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滥觞于北宋初年，由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胡瑗、孙复、石介、陈襄等人开其端，逐渐形成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佛道思想、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想潮流。至北宋中期，理学发展到了第一个高潮，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北宋末南宋初，理学在福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知名理学家，莆田林光朝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林光朝（1114—1178），字谦之，号艾轩，兴化军莆田县黄石（今属莆田市荔城区；一说莆田县英田，今属秀屿区）人。他自幼聪颖好学，受业于同邑名儒林霆。曾先后两次进京考进士，均落榜。但他并不气馁，离京返乡途中，便在浙江钱塘、吴兴一带访师游学，“过吴中，从陆（景瑞）子正游而得洛学（理学）”①。同时，他还与有忧国之心、耿直敢言的王苹（福清人）及其学生施德操等过从甚密，深受他们的影响。因此，艾轩的“学问气节俱有自来”。他研读程学，“学通六经，旁贯百氏”②，返回黄石老家时年已26岁。此时他明经博古，通练纪务，其行堪为一邑所矜式，其文也多为时人所称道。
黄石古称水南，位于今莆田市区东南约9千米谷城山北麓，南洋平原中心。宋初已相当繁荣，贾舶往来频繁，是杭州、宁波、温州通往闽南、粤东的必经之道。据方志记载：“黄石市（镇）在府城东南，跨连江、莆田、景德、谷清四里。居人延亘千余家。其秀民多读书、登仕版⋯⋯市井之盛，为莆一大聚落也。”①宋邑人、进士郑叔侨在一首描绘熙宁桥的诗中云：“千寻水面跨长桥，隐隐晴虹卧海潮。结驷直通黄石市，连艘横断白湖腰。”②记述了当时船艘如织，穿梭往来于黄石的商贸盛况。
黄石市（镇）郊有一座山，海拔146米，原名城山，因山上原筑有寨城而得名，后经文人雅化衍成谷城山。山上树木葱郁，满目青翠，俗名清山。又因山坡上下数里地遍是梅林，梅花盛开时，好似北国雪色，故有“谷城梅雪”之称，是莆阳二十四景之一。在青山之下有一座庙宇，通称黄石文庙，是莆田现存的较为完整的古庙宇之一。早在唐朝，这里就建有红泉宫（今荔城区黄石中心小学），用以纪念兴化南洋平原的开拓者福建观察使裴次元。
宋绍兴十年（1140），林光朝在族叔林国钧的资助下，在红泉宫兴教办学，“开门教授”③，“一意聚徒讲学不复出”④，史称“红泉义学”。因其地处黄石东井，又称“东井书堂”。学宫内有拜经堂，南宋状元张孝祥题匾，林光朝曾有诗云：“黄石江平乡相出，几人传说拜经堂。”⑤
由于“红泉义学”为前来从学之士免费提供食宿，故一时间各地求学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每年都有数百人，而且学生中“取巍科、登显仕甚众”①。“南夫子”之名从此远扬，正如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②明代探花、邑人林文在《红泉讲道序》中也赞道：“吾莆自陈、隋间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林）蕴、（林）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之称，其盛矣哉！”③
林光朝博学笃志，手不释卷，他教导生徒，阐明义理，不在训诂上用功夫，学有创新，涵咏体践，“不专于词章为进取计”④，“惟于《易》《诗》《礼》，精通默识，间为章句，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⑤。据载，朱熹24岁那年赴泉州同安（今厦门同安）任主簿时，路过莆田，特地赶到东井学堂聆听林光朝的精彩授课。
林光朝在讲课时曾形象地说道：“譬如一块精金，欲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是不识金也。”为此朱熹感叹道：“说得道理极精细，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食者数时。”⑥林光朝还通过启蒙先生林霆的介绍，结识了同乡郑樵，他们来往密切，互借图书，探讨学问，留下了“红泉夹漈”的佳话。
除在东井学堂授徒之外，林光朝还在谷城山的松隐岩、国清塘旁的濯缨亭和五侯山的涌泉岩等地构筑草堂，传道讲学。明代莆人状元柯潜在《蒲弄草堂》诗中赞叹曰：“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蒲弄山高矗天起，倒影平湖三十里。渡头频系问奇船，门巷纷纷向珠履。一从观化去不来，旧基零落荒苍苔。高林日暮鸟相语，废圃春深花自开。花开花落几今古，风教何曾化尘土。绵绵书泽犹在人，满邑弦歌比邹鲁。我来曾过山之陬，夕阳驻马空回头。九原之魂不可作，临风一啸云悠悠。”①
清邑人陈池养在《濯缨亭》诗中，也记载这一史实：“艾轩讲学为莆倡，国清之塘威名区。人居金山来城山，平湖击揖频往返。横经蒲弄一席地，论德松隐之岩间。”与此同时，林光朝的足迹还遍及福清的三山、横塘、海口、龙山北麓一带，广授生徒，传播学术思想。
林光朝在长达20多年的讲学中，积累不少至今仍可借鉴的经验，在授学宗旨上有别于闽理学的其他思想派系。一是创立“体用为本”的思想。他反对只做训诂，从事烦琐哲学的研究，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随其深浅自行体会，老师从旁启发诱导，让学生通过体会理解哲理的含义；反对空谈，强调实践是根本，主张按自然的法则去解释现实的社会，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二是学无止境的求学精神。他认为学习上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在讲学活动中，仍然是“早衰无他想，惟贪把书卷。不减少年时，终日在案头”。反映他勤奋好学、刻苦求学、至老不衰的治学精神。
沿及南宋，讲学之风日盛。林光朝继承程子之学，在闽中一带传播，声名远播，桃李芬芳。他所创立的学术思想为其弟子所传承，并形成颇具规模的红泉学派。据《闽书》载，红泉学派的门徒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其后，网山林公亦之，乐轩陈公藻，先后起而继之。乐轩，家长乐；网山，居福清，岁来讲学东井，风声所被，气习所薰，人皆有邹鲁之风”②。
又据《莆阳比事》记载，林光朝学生刘夙、刘朔于绍兴年间（1131—1162）相继登进士第后，在浙江衢州和温州一带任职和教授。
还有不少弟子在各地创书院，如弟子洪天赐、刘克刚等，他们的学术宗旨继承了艾轩的思想，大显身手，有的寻其源，有的扬起波，各有千秋。
林光朝是一位对宋代理学的形成、传播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尤其是宋朝南渡后，对东南半壁理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红泉学派兴起于二程、朱陆之间，在传播洛学上，承前启后。
宋初尊崇儒学，重视孔孟之道。至宋仁宗继位，遂推行义理之学，胡瑗、孙复、石介开其先河，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至宋神宗年间（1068—1085），又有周的门徒程颢、程颐等，一传再传，蔚成理学一大学派。正如清人蒋垣所说：“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伯子颢、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惇、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多，东南推其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弘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①
表现在政治上，学派中又各有门户，造成朝廷中党派纷争。程氏兄弟的“洛学”派在受到三次沉重打击之后，进入闽、浙、赣，潜移民间。于是，洛学在南渡前后形成中辍局面。另一方面，当林光朝倡道讲学于红泉之际，朱熹还处在孩提时代。当朱熹正式师事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门下专心于儒学时，林光朝已登进士第。
同时，从二程洛学入闽线索看，一是洛学道南系的先河杨时、游酢。杨时一传罗从彦，二传李侗，三传朱熹；游则无门人。二是程学传至胡安国，胡安国传其子胡寅、胡宁、胡宏，并传侄子胡宪。三是通过程门高弟伊焞、王苹传陆子正，再传林光朝。“和靖高弟如吕、如王、如祁，皆无门人可见，监官陆氏（子正）独能传入艾轩，于是红泉东井学派兴焉”①。上述前两条线的程门高弟皆是闽北人，他们传播洛学都在闽北，使闽北成为福建学术的一大中心，闽文化的大本营。
但是这些闽学先贤均卒于北宋或南宋初，唯有闽中这一线路，传承程学正宗的林光朝正处盛年之时，故红泉学派为南宋理学的勃兴无疑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恰如明宋濂在《黄四如集序》中所言：“濂洛中微，考亭未兴，艾轩林公光朝，独倡道莆阳，从如归市，红泉、东井之学乃闻于天下。”②《宋史》记载：“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③南宋时以直秘阁知兴化军的林希逸也说：“自南渡后，洛学中微，朱、张未起，以经行倡东南，使诸生涵咏体践，知圣贤之心不在训诂者，自莆南夫子始。”④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曾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⑤由此可推断，林光朝的理学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朱熹一定产生过影响。
红泉学派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还在于，它促进了宋代莆田地方文化的发展。由于林光朝在东井学堂倡导讲学时，一提倡师生共处一堂，“未尝强以语人”，二注重师表作用，诲人不倦，加上他本身治学严谨，学问渊博，“高处逼《檀弓》《榖梁》，平处犹与韩并驱”⑥，“他人数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言雍容有余”，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从学者日众。尤其是宋隆兴年间（1163—1164），南方士子多师艾轩先生，座下常数百人。“典型还似鲁人初，四海衣冠归坐隅”，一派授业兴盛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