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兴化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绝大多数是因农民造反所引发的，所以历代统治者在执政初期

都会实施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重农抑商举措，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能平衡贫民的仇富心

理，起到了收买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重视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商人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地位低微，除了人数不多、力量单薄外，一

个重要因素就是商人对统治者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商业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

在这一点上商人与执政者的愿望是一致的，所以历代执政者都把商人玩于股掌之中。但随着封建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群体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中较为活跃的阶层，并对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兴化商人发展的历程看也遵循了这一规律。特别是进入明代之后，

兴化商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一）兴化商人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时期，兴化境内战乱频繁，天灾人祸不断，仅农民造反和政权更迭所引发的战乱就多达

12次，更何况长达200年的倭寇祸患，而每一次战乱都对兴化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战乱过

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首先站起来的就是商人。他们擦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医治好心灵的

创伤，又艰难地拼搏在商场上，为当地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尽管商人的动机是

为了赚钱，但这种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的商贸活动，却汇成了一股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

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兴化倭寇祸患期间，每一次倭寇洗劫都会使某个商业重镇

化为灰烬，但在商人们努力之下，被毁集镇用不了多久，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诸如兴化的

郡城、涵江、黄石、枫亭、莆禧等商业集镇，多次被倭寇洗劫，商业遭受严重破坏，但只要有商

人们在，集镇很快就能恢复昔日的繁荣。所以说，兴化商人对于明代兴化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功

不可没。

（二）兴化商人具有爱国爱乡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

兴化商人历来具有爱国爱乡的高尚品德。早在北宋时期，就有盐商陈应功举兵平叛的历史记

载。南宋时期，又有莆田豪绅李富出资募兵3000人，北上抗金之壮举。在元代打击匪寇袭扰和抗

击亦思法杭兵乱中，兴化商人也是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明代抗倭斗争中，兴化商人起到了其他社

会阶层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据《莆田县志稿》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倭寇千余

人，由福清乘胜从三江口登陆。......14日进迫莆田城，当时莆田已无兵可用，适时麻阳兵千人经

过莆田，尚在城，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莆田县豪绅，也是三一教创始人），为

保城池，同各乡绅建议雇广东兵御寇，就与广东兵立字据，退倭后酬金二千两。广东兵出城奋击，

斩真倭2人，倭寇退去”。①由于麻阳兵轻而易举地赚了2000金，商人们一年辛苦付之东流，加上

抗击外敌，军队有责，一些商人心理不平衡，便拒付酬金。豪绅林兆恩只好自己拿出一百两白银，

先付给广东兵。“广兵大怒，缚兆恩于演武场殴打，并迫其领至爽约商家追索。兆恩说‘昔与汝等

许盟千金，以图安此城，今寇夷寇既退，汝等復肆掠，是乃乱此城也，乌呼可，吾宁死不为

也’”。②商人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破财消灾，先由兴化府官银垫付，尔后由商人分期分批还

款。但不管结果如何，商人们毕竟免除了兴化郡城的一次生灵涂炭。还有在宁海、莆禧、平海、

枫亭和仙游县城的几次抗倭斗争中，不少的商人和商店伙计都亲自参加保卫家园的战斗，深受百

姓好评。

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间（1558—1563年），倭寇侵犯兴化境内达9次之多，杀死百姓不

计其数。兴化豪绅林兆恩先后7次出卖私人财产，筹资雇人收埋死难者，共计收埋、火化尸体骸骨

3万多具，收集零碎尸骨一百多担，避免了战后瘟疫的大面积蔓延。林兆恩曾经在《冠退收尸歌》

写道：“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③许多商人在倭

寇祸患期间都伸出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抵抗倭寇，守土有责，帮助受灾百姓和亲朋

好友共渡难关，重建家园，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和义举，反映了兴化商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

国爱乡之心。

（三）兴化商人能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兴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商人队伍日益壮大，兴化商人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在社会

救济方面，兴化商人慷慨解囊，毫不吝啬。据《仙游县志》记载：明代“官府设常平仓、义仓，

民间设社仓等仓储设施，以官粮或官、民捐谷储存，遇灾害饥荒则施行赈济，地方上热心慈善事

业人士还自行设摊施粥”。④这些热心人士大多数是商人，每当遇到饥荒或天灾人祸，商人们都有

义举，或捐款捐物，或设站施粥，或救助难民，体现了兴化商人的社会责任感。据《兴化府志》

①《莆田旧县志稿》，1965年编，第8页。

②《莆田旧县志稿》，1965年编，第8页。

③《莆田诗咏》，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④《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

记载：“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旧养济院重加修理。弘治六年（1493年），知府王弼迁建于肃清

门外郡厉坛之右。厅堂悉依旧制，而房舍视旧加多，且极洁静，孤老就居大悦。每月照例人给米

三斗，柴九十斤。每岁寒暑布各一匹。死给棺一具”。①“贫列业者，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

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一斤”。②这些救济和收养孤老笃疾老人的费用，除了

部分由地方政府提供外，主要是从商人队伍中募捐而来。

明代兴化境内教育昌盛，书堂、书院林立，遍布城乡，这与兴化商人热心教育和积极支持是

分不开的。据《莆田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郡人御史姚鸣凤，进士冯文涛，

在家设塾，以经术教里中子弟。其后，官绅商贾多延师于家设学塾，境内私塾始兴”。③明“万历

年间（1573—1620年），朝廷诏毁天下民间书院学馆，因而书堂、学馆多废为祠，或改为私塾”。④

地方政府不再负担地方学堂的教育经费，兴化商人就成为地方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不少兴化

商人慷慨解囊，兴办私塾，促进了兴化教育的再度中兴，文献名邦再次走向辉煌。据《兴泉科甲

之盛》记载：明代兴化府的举人、解元、进士、状元、探花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0％、33％、22％、

18％和40％。同时，明代兴化高官重臣迭出，出现了“六部尚书占五部”的历史奇观，列入《明

史》人物传的兴化士人就有43人，四品知府以上官员多达300余人。清乾隆《莆田县志》《人物

志》序言写道：“莆僻处海滨，名邹鲁，非人物彬彬故欤？盖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⑤可

见，“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美誉，其中也有兴化商人的功劳。

（四）兴化商人社团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和商人队伍的日渐壮大，以商人为核心的商人社团开始建立。据史书记

载：明代出现了众多以兴化商人和士人为核心并具有商会性质的会馆。沈符在《野获编》中记载：

明万历年间，京师五方所聚，其地方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据文献考证，明代北京

闽中会馆是福建省各府、州、县在北京地区的会馆总称，共有23所，其中的“莆阳会馆”和“仙

溪会馆”是由兴化商人和士人共同出资创建的民间社团，时间大约在明中前期。据李景铭《闽中

会馆志》记载：莆阳会馆创建于明万历年间，由旅京乡人集资筹建，会馆地址在北京高家寨。“莆

阳会馆”和“仙溪会馆”是兴化士绅和商界同行联谊结社的场所，首要目的是为赴京会试的同乡

举子提供免费或廉价的栖身之处，同时也为客死京城的兴化人安排葬身之处。明永乐皇帝定都北

京之后，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会试，大批兴化举子北上应试，仅洪武三年（1370）至嘉靖七年

（1528）的近160年间，兴化府“凡五十二科，乡举千一百十一人，甲榜三百二十四人，状元二人，

探花四人，会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⑥这些兴化举子到达北京之后，大多数在兴安会馆落脚，

得到兴化商人的资助。

明代时期，兴化商人遍布全国各地，各大商埠陆续建立了兴安会馆，而这些会馆比北京会馆

更具有商会性质。因为北京兴化士人众多，商人在会馆成员中所占比例虽占绝对优势，但主持会

馆事务的一般是兴化著名士人。而全国各地商埠的兴化会馆会员却大多数是商人，实际上也是商

人组织，具有商会功能。如天津有“兴安会馆”，南京有“莆阳文献会馆”，上海、浙江、宁波、广

东、山东烟台等地的“兴安会馆”和“莆阳会馆”，其成员大多数是兴化商人。商人们通过会馆开

展联谊活动，推举总理，商议同乡公益事业，分摊税赋杂捐，处理商务纠纷，以及兴办社会公益

事业等。当兴化商人与外地商帮或地方帮派发生摩擦时，通常也通过会馆进行协调，以解决争端，

化解矛盾，发挥了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兴化商人在妈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明初，虽然朝廷实施海禁政策，但民间贸易始终没有中断。随着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莆商

足迹越走越远，妈祖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泛。明代妈祖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是以创建

妈祖天后宫为内容，从明洪武年间开始，漕运发达，航运兴起，山东、天津等沿海港口开始大举

修建天妃宫。如山东芝罘湾港口，每年南来船舶有上千艘之多，船工和商人们便在港口南侧修建

了妈祖庙。明天顺七年（1463年），山海关也修建了天妃宫，明代兵部主事祁顺专门为山海关天妃

宫题写“天后宫碑记”。碑文记载：“海运之人，有适急变，而赖神以济者，因建以咎神祝”。同

时，在辽东半岛也陆续修建了一些天后宫，如明正统九年十月（1444年）朝廷还命辽东金州、海

州二卫春秋择日祀天妃庙。特别是明永乐皇帝，在南京天妃宫举行隆重的妈祖御祭，由太常寺卿

主持，并配有乐舞，这是妈祖第一次接受皇帝御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祭。

明朝是我国海上外交较频繁的历史时期。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在我国航海史上出现了举世闻

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的航海壮举，也是明代最大规模的海上外交活动。郑和

在20余年间内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妈祖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据史书记载：

郑和航队历经台风、巨浪、海寇等艰难险阻，每当出海或海上遇险之时，总要祈求妈祖庇护，且

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郑和船队从江苏出发，经福建、广东沿海再往我国南海诸岛出国访问，每当

船队到达码头，必先祭拜妈祖，如发现码头没有妈祖庙，便带头捐建天后宫。郑和还规定：凡出

使或出海官船，必须祭拜妈祖，并数次亲临莆田湄州妈祖祖庙进行朝拜，邀请兴化船工和商人一

道出海，多次奏请朝廷加封妈祖，积极推动妈祖文化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据《福莆仙乡贤人物

志》记载：“明代，自永乐三年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以后，妈祖行宫从中国走向了世界。琉球先后创

建两座妈祖行宫。其中一座就在华裔聚居的久米村，称上天妃宫；另一座在琉球首邑那霸，名为

下天妃宫，琉球国王尚巴质所建，这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在外国妈祖行宫。这座行宫建在

‘天使馆’”。①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普遍兴起也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据荷兰台港史料记载：“明万历

年间（公元1600—1620年），鹿港地域的汉人已有自己的村落，皆奉祀林默神象......”②所以说，

明朝是妈祖信仰传播和妈祖文化弘扬承前启的重要时期，其中兴化商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