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代兴化府对外经济交流概况
清初，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寸板不得下海”，兴化对外贸易全面停滞，沿海商人大多破产。
清康熙年间，朝廷一度开放海禁，但商船出海仍有许多限制，对外贸易规模不大。清中后期，海禁放松，兴化对外贸易开始恢复与发展。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地处东南沿海的兴化府，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贸易优势，先后开通了兴化至福州、厦门、上海、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的航线，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
一、清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的曲折发展
清初，朝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对外经济交流一度中断，只有外国朝贡船只偶尔停靠在兴化港口，贸易规模很小。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朝廷规定“商民船只一律不准私运粮食和货物出海，违者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人家产尽给告发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官员，不行盘诘擒缉者皆革职从严治罪；地方保甲通容不行举首者皆从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规定：南洋、吕宋、噶喇巴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者严加治罪，并严令已在南洋一带出海的商民，限3年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②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年（1661—1681年），朝廷又全面禁海，船只擅自出海，违者处死或流放边疆。由于清初大多数时间实施海禁政策，兴化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在福建设置海关，逐渐放松海禁，但对商船规模和对外贸易品种仍有诸多限制。朝廷规定商民开展对外贸易必须申请具保、核准，领取执照和凭照出入境等。
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成立闽海关后，开放福建沿海海禁。但对出海贸易作了许多限制，规定出海贸易的商民，必须申请具保，核准，领取执照，才能凭照出入贸易”。③但能够领到出海执照的商人大多是官商结合的大海商，普通商人开展对外贸易困难重重。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规定：南洋、吕宋、噶喇巴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者严加治罪，并严令已在南洋一带出海的商民，限3年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④不少海外兴化商人只好返回家乡，有的商人则举家迁徙海外定居。直到“雍正五年（1721年）才恢复海运，当时莆田有人驾驶帆船至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①据《台海使槎录》记载：“台湾海船，多漳、泉海商，贸易于兴化，则载杉板、砖瓦出口”。②到了“清雍正七年（1729年）后，进出境的船舶被指定由兴化湾的三江口港、涵江港、江口港航道入境内停泊”，其他港口一律不许外国商船停靠。③所以，在清雍正之前，朝廷长期实施海禁政策，只是偶尔开放港口，其对外贸易规模和幅度极其有限，不能适应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清中期，朝廷实施半开半禁、时开时禁的海禁政策。如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将福州、厦门、泉州、三都澳和三江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并在涵江设置海关，但对商船出海仍有诸多限制。
“起初，只限单桅500石以下海船出海，违者一律发边卫充军。以后，虽允许双桅海船出海，但又规定梁头不得超过1丈8尺，舵手人数不得超过28名等。同时，还规定只能商民自己建造商船，但须经海关监督及地方官核准后方可出海，而严禁商人租船，或从海外造船带回中国等”。乾隆十九年（1754年），朝廷虽然取消了“其从前逗留南洋之人不准回原籍”的规定，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停止多口贸易，转入闭关主义的单口贸易。进口货物由朝廷特许的商行包揽，实行官府垄断。迄道光十五年（1835年），朝廷相继颁定《防夷五事》（1760年）、《民夷交易章程》（1809年）、《防范夷人章程》（1831年）和《防范夷人规程》（1835年），从而强化了政府对外经贸垄断的管理体制”。④清代“时开时禁”的海禁政策，持续了近200年，严重阻碍了兴化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从18世纪中叶起，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而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对外国商品倾销形成了坚固的屏障。于是，西方列强发动了旨在倾销商品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随后，清廷又被逼签订了一系列的通商条约，虽然这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福建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后，地处厦门、福州两港口之间的兴化府，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海商队伍不断壮大，涵江、梧塘、秀屿、黄石、枫亭等地海运业务日渐繁荣，形成了一些专门经营海上运输的专业村，航运业务拓展到江浙、湖广、长江流域和越南、缅甸、琉球、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但在清光绪之前，兴化境内的商船全部是木帆船，载重量一般在300吨左右。由于交通工具简陋和航海设备落后，限制了海上运输规模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清光绪年间，机器轮船问世之后，兴化航运业开始蓬勃发展，为境内外贸发展创造了条件。
据《莆田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商人租用日本‘纪摄丸’号轮进三江口港装卸货物”，拉开了兴化近代轮船海运的历史序幕。⑤“纪摄丸号”是日本籍货轮，由涵江商人陈镜鸿承租，航行于涵江至上海之间，主要运输兴化土特产。此后，兴化商人抓住机会，开始购置大吨位的轮船，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涵江民营的第一艘轮船‘涵江号’（150吨）航行于涵江到福州、宁波航线”。⑥随后，经营木帆船的兴化商人纷纷效仿，有的租用英国货船，有的租用美国货船，还有的同外国轮船公司合资经营，兴化海运业出现了空前繁荣。而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轮船运输业的兴起，舶来品从上海、福州、厦门、台湾、香港等地蜂涌进入境内市场”。①到了18世纪末，兴化境内“舶来品充斥市场。进口商品以生活用品、五金制品为大宗，出口以土特产品为大宗”，对外贸易空前繁荣。②清朝末期，在外国商品冲击下，兴化对外贸易出现了蓬勃发展态势，无论是船舶建造的规模和质量，还是船队的数量和吨位，都有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规模和通航的国家及地区也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境内，导致兴化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破产，不少手工业者加入了对外贸易的商人行列，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兴化经济社会的转型。
二、清代兴化对外贸易方式转变
清代，朝廷取消了进口商品专营制度，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障碍，促进了兴化对外贸易的发展。据史书记载：清代“官府牙行职能消失，悉为民营商户、舶户所替代。这些商户、舶户自营收购外贸货物，经涵江海关进出口”。③鸦片战争后，清廷规定外国商船必须由地方政府指定的商行代办出入关手续，进口商品须由代理商销售，从而促进了境内代理行业的发展，产生了近代买办阶层，使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
十九世纪末，外国商品开始大量涌入，但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强阻挡之下，外国商品销售渠道并不畅通。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涵江霞徐群众在林师肇、林尔翰的率领下，聚集于涵江港码头，反对美国资本家和买办方德芳在新宫后街建造煤油库”。④加上外国资本家并不信任中国商人，外国公司大多委托当地传教士倾销商品，或由传教士寻找信徒作为代理商。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光绪年间（1875—1908年），外国洋行多聘用传教士或境内商（船）行代理商垄断收购出口货品”。⑤《仙游县志》也记载：“光绪初年，仁德乡（今龙华镇）林紫英经传教士介绍，首家代理厦门美孚洋行进口煤油推销”。⑥“宣统元年（1909年）美孚火油行在涵江设立分行，蒲鲁士介绍方德敬任帮办，此为莆田买办资产阶级之首”。⑦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廷颁布了新税法，其中明文规定：外国商品进口须由地方政府指定的商行代理报关、验货、纳税和销售商品，此后，兴化境内代理商行迅速发展起来，涵江的“林亨佑”、“蒋永盛”、“林聚泰”等人成为兴化府指定的首批代理商。据《涵江区志》记载：凡外国船舶停靠码头或抛锚于港湾锚地时，需由代理商用驳船盘运进口商品至海关仓库或验货场，等待查验。验货时由海关、英国领事代表、外国洋行买办三方派人到场共同查看。涵江海关总局验货用的大秤、砝码和丈尺均参照粤海关的式样制造，并在上面镌刻图印为凭。一旦贸易商计较轻重长短，就以此秤、砝码及丈尺为准，以杜争端。
外国商人在兴化境内购买商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也须由境内代理商给予收购和办理手续，完税之后方可出关。清朝的进出口商品代理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保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存空间。
三、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
清代兴化港口经济再度繁荣，无论是进口商品，还是出口货物，无论是货物品种，还是商品数量，都比明代多。清代兴化进口商品繁杂，既有普通日用品，也有高档奢侈品；既有农产品，也有工业品；既有化工、肥料等生产资料，也有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甚至还有医疗器械、纺织机器、机械设备等。据《福建商业志》记载：清代，兴化“当地富商，凭借本地食糖、桂圆干等土特产，发挥三江口、枫亭港口的海上运输优势，与江南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同时，也开展了对台贸易。输出品有食糖、桂圆干及其土布、土烟、陶瓷、青靛等，输入品种有大米、棉布、苏广百货、药材等。鸦片战争爆发后，以英国为首的鸦片、吗啡、煤油、火柴、棉布、棉纱、针织、肥田粉等外国商品大量倾销莆田”。①
（一）主要进口商品
清代兴化境内进口商品种类比较繁杂，且不同时期的进口商品有较大的差异。清初，进口商品以农产品居多，清中后期又以工业品居多。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清初进口商品主要“有大米、凤梨、番檨、番木瓜、番石榴、香蕉、荷兰豆、台湾芋，花卉有月下香，家禽有番鸭。以大米进口为大宗，货物多由台湾进口”；“清同治年间，仙游进口的生活用品有火柴、炼乳、哈德门香烟、正哗机、华达呢、印度绸等”；“鸦片战争后，有洋药（含有鸦片）、赌具、五金制品、肥皂、烧碱、水泥、钢筋、纸烟，西药、煤油、小麦、理化教学仪器、西医器械，还有美国的派克钢笔、玻璃纤维皮带、炼乳、软垫，日本的豆饼、针、布匹、火柴、汽油”②；“光绪后，有西医术，香药（鸦片）种植，铅字印刷术、罗马文字传入。清末民初，有农业化肥施作技术传入”。③其中进口商品数量最大是化工产品，主要有美国产的“美孚牌”、“亚细亚牌”、“德士古牌”和“鹰标牌”煤油，英国产的“僧帽牌”煤油，还有美国、英国产的肥田粉和日本产的仁丹、眼药、肥皂等。
清末，国内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兴化“境内进口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珠宝、香货等高级消费品减少，药材和日用品增加。药材有洋药、肉豆、冰片、燕窝、荜拔、槟榔、白豆、血碣、孩儿茶、鹿角、石花等；日用品有毕布、暹罗红纱、土丝布、西洋布、东京乌布、番纸、嘉文席、香藤席、番镜、漆、番锡、乌木、紫檀、番铜鼓、白琉璃盏、琉璃瓶等；食品有番米、虾米、绿豆、番茄等”。特别是清末兴化境内人口大增，粮食短缺，价格飚升，“大米进口逐渐增加......成为最大宗的进口商品”。④除了上述商品之外，清代兴化境内还有农作物新品种引进。据《莆田县志》记载：外国传教士经常夹带一些果树新品种进口，如白马红树、法国梧桐树、菠萝、西瓜等。应该说，除了鸦片、赌具之外，清代进口商品对境内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主要出口商品
清初，兴化境内的出口商品仍然是以农产品为主。康熙年间出口商品主要“有土布、花生、烟草、桂圆干果、蜜枣、茶叶、兴化米粉、蔗糖，以桂圆干果为大宗”。到了乾隆年间，兴化出口产品主要“有粗制蚊香，桂圆干果，杨梅干果，迷信纸、布鞋、粗（医）药材、木盆、土白布、夏布、长边纸、草纸、棺材板。进入18世纪之后，国外市场开始变化，出口产品结构也出现了变化。
如光绪年间，出口产品主要有桂圆干、咸橄榄、粗瓷器、竹梳、松木”等。“鸦片战争以后，受洋货倾销的冲击，境内的蔗糖、土烟出口时起时伏；桂圆、荔枝、蜜枣等干鲜果和茶叶、冰糖的外销仍保持稳定”。①同时，还有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出口。另外，清代兴化境内还出口艺术品，如“仙游名人国画、木雕工艺品等少量工艺品初涉日本和东南亚各国”。②清代兴化出口商品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与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有关，境外市场需求变化直接影响了兴化的对外贸易，说明兴化市场已经逐渐融入国际市场。
四、通商的国家和地区
清代，与兴化府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比明代多。清初，由于实施海禁和“截界”，沿海港口大多被封闭，兴化对外贸易业务需经福州、厦门、潮州、汕头、香港等地转口，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相对较少，主要有日本、琉球、朝鲜、越南和南洋诸国。到了清中叶，“厦门港成为境内通商九泽番邦的重要出洋口岸，闽省各府商旅多由厦门港出洋。”③清中期，与兴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增多，主要有琉球、日本、高丽、苏禄、文莱、安南、交趾、占城、柬埔寨、丁机宜、大昆、大连、柔佛、暹罗、赤仔、麻仔、旧港、噶喇巴、马辰、香港、新加坡、爪哇、婆罗洲等。“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兵部议称：闽省福州、兴化、漳州、泉州、汀州五府，惟开洋一项，均有裨益，查外国（东南亚诸国）皆产米之地，见今外国之船，许至中国，应复开洋禁，以惠商民”。④随着朝廷海禁政策的逐渐放松，兴化对外贸易出现快速发展态势，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日渐增多。
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列为通商口岸，地处福建中部的兴化府，有更多的海外航线可供选择，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增多。清末，福州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化府与福州港距离较近，进出口商品大多从福州港出入。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江口港开辟兴化至福州轮船航线，为兴化对外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兴化）商人雇用日本‘纪摄丸’号轮船，航泊三江口港。时外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在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开设洋务商行。
（兴化）境内进出口货物由洋务商行代办，经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天津诸口岸转口出洋通商。主要通商国家和地区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香港及东南亚诸国”。⑤
五、代理商阶层的出现与发展
鸦片战争之前，兴化境内进口商品不多，代理业务相对较少。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涵江代理行主要经营煤油、棉纱、洋布、西药等进口商品，当时“海外贸易航线悉为外国洋轮占夺。境内出口贸易多由上海、福州、厦门洋行在境内代理商、代理行代理收购、贩运、经销。亦有境内商行同外商、洋行直接交易。进口以生活日用品、农业用品为主，由商行、代理行（代理商）自营零售，或转销给个体商店、商贩零售。光绪初年，仙游仁德乡林紫英首家代理厦门美孚洋行经销进口煤油。进出口货物贩运主要依赖租用外地或外国轮船进行海上运输”。①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兴化境内代理商行迅速增多。除了进口商品代理之外，还有船务代理、进出口商品销售与收购代理，以及外贸代理等。同时，还有不少自营或联营的“船行”，也代办海运业务，主要为外商和海商收集货源、联系租船、包船、船舶装卸和办理报关手续等。
涵江是兴化代理商最集中的地方，出现了众多著名代理商行。如方德敬家族经营的义德煤油栈和平海人林心香开设的源丰代理行，都是兴化境内最早的代理商行。随后又有陈湖泉兄弟经营的泉美行豆饼商和通美德士古洋油行等。到了清末，兴化境内代理商行迅速发展，并形成一个新的商人阶层。据《福建商业志》记载：清末“在涵江设源沣、义德、通美等代理行，后又相继出现‘瑞裕’号、‘大同’号和‘泉裕’号等数十家商行”，其中较大的代理商行和船务代理行有16家。②1.源沣行。源沣行由莆田县平海（现秀屿区）商人林心香和林鸿宾父子经营，主要代理英国“亚细亚公司”的煤油和英国“卜内门公司”的肥田粉。
2.义德行。义德行由涵江商人方义德、方家明等人经营，主要代理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煤油和德国“爱礼司公司”的肥田粉。
3.通美行。通美行由涵江商人陈镜鸿经营，主要代理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的煤油和英国“卜内门公司”的肥田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日本“纪摄丸”号货轮，就是该公司租凭经营的货船。
4.涵江鲲南公司。鲲南公司由涵江商人方家明经营。该公司租用上海宁绍公司“甬兴”号轮船，载重量为800吨级，专门从事海上运输和长途贩运，兼营船务代理业务。
5.涵江义太船行。义太船行由黄献武和康秋涛等人合股经营，租用了上海商船“德佑号”、“建新号”和“游鲲号”等轮船，主要经营大同商行、福兴太商行的货物运输，兼营船务和进出口商品代理。
6.北方轮船公司。北方轮船公司由政记公司和毓大公司合资创办。该公司拥有轮船“茂利”、“毓济”、“毓通”、“肇兴”、“福星”、“福兴”号等多艘轮船，专门从事海上长途贩运和船务代理业务。
7.福生船务所。福生船务承租了葡萄牙籍“威金号”货船，吨位200吨级，从事海上运输和船务代理。
8.涵江天成洋行。天成洋行由涵江商人蔡季斌创办，主要经营从香港进口的肥田粉、洋油、豆饼，并代理外轮“大美”号货轮的进出口业务。
9.上海公平公司。公平公司由上海莆商注册成立，涵江商人参股经营。该公司租用英国怡隆公司的“神佑”、“神爱”、“神华”、“神福”、“神光”（俗称“五神”）等5艘轮船，从事海上运输和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②《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船务代理业务。
10.英国皇家公司。皇家公司是一家由香港商人和兴化商人共同合资创办的股份公司，拥有“海阳”、“海门”、“海灯”、“海呈”（俗称“四海”）等4艘轮船，主要经营三江口至香港航线的客运、货运业务和船务代理。
11.联和公司。联和公司由莆商叶焕成创办，主要业务是海上运输和对外贸易，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等国通商贸易，兼营船务代理和进出口商品代理业务。
12.文峰宫纶成纱布店。纶成纱布店设在郡城的文峰宫边上，主要经营国产纱布，兼代理进口洋纱、洋布的批发与销售。
13.文峰宫厂奇兴苏广店。厂奇兴苏广店是一个大型百货批发商行，主要代理进口商品和国产的针织品、化妆品及日用工业品。
14.涵江大安船务行。大安船务行代理上海救济总署的美国小运输舰“牡丹花号”、“菊花号”、“百合花号”等3艘外轮，从事海上运输和长途贩运，以及对外贸易业务。
15.福安船务行。福安船务行主要代理“开琳号”、“新神申号”、“威金号”等3艘外国轮船的进出口业务。
16.香港裕成船务行。裕成船务行主要代理外轮“和麟号”、“和昌号”的进出口业务。
除了上述代理商和船务行之外，还有不少代销进口商品的商行。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清末兴化“境内城镇多设有豆饼行、桂圆行、米行、杉行、酱油行、京果行，经营进出口货物的采买、包销、代销业务。仙游县城关的林春行、通兴、新兴、广兴、进兴、德记、升记、胜记、连记、兴记商家及枫亭新存瑞号商家。诸商家多代理经销日本、英国、德国、荷兰、美国等国洋行进口货物”。①可见，清末兴化境内外国商品代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形成了一个代理商阶层，并呈持续发展态势，对兴化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海关监管与海上走私
海关监管制度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条约，取得了中国海关的控制权，使中国对外贸易处于不平等地位。
同时，由于海关主权的丧失，海上走私泛滥，特别是鸦片走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灾难。兴化地处东南沿海，从宋代起境内就设有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海上走私时有发生，海关监管任务日趋繁重。
（一）海关监管
清代，海关监管制度日趋完善。清初，朝廷废除了市舶司制度，成立了中国海关，专门监管商船和对外贸易业务。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福建于漳州设闽海关（常关）。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成立福州闽海关税务司公署（洋关）。于是常关、洋关并行管理海关事务。境内关区事务归隶福建闽海关（常关）福州南台口岸办理”。②兴化的对外贸易业务统一在福州海关办理，莆田商人多有不便。
雍正七年（1729年），为了适应兴化府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朝廷在涵江设立海关。据《莆田市志》记载：“兴化道台沈起元根据帆船大小种类、货舱容量、建造时间长短，规定船钞（今称吨税）及注册费，经户部上奏，钦准执行”。①涵江海关的设置，大大方便了兴化海商办理出关手续，客观上促进了境内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
清代，朝廷设置“常关”和“洋关”两种海关机构。洋关由洋人把持，进口商品税率较低。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前，不同商品实行不同的税律，通常是“值百抽一”或“值百抽三”不等。咸丰年间，朝廷提高了进口商品关税。据《涵江区志》记载：“咸丰八年（1858年），进口税率一律值百抽五，”但“洋人日常衣、食、住和生活所需的外国烟草、酒、香水、石碱、家具、食物等均予免税，行李物品只要是非卖品，均予免税放行”。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对洋人出入境携带的个人物品给予免税优惠。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居住中国境内的洋人携带的日用衣服、书画、家具出境，属非卖品予以免税，烟草、酒等应按章征税，对于洋人携带入境的黄金、白银、币券，涵江海关支关不予管理”。③鸦片战争以后，关税下调至“值百抽三”，且对外国商人和进口商品有诸多照顾。
清中后期，兴化海关机构完善，监管制度严密，关税收入颇多，成为福建沿海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境内设有涵江常关；年收白银3万两”。④下辖分关卡12处，分别有埔尾、鲸山、上迳、沧溪、南岭、高弟、南庄、沙溪、遮浪、三江口、乌菜港等，其辖区下至福清、上至仙游，是全省四大海关之一。
（二）海上走私贸易
清廷实行时开时禁的对外贸易政策，海上走私活动时起时伏。清初，朝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海上走私受到遏制。康熙年间，海禁甚严，海防巩固，海上走私甚少。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初，改设兴化守营。康熙八年（1669年），设莆田县沿海镇戍21处，仙游县3处。领辖军士1890人”。⑤“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镇压台湾反清运动后，开放东南沿海，实行闽兵驻台，台粮闽运。时台湾海峡两岸米价悬差，走私台米、闽布活动盛行，禁而不止”。⑥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朝廷实行时开时禁、禁中有开、开中有禁的海禁政策，导致海上走私日渐猖獗。到了清中后期，海防松驰，加上朝廷提高商税，进口商品利益空间增大，刺激了海上走私活动的蔓延。清乾隆十七年（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湾后，鸦片走私活动一度猖獗。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兴化沿海“有边无防”，海上走私十分严重，尤其是鸦片走私，祸患无穷。据史书记载：“盖西夷始以鸦片易银，继易金，后易镪，且易不足重之番镪而熔化之，今则减番镪之价以易钱。刻下银尽、金尽、番镪将尽，即乾隆以上之好钱亦必至于尽”。
“兴化莆田，银几断种，番镪不多，仙游更甚”。⑦清廷曾经多次组织力量打击海上走私，但时紧时松，无法杜绝。如“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闽海关加强缉私力量，加之值百抽三的低关税制度，走私获利无几，沿海走私活动逐渐消敛”。①同时，清廷还加强了海关监管制度，如清雍正七年（1729年），涵江海关将涵江港、三江口港码头及货场划为海关监管区。“同治四年（1865年），涵江海关改为海关总局后，增划江口港、鲸山港、遮浪港、乌菜港码头及货场为海关监管区。光绪二年（1876年），增划浦尾、高埭、芜湖、西墩、石马、枫亭、沧溪、望水、南岭诸处为海关监管区”。②但“鸦片战争后，中外双方忌谈鸦片贸易。道光年间，仅福州闽江口海面就停泊有‘阿尼达’号和‘威克林’号两艘鸦片趸船。
鸦片走私多由福州进入（兴化）境内市场”。③鸦片是清代最主要的走私商品，由于利润空间大，中外不法商人互相勾结，鸦片走私屡禁不止，为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