168年）为诸葛廷瑞建设崇安县学作记，虽然时隔十五年，但他没有改变对教育事业的初衷，也没有减弱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后来，朱熹投入更多的精力，将私人办学、讲学活动推向了高潮。朱熹讲学于五夫在人们关注武夷山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同时，很多文章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过朱熹与五夫里的关系。本书作者亦在多篇文章有过着墨介绍朱熹移居五夫的原因、从学的经过，亦略说过朱熹在五夫的讲学活动。本文将着重从朱熹在五夫的教育活动展开论述。
由于五夫是朱熹生活了近五十年的地方，紫阳楼只是作为起居的生活场所，而没有自己建设专门的精舍、书堂或书院作为讲学之所，却在五夫之外的建阳先后建了三所精舍、在武夷山风景区内建了一所精舍作为较长久的讲学之所，因此，在五夫的教学活动基本上属于短期的、临时性的讲学性质，但又是不能忽略的教育活动。我们可以将朱熹在五夫的讲学活动，视为其他精舍讲学的补充部分或延伸部分。
朱熹登第后的最初岁月里，约有一年多的时间，身心得到解脱，却不放任自己，而是自觉地进行读书，其父所遗之书以及六经堂、胡氏山居的大量藏书，成为朱熹阅读的主要对象。此际朱熹无书不读，几乎进入狂热的状态。这又可用来说明朱熹为什么没有在五夫率先开始讲学、最先讲学的地点却发生在其故里婺源的原因。朱熹故居大凡仔细研究过朱熹生平事迹的人，不难发现有大批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到五夫受学于朱熹，最早的时间当是朱熹卸任泉州同安主簿之后的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年底，最迟的时间当是朱熹卸任漳州太守之后的绍熙二年（1 191年）夏。就当时的交通而言，五夫里是个偏僻之所，即便是朱熹蛰伏于崇山之中，也不断有人前来求学问难，这种现象就值得后人探寻。笔者按南宋纪年法将朱熹在五夫的讲学活动分为五个时期叙述，下列每个时期尽管有个时间区段，但在每个区段里，朱熹并没有固守五夫，其讲学活动最为零散。因为朱熹仕宦于外累计九年时间，即：绍兴二十三年七月至绍兴二十七年十月（1153—1157年）为同安县主簿；淳熙六年三月至淳熙八年三月（1 179—1 181年）为南康军知军；淳熙八年十二月至次年八月（1181—1182年）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绍熙元年四月至次年四月（1190—1191年）知漳州；绍熙五年五月至七月（1194年，三个月）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绍熙五年十月至闰十月（1194年，四十六日）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给皇帝讲学。其余时间大多请祠闲居，在山野讲学。故就五夫的讲学而言，时间跨度很长，而零散又不完整，它是朱熹讲学活动的过渡期或延伸期，我们将此看成朱熹闲居五夫紫阳楼期间的零星讲学之组合更为恰当。朱熹的五夫讲学期，也是构成其数位有造诣的门人求学、成长的重要环节，故研究朱熹及其门人，少不得叙述此环节，典型的例子就有后来成为朱熹高足、女婿以及学统继承人的黄榦在五夫的求学过程。
绍兴间讲学（1150—1162年）：徽州婺源人朱德和，在绍兴十九年底与回婺源的朱熹交游。次年夏天，自婺源到崇安五夫问学，至秋间回，朱熹有《送德和弟归婺源二首》诗送之。这是朱熹早期门人之一。朱熹登仕后，开始向儒家学问靠拢，特别是师从延平先生李侗之后，在理学方面大有进展，对邻近的青年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如蔡元定、林用中于绍兴二十七年年底到五夫投晦庵门下问学。范念德于绍兴二十七八年到五夫紫阳楼问学。刘爚刘炳兄弟、许升于绍兴二十八年夏到五夫求学。刘清之于绍兴三十年四月到五夫向朱熹问学，遂志于理学，盛年壮气，清节直道，发轫进途，闻于当世。
隆兴间讲学（1163—1164年）：如范如圭之子范念德于隆兴元年访学于五夫里；魏掞之长子魏应仲于隆兴元年五月受学于五夫朱氏家塾。陈万年于隆兴二年夏六月访学于五夫紫阳楼。
乾道间讲学（1165—1173年）：林用中于乾道二年三月到五夫续学；范念德同何镐等人于乾道二年五月下旬，自邵武来五夫问学；蔡元定于乾道二年六月到五夫续学。刘清之于乾道二年到五夫续学，耕道而熟仁，成为朱熹高弟。刘清之于乾道四年秋九月，过潭溪，又到五夫拜访朱熹，留语数日。林大春于乾道四年十一月专程到崇安五夫拜访朱熹，留数日。蔡元定于乾道五年七月到五夫续学；詹体仁于乾道五年八月始以书信投朱熹问学，随后到崇安五夫师事朱熹，其深于理学，沉潜经训，属意星历。刘爚刘炳于乾道七年再问学于五夫。林允中于乾道八年九月自吴中还，与林用中一道入崇安五夫紫阳楼向朱熹问学。廖德明于乾道九年受业于朱熹门下，先后在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崇安五夫屏山六经堂之间就学。石子重于乾道间曾到崇安五夫问学于朱熹。
淳熙间讲学（1174—1189年）：经过多年的钻研，朱熹对伊川之学（即道学思想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加工，使之愈趋完备精密，并通过广泛的授徒讲学扩展影响，道学思想为越来越多的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向学者也越来越多，作为教育家的朱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五夫紫阳书堂、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成为士子向往的地方。而朱熹家居五夫，也就不断有人前来问学。
陈定于淳熙元年后续学于崇安五夫紫阳楼；范瑄于淳熙二年在崇安五夫从朱熹游；徐大老、魏愉于淳熙二年四月在崇安五夫问学。黄榦于淳熙三年春初往五夫求学。程永奇随朱熹自婺源归而受学于五夫。吴英于淳熙三年十月到五夫续学，朱熹作诗送之。淳熙四年，朱熹主要是处理亡妻营葬之事，间或讲学。刘尧夫于淳熙五年七月经吕祖谦引荐，入闽访朱熹，到崇安五夫从学数日。陈士直、黄德远、孙自修于淳熙八年七月八日朱熹归闽后入崇安五夫问学，游密庵，彼此作诗酬唱。许闳于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挟琴从福州北上至崇安五夫，拜谒新近卸浙东提举之任归家而居的朱熹。陆九渊的门人包扬、诸葛千能于淳熙十年三月问学于五夫。陈文蔚于淳熙十一年九月与余大雅兄弟同到崇安五夫，拜朱熹为师于紫阳楼。王安于淳熙十一年十月特地入闽，到崇安县五夫紫阳楼问学于朱熹。严伯奋于淳熙十二年九月问学于五夫里紫阳楼。程端蒙、程洵、董铢于淳熙十四年十一月问学于紫阳书堂。魏椿于淳熙十五年问学于五夫紫阳楼，记录师语。徐昭然于淳熙十五年七月闭馆同余大雅到五夫受学。万人杰也于淳熙十五年问学于朱熹，有“自昨到五夫后，乃知先生之道，断然不可易”之说。
绍熙间讲学（1190—1192年）：此段时间，朱熹仕宦漳州，又移居建阳，故受学者较少。有资料表明，叶贺孙于绍熙二年问学于崇安五夫紫阳楼。
除仕宦不在闽北生活外，在乾道六年（1170年）后，朱熹在自己创建的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里讲学花费了多年时间（见另文详说）。
若将朱熹仕宦于外、在自办的书院讲学以及外出访游的时间扣除，其余的时间大多在五夫家居度过，这也是朱熹奉祠闲居的读书、著述、讲学的时间。朱熹在五夫的讲学地点主要有紫阳楼、六经堂、文定书堂。在朱熹离开同安任之后，朱熹请祠闲居期间在五夫讲学，有时从学者较多，以致需要借用较宽敞的场地。曾经有一段时间，来到五夫问学的人太多，紫阳楼“斋舍迫狭，已迁在圭甫屋后佛顶庵中相聚矣”。文中提到的圭甫即刘珪，崇安五夫人刘韡之孙，登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进士第，仕宦于外，绍兴三十一年岁末到五夫与朱熹会集。
庆元间讲学（1195—1199年）：这段时间，朱熹主要是居住在建阳考亭，一般在夏、秋间会到五夫故居走动。庆元四年、五年夏秋间到紫阳楼写作，也间有少数的学者来访问学。在五夫受学的学者简介在五夫受学于朱熹的人，至少包括朱塾、朱埜、朱在、刘珫、刘玶、蔡元定、林用中、范念德、刘炳、刘爚、许升、刘清之、陈万年、何镐、林大春、詹体仁、林允中、廖德明、石子重、陈定、范瑄、徐大老、魏愉、黄榦、吴英、刘尧夫、陈士直、黄德远、孙自修、许闳、包扬、诸葛千能、陈文蔚、余大雅、王安、严伯奋、魏椿、徐文臣、王光朝、徐昭然、叶贺孙等人。他们当中，既有朱熹的儿子，也有朱熹亲朋好友的后代；既有就近来学者，也有远道来学者。不论何者，在五夫皆得到朱熹的教育，大部分不负师恩，留名于世。
朱塾（1153—1191年），字受之，朱熹长子，居建宁府崇安县五夫。受学于朱熹、蔡元定、林择之。乾道九年六月，朱熹命其往浙东从学于吕祖谦、陈亮、潘景宪等人。
朱埜（1154—1211年），字文之，朱熹仲子，绍兴二十四年七月在同安出生，先后受学于朱熹、蔡元定、林用中、吕祖谦。
朱在（1169—1239年），字敬之，小字泰郎，朱熹季子，生于建宁府崇安五夫。先后受学于朱熹、黄榦、吕祖俭、欧阳光祖。
刘珫，字充父，刘子翼之季子，建宁府崇安五夫人。其性纯一，以儒学教授乡里。绍兴三十二年与朱熹等人游瑞岩。乾道四年冬，与刘玶赴隆兴会刘珙，行前，朱熹作《送刘充父平父如豫章》。淳熙二年奉祠监庙，同年四月，与刘玶、吕叔敬、徐周宾等人陪同朱熹游百丈山。绍熙间监南岳庙，上书陈八事，语涉内官陈源。后隐于武夷山之麓，与詹渊、何大章为友，徜徉于山水中。 刘玶（1128—1185年），字平父、平甫，刘子羽之季子，子翚之继子，建宁府崇安县五夫人。有逸才，事母以孝闻。先与朱熹为同窗，又问学于朱熹。朱熹平时甚关心其学问情况，绍兴二十三年在同安任上，有信《答刘平甫》曰：“比日读何书？讲论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间也。上蔡帖中儒异于禅一节，道间省记，颇觉有警。试相与究之，见日面论也。” 刘玶以祖荫授右修职郎，改从事郎，邵武军司法参军。后官从事郎监潭州南岳庙。隆兴元年，朱熹将上梅歇马庄二百亩田产归之，不纳，谋于刘珙，转献南峰寺。乾道五年冬，刘玶出任江南西路安抚使属官。淳熙二年四月，与吕叔敬、徐周宾等人陪同朱熹游百丈山。后辞官隐居，在武夷山下筑“七者之寮”，自号“七者翁”，种地耕田自给，欲终老于林泉。淳熙八年七月八日，与朱熹等人登仙洲山，游密庵，作诗酬唱。其与朱熹感情密切，亲如兄弟，多有酬唱，有诗集十卷。刘玶娶范如圭之次女为妻，生有六男七女。六子是：刘学古、刘学博、刘学圃、刘学正、刘学箕、刘学稼，皆师从朱熹。刘玶于淳熙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病逝家中，朱熹作《祭刘平父文》、《从事郎监潭州南岳庙刘君墓志铭》以寄托哀思。
蔡元定，出身书香门第，生而颖悟，明道见心，长期不事科举。其学，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为说《易》的术数派代表之一，朱熹门人之佼佼者。其临终别先生书云：“定辱先生不弃，四十余年随遇未尝不在左右，”故依此推算，其约于绍兴二十七年底或次年初到崇安县五夫里紫阳楼向朱熹学。乾道二年六月，问学于五夫。乾道四年秋，参与同朱熹与张栻、吴翌、林用中等论辩观过知仁之说。乾道五年七月，问学朱熹于五夫，游仙洲山，宿密庵，观瀑布。
林用中，字择之、敬仲，号东屏，福州古田人。初从林光朝学，既而曰：“吾当求所谓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毕吾志。”遂于绍兴二十七年底到崇安五夫投晦庵门下问学，成为朱熹门人，朱熹称其通悟修谨，嗜学不倦，谓为畏友。乾道二年三月，又到五夫续学，请朱熹为其更字，朱熹作《林用中字序》，并于屏山下处以家馆，以教朱塾、朱埜。次年八月同范念德陪同朱熹往湖南长沙访著名学者张栻。乾道四年六月归乡参加秋试，次年参加春试。乾道四年末，参与朱熹校订《程氏遗书》活动，且与福建路茶盐司提举郑伯熊交往，讨论刻印朱熹校订的程氏《遗书》、《朱子全书》、《经说》的印刷事宜。乾道五年，由朱熹向尤溪知县石子重推荐，到尤溪县学担任教事。乾道八年九月为古田县学教官。淳熙元年七月归隐古田读书，同年赴浙中往见石子重。淳熙四年返回闽中，秋间过武夷见朱熹。淳熙八年追随朱熹到南康军，闰三月，与朱熹等人同游寻真观，朱熹卸任知军时畅游庐山，其与刘清之等人陪同。淳熙九年，往福州，拜见闽帅赵汝愚，次年三月，被闽帅赵汝愚招至幕府。淳熙十年十月陪朱熹往泉南哭吊傅自得，腊月九日，与公父、寿翁、景嵩、子木、廷老、考叔、舜民陪同朱熹在福州游舟海上，饮酒赋诗。淳熙十二年底归古田。绍熙五年闰十月，朱熹罢侍讲去国，移杭州西湖灵芝寺时，其与舒高、李杞、余大猷、吴南、王汉等人同侍问学。
庆元间特奏名。其终身不求仕进，与朱熹往来论学，与蔡元定齐名。晚年于家乡讲学。著有《南岳唱酬集》、《东屏集》等。
范念德，字伯崇，范如圭次子，建宁府建阳人。家传正学，于道有闻。绍兴二十七、二十八年到崇安五夫紫阳楼问学。绍兴三十年后遵从父亲遗愿而迁居邵武军泰宁县小均坳。隆兴元年访朱熹于五夫里，乾道二年五月下旬，同何镐等人自邵武来五夫问学于朱熹，乾道三年八月，与林择之陪同朱熹访张栻于长沙，同登衡岳，多所唱和。其娶刘勉之次女为妻，为朱熹之姻弟。多年跟随朱熹，成为高足。其为人忠厚，不苟言笑。先后官历吉州龙泉县主簿、吉州录事参军、平阳府长洲县令、宜黄县令等职，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干敏、廉勤闻。乾道九年二月，朱熹为其作《尽心堂记》。淳熙二年四月，参加朱熹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的聚会，同年五月廿一日从朱熹等人游武夷山，有摩崖石刻记载，又随朱熹参加铅山鹅湖之会。绍熙元年，受漳州太守朱熹邀请下漳州协助实行经界。庆元三年中秋，朱熹访之于泰宁，范念德受邀请参与编修《礼书》。庆元六年三月朱熹于逝世前写信托其继写《礼书》，且托为冢孙择配。同年为铸钱司主管官，十一月二十三日赶往建阳参加朱熹葬礼，为此被罢任。卒，黄榦作《祭范伯崇文》。
建宁府建阳人刘懋之子刘爚与刘炳，绍兴二十八年到崇安五夫紫阳楼拜师学习。
许升于十三岁时，到同安县学拜朱熹为师学习，绍兴二十八年随朱熹到崇安五夫继续求学，九月卒业归家。其为人恬淡静退，无物欲之累。 刘清之（1133—1189年），字子澄，世称静春先生，刘滁之子，抚州临江人。登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第，授袁州宜春主簿，未上，丁外忧。服除，改严州建德县主簿，有政绩。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到崇安县五夫向卸同安主簿任归里的朱熹问学，遂志于理学，盛年壮气，清节直道，发轫进途，闻于当世。乾道二年，又到五夫续学，耕道而熟仁，成为朱熹高弟，吕祖谦、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乾道四年秋九月，过潭溪，又到五夫拜访朱熹，留语数日。乾道九年二月，请朱熹为作《刘氏墨庄记》。同年五月，往浙中见吕祖谦，过崇安访朱熹，相互论学。淳熙元年为太常主簿，次年五月，为宜黄知县，受临川太守赵景明的邀请参与鹅湖之会。淳熙三年，受龚茂良、周必大荐举入朝奏事。淳熙六年六月到南康军访朱熹，七月立秋日，陪朱熹及同僚游三峡，入冬后协助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闰三月，与朱熹等人同游寻真观。朱熹卸任归，陪游山北。其后与朱熹商定《近思续录》。淳熙十年在鄂州通判任上与朱熹书信往来，与太守罗愿共请朱熹作《鄂州社稷坛记》。淳熙十一年离任归吉州庐陵，在槐阴精舍与杨炎正、黄豹、李如圭、曾祖道、刘孟容、许景阳、刘季章等三十余人讲学论辩，是朱学在庐陵的代表人物。淳熙十年始协同朱熹编著《小学》。淳熙十三年四月任衡州太守，治绩卓著，次年十二月遭殿中侍御史冷世光捏造罪名劾?，主管华州云台观，于槐阴精舍讲学，寄羊裘给朱熹。淳熙十五年得叶适向宰执荐举，十六年三月起知袁州，因病未赴，秋九月卒。次年，朱熹作《祭刘子澄文》。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训蒙外书》、《墨庄总录》、《祭仪》、《戒子通录》、《农书》、《刘清之文集》等。
陈万年，字宗之，建宁府建阳人。隆兴二年夏六月访朱熹于五夫紫阳楼，言其曾大父陈洙以死谏仁宗立储事。朱熹与之论忠孝事，并作《送陈宗之序》赠之。
何镐，字叔京，何兑之子，邵武人。其读书处以地近七台山之麓、小溪之滨而称台溪，故人称其台溪先生。幼承庭训，立志以圣贤为师，一心讲求道德修养，乾道二年五月到五夫问学于朱熹。
林大春，字熙之，号慥斋，福州府古田人。朱熹门人，林用中之师。乾道四年十一月专程到崇安五夫拜访朱熹，留数日，朱熹有诗赠别。其家世崇尚理学，尝题十六字曰：“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临卒，戒子弟不得用浮屠法，故子孙皆以文行世。 詹体仁（1143—1206年），字元善，詹慥之子，建宁府浦城人。与杨方、王阮、程迥、林光朝等同登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第，调饶州浮梁尉，获盗当赏，谢不就。为泉州晋江丞。乾道五年八月始以书信投朱熹问学，随后到崇安五夫师事朱熹，其深于理学，沉潜经训，属意星历。
林允中，字旷叔、扩之，林用之胞弟，福州府古田人。朱熹门人，乾道八年九月自吴中还，与用中一道入崇安五夫紫阳楼向朱熹问学，留三日，朱熹见其学问长进，为之作字序，改旷叔为扩之。
廖德明，字子晦，号槎溪，南剑州顺昌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及第，授以宣教郎，历官韶州教授、兴化军莆田知县、浔州知府、广东提刑兼知广州、吏部左选郎官等职。其少时学释氏，及得龟山杨时书读之，大悟，于乾道九年遂受业于朱熹门下，先后在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崇安五夫屏山六经堂之间就学，后到崇安武夷精舍、建阳竹林精舍续学，记取朱熹之言，充广德性，力行好事。朱熹称其学有根据，成为朱子理学的重要传人。
石〓（1128—1182年），字子重，号克斋，绍兴会稽人，先世寓绍兴府新昌，祖父避乱居章安，大父公孺始迁台州临海。其自幼端庄警悟，志存高远，博览群书。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出身，授郴州桂阳县主簿，从李光游，又从舅氏陈良翰学。调从事郎迁泉州同安县丞，恰遭旱灾，上书太守，请免租赈饥，民德其惠政。绍兴十九年，改宣教郎知常州武进县，到官清理旧讼积案，公正廉明，时郡守欲费巨赀为寓客治第，其竭力反对，自求罢官，民众千人到郡请留。在家三年，安贫乐道。并于金鳖山创观澜书院，为当地办学之始，亲自讲学，教授家乡子弟。曾到崇安五夫问学于朱熹。乾道七年三月除知南剑州尤溪县，到官整顿吏治，正民税籍，大力整顿县学，拓地扩建校舍、置学田数百亩，购书万卷。时学校久废，延聘林用中掌教事，旦夕论道，诸生感悟，他郡士子，亦裹粮来学。当年十一月，逢朱熹因舅氏祝峤殡葬之事来尤溪奔丧，与朱熹论学，相与访朱松之韦斋，延请朱熹故地重游讲学。朱熹撰《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题“明伦堂”匾。朱熹为其作《克斋记》。其任满，百姓画像祀之。乾道八年，同朱熹共订而成《中庸集解》，集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十家之说。淳熙元年春正月，官秩满，归会稽，过建宁，与朱熹一路同行，至建阳分手。淳熙四年秋间受监察御史陈善举、丞相史浩荐举入对，首陈“人君之道，与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言甚恺切，受孝宗赞许。差监登闻检院，迁太常卿，因性耿直，被群小排挤，隐居西郊鼓山，著述讲学，从者如云。后累迁太常主簿知南康军库，将代朱熹知南康军，未至，淳熙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卒，朱熹为作《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赞其天资高迈，探讨理学，研究《周易》、《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讲明经传宗旨，尽得精奥，发为著述，简明醇粹，多与朱熹见解相合。著有《周易解》、 《大学集解》、《中庸解》、《克斋文集》等。其《中庸解》经朱熹删定为《中庸辑略》。
陈定（1150—1174年），字师德，陈守之弟，陈俊卿之仲子，兴化军莆田人。其性至孝，友爱兄弟，笃志圣贤之学，不屑为举子之文。淳熙元年，于莆田仰止堂抠衣执弟子礼问学于朱熹，其后由吴耕老推荐，续学于崇安五夫紫阳楼。
王光朝，字春卿，建宁府建安人。朱熹门人，淳熙二年四月，吕祖谦、潘景愈入闽，在朱熹陪同下访见之。曾与许子春、蔡元定、黄榦、林择之、杨方等人追随朱熹入南康军，淳熙八年闰三月底，陪同朱熹游山北。
范瑄，字仲宣，淳熙二年在崇安五夫与朱熹游，四月吕祖谦来访问朱熹时得见。
徐大老，字周宾，朱熹表弟兼门人，淳熙二年四月在崇安五夫问学。曾与朱熹、吕祖谦、刘珫、刘玶、潘叔昌等人游百丈山。次年重阳节与朱熹登高酬唱。
魏愉，字元作，建宁府建阳人。朱熹外甥，善读书，能讲说。乾道二年正月，朱熹为其更名取字，以警其无所作为。淳熙二年四月在崇安五夫问学，吕祖谦来访时得见。
黄榦（1152—1221年），字季直、直卿，号勉斋，黄瑀第四子，福州闽县人。曾从乡先生李泳学辞赋、古文。淳熙二年，其兄黄杲任职吉州，黄榦从行，往见清江刘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因命受业于朱熹。其家法甚严，乃以白母，即日行。故得子澄推荐，于淳熙三年春初往五夫求学。时大雪，既至而朱熹外出，黄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待朱熹归。执礼见朱熹后受学，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朱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尝诣吕祖谦，以所闻于朱熹者相质正。及广汉张栻亡，朱熹与黄榦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淳熙六年正月朱熹差知南康军时随行。淳熙八年闰三月，朱熹卸任南康太守时畅游庐山，与刘清之、张扬卿、王阮、周颐、林用中、赵希汉、陈祖永、吴兼善、祁真卿、许子春、胡莘、王朝、余隅、陈士直、张彦先、会稽僧志南明老等人陪同。同年十一月二日，陪同朱熹入朝奏事。次年，朱熹以女妻之，馆于紫阳书堂。淳熙十一年年底到武夷精舍续学。淳熙十五年，与蔡元定、程端蒙、滕璘兄弟、董铢等人助朱熹修订《四书集注》。绍熙元年，陪朱熹下漳州，与陈淳讲道于芝山之麓。后到福州赵汝愚处教授诸生。次年五月，朱熹北归时又陪送朱熹至建阳。绍熙三年不应秋试，无心于仕途，当年十一月到建阳考亭访朱熹，讨论《礼》学，参编《礼书》。绍熙五年七月，宁宗即位，朱熹命其捧表随行入京，奏补其为将仕郎，闰十月，朱熹去国，移杭州西湖灵芝寺时在侧。庆元元年春二月参加铨试，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事酒库，同年六月在都下致书朱熹，告诉朝中政事，之后归闽。同年八月三十日到建阳，与朱熹、刘淮等人游麻沙浮翠亭。庆元三年正月从仲兄至庐陵，与吴伯丰、李宝之等人商量修《礼书》之事宜，七月扶丧归，八月与朱熹见面于顺昌。十二月，朱熹为其在考亭筑室三间以居。其丁内忧，庐墓期间建螺峰书院讲学，学者从之甚众，朱熹遣孙朱钜、朱钧前往受教。庆元四年，参与《尚书》的撰注。庆元五年十一月，始迁考亭新居。庆元六年初归三山。朱熹病逝前写信嘱其收拾《礼书》底本，补葺成之。其学最得朱子之学精髓，传朱子之正统。朱熹逝世后持三年心丧。开禧初，吴猎访以兵事，论成败。猎雅敬之，辟为监嘉兴石门酒库，揭露库吏勾结奸商“公造私酒”，官酒不卖，反而自卖私酒之行径。嘉定元年，力主“壮国势而消外侮”。其后任江西临川令，改知新淦令，擢监尚书六部门，未上，差安丰军通判。嘉定八年，知湖北汉阳军，面对严重旱灾，筹集赈荒米七万余石，分甲乙丙丁四等赈粜，活者万家，建馆纳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避姻党之嫌，请祠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嘉定十年，调知安庆府，亲自督修郡城，备战守，保障境内不受金兵侵扰，当地士民称赞道：“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制置使李珏辟为参议官，辞不就，朝命改知和州。次年，入庐山访李燔李宓，寻朱子遗迹，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嘉定十二年十月，返回福州；次年致仕，专事讲学，弟子日盛，编著礼书，孜孜不倦。提出道有体有用论，阐发了朱熹的“理一分殊”和“体用”观，丰富了朱熹的理本论，同蔡元定、蔡沈、陈淳为朱门四大传人。嘉定十四年卒，年七十，赠朝奉郎，谥文肃。元至正十九年，福州建勉斋书院纪念之，清雍正二年，从祀于孔庙，又在府学里建黄勉斋祠。著有《朱熹行状》、《尚书说》、《书传》、《易解》、《孝经本旨》、《六经讲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圣经解》、《礼仪通解》、《仪礼经传续解》、《礼记集传传注》、《论语通释》、《论语意原》、《四书通释》、《系辞传解》、《勉斋集》、《勉斋先生讲义》、《勉斋语录》、《传志萧氏源流字谱》及《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后录》、《晦庵先生语续录》等。
吴英，字茂实，吴处厚裔孙，邵武军邵武人。幼承家学，精研性命之旨。朱熹曾至其家，讲学于莲花坞，相得甚欢。登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第，仕泉州府学教授。淳熙二年十月同邵武文士访朱熹于建阳寒泉精舍，相处旬日。次年十月到五夫续学，朱熹作诗送之。
刘尧夫（1146—1189年），字淳叟，抚州金溪人。年十七即为陆九渊等人弟子，曾师事陆氏三兄弟，为陆氏高弟。乾道五年入太学，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及第，历官国子正、太学博士、隆兴府通判。淳熙五年七月经吕祖谦引荐，入闽访朱熹，到崇安五夫从学数日，言陆氏之非，为朱熹所责，以为“子静之学即有未当，尧夫不可如此诋之”。当月二十九日，朱熹率领廖德明、方士繇、江默等陪刘尧夫游山，发潭溪、留芹溪、登云谷、宿黄沙、游武夷，蔡元定、刘甫、刘子翔也来会。八月初，一行人入武夷山，摩崖石刻留名。
陈士直，字彦忠，福州府长乐人。朱熹门人，淳熙七年三月从学于南康军，与朱熹等人游星子县落星寺。淳熙八年就教于九江濂溪书堂，陪同朱熹游濂溪书院光风霁月亭，闰三月，与朱熹等人同游南康寻真观。淳熙八年七月八日，与朱熹归闽后登崇安五夫仙洲山。
黄德远，朱熹门人。淳熙八年七月八日，与朱熹等人登崇安五夫里仙洲山，游密庵，作诗酬唱。
孙自修，字敬父、敬甫，宣州府宣城人。朱熹门人，淳熙八年七月八日，与朱熹等人登五夫仙洲山，游密庵，作诗酬唱。绍熙二年与从弟孙自任、孙自新从学于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绍熙五年续学于长沙岳麓书院。尝追记朱熹传训为《甲寅问答》。孙氏三兄弟在宣城传道，成为朱子学在皖的一脉正传。
许闳，字进之，福州人。从黄铢学诗，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挟琴从福州北上至崇安五夫，拜谒新近卸浙东提举之任归家而居的朱熹。朱熹为作《招隐操》，并有诗赠之。其与朱塾友好，常作诗酬唱。
包扬，字显道，号克堂，包约之弟，建昌军南城人。先从陆九渊学，在南丰时，尝诋朱熹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晦翁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骇，答以“此公好立虚论，须相见时，稍减其性”。后遗之书，责其怪。淳熙六年后则问学朱熹于南康军，淳熙十年三月同诸葛千能续学于崇安五夫。
诸葛千能，字诚之，绍兴府会稽人。陆九渊、朱熹门人，于乾道八年从学于陆九渊，精力旺盛，治学甚笃。登宋孝宗淳熙八年（1 181年）进士第。时朱熹与陆九渊两家之争甚烈，千能且不避门户，书贻两家，往来于诸儒之间，欲解两家之争。淳熙九年，朱熹到台州时见面曾与之论，“以学徒竞辩陆子之学为非。尝言于晦翁，翁亦怅然”。淳熙十年三月同包扬问学朱熹于崇安五夫紫阳楼。朱熹说其“守立过人”。
陈文蔚（1154—1239年），字才卿，号克斋，陈邦献之子，信州上饶人。朱熹门人，由同乡余大雅推荐而向学，淳熙十一年九月与余大雅兄弟同到崇安五夫，拜朱熹为师于紫阳书堂。
余大雅（1138—1189年），字正叔，信州上饶人。进士及第，官至经略使。闻朱熹讲道闽中，欲登门从学。淳熙六年二月，朱熹带病赴南康军任，路过铅山县，大雅纳贽拜谒于观音寺，见随行的朱在、魏愉、黄榦、丁克、王翰，以及陆九龄、刘尧夫。辑录师言及读《上蔡语录》之况。次年又问学于南康军，有献朱熹诗云：一见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抉破本根说，不作从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须自尽，中伦中虑觉犹难。愿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钻。淳熙九年，朱熹离浙东提举任，归闽过上饶，其与韩元吉、徐安国、辛弃疾聚会时陪同游南岩。淳熙十一年九月与陈文蔚拜访朱熹于五夫紫阳书堂，再到武夷精舍续学，一个月而返。
王安，王彦晖之次子，饶州德兴人。父母重视教育，受学于名家，于兄弟中业独先就，乡里父兄贤之，多遣子弟从之游。曾受学于吕祖谦，淳熙十一年十月特地入闽，到崇安县五夫紫阳楼问学于朱熹，求朱熹为其亡父作铭文，朱熹为作《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铭》。
严伯奋，严瑀之子，衢州府江山人。朱熹门人，淳熙十二年九月问学于崇安县五夫里紫阳楼，并请朱熹为其父文集求序，朱熹作《跋溪上翁集》。
魏椿，字元寿，建宁府建阳人。朱熹门人，淳熙十五年问学于五夫紫阳楼，记录师语，又从学于武夷精舍，绍熙间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续学。
徐昭然，字子融，号潜斋，信州铅山人。朱熹门人，淳熙十五年三月，受学于铅山县境永平驿，时朱熹过此徘徊不前。后随同往玉山，留止月余。同年七月闭馆同余大雅到五夫受学，次年在武夷精舍续学。
叶贺孙（？—1237年），字味道、知道，以字行，学者称西山先生，处州丽水人，居温州永嘉，后迁居建阳后山。朱熹门人，少刻志好古学，受父命，于绍熙二年同徐寓等人同时问学于漳州、崇安五夫紫阳楼，次年及绍熙五年底携弟任道续学于考亭竹林精舍。在《朱子语类》中，叶贺孙记载的语录条目甚多，内容广泛。
上述人物，除在五夫受学外，也有人受学于其他地方，且终生学问与仕履各不相同，他们的生平资料，载入拙书《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中。我们无法读到朱熹门人的回忆录之属的文章，无法复原朱熹讲学过程的具体细节，只能通过众多门人资料的铺叙，从中撷取片段，初步勾勒出一个轮廓。朱熹讲学的主要内容因为朱熹在五夫给诸多门人讲授，既有童蒙教育，也有大学教育，多数属于个别指导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集体上课，也没有具体的课程安排，具体指明使用哪些教科书，故其讲授的具体内容，未见明确记载，在此对朱熹讲学的主要内容这个问题就不好直接回答。
由于朱熹自身在绍兴间、隆兴间、乾道间、淳熙间、绍熙间的学问进展各不相同，著述甚广，向朱熹问学的诸多学者的学问构成及其个体研究兴趣各不相同，很多是遇到难题而发问，朱熹做直接解答或相互讲论、探讨。这与朱熹的私人教育、书院教育的理念相一致。我们可以从朱熹所著的《朱子全书》大量书信中找到某些线索，也可以从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中找到朱熹在五夫讲学的某些内容。俟来日条分缕析，以补上、完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