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农业政策转变

朱元璋执政之后，汲取了元朝苛政导致改朝换代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解放生产力的开明农业政策。明洪武初年，朝廷“昭令天下田地山林溪塘海荡等悉书其名数于册。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①兴化府根据朝延法令，对境内田地进行全面履亩丈量，以防赋役转嫁，这对于只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来说，起到了保护作用。据《仙游县志》记载：“县署奉命编造‘鱼鳞图册’，核实全县耕地和山林面积”。②《莆田市志》也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官府经过普遍的户口调查和履丈田亩，编立黄册与鱼鳞图册。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土田为纬，载明各户人丁事实情况，作为摊派赋役的根据；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居民为纬，分区登记田土形状、步亩、方位、主客，作为官府核定田土判断土地归属及解决土地争讼的依据，实际上是官府为征派赋役而编造的户籍登记册”。③履亩丈量，明确土地所有权，既防止地主偷税漏税，又使富裕阶层承担更多的税赋，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明初，朱元璋实施轻徭薄赋政策，农业课税极轻，徭役也不重。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规定：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对一些无法承担繁重赋税的地区，朝廷酌情减轻赋税。如仙游县在明初时人口较多，共有6500多户，后因倭寇祸患、农民造反和天灾人祸等，境内人口锐减，全县只剩下1400多户。但朝廷仍按明初核定的人丁数课征军户役和丁米，一户要承担四户的赋税。田赋繁重，仙游百姓纷纷逃税，流落他乡，未逃避的百姓税赋越加繁重，出现了恶性循环。时任南京左通政的郑纪（仙游人）获悉惨状，致函给新任闽按察司庞大参，要求“改正名册，从实核查”，上奏朝廷，免除仙游军户的苛赋。明皇帝准奏，免除仙游军户役，减免钱粮，并动员百姓返乡耕作。同时，地方官员还从生产工具、种子和税赋上支持农民，促进仙游农业的发展。据《仙游县志》记载：“宣德七年（1432年），仙游民惧赋逃亡，知县王彝发放耕牛、种子，招归耕种，鼓励垦荒，3年免征赋税”。④应该说，明代鼓励农耕的积极政策，对兴化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明朝还鼓励农民自由垦荒种植，以调动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如明洪武年间，朝廷法令明确规定：“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己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朝廷还昭令：“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①兴化府根据朝廷旨意，大力招令流亡农民还乡复业，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明代积极的农业政策，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取得了土地，促进了兴化农耕地面积的扩大。如“明洪武十四年（1391年），（莆田）全县有官民田地山8347顷6亩9分6厘。正统四十年（1439年），有官民田地山9334顷87亩9分6厘”。②不到50年时间，莆田县增加了9万多亩土地，这与明代积极的农业政策是分不开的。据《莆田市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境内已有耕地125.9万亩。其中莆田县有77.47万亩、仙游县42.46万亩”，境内耕地面积比元代扩大了许多。③明“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一条鞭法’，赋和役各自合为一条，或赋役合为一条；赋役数额量出制入；田赋征银；徭役以丁田分摊，征银雇役。明后期，一条鞭外加役，地主官僚把赋税徭役转嫁到贫穷户身上，田赋加派、带征和预征；还有各种杂项，地方私派，官吏暗派，增收盐课、商税、矿税、关税等”。④“明中期后，天灾兵祸频繁，境内农业日益凋敝”，农民赋税逐渐繁重，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