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贸繁荣，商店众多，商人队伍庞大。莆田的涵江、荔城、梧塘、黄石、笏石、秀屿、西天尾和仙游的鲤城、枫亭、榜头、度尾等地，已发展成为繁华集镇。特别是涵江、荔城和仙游的县城、枫亭等地，出现了许多著名商家和商行，给人们留了深刻印象。本节选择几个著名商号，从侧面反映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人发家致富的创业史。
1.茂隆梅记商行。茂隆梅记是民国时期由周良翰创办的老商号。周良翰系涵江集奎人，其祖上以染布为业。清末时，周良翰及其儿子周文开到仙游枫亭创办染布店，生意日渐兴隆。民国八年（1917年），周良翰筹集资金在涵江购置房产和设备，创办了茂隆梅记染布坊，雇用4名工人。
但生意刚刚起色，周良翰却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周文开继承父业之后，精心经营，不断提高染布技术，总结了一套漂、染、晒、碾光等工艺流程，开展多业经营，兼营绸缎、绒线、江西布（夏布）、江北布（土布）、洋布、绸线、洋纱等，生意日益扩大。
20世纪30年代期间，外国洋布大量涌进莆田，境内土布销量日渐萎缩，茂隆梅记商行停止经营祖传染布业，专营棉花、棉纱（洋纱）和棉布（洋布）的批发，并将茂隆梅记染布店改名为“茂隆布店”。同时，为了拓展进货渠道，茂隆布店还与上海莆商合作创办了“志成申庄”。将莆田的桂圆干、蔗糖等土特产运销上海，又从上海购回纱布和日用百货，在涵江批发销售，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志成申庄搬迁到金陵东路的法租界继续经营。
后因福州、厦门等沿海港口沦陷，海上交通受阻，志成申庄7000多匹棉布滞留在上海法租界仓库，价值黄金2300多两。日军占领上海后，志成申庄的棉布被查封，后以总价30％黄金和70％的纸币被日伪政权强行收购，茂隆布店损失惨重。此后，志成申庄又通过舟山群岛的沈家门港口航运纱布到福建，当时涵江客商云集，福、厦、泉和闽中各县的商人都在涵江采购纱布，茂隆布店生意非常兴隆，资产迅速膨胀，成为莆田境内纱布行业的老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上海志成申庄的股东以走私罪被捕入狱，涵江茂隆布店受到株连，破费了大笔钱财才得以继续经营。1942年底，茂隆布店又被国民政府强行摊派巨额国债，周文开逃往外地，其家属被当局拘捕入狱，最后还是“破财消灾”，保命要紧。
尽管茂隆布店连遭重挫，资产损失过半，仍然苦心经营，努力拼搏，先后在福州中亭街开设了“恒浮货栈”，在下杭路创办了“荣隆商行”，在上海创建了“庆隆”号，主营百货、棉布棉纱和莆田土特产等，兼营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外汇信兑，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成为民国时期莆仙境内知名商号。
民国后期，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由于茂隆布店经营批发业务，一般都是老顾客，有赊欠的习惯，纱布价格飞涨，大批货款未能及时收回，而收回时又是一堆一文不值的“钞票”，入不敷出，后改为零售，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歇业。
2.双茂隆商行。双茂隆创始人为仙游商人徐启棋、陈泰等人。徐启棋三兄弟自清末起就在仙游县城经营蔗糖，生意兴隆，家资巨万。民国初期，洋纱洋布大量涌入莆田境内，利润丰厚。精明的徐启棋便邀请仙游（砺山）人陈泰，会同涵江纱布商吴永安等人联合组建了双茂隆纱布行，股金达30多万元，成为当时涵江境内资本最为雄厚的纱布批发商之一。
双茂隆为了扩大经营，拓展进货渠道，租用了上海英国租界金陵路华盛公寓2号作为上海办货庄，后并入上海“仁记祥”办货庄。双茂隆从上海购买了大批棉布、洋布，运回家乡抛售，又将莆田仙游盛产的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运往上海销售，双头赢利，生意风风火火，纱布批发到闽中、闽北和闽南各县，每年纱布批发量超过10万匹，成为涵江纱布行业的巨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供货渠道中断，双茂隆从江浙一带购货，改用木帆船运输。但经常遭受日机轰炸和海盗抢劫，其中最严重一次是在马祖岛附近，被日军劫走纱布一万多布匹，损失惨重。1942年，双茂隆上海货庄收盘时，将全部库存运回莆田，恰逢三江口封港，便将轮船停靠在福清海口码头，又遭日机轰炸，整船纱布付之一炬，双茂隆元气大伤，于1943年宣告停业。
3.通美豆饼行，简称通美行。通美行创办于清末，创始人为莆田阔口商人陈油泉、陈湖泉、陈济泉三兄弟。陈家兄弟早期在莆田阔口老家经营豆饼店，生意扩大后将豆饼店搬往黄石集镇。
民国时期，涵江商埠繁荣，客商云集，陈家兄弟于民国二十三年（1924年）将黄石豆饼店迁往涵江宫下。为了扩大生意，兄弟各自分开经营，老大陈油泉继续经营黄石的豆饼店，老二陈湖泉在涵江创设“泉美”号，老三陈济泉也在涵江创办“通美”号，均经营豆饼生意。由于陈家兄弟吃苦耐劳，诚信经营，没几年就发迹了。于是，老二陈湖泉便将豆饼店迁往厦门经营，仍然取名为“泉美”商号。
“泉美”号搬走之后，莆田的客户全部留给老三陈济泉，通美行业务迅速扩大，成为涵江境内最大的豆饼批发商，福清、惠安、永春、德化、长乐、永泰等县商人都到通美行批发，年销售豆饼近百万块。同时，为了扩大生意，通美行又承包了“德义理士商行”的3艘轮船，进行海上运输，以保证货源供应。出港时运载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返回时运载豆饼和日用百货，两头赢利。通美行号还在上海开设了“联美”商行，兼营面粉生意。民国十年（1921年），通美行联合泉美行等58家豆饼商，成立了“和丰豆饼公司”，企图垄断莆田豆饼市场，后遭学生、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于翌年解散。20世纪20年代期间，通美行还独家代理美国德古士公司的煤油和德国产的肥田粉，生意越做越大。
通美行经营谨慎，管理严密，加上代销洋货获利颇丰，迅速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莆田商界的巨富。20世纪30年代初，通美行在涵江楼下街购买了20亩地，建设一幢楼房，十字厅八开间的四层洋楼是当时涵江最高的楼房。同时，通美行还建造了栈房25栋，命名为“镜湖里”，俗称“东方二十五坎”，是当时莆田境内最大的商业仓库。但因楼房高目标大，多次遭日机轰炸，通美行损失惨重。
20世纪20年代末，通美行还涉足金融、电力和文化产业等。先在涵江繁华闹市开办了“发美”汇兑局和角票局，发行纸币，陈济泉担任涵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之后，通美行又投资实业，合股筹建火电厂，后遭日军轰炸，火电厂迁往永安。1931年，通美行又投资2万元大洋在涵江宫口兴建了莆田境内第一家电影院，500个座位。但因投资大，收益少，无利可图，加上厦门沦陷后影片来源中断，涵江电影院随即歇业。
通美行老板虽然家资巨富，仍然勤俭持家，即使是生意兴隆和鼎盛时期，家眷仍然在家种粮、种菜，保持农民本色。通美行老板事业有成之后，积极支持家乡公益事业，民国二十四年（1933年），通美行在涵江前林捐建了东洲桥和西洲桥，东洲桥长12米、宽2.6米，西洲桥长10米、宽3米，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通美行又在涵江田尾捐建了“含光堂”，是当时涵江最大的土地庙。通美行老板陈济泉晚年看破红尘，于1948年在华亭龟山寺出家。
4.同懋百货行。同懋百货行是抗日战争前期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家日用百货批发商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林长德的“宝裕”号牵头，联合翁嘉坤的“隆美”号、林兆章的“宝美”号、郑德安的“德昌”号、高尚志的“民生”号和庄阿瑞的“瑞顺”号等6家百货商行，联合组建了“同懋百货行”，采取股份制公司方式，由原“宝裕”的掌柜林恩任总经理，原“隆美”号的掌柜翁嘉坤任副总经理。
同懋百货行共集资20万元大洋，其中最大股东是“宝裕”号掌柜林恩（笏石洋兜人），占公司股份50％“宝裕”号是莆田境内的老字号，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由林恩父亲林长德经营，主要经营碗箸、锅勺、草纸、煤油等日杂品，后来通过福州下杭路“庆元办货庄”掌柜方于傅的关系，签订了一笔“蜂房牌”毛线批发权。当时毛线是新产品，也是姑娘陪嫁的时尚品，“蜂房牌”毛线进入涵江市场之后非常畅销，不到2年时间就获利万余元，且名声大震。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林恩接手经营后，将“宝裕”商店迁往涵江最繁华的市场顶，批发规模继续扩大，经营品种不断增多，迅速跃居涵江苏广百货行业之首。
林恩是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为了扩大知名度，减少税收，垄断莆田百货行业，他将涵江几家较大的百货商店联合起来，形成了抗战期间莆田境内乃至在闽中地区实力雄厚的百货大商行。
同懋百货行成立之后，生意迅速扩大，为了保证货源，扩大市场，与上海莆籍巨商程文涛（溪口人）、康文龙（岱埕人）、王希鉴（埭头人）等人合资创办了“上海大享办货庄”，采取股份制方式，派原“民生”号掌柜高尚志和“宝美”号掌柜林兆章长驻上海经营。
同懋百货行组建之后，生意蒸蒸日上，获利颇丰，业务以纱布为主，兼营苏广百货，不但与上海大亨办货庄合作，还同福州庆元号保持业务联系，构成了上海一福州一涵江一闽中各县的供货、运输、销售的经营网络，成为莆仙境内外最大的百货批发商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江口被日伪军封锁，上海货源受阻，同懋百货行销量大减，并多次遭日机轰炸和海盗洗劫。如1939年底，同懋行寄放在福清海口的货物突遭日机轰炸，500匹元斜布和100多件货物化为乌有，损失惨重。1943年，同懋行租用的德国货轮“谋福号”，从上海运载货物往三江口，航行到塔仔外时被日军武装抢劫，损失一万多元。还有一次从上海运回2车百货，途经浦城时遭土匪洗劫，一件不剩。
民国末期，同懋行赊欠给各商家的货款不能及时收回，加上“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批发出去是实物，收回来是一堆“钞票”，入不敷出，只好收盘。
5.福生（申）船务行。福生（申）船务行由涵江商人康秋涛于1938年创办。民国初期，康秋涛在上海与人合伙创办了“立生货庄”，随后又在涵江合股创办“恒生”和“顺安”船务行。抗战期间，涵江商贸繁荣，航运业务日盛，康秋涛便独资创办了福生船务行。
福生船务行经营有方，业务发展迅速，先在上海创办了“同康”、“同成”2个钱庄，康秋涛自任同康钱庄董事长。随后又创办了“九福”、“生大”2个桂圆干销售门市部，很快就发展成为上海“兴化商帮”的领军商行。
抗战期间，福建沿海一度被日军控制，航运业萧条，福生船务行便租用了萄籍“威金”号轮船，载重量只有200吨，船小灵活，装卸方便，生意十分兴旺。随后，福生船务行又租用了英、德、萄等国多艘轮船，最小的载重量为500吨，最大的“新瑞安”为1000吨，开辟了涵江至上海的航线，每月往返两趟，一度承运了福建省近50％的货运量，生意非常之好。
福生船务行在经营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两次意外事件。有一次轮船从上海出港后突遇台风，为了保护船上人员和财物安全，船长果断地将部分货物抛弃海中，以减轻轮船重量，结果引发了官司。另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生行租用德国籍轮船“茂福”号运载货物，从三江口开往上海的途中被日军拦劫，被迫开往舟山群岛，货物全部被劫，不但福生船务行遭受重挫，而且托运货物的涵江商人也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福生船务行进行了改组，康秋涛、郭汝城等人共同创办了“福申船务行”，康秋涛为大股东，与“大东船务行”形成强有力的竞争。“福申船务行”采取租船方式经营航运，开始租用了2艘轮船，一艘大轮船取名“新福申”，载重量4000吨。另一艘小轮船取名“文星”号，系油轮改装，载重量只有200吨，但速度较快，装卸方便，利用率高。
福生（申）船务行共有员工30多名，公司总部设在涵江，约有20多名员工，福州、上海两办事处各有5人办事员。涵江公司总部由康秋涛的表兄俞坤麟和原上海大厦大学教师刘少苍主持业务，上海公司的业务由股东郭汝城负责。船务行的收入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运费，俗称“船租”，一般以重量和体积计价；二是船务代办费，包括代办费、报关手续费、驳船费、保管费等。
福申船务行是民国时期莆田境内经营时间最长的船务行，直至1948年才收盘。
6.南通南北京果行，简称“南通行”。“南通行”创始人为郭文楸。民国初，他只身前往福州当伙计，多年后自己开设了懋聚商行，专营闽西北的香菇、笋干、莲子、红菇等土特产，也称“溪货”。懋聚行生意发展之后，便在涵江前街与人合股创办了“新记京果商店”，后来一些股东陆续退出，郭文楸就独家经营。
抗战前夕，郭文楸正当壮年，颇有一番抱负，便将“新记京果商店”改名为“南通南北京果行”，努力扩大业务，生意非常兴隆。“南通行”批零兼营，经营品种繁杂，有花生油、食糖、肥皂、火柴、米粉、豆皮干、淀粉、红菇、香菇、黄花菜、白果核、角笋、蛏干、花生粉丝、瓜子、鞭炮、煤油等，还有海参、鱼翅、发菜、墨鱼等海产品，成为涵江地区著名的京果批发商。随后，郭文楸又在涵江后街设立“八达行”，前街的“南通行”为零售门市，后街的八达行专门经营批发业务，雇工达30多人，成为涵江京果批发商的老大。
南通行秉承薄利多销的宗旨，大到一笔几百元至上千元的批发业务，小至一盒火柴、一块肥皂，甚至几分钱的买卖都努力去做好，积少成多。民国后期，由于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郭文楸兄弟在福州、香港等地开设的商行相继倒闭，南通行也随即收盘。
7.复茂饼店。复茂饼店前身为复茂碗店，创办于清末。复茂碗店的创始人为德化商人颜孝多。颜家世代烧瓷，但因交通不便，生意一般，便到仙游县城创办了复茂碗店，推销德化瓷器。
但碗店季节性比较强，平时生意惨淡，便兼营糕饼生意。
民国八年（1919年），颜孝多大侄儿颜思显从德化来仙游帮忙伯父做生意。颜思显脑子灵活，办事利索，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材料。民国十三年（1924年），颜思显到涵江租房开店，经营德化瓷器，仍取店名“复茂”，兼营糕饼，制作一些花生扑、牛皮糖、贡糖等出售，生意日益发展。当时涵江饼店很多，竞争激烈，但大多是制作猪头尾耳、寿桃、光饼之类的面食饼，没有人做馅饼。
于是，复茂店从德化老家雇了一名糕饼师傅，专门制作绿豆馅饼。由于“复茂绿豆饼”用料考究，质量上乘，在涵江非常畅销，生意扩大后“碗店”便与糕饼店分开经营，由颜思显专门负责经营“复茂”饼店。
复茂绿豆饼以鲜嫩、酥松、香软而著名，馅料用上等绿豆，经浸泡去皮，捣烂后加入各种佐料制成，口感好，风味独特。不但平民百姓喜欢，而且过往商旅、农夫苦力都很爱吃，甚至商家富户、社会名流也纷纷购买。但好景不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莆仙境内霍乱流行，颜思显染疫身亡。此后，复茂饼店便由老二颜思桐经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九路军败退路过涵江时，一名广东兵传授广东糕饼制作技术给复茂店。于是，复茂店又增加了新的糕饼品种，生意蒸蒸日上。生意发展之后，复茂店缺乏人手，三弟颜志鸿便辍学回家，到涵江共同经营饼店。
复茂饼店善于学习借鉴国外的糕饼经验，不断推出新产品，如饼干、面包（时称罗池包）、生日蛋糕等西式糕点，引进了外国糕饼制作技术。当时涵江天主堂美国厨师与复茂老板来往密切，颜志鸿通过天主堂修女蒲师母代购外国香油精和发酵粉，添加到糕饼之中，使糕饼具有各种香味。
同时，修女蒲师母还传授了西点和面包制作技术，使复茂店糕饼品种不断增多，生意越做越好。
复茂店善于技术创新，开始只是用传统的糕饼制作工作台，每台10多人，手工操作，约有20多人。后来又研制了窑式烤炉，采用烘烤技术制作糕饼，产量迅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应该说，烤炉技术的发明对莆田糕饼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复茂饼店生意十分兴隆，产品以绿豆饼为大宗，日产量约3000个，还有面包、饼干、生日蛋糕和肉饼、水晶饼、万字糕等多个品种，成为涵江首家中西糕点并重的名牌饼店。于是，复茂店开始创办连锁店，先在涵江创办了三个连锁店。
由于同乡郭诚猷进入复茂店之后，勤劳肯干，几年如一日，为复茂店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感谢郭诚猷对复茂店的贡献，颜志鸿鼓励他自立门户，在莆田城里东大路创办了一家分店，仍用“复茂”招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郭诚猷秉承老“复茂”的宗旨，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薄利多销，成为城里有口皆碑的名店。
抗战胜利后，台湾和东南亚各国的糖果进入莆仙市场，这些糖果形状各异、包装华丽，深受欢迎，但价格昂贵。于是，复茂店就自己动手制作糖果。开始只是生产硬糖，掺入一些进口香油素，制成菠萝、薄荷、柠檬、奶油、可可、巧克力等不同香味的硬糖。还设计了精美的包装纸，进行过蜡处理，以保证糖果质量。后来又推出了软糖、半硬糖、牛乳糖等几十个品种，由于复茂店生产的糖果包装精细、物美价廉，十分畅销。
复茂饼店经营有方，懂得利用广告效应，天天在店面柜台上摆着几十个圆口大玻璃瓶，瓶内放满了各种糕饼和各色糖果，到店里购买糕饼和糖果的顾客络绎不绝。特别是外地商贩，一次批发好几麻袋的糕点糖果，产品供不应求。但为了保证质量，维持声誉，复茂饼店生产的糕饼糖果有数量限制，每天都有计划地生产，造成产品的紧缺感。同时，复茂饼店诚信经营，从不以次充好，在百姓中有良好的声誉，成为莆田的老字号，至今长盛不衰。
8.远东大旅店。远东大旅店创始人为孔祥星，俗称孔毛，出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20世纪30年代初，孔祥星与莆田城里商人郭笃周合作，在涵江创办了远东大旅店，孔祥星是大股东，约占三分之二股份。
20世纪30年代，涵江宫口两岸商业繁荣，客商云集，孔祥星租用了陈镜平座落在宫口河南岸的砖木结构三层小楼，进行了改造装修，扩建为远东大旅店。随后，孔祥星又租用了小楼后面“芳来号”的一座楼房，不断完善旅店的配套设施，成为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旅店。
远东大旅社设有小礼堂、汤堂、餐馆、理发室等配套设施。当时三江口海运发达，涵江商业繁荣，各地客商长期驻扎涵江，加上远东大旅社设备齐全，条件好，位置佳，出入方便，深受客户喜爱，生意非常兴隆。
抗战期间，涵江成为万商云集的“小上海”，远东大旅社天天客满，生意蒸蒸日上。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远东大旅社两大股东决定重新装修，更新设备，从上海购置了最先进的设备和材料，进行全面改造装修，每个客房安装了呼唤电铃，门上安装了自动销，客房里摆上了景德镇定做的细瓷茶具，床上用进口白洋布床单，并配有窗帘、桌布等。汤房里还设有推拿、修脚等服务。
同时，远东大旅社的小礼堂里经常有歌舞、杂技、魔术、舞会等，深受客人欢迎。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远东大旅社都赶上了福州、厦门的高档旅社，不但在莆田境内执旅馆业之牛耳，而且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也颇有名气。
正当远东大旅社蓬勃发展之际，大股东孔祥星于1945年患食道癌病逝。此后，远东大旅社日渐衰落。一方面，抗战胜利后三江口航运衰退，涵江商业繁华不再，外地客商大减，远东大旅社生意日渐萧条。另一方面，由于孔祥星子女都是教育界人士，不懂经商之道，对继承祖业不感兴趣。至民国末期，远东大旅社生意每况愈下，坚持到建国初期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