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熹对同安教育的贡献

在《同安县志》同安县学在县治东南隅的登龙坊，上有一组建筑群，前为大成殿、后有明伦堂、教思堂，及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以及经史阁。如是的县学建筑初具规模，成为同安培养人才的官办学校。教思堂、经史阁，是在朱熹亲自策划下建造的。

而在朱熹上任之初，所看到的是同安县学敝坏凋零，学舍破败，藏书甚少，无经可读，学生人少，纪律涣散。这是由于同安地近海隅，又经历战乱，民力疲软，教育相对滞后的现实状况。在秦桧强权统治下，全国严禁研读程学，官学中只做一些应试考试的准备，而不教习儒家的经典著作。朱熹上任后，看到这些弊病，深为痛心，并下定决心改变现状、发展教育事业。

朱熹领同安县学事之初，以行道自任，常致书分教泉州教育的李榈教授，两人因对教育经费问题的见解不一致，发生争执，随后朱熹作《与李教授书》和《答陈宰书》、《答刘平甫书》分别给泉州教授李榈、同安县令陈元滂、同窗好友刘玶说明情况及用心所在。①朱熹认为朝廷兴建学宫以养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学于州，县之士以学于县，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别异之也。这是件好事。州县之学都是培养地方人才之所，应一视同仁，资源同享，同步发展。对所谓赡学钱者，盖州、县通得用之。而李教授则提出业于州者得食于县官，而业于县者无与焉。那就意味着州以下的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学任教者没有工资可取。赡学钱者关系到一县久远利害，非仅关朱熹个人利益，故朱熹上书与之理论，如果不允下拨经费，就谢领县学之职。由于朱熹据理力争，加上同安陈县令（可能还有监司、郡守）的调停，使提学司同意朱熹的提案，于是争取到办学的必要经费。办学没有经费，州县不给赡学钱，根本就办不下去，教化子民就成为空话。

绍兴二十四年，朱熹开始整顿县学，亲自拟订系列规定并予颁布，晓谕学者、诸生、诸职事等。同年五月，朱熹手书《讲座铭》：“绍兴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来为吏于同安，而兼领其学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讲座，以临诸生。顾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不铭。铭曰：师道绝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前圣后师，文不在兹。如或见之，有俨其思。立之堂坛，惟以有严。厥临孔昭，式讹尔瞻。” 朱熹的前任是漳州龙溪县永宁乡州市里人许登，他与朱熹同登绍兴十八年王佐榜进士第，朱熹称其为许同年。许登是三十七岁时才金榜题名，位在第四甲七十三，授迪功郎、同安县簿，兼管学事，任内因同安县财政困难，便将县学规模缩小，将四个教室裁去二个，招生数也相应减少。

朱熹到任后，又得恢复学校的规模，将被许登裁去的教室恢复，又成四室，分别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名冠之，订立学校教规，端正学风。朱熹收集文献，出差到福州，于大督都府得官书九百八十五卷，整理县学故匮藏书二百二十七卷，建经史阁藏之。

朱熹扩大招收生员额度，只要是有潜力的一心向学的弟子，皆可入学接受教育，学习上要求学生专心致思，循序渐进，不要拘泥于章句，摆脱科举考试的束缚，提高学生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朱熹聘请当地进士徐应中、王宾、柯翰讲课授学。柯翰为诸生讲《礼记》，朱熹讲《论语》，深受学生欢迎。四位进士，共同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扩大了学术影响。朱熹还增修讲问之法，进行专题讲座，开阔学生的视野，特别是朱熹所设的三十三个专题讲座，不以利禄诱人，开设经世济人的大课题学习，使之具备道德仁艺，以改变当地风俗。

由于朱熹的倡导与身体力行的兴教办学，使原先学子只知科举不知儒学的落后的同安县学，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对当地及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先后受学于朱熹门下的同安人有许升、陈齐仲、王力行、杨宋卿、林峦、吕侁、戴迈等。

有关朱熹在同安县学所发的文告、策试内容等，是今人研究朱熹教育活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重要源材料，大多收入《朱子全书》中，不在本篇中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