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清代兴化府商贸发展与特色行业
清代兴化境内商贸之所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明代经济发展的“余热”，也有清代兴化商人队伍壮大的原因；既有兴化商贸环境改善的因素，也有清廷商业政策调整的作用。特别是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外国资本的大量涌进，加上带有殖民侵略性质的对外通商条约作崇，使兴化经济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清代兴化商贸发展的历史背景
首先，清代兴化商贸繁荣与清初的低商税政策有关。清初，朝廷表面上打的是“重农抑商”旗号，而实际上却推行“恤商”、“扶商”政策。如清廷执政之后立即宣布：“将前朝召买粮料诸弊，尽行蠲除，自时厥后，凡市籴皆因商民所便，时地所宜，废物货、平市价、劝商贾、敦节约、抑豪强、禁科派”。④清咸丰年间，朝廷又将杂税改为厘金，“值百抽一”，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少有的低商税，从而为中国商贸发展创造了条件。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咸丰八年（858年），涵江始设卡抽厘，杂货通过时值百抽一”，“清乾隆时，莆田县年征商税银仅72两，有闰加征6两。
仙游县年征35.7两多。雍正二年（1724年）摊丁入亩，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⑤这种低商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促进了兴化商贸的蓬勃发展。
其次，清代兴化商贸繁荣与兴化的经济基础有关。宋元时期，兴化境内大规模开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出现了长足发展，为清代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元代兴化港口经济繁荣，也为清代兴化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明初的“商税从简”政策和明后期的鼓励商业措施，客观上也为清代兴化商贸繁荣营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清初的“截界”和海禁，虽然对兴化商业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朝廷的低商税政策对兴化商人来说，仍然有很大的诱惑力。特别是清康熙年间，兴化境内社会稳定，商业逐渐繁荣，形成了涵江、荔城、鲤城、枫亭等四个商业重镇和众多的商业集市。兴化境内“商业总户数约为9000户，其中专营或兼营零售的占多数。网点分布遍及平原、沿海和内地，以涵江、枫亭、城厢、鲤城等地”。①第三，清代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兴化境内商贸的繁荣。鸦片战争后，兴化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虽然对兴化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造成了巨大地冲击，但客观上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大力培养和扶植兴化商人为代理商，使买办阶层迅速扩大。同时，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城乡市场的流通，推动了兴化商贸的再度繁荣。
第四，清代商业竞争加剧成为促进兴化商贸发展的重要动力。清代，外国商品充斥城乡市场，并与兴化传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这种竞争的结果促进了商贸的发展。同时，清末兴化境内开始引进了近代机器工业。光绪年间，美籍传教士蒲鲁士夫妇先后在境内创办纺织、印刷、碾米、肥皂厂等近代机器工厂。随后，兴化商人竞相模仿，相继创办了一些机器工厂。近代机器工业的崛起，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商品总量不断增长，产品质量提高，而生产成本却大幅下降，这些都是促进清代兴化商贸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清代兴化商业行业特色
从清代兴化商贸发展的历程看，除了清初“截界”和海禁期间对境内商贸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外，在清朝执政的275年间，兴化商贸始终呈现发展态势。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外国资本大量输入、国外廉价商品不断涌进，促进了兴化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城乡市场的繁荣，使清代兴化商业经济呈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粮油行业迅速扩大
清代兴化粮油行业之所以出现快速发展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境内人口剧增促进了粮油行业的发展。据《莆田市志》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兴化府共有人口103348人。
而到了清宣统三年（1911年），境内人口已达到685069人，增长了6倍多。民以食为天，人口的急剧增长，自然刺激了粮油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城乡粮油商店的剧增和交易量的扩大。
二是形成了众多的粮油批发中心。清初，兴化境内粮油商店主要集中在莆田县的荔城、涵江、黄石、华亭、西天尾和仙游的鲤城、枫亭、榜头、度尾等人口集中地区，以销售为主，粮油批发的商家并不多。到清中后期，“随着三江口港运输的日益昌盛，莆田南北洋平原盛产的大米及近邻出产的花生、黄麻等，通过涵江中转运销省内外。来自东北的大豆、豆饼亦源源汇集涵江，使涵江成为农业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交易中心”。②同时，莆田的黄石、笏石、梧塘和仙游的县城、枫亭、榜头等地，均形成了粮油批发市场，出现了众多的粮食批发大户。
三是城乡粮油市场迅速增多。清代兴化农村集市日渐繁荣，粮油市场遍布城乡各地，交易量不断扩大，推动了粮油市场的发展。据《仙游粮食志》记载：“诸业之中以民用食品为先，粮食集贸市场主要分布在功建里（今鲤城）的天地坛、榜头、坝下、赖店、石马、枫亭三妈宫、慈孝、磨头、溪仔店等处”。③清末，仙游境内粮食集贸市场以县城为中心，辐射城乡各集市，“粮食集贸市场主要分布在功建里（今鲤城）的天地坛，以及榜头、坝下、赖店、石马、枫亭三妈宫、慈孝、磨头、溪仔店等处。当时仙游功建里从事粮油经营的商店有7家、业主9人、雇工8人，行业资本总额54000元，年贸易额216000元”。①“涵江出现20多户粮油商行，黄石、笏石、港口、梧塘、西天尾、庄边、白沙等地均有多家粮油店铺”。②
（二）新行业不断涌现
进入清代之后，兴化境内新行业不断增多。如“清朝末期，境内开始由南北杂货铺发展成为百货行业”。③主要经营轻工业品和手工艺品，如被单、汗衫、背心、衣线和毛巾等针织品和手电筒、胶鞋、热水瓶、搪瓷脸盆、茶杯、牛骨梳、牙刷、牙粉、剪刀等。这些日用品货源大多来自苏州和广州，故称百货商店为“苏广店”。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年（1884年），福州商人率先在仙游县城创办了第一家百货商店之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仙游城关开设‘新泰隆’、‘泰盛’、‘双茂’等多家百货店”。④以化工产品为主的外国商品代理也是清代兴化的新兴行业。从道光年间起外国商品进口增多，外国公司在境内寻找商人代销外国商品，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外国商品代理行业。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兴化境内，主要有煤油、肥田粉、西药、肥皂等，充斥城乡市场，兴化境内代理商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一个买办阶层，外国商品代理迅速发展一个新兴行业。
清代，兴化境内还出现了摄影业。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仙游人蔡锦蓉由福州携带一部照相机返乡，并在县城设铺营业，开创摄影行业。次年，仙邑岭头坪李南兄弟购置照相机设馆营业，并能配光置景。宣统二年（1910年），府城人陈尧三（牙科医生）从福州‘二妙轩’照相馆学成照相技术，在涵江巨商陈霖的支持下，回莆田开业，流动于莆仙两县，登门镶牙和照相。次年，在府城后街开设‘陈尧三照相馆’，之后在鲤城、涵江开办分店，收徒传艺10多人”。⑤除了上述行业之外，清代兴化境内还有轮船运输、铅字印刷、机器纺织和邮局、汇兑、当铺、餐饮等众多新行业。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境内还出现了不少的黄金、白银销售和金银首饰销售店，形成了一个珠宝行业。
（三）行业垄断加剧
随着兴化商贸的迅速发展，行业垄断不断加剧。据《仙游县志》记载：清代，仙游农村的糖商、糖户开始在城关、各集镇开办“栈行”、“糖行”等食糖交易行，生意越做越大，资本不断集中，逐渐形成行业巨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县城的11家鱼牙行栈转由官商和封建把头垄断经营，商号冠上‘鱼牙官行’，一度成为境内市场金融、物价的操纵者。货币流通、银币黄金兑换折算率，每日都由鱼牙行挂牌公告，昭示各方。民间买卖合约字，亦冠上‘以鱼牙银价为准’字样。官府捐、税均以‘鱼牙牌’计率。海鲜鱼市雄踞市场之首，年销售量在2500吨之上，营业额约90万银圆”。⑥清中后期，莆田的涵江、黄石和仙游的鲤城、枫亭等商业集镇，行业垄断日趋严重。据《莆田县志》记载：“经营以米，麦、豆、花生（包括花生油）等粮油商品，俗称‘五虎店’，粮油价格任其控制，低价籴、高价粜，平民百姓大吃其亏”。①清末，兴化“辖区商业投机猖狂，商人甚至勾结官吏、地霸、恶棍公开进行投机倒把，走私贩私。重要商品豆饼、桂圆、棉布、蔗糖、京果（食杂）、粮油等多由富商垄断。商人投机手段百出，主要表现为行业‘托拉斯’”，即商业垄断。②商业垄断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有促进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又有阻碍了商业经济发展的消极一面。
（四）金融业开始崛起
金融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有民间借贷业务，一些豪富巨贾经常将多余资金借贷给商人，“以资生利”。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兴化商贸的日益繁荣，商业资本流通加快，资本需求量大增，金融服务业应运而生。
一是“典当”业迅速发展。兴化典当业起源于唐代，开始只是寺院僧尼经营典当业务。清代商业繁荣之后，商业资金需求不断扩大，促进了境内典当业的发展。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福州一巨商在莆田城关开设东有号当铺。......光绪年间（1875—1908年），在莆田城厢、涵江、江口、大洋、龙桥、北高等地开设当铺20家。资本都在1万元左右，独资经营的占多数。清末，仙游度尾后埔村林梁材在三般店开设天太典当，县城、枫亭、赖店、留仙、榜头、龙华、沙溪、东门外的土寨和宝坑、盖尾等集镇、圩市亦有典当铺”。③到了清中期，典当业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地方政府开征了典当税。据《莆田市志》记载：“清顺治九年（1652年）开征当税。乾隆年间（1736—1795年），莆田县年共征当税银50两，仙游县年共征典税银310两。同治及光绪年间（1862—1908年），莆田县有当铺13家，年共纳税260两。宣统三年（1911年）时，仙游县有当铺30多户，年征1500两以上”。④从税收情况也可以看出清代兴化境内典当业的规模。
二是“钱庄”不断增多。从宋代开始莆田境内就有“制钱”。据1936年6月19日《莆田日报》记载：“仙游西乡溪头村王姓建设新屋，在开掘地基之际，发现扑满式瓮四只，其中之以后两瓮均贮满制钱，约数十斤，多系宋代钱币”。在元、明、清各个朝代，兴化境内均有兑换金银硬货币的“钱庄”。但清以前的钱庄规模较小，从业人员不多。进入清代之后，朝廷开设福建铸钱局，银钱之间长期维持在一两银换（纸币）钱1000文的比例，银钱兑换促进了钱庄的发展。随着清代商业的繁荣，境内钱庄迅速发展起来。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年），莆田城关设有同丰、晋丰、成美等钱铺。涵江设有上裕、宝发、瑞茂等钱号，资本都在万元以上，以经营兑换银钱为主，兼开发凭条支取的本票”。⑤由于古代交通不便，携带现款困难，钱庄开票，到异地凭票兑现，为官商调拨款项提供了方便。加上普通百姓对银元的鉴别能力较差，钱庄代为鉴别并办理银元制钱兑换，便利于市场货币流通。清中后期，兴化境内出现大量的“钱摊”。但到了清末，大多数钱庄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倒闭。
三是汇兑业务开始兴起。从清代起，兴化商人外出经商日渐增多。起初，大多数商人都是等年底回家过年时将钱带回去。有些商人因年终生意忙碌便委托亲戚朋友带钱回家，特别是海外商人寄钱回家多有不便，外国货币在兴化境内又不能流通，只能通过易货贸易来转换。于是，便出现了汇兑业务。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清中前期，“华侨汇款多由‘水客’（也称客头）递送，‘水客’在南洋等地向同乡、亲友、熟人收揽银信，然后携带信款或利用华侨汇款贩运土产回国变卖后，解交侨眷，索取侨眷回执，带回南洋交客户为凭”。①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华侨的日渐增多，汇兑业务不断扩大，汇兑商号应运而生。根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后期境内开始创办“侨批业（民信局），亦称侨批局、批信局、批馆、汇兑庄、汇兑信局，是专门经营华侨附有信件汇款并取得回批的私营金融机构”。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仙游枫亭何某在厦门海后路磁街开设‘仙春栈’。宣统三年，由仙游毛德辉接收继续经营。主要业务是为劳工出洋做工赊贷费用，办理海外华侨托办出洋手续，后来扩展到经办解付华侨汇款业务。毛氏还在仙游城关十字街开设‘顺茂隆’汇款站，与印尼泗水的‘同发兴’商号合作，定期定点办理侨汇业务，每年解付10万元以上”。③到了清末，涵江已有多家从事汇兑业务的商号，“大多开设在衙前街至三角埕的闹市一带。没有店房，仅有店铺门口摆设一张有抽屉的桌子，经营兑换业务”。④
（五）服务业的繁荣与发展
兴化境内服务业始于唐宋时期，当时郡城和沿海港口除了官办的驿站、驿馆外，还有餐饮、酒家和旅店等。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兴化商业的繁荣，人来客往日益增多，一些商人便从商业中游离出来，从事餐饮业。据《仙游县志》记载：“清时，饮食业繁荣，仅仙游鲤城的酒家、菜馆、小吃店就有20多家，遍布于街头巷尾”。⑤莆田县也有餐饮店50多家，城里有“源源”、“桃李园”、“杏花楼”等多家酒楼和饮食店，主要经营中、西餐，著名西餐菜谱有“满汉席”、“鱼翅席”、“鲍鱼席”、“猪肚席”等。特别是涵江的“桃李园”、“醉桃园”、“皇后酒家”、“天韵楼”、“上山”、“永丰”、“知者来”等菜馆，生意十分兴旺。此外，黄石、枫亭等集镇，也有不少餐馆小吃店和临街摆设的小食摊，以风味小吃而誉名。
商业繁荣带动了旅馆业的发展。清同治初年，仙游县城二保街创办有“万客栈”、“陞泰会馆”等多家旅馆，旅馆设备较为完善，拥有床位百余个，生意非常之好。清中后期，莆田县城、涵江和港口等地旅馆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涵江集镇，客来客往，川流不息，“三里长街，街巷相通，商户鳞次栉比”，与石狮、石码成为福建三大商业重镇，旅馆业、餐饮业非常发达。
（六）经纪行业空前活跃
经纪人，俗称“牙商”，“牙人”，即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代理、代办和见证双方买卖实施的“居间人”。早在北宋时期，兴化境内就出现了“牙人”，为买卖双方提供量衡、结算等居间服务。
到了清代，随着商业的繁荣，传统的“牙人”已经转变为经纪人，并活跃在城乡集市之中。
在商品经济中，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离不开“买”与“卖”，经纪人在商品流通中起到了促成买卖的作用。譬如外地商人运来一宗货物，一家商店往往不能全部买下，经过“牙人”从中牵线搭桥，由几家商店联合购买，就能顺利成交。商家如要买进或卖出一宗货物，在商业信息相对封闭的清代，经“牙人”的促成也比较容易成交。
兴化“牙人”队伍结构比较简单，以流动个体商人居多。他们没有开店设铺，也不需要什么成本，只靠掌握货源、商家需求和价格动态等信息，整天走街串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从中促成商家买卖成交，赚取一定的佣金。经营范围一般是以自己熟悉的行业为主，也兼营他业，有的经纪人甚至无所不包，只要能赚钱就经营。清代兴化境内多为流动经纪人，他们无固定店铺，也没有稳定顾客，一般不代销代购产品，整天走街串店，获取商业信息，促成买卖双方成交，以赚取佣金。
清代兴化境内“牙人”众多，活跃在莆仙城乡各个商贸市场。莆田的涵江、荔城、黄石、梧塘、秀屿、华亭和仙游的县城、枫亭、东乡、西乡等集市上，都有“牙人”和经纪人，每个集镇多则几十人，少则十几人。其中以涵江集市最多，约有40多人，且经营方式多样，经纪活动活跃。
清末兴化境内还出现了专门代办外地商人购销货物的经纪人。涵江有专门为仙游、福清等外地商人代购货物的经纪人，平时互通信息，外地商人需要货物时立即通知经纪人，由经纪人代为采购。有些经纪人还开设货栈，代客寄售货物，如涵江保尾有专门代理永泰商人和山区农民寄售山货的经纪商店，涵江海岑有几家专门代售平潭、福清和莆田沿海渔民寄售的虾肉、蛏干、紫菜等海产品的经纪商家。
此外，还有一种是专门代人过秤、结算的“牙人”。这种“牙人”实际上也是从事经纪活动的商人。他们在青果、蔬菜、柴草和黄麻等墟集，手持大秤，俟双方成交后，代为过秤、计价和居间协商等业务，收取少量的手续费。这种经纪人历史悠久，起源于宋代，并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经纪人的经营活动比较简单，一般先由经纪人向卖方取出样品并了解商品信息，买方看好货样后进行讨价还价，价格商定后一方付货，一方付款。有时买方也会提出分期付款的请求，作为经纪人必须了解买方的诚信情况，如有发生拖欠、抵赖货款等事件，经纪人负有一定责任。
经纪人抽成“佣钱”（俗称“牙钱”）作为报酬，一般为货款总额的百分之一，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佣钱”一般不付现金，而是记在商家账簿上，经纪人平时可预支一些，到年底时由经纪人开出账单，即“放单”，各商家必须在大年三十之前一次性结清，而市场上代人过称的佣金一般当场付清。
经纪人在代购代售过程中也会趁机获取外快。如价格波动较大时，经纪人往往会投机取巧，报出最高的价格。如果代办外地商人货物后价格突然上涨，经纪人就会谎称货物未买到，从中赚取差价；如果代售外地商人货物时，价格突然下降，经纪人也会谎称货物未卖出，从中赚取价差。
经纪人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传统自然经济已经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经纪人的商业活动，不但为各商家架通了商品交流的桥梁与纽带，而且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与周转。同时，经纪人的活动还促进了商品信息的交流，客观上催生了商业信息行业。
总之，清代兴化商贸活动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一方面，由于封建自然经济的长期发展，为清代兴化商贸繁荣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海禁的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为清代兴化商贸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由于清末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西方资本的陆续涌入和国外先进科技的不断引进，既加速了兴化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又促进了境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