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海关监管与海上走私

海关监管制度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条约，取得了中国海关的控制权，使中国对外贸易处于不平等地位。

同时，由于海关主权的丧失，海上走私泛滥，特别是鸦片走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灾难。兴化地处东南沿海，从宋代起境内就设有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海上走私时有发生，海关监管任务日趋繁重。

（一）海关监管

清代，海关监管制度日趋完善。清初，朝廷废除了市舶司制度，成立了中国海关，专门监管商船和对外贸易业务。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福建于漳州设闽海关（常关）。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成立福州闽海关税务司公署（洋关）。于是常关、洋关并行管理海关事务。境内关区事务归隶福建闽海关（常关）福州南台口岸办理”。②兴化的对外贸易业务统一在福州海关办理，莆田商人多有不便。

雍正七年（1729年），为了适应兴化府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朝廷在涵江设立海关。据《莆田市志》记载：“兴化道台沈起元根据帆船大小种类、货舱容量、建造时间长短，规定船钞（今称吨税）及注册费，经户部上奏，钦准执行”。①涵江海关的设置，大大方便了兴化海商办理出关手续，客观上促进了境内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

清代，朝廷设置“常关”和“洋关”两种海关机构。洋关由洋人把持，进口商品税率较低。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不同商品实行不同的税律，通常是“值百抽一”或“值百抽三”不等。咸丰年间，朝廷提高了进口商品关税。据《涵江区志》记载：“咸丰八年（1858年），进口税率一律值百抽五，”但“洋人日常衣、食、住和生活所需的外国烟草、酒、香水、石碱、家具、食物等均予免税，行李物品只要是非卖品，均予免税放行”。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对洋人出入境携带的个人物品给予免税优惠。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居住中国境内的洋人携带的日用衣服、书画、家具出境，属非卖品予以免税，烟草、酒等应按章征税，对于洋人携带入境的黄金、白银、币券，涵江海关支关不予管理”。③鸦片战争以后，关税下调至“值百抽三”，且对外国商人和进口商品有诸多照顾。

清中后期，兴化海关机构完善，监管制度严密，关税收入颇多，成为福建沿海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境内设有涵江常关；年收白银3万两”。④下辖分关卡12处，分别有埔尾、鲸山、上迳、沧溪、南岭、高弟、南庄、沙溪、遮浪、三江口、乌菜港等，其辖区下至福清、上至仙游，是全省四大海关之一。

（二）海上走私贸易

清廷实行时开时禁的对外贸易政策，海上走私活动时起时伏。清初，朝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海上走私受到遏制。康熙年间，海禁甚严，海防巩固，海上走私甚少。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初，改设兴化守营。康熙八年（1669年），设莆田县沿海镇戍21处，仙游县3处。领辖军士1890人”。⑤“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镇压台湾反清运动后，开放东南沿海，实行闽兵驻台，台粮闽运。时台湾海峡两岸米价悬差，走私台米、闽布活动盛行，禁而不止”。⑥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朝廷实行时开时禁、禁中有开、开中有禁的海禁政策，导致海上走私日渐猖獗。到了清中后期，海防松驰，加上朝廷提高商税，进口商品利益空间增大，刺激了海上走私活动的蔓延。清乾隆十七年（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湾后，鸦片走私活动一度猖獗。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兴化沿海“有边无防”，海上走私十分严重，尤其是鸦片走私，祸患无穷。据史书记载：“盖西夷始以鸦片易银，继易金，后易镪，且易不足重之番镪而熔化之，今则减番镪之价以易钱。刻下银尽、金尽、番镪将尽，即乾隆以上之好钱亦必至于尽”。

“兴化莆田，银几断种，番镪不多，仙游更甚”。⑦清廷曾经多次组织力量打击海上走私，但时紧时松，无法杜绝。如“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闽海关加强缉私力量，加之值百抽三的低关税制度，走私获利无几，沿海走私活动逐渐消敛”。①同时，清廷还加强了海关监管制度，如清雍正七年（1729年），涵江海关将涵江港、三江口港码头及货场划为海关监管区。“同治四年（1865年），涵江海关改为海关总局后，增划江口港、鲸山港、遮浪港、乌菜港码头及货场为海关监管区。光绪二年（1876年），增划浦尾、高埭、芜湖、西墩、石马、枫亭、沧溪、望水、南岭诸处为海关监管区”。②但“鸦片战争后，中外双方忌谈鸦片贸易。道光年间，仅福州闽江口海面就停泊有‘阿尼达’号和‘威克林’号两艘鸦片趸船。

鸦片走私多由福州进入（兴化）境内市场”。③鸦片是清代最主要的走私商品，由于利润空间大，中外不法商人互相勾结，鸦片走私屡禁不止，为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