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沿海商贸发达，商业经济繁荣，许多莆商暴富起来，成为闽中的富商巨贾，不少莆商成为福建商界的领军人物，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海外莆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打拼，到了民国时期已有不少侨商事业有成，成为侨居国的商界巨头。本节选登一些国内和海外著名莆商的创业史，以帮助读者了解民国时期的莆商风采。
1.陈芹（1886—1957），原籍莆田县华亭乡村人，后移居仙游县城居住。清朝末年，陈芹和弟弟随其父到仙游谋生。起初，兄弟俩在县城“裕兴”榨油坊帮活，随后在仙游田坅底与人合办一个小店铺，主要销售夤杓、煤油灯等小杂货。稍有积累之后，陈芹就自主创业，开办了“新兴”商号，经营桂圆干生意，每年向华亭老家的果农承包少量龙眼树（即包青苗），加上自家的龙眼树，一年也有几十担新鲜龙眼，焙制成桂元干后卖给涵江桂元行。由于小本生意，又受“头盘商”盘剥，获利不多。几年后，陈芹有了一定资本，就开始大量收购桂圆干，运往福州、宁波、上海等地销售，收入倍增。
陈芹头脑灵活，经营有方，将兴化土特产运销往江浙地区的同时，又从上海、宁波等地贩回豆饼、肥料、布匹、面粉和苏广百货等，提高了资金利用率，生意迅速扩大，年营业额达10多万元。随后，陈芹为了拓展国内市场，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商埠开辟“行栈”和“申庄”，将自家兄弟子侄派驻各商埠负责经营。“新兴”号销售渠道从省内的涵江、厦门、福州等地，迅速扩展到上饶、瑞金、温州、宁波、杭州、嘉兴、嘉湖、无锡、苏州、上海、芜湖、屯溪、河口、天津、青岛、大连、营口等大中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迅速膨胀，成为身家巨富的大商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德士古公司派人来仙游寻找肥田粉和煤油代理商，恰好陈芹负责接待，谈成了代理生意。陈芹代理肥田粉和煤油业务历时八年，赚了不少钱。
抗战爆发后，海运断绝，“新兴”号代理业务失去了货源，生意大幅衰退。为了寻找新的业务，陈芹前往省内各地考察，摸清异地的物资余缺、地区差价和产地与销地、旺季与淡季等行情，然后开展大规模的购销活动。取得成功之后，陈芹又到外省考察，获悉安徽芜湖百姓每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以赤糖熬饭，中秋前后赤糖价格上涨，甚至高于白糖，而芜湖大米价格又比福建便宜许多。于是，陈芹便将仙游的赤糖运往芜湖销售，又从芜湖贩回大米，获利颇丰。在浙江考察时，陈芹发现嘉兴农民缺少肥料，肥田粉每包涨到42元，而大连肥田粉每包只卖28元，便倒起肥田粉生意，又发了大财。
抗战初期，海运阻隔，兴化桂圆无法外运，连续三年价格大跌。陈芹独具慧眼，大批收购，存于库中。1939年，三江口港和仙游枫亭港开通后，陈芹立即将积压的桂圆干运往温州、宁波抛售，又从当地贩回纱布、肥田粉、药材、杂货等，一举获利数十万元。
抗日胜利前后，东北豆饼大量积压，价格暴跌，陈芹派其侄儿陈文祥前往采购了10多万片豆饼，每片豆饼价格仅1元左右，运回时在沿途陆续抛售，先在上海脱手了一部分，赚了6万多元。
剩下的豆饼运到涵江销售，又获利13万多元。
民国后期，陈芹在上海创办了“华大申庄”，与杭州、福州、涵江等行栈构成一个购销网络，自己坐镇仙游“新兴号”指挥，陈家几十号人全部出马，活跃在省内外各大商埠。“新兴号”以蔗糖为主业，兼营桂圆干、豆饼、粮食等，是民国时期仙游境内最大的商行，陈芹因而成为仙游商界的头号人物。
陈芹虽然事业有成，但始终恪守“万贯遗产终难守，俭朴持家必有成”的座佑铭。陈芹虽然家财万贯，但妻子和长女却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力，负责全店职工20多人的炊事工作。自己生活也很俭朴，衣着简单，出门不搭车，不坐轿，穿着草鞋步行，看起来似乎有些悭吝，但他待人接物却毫不吝啬，特别是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无私援助。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发行爱国公债，分配给糖业工会的公债，陈芹悉数认购。在抗美援朝献物献金运动中，陈芹踊跃捐献，深受好评。
陈芹是民国时期莆仙地区较为成功的商人，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始终稳步发展，其经商之道值得借鉴。
2.杨明建（1887—1972），字荣周，仙游县人。杨明建父亲杨乌百于光绪年间出国谋生，堪称印尼泗水仙游第一人。当时轮船还只作为军事用途，客运货运主要是木帆船，从仙游到印尼需要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沿着“七洲洋”海岸线向荷属东印度群岛方向行驶，可谓是艰难险阻，九死一生。
杨乌百抵达东爪哇泗水之后，跑码头、打杂工，苦熬了好多年，终于有了些积累。于是，他便在泗水一个市场里摆起了小摊，从事小五金等日用品销售。生意发展之后便租了个店面，经营五金百货。挣一些钱之后购买了个店面，生意逐渐发展起来。但杨乌百没上过学，不识字，连签名都不会，不但商店没有招牌，而且生意往来也没记账，全靠头脑记忆，生意来往账单以画圈为据，先在账单上画个圆圈，再在圈中加个点，算是签字认账了。
杨乌百勤劳俭朴，精心经营，生意一天天兴旺起来，资产不断增多。但他膝下无子，后继无人，终究是一块心病。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杨乌百便返回到仙游招了两个继子，老大留在家中伺候父母，老二来自王家，时十六岁，起名杨明建，杨乌百将其带往泗水协助自己经营生意。
杨明建天性聪明，具有商业头脑，在父亲店中帮忙没有多久就自立门户，独立经营，在泗水大市场销售小五金、杂货、童鞋和小皮包等。开始只做零售生意，慢慢拓展了批发业务，生意逐渐兴隆起来。
光绪二年（1907年），20岁的杨明建返回仙游娶亲，与姑姑的女儿周崇仁完婚后，相偕南渡，共同经营商店。随后，在杨明建引携下，妻兄周子溪、周崇本、周崇高等一批亲朋好友相继飘洋过海经商，并带动了众多同乡前往印尼泗水和东爪哇等地经商。
1926年，杨明建开始拓展业务，先与同乡合作创建了“荣顺昌”，专门生产鞋革产品，而泗水大市场业务则由大舅子周崇本接管。随后，杨明建又创办了“荣顺发”、“荣顺盛”和“荣顺盛皮厂”等企业，生意蒸蒸日上。“荣顺发”代理礼帽，“荣顺盛”专营“荣顺盛皮厂”生产的皮带、皮包及各种皮件。随着生意的日益扩大，杨明建无法顾及“荣顺昌”的生意，便又将其转让给周崇本经营，大市场的生意则由二舅子周崇高接管。
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印尼经济萧条，华人生意一落千丈，杨明建决定回国拓展业务，经仙游商人林简文引荐，与仙游度尾后埔商人林继山共同投资创办了“福州钱庄”。由于当时中国货币稳定，钱庄生意很好，利润丰厚。于是，杨建明又在印尼泗水设立“永顺隆钱庄”，并与福州钱庄保持业务联系，开展外汇信兑业务。民国中期，出境人员逐年增多，外汇信兑业务大增，杨明建的钱庄生意非常兴旺。随后，杨明建又在福州创办了“怡康保险公司”，涉足保险业务，收入颇丰。但好景不长，正当杨建明的生意蓬勃发展之际，国民政府下令禁止私人经营钱庄和保险业务，福州钱庄被逼收盘。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杨明建返回印尼泗水，重振旗鼓，把“荣顺昌”和“荣顺盛”合并为“荣顺盛”，保留了皮革厂，集中精力拓展皮革业务。翌年，泗水市场皮革产品需求旺盛，产品供不应求。于是，杨明建另觅新址，创办了“亦是高”商号，在锦石埠创办了皮革厂，专门生产皮革产品。东南亚经济复苏期间，杨明建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业务，事业出现了鼎盛。
二战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日军入侵印尼，杨建明工厂被逼停产，避居玛琅。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杨明建结束皮厂生意，创办了“全和化妆品厂”，涉足化装品生意，兼营香水，企业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成为印尼境内知名企业家。1952年，杨明建定居雅加达。1969年，杨明建淡出商场，移居新加坡，享受天伦之乐。
杨明建事业有成之后，热心回报社会。民国时期，仙游疟疾流行，百姓深受其害。他了解到爪哇出产的“金鸡纳霜”是专治疟疾的特效药，便出资购买了大量“金鸡纳霜”，无偿赠送给家乡百姓。“金鸡纳霜”非常灵验，患者只要服一片当天就停止腹泻，服两片病即可痊愈，同乡们视若“仙丹”，杨明建的义举传为美谈。
杨明建16岁飘洋过海，长期居住海外，但对祖国和家乡怀有浓厚的情感。1956年，他应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带头回乡投资，还鼓励亲友们回国投资，支援祖国建设。
此后，他多次回国探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建国初期，他带头捐款建设仙游华侨大厦和华侨中学，受到家乡百姓的赞扬。
3.林柏青（1890—1932年），原莆田县望江乡（今涵江三江口人）。宣统元年（1909年），林柏青只身赴漳州、厦门等地谋生，得到同乡刘季鸿的支持和亲友的资助，在厦门创办了“永发办货行”，主要办理同乡前往南洋的手续和接待回乡华侨等业务。后来又在涵江开设了“大成号”，经营桂圆干和荸荠等土特产，人称“荸荠大王”。
民国十五年（1927年），林柏青因父亲病故，雇用了厦门泰利公司“泉州”号轮船赶回家奔丧。但轮船行驶三江口搭仔海面时恰逢退潮，无法靠岸，“泉州”号滞留海上。林柏青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心想莆仙两县如此漫长的海岸线难道就没有一处不受潮汐影响的海岸码头吗？处理完父亲后事，林柏青沿着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海岸线进行考察，发现秀屿是一个天然良港，昼夜可以停泊大型轮船。随后，林柏青又对莆仙惠三县的海上货运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莆田、仙游、惠安等地的豆饼、纱布、肥料和日用百货，大多数在三江口入港，然后用驳船运到涵江或桥兜、林墩、枫亭，以及惠安等码头，或用溪船运往城里、仙游。如果用轮船将货物直接运到秀屿，再用驳船转运到枫亭下桥，或惠安肖厝，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降低成本。当时，林柏青经营的涵江“大成号”货行因受“泉美”、“协丰”等大商行排挤，生意并不景气。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投资开发秀屿港。
民国十七年（1928年），林柏青从厦门永发商行抽出3万元资金，又从亲朋好友处筹资2万元，创办了“兴安公司”，投资建设秀屿港口。经过近3年的努力，林柏青建成了钢筋水泥码头1座，宽3米，长60米；仓库3座，每座仓库可容放豆饼3万块。还建有饭店、客栈等楼房10多幢，并购置码头装卸设备，使秀屿港口初具规模。同时，为了发挥秀屿港的航运优势，林柏青还向莆田驻军建议，开辟秀屿至莆田、仙游县城的公路，得到驻军的支持。但后来因意外情况，这条公路只修建了12千米。
林柏青开发秀屿港时遭受了巨大阻力，当时涵江商人担心开发秀屿港会影响涵江的航运业务，便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和福建省政府控告，要求制止柏青开发秀屿港。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未加干涉，但众怒难犯，形势对兴安公司极为不利。林柏青只好调整计划，低调开发、谨慎经营，取消了租赁大型轮船搞运输的计划，只是从厦门泰利洋行租用了4艘小轮船，命名为“枫江”、“兴安”、“福兴”、“枫眉”，开辟了上海、宁波、温州、厦门等航线，从外省运进豆饼、纱布、肥田粉、煤油、杂货等，又从莆田运出桂圆干、蔗糖、生猪等土特产品。此后，莆田、惠安、仙游三县的货物大多从秀屿港口出入，码头生意日渐繁荣，沉寂了一百多年的秀屿港又勃发出生机。
林柏青是民国时期第一个私人开发秀屿港的民族资本家，尽管他胆识过人，经营有方，但在战乱的年代里，商人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竟被海匪所杀害，英年早逝。林柏青去世后，秀屿港的海运业务乏人主持，生意日渐衰落。抗战爆发后，日军为了控制东南沿海各港口，曾经派遣18驾次飞机轰炸秀屿港，港口设施毁于一旦。
4.王灼祖（1892～1983年），又名元杰、逸静，仙游县城关（今鲤城镇）柳坑街人，后来移居福州仓前山对湖。王灼祖出生于中医世家，少年时立志行医济世。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灼祖外出求学，先后就读于福建高等学堂、北京协和大学医科、山东齐鲁大学医科专业等。民国十一年（1922年），王灼祖从齐鲁大学毕业后曾经留校任医师。翌年，回闽任福州藤山塔亭医院担任医师。
民国十五年（1926年），王灼祖在福州仓前山家中创办了“灼祖医院”，开始了个体行医生涯。
翌年2月，他在台江隆平路设立分诊所，扩大医药经营规模，走上了经营医药的创业之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王灼祖同王兆培、陈光桦等人联合组建了福州市医师公会。
抗战期间，省立医院内迁永安，福州市区医疗力量锐减，时值福州瘟疫流行，为了收容病人，福州医师公会决定集资创办“时疫医院”。王灼祖四处奔走，带头倾资，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时疫医院正式开业，王灼祖出任院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福州鼠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王灼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病人家中抢救。同年底，“时疫医院”改为“合组医院”，仍由王灼祖任院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王灼祖辞职回仓前山对湖复办“灼祖医院”，直到民国末期歇业。
建国后，王灼祖先后任民革福州副主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先后兼任福建省中医药学术研究会副主任、福建省红十字会副主任等职。
5.杨文清（1893～1979年），艺名魁清。莆田县文赋里（今华亭镇浦柳村）人。杨文清幼时家贫，在教会善育堂读书，课余时间努力学习藤编艺术。杨文清善于学习他人经验，注意从民间各类纺织品和欧美编织图案中吸取艺术精华，使自己的藤编技艺具有综合古今、融汇中西艺术的特色，别具新颖。
民国八年（1919年），杨文清在仙游县城坊巷口开设“组成藤器店”，编织馔筐、果盆、菜篮、笔筒和藤床等藤制品和日用品出售。杨文清的藤编制品有蝴蝶、四团、六耳、石钱、连环等6大类花纹图案，丰富多彩，精巧别致，造型端正古雅，饰纹简洁多变，集使用与欣赏于一体，具有工艺品、日用品的双重功用，深受百姓喜爱。
杨文清经营“组成藤器店”几十年，属于手工艺行业，又是独门技术，既不能暴富，也不大起大落，平平淡淡，小富则安。他一生热心藤编技术研究，精益求精，成为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著名的藤编专业人才。但因不受民国政府所重视，一生默默无闻，其专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直到建国初期，杨文清的藤编产品被选送到苏联等国家展销，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名声大震。随后，杨文清父子三人被调往福州，安排在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从事藤编工艺品的创作与研究。
杨文清研制的藤编精品在福州、上海、广州等地展出后，中外顾客赞不绝口，评价极高。
1959年10月，在国庆十周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杨文清的产品以“气韵独特”而获奖，被省手工业管理局授予“艺人”称号。
6.陈耀如（1894～1986年），原名昆生。原莆田县延寿里（今涵江区延宁街）人。陈耀如早年就读于莆田第十中学，毕业后进入福州青年会英文学校专攻英文。20世纪初，其父陈杰人拟送他去美国留学，途经新加坡时被兴化同乡挽留在星岛。于是，他弃学经商，先在新加坡创办了聚华公司，经营自行车及土特产。事业成功之后，他发起组织车商会，当选为公会主席。
民国九年（1920年）春，陈耀如倡议同乡组建新加坡兴安会馆，出任兴安会馆第一任主席。
当时莆仙两县有不少人在星岛经商，但华人后代没有条件接受正规的华文教育。于是，陈耀如倡办宏文学校，亲自担任校董事会主席。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学校发展很快，不分国籍，不分民族地接纳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培养了大批华裔人才。
陈耀如热心公益事业，积极联络莆、仙、福（清）三县的华人华侨，倡议组建新加坡福莆仙公会，发起创建了远东银行，并担任副经理职务，积极扶持莆商在东南亚各国发展的中小型企业。
陈耀如虽然长年侨居海外，但始终怀有一颗桑梓之心，爱国爱乡，积极支持家乡建设。民国十六年（1927年），陈耀如捐献1万银元，建设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校舍一座。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捐建“训彝堂”教学楼一座（莆田六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陈耀如回国发起筹建莆田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慷慨解囊，垫付巨资，在涵江购买一幢房屋作为华侨联谊会的会所。1950年，华侨联谊会改名为莆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会所迁往城里，他又首捐巨款，建设新会所。陈耀如在海外华侨中颇有威望，是东南亚主要侨领之一，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名誉顾问。
7.蔡友兰（1901～1990年），字信春，号腾芳。莆田县涵江区江口镇人。蔡友兰是商入世家，民国初年，其父与同乡林某在福州合资经营“福晋春”号商店。民国五年（1916年），15岁的蔡友兰辍学后到福州向父辈学习经商。民国八年（1919年），蔡友兰父亲病故，林某视其年少无知，欲占厚利。蔡友兰据理力争，导致福晋春拆股散伙。
蔡友兰继承父业之后，将“福晋春”号改为“蔡大生”号，继续经营福建、湖南两地的土特产生意，将福建的笋干、香菇、桂圆干、海产干品等运往湖南销售，又将湖南的苎麻、红矾、鞭炮等运回福建，然后在福州、莆田等地批发销售。蔡友兰虽然年纪轻，但十分精明，加上用人得当，生意日渐兴隆，获利颇丰。为了提高“兴化桂圆”的质量，蔡友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家乡开办桂圆焙干厂，挑选上等新鲜龙眼加工成桂圆干后，运往湖南销售。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日益扩大，“蔡大生”商号名声大震，原湖南几家老牌桂圆行纷纷倒闭，而蔡友兰的生意却越做越大，20多岁时就成为福州商界的“四大金刚”之一。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蔡友兰创办了“福兴汽车货运公司”，投资10万元，占有92％股份，承包了福州至泉州（198千米）、宏路至东张和郊尾至永春（98千米）路段的公路货运经营权，最多时拥有运输汽车50多辆，一度垄断了福建省公路货运和客运业务，为福建汽车运输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蔡友兰不但生意精明，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出资创办了福州兴安小学，继而又创办了江口锦江私立初级中学，还捐资支持莆田私立中山初级中学建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福州鼠疫流行，死者无数。蔡友兰得知云南昆明制药厂生产的鼠疫血清防治鼠疫非常有效，立即电汇1.6万元购买药品，无偿分赠给福州各医院，义务为患者注射，使福州疫情得到控制。同时，为了控制福州鼠疫，他又带头捐款8000银元，创办了福州合组医院，并出任董事长。
蔡友兰以经济实力赢得福州工商界的认可。民国时期，他先后当选福州海运同业公会理事长、福州糖业公会理事长、福州市商会委员、理事长和福建省商会理事长等职务。解放前夕，他认真了解中共政策，打消了迁徙台湾的念头，影响了大批商人留在大陆发展，为福州市保存了大量资本。
1949年，蔡友兰出色地完成福州市人民政府交给的筹粮100万斤和筹款40万元（折合新币）的任务，得到福建省政府的表扬。建国后，蔡友兰先后担任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州市政协委员、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顾问等职。
8.邱德霖（1902—不详），仙游县榜头镇灵山村人。邱德霖早年家庭贫困，民国二年（1914年）经人介绍到福州同乡烟店当学徒。民国二十年（1921年），邱德霖开始自立门户，从事小商贩生意，肩挑烟丝到连江、罗源及闽东各县贩卖，以搏微利。
邱德霖勤劳节俭，诚信经营，略有余钱后便在福州城内后街开办小烟店。但因缺乏经验，经营不善，烟店开张不久便倒闭了，只好仍做肩挑小贩。历经三、四年之后，邱德霖又积有微资，回到福州南台开设烟铺。他汲取了上次开店失败的教训，谨慎经营，生意稳步发展。
邱德霖经营成功之后，便迁往南台田庄后街创办更大规模的烟铺，旗开得胜，迅速发展起来。
于是，邱德霖便举家迁往福州定居，在福州大桥头中平路（田庄）创办了“邱德康”烟行。此后，邱德霖烟行生意蒸蒸日上，日进斗金，盈利甚丰，购买了土地，建筑了行栈和仓库，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在福州商界渐有名望。
邱德霖善于开发新产品，先后研制了10多个烟丝品种，如黄条丝（盒装）、特沙烟丝、厚烟、沙县烟丝、大力烟丝、皮丝、广东烟及香烟等。同时，邱德霖还在烟丝中加入中药，拌制出各种气味清醇的香烟。加上“邱德康”香烟包装精致，装璜雅观，便于携带，颇受顾客欢迎，产品远销省内外。
“邱德康”香烟销路扩大之后，邱德霖决定加大投资，扩建厂房、仓库和货栈，先后购置了3台刨烟机，雇用固定工人100多人，旺季时还雇用70多人临时工，香烟产量迅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大。抗战前夕，邱德霖的生意发展迅速，产品供不应求，又雇用了几十名技术工人，机械、人工同时刨制烟丝，以增加产量。“邱德康”的香烟因质量好、产量多、规模大，迅速发展成为福州地区著名的大烟行。
福州沦陷后，“邱德康”的福州烟行和连江琯头烟厂遭日伪军洗劫，损失惨重，被迫关闭。邱书霖举家迁回仙游，在县城开办“祥康”糖行，经营蔗糖生意。
抗战胜利后，邱德霖全家迁回福州，重整旗鼓，继续经营“邱德康”烟行，并创办了联兴冰糖厂，兼营蔗糖、冰糖等。同时，为了扩大经营和拓展海外市场，邱德霖开始拓展对外贸易，将福建的茶、烟、李干、香菇、笋干、中药材等土特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通过香港转口贸易销往东南亚各国。同时，邱德霖还在上海设立商行，将福建土特产销往上海，又从上海购买日用百货运回福建销售，生意日益扩大，成为福州工商业界的巨子。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邱德霖为了扩展海外业务，举家迁往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瑞康”商行，除了经营香烟、土特产外，还兼营西药。随后，邱德霖又在香港创办了永生果子厂，生产蜜饯，品种多达10多种，远销欧美及日本等国。
民国后期，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福州“邱德康”烟行出现了危机，邱德霖投入黄金300多两，以维持烟行生意。然而，“邱德康”的烟行刚有转机，香港“瑞康”商行的厂房却遭香港政府征用，损失巨大，“瑞康”商行被迫收盘。随后，邱德霖又在香港新界租地创办了鸡、鸭养殖场，兼营豆腐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拼搏，生意开始发展。但邱德霖因年纪大了，力不从心，退出商海，由子女继续经营。
邱德霖生平乐善好施，为人慷慨。抗战时期，沿海公路遭破坏，交通阻塞，家乡青年学生跋山涉水，步行赴省报考大学或北上升学，经常到德康行投宿。邱书霖热情接待，努力为兴化学子提供方便。每年春节前后，福州地区发动商人义赈，邱德霖都会施舍大米三、四百担，帮助贫困百姓过好年。家乡兴建坝下桥和仙水桥时，邱书霖也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家乡的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邱书霖都给予了经济援助。
邱书霖商旅生涯坎坷曲折，时起时伏，但从总体上讲是个成功的商人。邱书霖晚年侨居美国，依子女安度晚年。
9.戴启燕（1901—1958），外号“弯腰燕”（驼背），仙游城东门人。戴启燕一生都在商海中摸打滚爬，但发财之源与桂圆干有关，故被人们称为“弯腰燕桂圆干”。
戴启燕系“兴发号”创始人戴瑞金之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阿五”。“阿五”有一语双关之意，即从清代到民国，仙游县先后出现了五大巨商，即海运商徐万宝、烟叶商陈天高、杉木商林樑财、糖商陈芹、桂圆商戴启燕。戴启燕在仙游富商中也排行“老五”，故称“老五”。
戴启燕从父兄手上接手“兴发号”时，主要经营米、麦、豆等粮食生意，后来为了扩大经营，兼营了兴化特产桂圆干。起初，戴启燕只是承包龙眼树（即包青苗），因有残疾，个小又驼背，抬头困难，每次下乡承包龙眼树时都叫一名伙计跟随。伙计将草席或麻袋铺在树下，戴启燕斜躺在地，仰望树冠，认真观察树龄、枝叶和开花情况，准确地估出龙眼树的产量。戴启燕包青苗经验十分丰富，很少失败，并总结出一套采摘、加工、焙制和装箱等运销经验。当时仙游每担桂圆干价格大约三、四十元，及时运到宁波、上海可以卖到200多元，获利达4倍多，几年之间“兴发号”就积资数万，成为仙游境内的富商。
有了资本之后，戴启燕又先后创办了“兴发”制冰厂、“兴记”运销行、涵江“三平”货运栈和福州“福兴”糖栈、上海“立生申庄”等商行，购置了2部运输车，并在仙游、上海、福州等地购置和建造了豪宅、店楼、厂房、仓库等固定资产，经营资本达百万元以上。戴启燕的经营业务以蔗糖、桂圆干为主，兼营肥料、粮食、布匹、棉花、煤油、水泥、中西药品，以及京果杂货等，购销业务从福州、南平、顺昌、邵武、光泽，直至温州、宁波、金华、兰溪、沈家门、南通、上海、河口、天津、烟台、营口等地。“兴发号”平时雇用固定工人12名，季节性临时工达100多人，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家族企业。
戴启燕精明能干，经商有道，注重营销策略。抗战时期，东南沿海为日伪封锁，闽浙海面为地方军阀张逸舟所控制。戴启燕通过老乡关系取得了海上航行特殊许可，从惠安的峰尾、枫亭的陡门、莆田的三江口等港口将兴化土特产运销江浙一带，获得暴利。民国32年（1943年）5月，仙游县大早，粮食欠收，农民祈天求雨，四境商人亦参加祈雨行列。戴启燕、陈芹等人一边参与祈雨活动，一边筹集巨资从芜湖、河口等地采购了大批粮食，投放到仙游市场，既缓和了饥荒，受到百姓拥护，又赚了不少钱，名利双收。
抗日胜利后，戴启燕已经拥有“兴发”、“兴记”、“三平”、“福兴”、“立生”等多个商号，形成了仙游、涵江、福州、宁波、上海等市场销售网络，生意十分兴隆。民国后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许多商家破产。戴启燕却能洞察市场变化，掌握购销最佳时机，生意越做越好，资本迅速膨胀。
戴启燕是民国时期莆仙境内比较成功的商人，因为身体残疾，又没有什么嗜好，心无旁骛，一生专心致志经商，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加上他对伙计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有效地调动了店员和工人的积极性，这也是“兴发号”持续“兴发”的重要原因。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正确处理农商关系，他经常说“农养商，商靠农，没有农民，商人也就绝路了”。民国时期，农产品主要通过墟集销售，但墟集有时间性，市墟过午，就无人问津了，一些农民往往会向“阿五”求卖。戴启燕体谅农民的难处，每次都能公道收购。戴启燕对待果农能从长远利益着想，只求“九九，不求一百零一”利润，对果农采取“三优惠”。一是“回树”优惠。即尽管是整个果园或全部买断，但摘采龙眼时会还送些新鲜龙眼给主人“尝新”；二是肥料优惠。即对承包户果农购买肥料时适当让利；三是技术指导免费。经常向果农传授有关栽培、管理、除虫、施肥、嫁接等技术，以实现彼此的长期合作。
戴启燕事业成功之后，能够积极支援仙游经济发展，受到各界好评。如1952年，仙游县举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各乡农民纷纷挑烟叶进城，每天多达千担以上，由于供过于求，烟叶价格下跌，农民意见纷纷，县长林汝樑动员仙游糖界商人出手相助，戴启燕、陈芹等人筹集巨款，把烟叶全部按市价包购，解决了农民卖烟难问题。同时，戴启燕对公益事业也很热心，在抗美援朝捐献、购买爱国公债和捐建影剧院等活动中，都能慷慨解囊。他经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体现了莆商的高尚品质。
10.华实（生卒年不详），字秋庄，英国苏格兰（Scotland）人。华实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宣统元年（1909年）来到莆田，先在兴化圣教医院任外科医生，民国元年（1912年）接任圣路加医院院长。为了经营好圣路加医院，华实建立了医院基金，并在莆田东门外下墩村购置农田100多亩，设立田庄，以田养院。
华实是一个实业家，在莆田创办了多个实业，民国二年（1914年），他投资购买1台立式单缸12匹柴油机，安装了一艘20个座位的客运小汽船，取名“捷兴号”，航行于莆田城里至涵江之间。
随后，他又购置了汽车和进口医疗设备，为莆田机器工业和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华实还热心支持教友创办实业，帮助教友引进机器，创办粮食加工厂和铅字印刷厂等，在莆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华实功不可没。
华实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民国七年（1927年）8月，杨持平率领安溪民军来莆，会合莆仙民军（人称“南军”）进攻驻城、涵两地的北军。双方激战数月，死伤重大，散兵游勇到处抢掠。
华实和关陈谟等人发起成立莆田县红十字会，救护伤病员，拒绝民军入城内搜查。后来，由华实出面调停，划莆田为北军防区，仙游为南军防区，战事遂告平息。民国十一年（1922年），粤军军长许崇智率部攻闽，闽督李厚基败退莆田，华实为了避免溃兵进入莆城骚扰百姓，抢掠财物，冒雨募款400多元作为北军遣散费，将散兵游勇遣散出境。民国十三年（1924年）年，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被孙传芳部所驱逐，大批溃兵涌入莆田，城里兵匪剧增，大肆扰民。华实竭力抚恤灾民，并以红十字会名义为军队筹款，动员军队退出莆城，使境内百姓免遭兵祸。还有民国十四年（1925年），忠门乡农民抗捐抗税，夺取军警枪械，杀死官兵，造成严重后果。华实主动充当调解人，动员群众送还枪支，并交纳罚款2.5万元，平息了事态。
华实在莆田居住了26年，创办了不少近代工业企业，引进了许多国外先进设备。同时，还积极筹款捐资修建了木兰陂、东角堤、玉湖堤、沟下桥、玉塘桥和铺砌了数十里的松岭山道，给莆田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十四年（1925年），华实返回英国，后事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