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书业再度繁荣

兴化刻书业始于唐，发展于北宋，鼎盛于南宋。进入元朝之后，由于受蒙古文化的冲击，兴化刻书业一落千丈，许多刻书工匠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进入明代之后，朱明王朝宣扬儒学，文化事业再度繁荣，上至朝廷内府、诸王藩府，下至地方各省布政司、按察使司，各府、州、县及其儒学者，都视刻书为时尚。清代诗人袁栋（上海人）在《书隐丛说》道：“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士仪并充馈品”。⑤特别是明中后期，朝野上下均以著书为荣，这种崇尚儒学的风气，为中国印刷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代兴化刻书业再度繁荣。据莆田市图书馆统计，目前可查的明代兴化刻书就有133部近2000卷，有官刻，也有家刻，还有坊刻。如蔡襄的《宋蔡忠惠文集》36卷、徐渤撰写的《蔡忠惠别纪》10卷、黄仲昭和周瑛著的《兴化府志》54卷、康大和撰写的《兴化府志》36卷和林尧俞撰写的《兴化府志》56卷等数十部史书，都是明代兴化刻书坊印刻的巨著。

明代兴化境内家刻书籍大多以乡贤遗集为主，印刷数量很大。如林润刻印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24卷、黄希英印刻黄滔的《唐黄御史集》8卷（两次重刻）、陈淇塘刻印其六世祖陈道潜的《淇园编》2卷、董士弘刻印柯潜遗稿《柯竹岩集》18卷。特别是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多次重刻印刷，流行甚广。还有明万历年间林俊刻印其祖先《见素先生文集》28卷、三一教徒刻印林兆恩的《林子本行实录》，以及郑炫重刻其祖郑岳的《山斋集》24卷等。这些兴化名人遗著，刻印量很大，对兴化刻书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兴化私营刻书业非常发达，不仅刻印本邑先贤著作，还刻印一些历史原著，如《史记》、《欧阳助教全集》、《未轩文集》等名著，且印数很多。同时，私营刻书坊还经常选择一些名人名著和唐诗宋词，重刻后销售给本地的学堂、书院、私塾等，甚至销售到外地，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印刷业和经营图书的商人。

明代兴化私营刻书坊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集编辑、刻印、出版、发行和销售为一体，具有资本主义小作坊的生产性质。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不但增强了刻书坊本身的竞争力，而且又促进了兴化刻书业和图书行业的发展。

从明中叶起，兴化境内出现了众多的“书肆”、“书坊”、“书铺”，经营方式多样，有“卖书”、“贩书”等图书贸易，还有“佣书”、“典书”等书籍经营业务，图书买卖流通量很大，形成了一个重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