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教育活动之特点
学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实施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北宋初期，统治者在打败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国家之后，在统治策略上作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重视“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明确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于是确立“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随之出现重视科举，重用士人的局面，于是有庆历、熙宁和崇宁的三次兴学热潮，全国各地广办学校，而且帝王尊孔崇儒，提倡佛道，使北宋教育进入繁盛时期。①帝王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美其名曰以孔释老三者“迹异心同”，以此来统辖人们的头脑，使得北宋大力提倡文治教育的结果是偏离了宋太祖赵匡胤所确立的“文德致治”的轨道，使士人、儒者、官员、军人的头脑浸淫着释道贪生怕死的思想，营造了肥沃的土壤滋长了士大夫集团贪图享乐的思想，以致北方强虏挥鞭南下，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顿使一个王朝土崩瓦解。赵宋王朝于靖康之变的亡国，是专制政权内部腐败所造成的无法抗拒外来势力侵略的结果，一失于国策；二失于德育；三失于民心。北宋的教育，最终服务于科举考试，重文不重德，这种缺少德育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进入政权机构，显然不堪世用，甚至反成世累。
宋代的学校类型繁多，既有传统的各级官办学校，也有民间的各类私立学校，特别是在官方无力支持办学、不得不开放政策让社会力量办学的时期，由大学问家建立的学校——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迥异于官学，提倡道德教化与实学本领，培养有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书院由此占据特殊的地位，教育事业呈现出兴旺发达的良好局面。①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宋代的官办学校，大体上沿用唐制，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由中央设立，并归国子监、中央各部和中央政府管辖的学校称中央官学；在地方上，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学校称地方官学。
北宋中央官学大致分为国子学和太学，具有大学性质；武学、律学、书学、算学、画学和医学，属专科性质；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和国立小学，属贵胄性质；还有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属特殊性质。地方学校，分为由州府管辖的州学、府学、军学和监学，由县管辖的县学。官学有一定的规制，由朝廷指派科举出身者担任管理者，聘用具有一定资质的教师，使用官定教科书，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标准。
各级官学，入学条件相对较严，招生人数也有限定，能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的人毕竟有限，故其难以成为普及教育之机构，而主要服务于官僚阶层的子弟培养，为科举考试的终极目标服务。社会底层之质美者得不到正规教育之熔铸。这种局势下，私学的建立就有了可能和必要。
而南宋时期，由于异族长期雄踞北方，强悍的金兵不断南下征伐、侵扰，南宋军民不断奋起抵抗，尖锐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与北方金国长期作战、对峙的局势下，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下，民疲国衰，南宋的官学随着政治混乱、战事连绵、财政日困和统治者无暇顾及而日渐衰落。各级官学虽未中辍，且在宋孝宗赵眘统治的乾道、淳熙年间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已经不能有效承担起培养大批人才的重任。一些在官场失意的中小官吏和散居民间的有德有识的文化人，或利用已有书院旧址，或选择山林僻静处筑庐设院，招纳生徒，切磋学问，传播文化。这样一来，私人开办和讲学的书院无疑承担起培养人才的主要重任。
朱熹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创办学校、倡修学校，大力开展教学活动，成为最具有影响力、最为后世景仰的创举。朱熹孜孜不倦地讲学，其授徒近五十年，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其知名的门人被《宋史》收载的就有若干。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考究整理，收入《朱子门人》一书者有488人（笔者对该书所涉者进一步排除、合并、增加，实际为482人），其中门人与私淑中有官职的占142人，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也不在少数。而见载于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广东等通志、府志、县志的朱熹门人之人数也许更多。正因为朱熹和众多理学家的书院建设与长期的教学活动，大大推动了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的迅速发展，又以遍及州郡府县的书院为标志，蓬勃发展的书院教育，成为南宋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朱熹和许多儒学家一起大力倡导儒教而极力排佛斥道，这种进德修业的书院教育精神，培养了民族心理和道德品质，使当时的教育摆脱了宗教的同化，使中国至今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国家，单就这一点来说，其功绩就很伟大。
朱熹的教学活动，归纳起来具有下列四个特点：一是讲学的场所多，范围广。朱熹在乡居、访学、仕宦的过程中，常应邀到县学、乡间精舍或书堂里讲课，始终没有脱离教育活动。纵观朱熹生平，其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从事教育活动的经历非常丰富。在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浙江等地，凡其履迹所至，皆有讲学活动，特别是在福建创建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竹林精舍，在江西修建白鹿洞书院，在湖南修复岳麓书院，并在其中登坛讲学，成为朱熹讲学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
二是讲授的内容多，方法多。朱熹是个罕见的天才，也可以说是个通才，其学术涉足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书画、音乐、农学、医药学等领域，且有很高的成就，其讲学内容广泛，认为历史、礼乐、兵谋、刑法、制度、地理、天文之类，“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但其侧重于哲学、文学、史学、天文历法等知识的钻研与传播，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为“正当学问”而反复钻研、着力推广。朱熹对各个领域有成就者皆予以肯定甚至着力推崇，如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熹作《赠笔工蔡藻》，九月中又为画师作《送郭拱辰序》，为医生作《送夏医序》，就是朱熹对百工的肯定与尊敬，也是其对有益于人类进步之举的宣扬。①南宋黎靖德所辑编的《朱子语类》，就是朱熹向门人讲学的主要内容之汇编。其中包括理气、鬼神、性理、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尚书、诗、孝经、春秋、礼；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程子门人、杨时门人、尹焞门人的言论；朱熹、张栻、吕祖谦、陈傅良、陆九渊的言论；本朝帝王及著名人物的言行；以及朱熹对历代人物、事件的评说。加上朱熹与人大量书信往来探讨的内容（大部分是问疑答难），就能看出教育家朱熹的授受之情况。他远比同时代的也同样具有讲学活动而被列入教育家之列的张栻、吕祖谦、陈傅良、陆九渊等人所讲授的内容广泛。当然，朱熹的讲学方法多，强调启发诱导、因材施教、自学自得、循序渐进，既有课文通讲，也有分章讨论，个别问题解答；既有课堂的讲授，也有书信往来的解惑，还有在路途中、游①朱熹：《朱子全书》卷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玩山水中的讲授与答疑。
三是受学的对象多，层次多。在为数众多的朱熹门人中，受学的地点不同，受学的时间不同，受学的年龄不同，原有的知识结构也不相同，既有童稚、少年、青年，也有中年、老年；他们的社会经历不同，有的蛰伏山野，有的执教乡校，有的已是进士出身，有的已登仕途，有的宦迹四海，有的晋阶朝官，但他们都会聚于朱熹的麾下，聆听教诲，探讨义理。
南宋时期书院，也有小学阶段的教育，如黄榦在绍熙二年（1191年）春自临漳（漳州）归三山（福州），到闽帅赵汝愚处教授诸生，写信告诉朱熹：“榦一两日人事扰扰，书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监视之，可以杜门终日寻绎遗经，足以自乐。”就能直接说明当时福州某书院招收小学阶段的童生进行教育。①受学于朱熹的群体中，不乏祖孙三代、兄弟、翁婿、师友众人同时或先后向学者，如邵武的吴英、吴寿昌、吴浩祖孙三代人，如光泽的李吕、李绍祖、李闳祖、李壮祖、李相祖、李方子、李文子数人亦为三代，如建阳刘懋的儿子刘爚、刘炳，福州闽县人黄瑀的儿子黄东、黄榦和长乐刘世南的儿子刘砥、刘砺以及徽州歙县祝康国的儿子祝穆、祝癸皆为兄弟双双从学，兴化军莆田陈俊卿子孙，陈寔、陈守、陈定、陈宓、陈宿、陈垕、陈址等皆抠衣执礼问学于朱熹，如李唐咨与女婿陈淳、陈思谦受学于朱熹门下，又如建昌军南城人包扬，庆元六年春，携其子包恢及众生徒十四人来建阳考亭从学，得授《论语》，等等。
受学者中，也不乏在某些领域有突出表现、学术有建树者，如蔡元定、詹体仁、刘爚、林择之、陈淳、蔡沈、叶贺孙、祝穆等人，也有从学三十年而在理学方面未有建树者，如汀州的杨方。
四是培养的目标明，要求严。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①对门人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一概阻挠。宋代科举考试，是取士选才的一项重要制度，朝廷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一样自愿向官府报名，读书人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高下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乾道四年六月，古田林用中回乡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秋试，朱熹作三首诗送之，“不用丁宁防曲学”，但还是希望他不要忘记“为己之学”。②绍熙三年秋试，女婿黄榦持不应举之说，朱熹认为不妥，劝其“随例一试，亦未为害也”。③当黄榦果断决定不应科举时，朱熹则认为其“何其勇也”。④朱熹抨击当时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官方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病，反对学校只一味强调学生的应举“及第”，而忽略了道德的培养与才能的提高。朱熹一再强调，在少年时期读小学，要学其事，掌握洒扫应对，掌握最基本的为人处世的常识，教育者要积极认真地做好培根工作。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朱熹在《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中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①因此，经典儒家精神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十五岁之后入大学的人，必须探究小学时期所学之事为何要如此这般的原因与道理，掌握更丰富的知识，懂得更深刻的道理，即能见道之大原，成为一个合乎儒家道德规范要求、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即能分辨善恶正邪，能正确认识自身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并能处理好人与人、自身与家庭、自身与社会、自身与国家乃至普天下的关系。这对于个人自我潜能的发挥、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和平，显然是有极大的帮助。
作为南宋时期著名教育家的朱熹，留下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后人研究、挖掘、借鉴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