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倭寇祸患对兴化经济的破坏和对商人的摧残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征南大将军汤和率部泛海至闽，兴化路守将叶万户弃城逃跑，兴化路政权更迭。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兴化路为兴化府，隶属福建布政使司管辖。朱元璋执政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盛世。但由于沿海农民频繁起义、倭寇祸患和旱涝灾害等天灾人祸，兴化百姓在明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遍地哀鸿，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商人遭受了空前的蹂躏。
一、倭寇祸患给兴化百姓造成空前的灾难
兴化府地处东南沿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经过唐宋元三朝的经济发展，兴化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明朝执政之后，在兴化沿海设置兴化卫，下辖中、左、右、前、后5个千户所，统兵6189名，以加强海防。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创建了平海卫，设立莆禧守御千户所，隶于平海卫管辖，并建立了迎仙、冲沁、嵌头、青山、吉了等几座军寨，完成了兴化沿海的军事防御。
但明朝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增强海防，拆除了唐宋元时期兴化百姓好不容易修建起来的遮浪海堤，将砌堤巨石移去修筑平海卫城墙，从而给兴化民众留下了无穷的后患。特别是明初发生的倭寇祸患，给兴化百姓带来了空前的劫难。
倭寇祸患起于中唐时期，猖獗于13—16世纪期间。早期的倭寇是一支以日本海盗为主，且专门以抢劫为生的军事武装集团。他们以日本沿海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海，以及菲律宾、马六甲等国家和地区，不仅抢掠海上来往船只的货物，还打劫沿海的城镇、村落、港口等。从元代起，倭寇的成分日渐复杂，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和商人，有日本、朝鲜、琉球等国家，甚至还有中国游民。只因这批海盗最初来自倭国（日本），所以人们统称为“倭寇”。进入明代之后，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逐渐缓和，加上日本官府加强管制，倭寇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逐渐减少，而取而代之则是来自中国、朝鲜等国的海盗、游民和商人，以及部分日本商人和海盗，他们模仿倭寇的抢掠方式和手段，继续为祸于东南沿海，故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祸患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自宋代起，沿海居民一直以捕鱼和航运为衣食之源，渔民、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和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百姓是一支庞大的从业队伍，可以说大海养活了数以百万计的沿海民众。福建有句俗语：“海者，闽人之田”，而明朝海禁无情地把沿海百姓的“田”给毁了，“饭碗”给砸了。“一旦禁海，以商则无资，以农则地匀，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①以海为生的沿海渔民和“以番舶为利”的福建海商断了生计，要么忍饥挨饿，或沦为乞者，要么铤而走险，参与走私或加入海盗队伍。但无论是海上走私，还是与海盗为伍，都会被朝廷诛灭九族。于是，他们便假扮日本人或冒充倭寇进行打劫或走私。所以，在明朝反倭斗争中，经常会出现看似荒唐的一幕，即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可进可退，而代表正义之师的明朝官兵却举步维艰，处处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倭寇之中有当地百姓，消息灵通，轻车熟路。而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辖区内百姓造反会影响自己的政绩，也乐于以“倭情”上报，以推脱监管不力之责，从而导致明初沿海倭寇祸患越演越烈。
地处东南沿海的兴化府是倭寇祸患的重灾区，从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的150多年间，倭兵先后15次大规模侵犯骚扰兴化府，境内军民死伤几万人，经济损失无法估量，兴化商人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宋元时期，兴化军（路）已经发展成为富庶之地。进入明代之后，兴化境内“比户业儒，簪缨相望”。②“衣冠巨族，繁侈相望”。③倭寇早已垂涎三尺、虎视眈眈。明永乐八年（1410年），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倭寇，驾驶23艘海船，首犯兴化府陆地，“在莆田平海登陆，平海卫指挥同知王茂率军抵抗，倭寇逃去”。④此后，倭兵屡屡举兵进犯兴化府各重镇，给境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兴化境内倭寇祸患最为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二年间（1543—1563年）。据史书记载：嘉靖年间倭寇频频肆虐兴化沿海城镇，抢劫民财，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如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千余人倭寇从三江口登陆，驻兵涵江新桥头，大肆抢掠，涵江集镇被洗劫一空，镇前、洋尾等村无一幸免，百姓死伤无数。倭寇洗劫涵江之后，又进兵兴化府城。城内百姓呼吁官府组织抗倭，知府却推说城中无御敌之兵。恰好有支广东兵路过莆田，驻扎在城里，城里商人集资雇请广东兵退倭。
倭寇祸患期间，兴化境内民不聊生，遍地哀鸿。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从夏至冬3次攻打兴化府各平原各重镇，洗劫村庄，民众死伤无数。而兴化府参将候熙，没有组织官兵抗倭，任其烧杀抢掠，尸横遍野。“城涵一带各乡皆被掠而至残破不堪，避乱入城者越来越多，晚上露宿，白天乞讨的不计其数”，其情景惨不忍睹。①少数倭寇还扮成难民混入兴化城内，散布谣言，搞得人心惶惶，农民纷纷逃难，商人背井离乡。一些兴化士人边逃亡、边感慨，留下许多感言。如莆人陈言在福州避难时叹道：“社陵未千归何日，夜夜登台望将星！”莆籍诗人康大和在嘉兴避难时写道：“庭堆白骨人踪少，鬼哭荒村日色昏，燕子不知旧垒破，呢喃犹向故园归！”②但这些兴化士人只会感叹、躲避，没能勇敢地站出来组织民众抗倭，导致倭寇祸患日渐严重。朱维斡在《福建史稿》中说：倭患期间“莆田的一些士大夫懦弱无用。倭祸发生，有的人赶紧避难异乡，并没有为桑梓着想，应该如何保卫家乡”，致使兴化倭患越演越烈，祸害无穷。③明代的倭寇祸患是一场长时间、毁灭性的灾难。据史书记载：仅嘉靖年间（1558—1563年）的5年间，倭寇进犯兴化境内就多达9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众死者相枕，积尸盈野，惨不忍睹。莆田著名豪绅林龙江（三一教创始人）为了使“生者不病于疫，死者得安其灵”，先后6次组织70多名门徒收埋尸体3万多具。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地方官府竟然勾结倭寇残害百姓，导致倭寇祸患日趋严重。如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兵进入兴化境内大肆抢掠，“当时的参将候熙，是漳州人，所带的兵都是自己家乡的无赖，不但不对倭抵抗，而且通倭。都司白发带徭兵来，却又同本地兵仇杀，甚至放火焚烧南门外，烟焰迷天，烧两日才息。候、白二人却袖手旁观。
官兵内讷，倭寇就更加纵横各地寇掠而没顾忌了”。④嘉靖四十年（1561年）自夏至冬，倭寇三次犯境，焚烧兴化府南门一带，濠浦村百姓不堪蹂躏，联合抗倭。倭兵老羞成怒，重兵包围了濠浦村，村民边奋起抗击，边派人到城中求援。参将侯熙坐视不救，任其倭寇屠杀，濠浦村尸横遍野、“沟水为赤”，“血流成河”。
官兵不抗倭，百姓只好自己组织抗倭，但个别官兵却偷偷向倭寇通风报信，导致民众在抗倭战斗中屡屡失利。如华亭猎户虎匠组织数百民众，“袭击驻杭头的倭寇，并用毒箭射击敌人，倭寇大败溃逃，移营白杜。虎匠潜往埋伏，伺机再歼倭寇，又被候熙兵告密，倭寇转道潜在林中伏击猎户，被伤百余人”。⑤官倭一家，百姓深受其害。
倭寇肆虐惊动了明王朝，出于巩固政权考虑，明廷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九月，派戚继光率兵入闽抗倭。戚家军不负众望，在福清大败倭兵之后，率部进军兴化府。当时3000多名倭兵盘居在兴化城东的林敦村。戚继光出其不意，寅夜率兵包围了倭寇据点，焚烧倭寇大本营，大败倭寇。“这一役，计斩首960人，焚弱2000多人，生俘男女26人，救出被俘男女2120人，戚家军阵亡周能等69人”。⑥但因戚家军雇用的向导通倭，大部分倭寇从海上逃脱，留下了后患。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十一月，戚继光奉命北上，沿海抗倭力量薄弱，倭寇卷土重来，3000多倭兵将兴化城包围的水泄不通，兴化军民奋力守城，坚持了一个多月，但救兵迟迟未到，城内官兵弹尽粮绝，加上兴化守将指挥不力，倭寇混入官兵队伍，里应外合，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攻破兴化府城。
兴化城破，沿海倭寇蜂拥而至，人数达5000之众，并在城内大开杀戒。一时间，兴化城里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城外风声鹤唳，遍地哀鸿。3万多居民和逃难者被屠杀，民房和府衙被焚烧无数。据《莆田旧县志稿》记载：“莆田郡城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被烧杀劫掠一空”。①见到年轻妇女，倭寇奸淫蹂躏，“妇女反抗暴行的，被洞胸断胫，或把舌头乳头割掉。或生焚、钉死”。②几天之内，几万具死尸布满大街小巷，臭气冲天，瘟疫并起，传染病蔓延，在疫病中死亡的百姓不计其数。莆籍御史林润在《条陈六事疏》奏曰：“疫疬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
一家数十人，而死者十七八，甚至有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③特别是兴化“城破时，贼分守城门，吏民无得脱者；全城焚毁殆尽，不死于寇，则死于火”。④林润在《愿治堂疏稿》中曰：“倭寇入城，大肆凶残。官民房屋并府县公廨、儒学，与夫四门、城楼，分衍分署，尽一举而焚之，环列数万余家，盖荡然一平野埃”！⑤可见，倭寇祸患对兴化百姓伤害之大，祸害之深；对兴化经济破坏之大，损失之残重；对商人摧残之严重，空前绝后、史无前例。
兴化屠城，舆论哗然，倭寇杀戮，朝野震惊。朝廷立即派俞大猷出任福建总兵，戚继光任副总兵，率兵入闽征讨。俞大猷和刘显的官兵先行到达兴化境内，但戚继光部队尚未到达，不敢孤军深入，便在离城50里处驻扎。倭寇闻悉官兵云集兴化城外，加上占据兴化城已经2个月了，“城中横尸枕藉，污秽不堪，财物已焚斥已尽，听说戚继光兵将到，就弃郡城去，南下破莆禧城，杀死指挥欧阳深，攻陷平海卫城，招北路倭兵同据平海城”，负隅顽抗。⑥朝廷官兵集结之后，戚继光率部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2年）四月二十一日率部进攻平海卫，“获得全胜，计擒斩倭寇2451人。缴获器械3961件，印信15颗。在莆田平海等地被虏的男女300多人全部得救还，戚兵只阵亡16人”。⑦倭寇元气大伤，部分倭兵从海上向南流窜。
倭寇不但在莆田沿海集镇肆虐，还深入仙游腹地祸害百姓。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倭寇深入仙游东乡（今榜头镇）云庄村抢劫百姓财物，烧毁民房、祠宇10多座。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从枫亭太平港登陆，在枫亭集市大肆抢劫后，驻兵枫亭塔头山会元寺。特别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一月初七日，2万多倭寇乘68艘倭船，从莆田东沙沿海登陆，在仙游建立东、南、西三巢，围困县城50余日，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与民众固守。......戚继光率义乌兵，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分五路进兵，十二月二十六日晨，由新岭进兵，毁平三巢，擒斩倭寇一千余名，救出被掳男女三千多人。万余败寇窜往惠安、晋江等地”。⑧至此，长达150多年的兴化倭寇祸患终于划上了句号。
二、倭寇祸患对兴化经济的破坏和对商人的摧残明代倭寇祸患给兴化百姓带来了无穷灾难，不但兴化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破坏，而且对商人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空前的摧残。倭兵的常年抢劫和破坏使兴化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城市商业遭受严重破坏。明代倭寇祸患殃及兴化全境，导致兴化人口下降，经济萧条，商业凋零，商人锐减。据《林子本行实录》记载“倭寇陷城时，民赀库藏，搜劫无遗。加以纵火，公署民居，祠宇寺观，焚毁殆尽，......火经旬不灭”。①倭寇进城后，大肆抢掠，“将兴化宝物子女，尽载而归”。②李世熊在《与彭躬庵书》云：“东街陈尚书之孙富甲全省，凡东街大厦，悉属陈姓。宅中复道曲台，凉阁别院，几拟宫禁，今皆为马厩房。其主人寄居人庑下，瓶无储粟，衣不蔽体。叶文忠公赐第亦在东街，今为兵宅”。③莆籍御史林润在《条陈六事疏》中奏曰；“兴化所属二县，编户共二百二十有余里......今遭寇乱之际，历八年于兹矣。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转徙他乡者，又不计其数。......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莱，市镇生荆棘。昔之一里十图者，今存者一二图耳。昔之一图十甲者，今存者一二甲耳。民力愈困，赋税愈重”。④可见，明代倭寇祸患对兴化经济的摧残与破坏是何等的严重。据《莆田县志稿》记载；倭寇祸患期间，兴化百姓“资财大量被抢劫外，群众死于兵乱的数以万计，房屋被烧殆尽，农商之业也遭严重破坏”。⑤明代倭寇祸患对兴化商业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从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倭寇频频洗劫兴化沿海商业重镇，兴化商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如地处交通要道的涵江集镇，早在宋代时期就是兴化商业集镇，元代时涵江已发展成为富庶之地，在明永乐年间，倭寇三次重兵洗劫涵江商业区，商人纷纷逃离，商店“十闭七八”，经济长期萧条。明大理事评事、云南知府王伟（莆田人）在《涵江送别》诗中描写了遭倭寇洗劫后涵江集镇的萧条情景：“涵江自昔繁华地，桑拓连荫百余里。笙歌摇曳树底间，甲云巍峨空中起。人事变迁非昔时，荒烟落日青猿悲。豪华志气今安在？惟见江流无尽期！南州文学东鲁客，岁晏迢迢赴京国。纷纷冠盖饥江湄，酾酒长歌吊遗迹。
酒酣分袂各赠言，事业相期追前贤。风帆向晚去如泻，天涯极目空云烟”。⑥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寇探知黄石是兴化商业中心和富裕区，便于同年6月攻进黄石，抢劫商店，杀害百姓，焚烧房屋，掠财无数，繁荣的黄石集镇顿时被夷为平地，稍有家资的商家均被绑架勒索，商人们四散而逃，商店纷纷倒闭。王贡懋在《闽中疏》曰：莆田“城东二十里的黄石，市衢巨室，尽化为煨烬砂砾”。⑦尸骸遍布，充塞水沟，百姓收集尸骸就地埋葬，黄石至林墩一带有99个土墩，被害商人不计其数。据史书记载：倭寇祸患期间“黄石商业萧条，商民非死即逃，商店几乎尽毁，集市一蹶不振”。倭患期间，兴化沿海重镇，无不被倭寇蹂躏，如“远在海隅的平海卫城，也是公私屋宇悉焚，仅存孔庙”。①还有莆禧、冲心、宁海、枫亭等港口和商业集镇，几遭倭寇抢掠，商大纷纷逃难。邑人朱浙描写了当时兴化沿海的荒凉情景：“归燕飞飞海上村，晚晴那复散鸡豚。枫林社日无香火，风雨潇潇暮打门”。②倭寇不但抢掠百姓财物，还蓄意破坏水利设施。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在兴化湾登陆，四处烧杀抢掠，毁坏海堤陂堰，南北洋沦为卤盐地。特别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月，倭船偷袭莆田吉了澳，参将黎鹏举奋力抗击，斩杀百余人，俘获87人。倭寇抢劫未逞，恼羞成怒，流窜潜袭兴化府东南的白湖港，大肆破坏港口设施。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数十艘倭船沿海岸焚劫，撤退时毁坏海堤，海水涌入农田，大片农作物被淹死。由于倭寇蓄意破坏，莆田海堤不堪重负，连连决堤，兴化平原屡屡被淹。林润在《条陈六事疏》奏曰：“近倭奴入寇，陂堰尽为所决。是以溪涧悉涸。海水上冲流。昔之沃野，今为卤区矣”。“......各地陂堰，亦为倭寇所决，溪涧悉涸，海水冲流，沃野尽变为盐卤”。③“自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入莆决堤，田不可耕，耕不得以偿种。师旅饥馑并臻，而嗷嗷待哺越八年”。④莆田东南角的海堤被倭寇毁坏之后，海堤溃决，海水泛滥，直涌到兴化城外，兴化平原海浪滚滚，草木尽死，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水利既毁，农民没有种子可种，农田荒废，农村经济破产，原来富裕的兴化平原，处处“大麦焦枯小麦黄，遗黎何处诉穹苍？人间度日长如岁，可耐春添闰月长”。⑤兴化倭寇祸患长达150多年，导致境内人口锐减、水利不修、农工不振，城镇商贸全面萧条。
虽然各任知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复海堤，但“屡建屡坏，终明为莆害，”经济“不能复昔之半”。⑥同时，经济萧条又导致兴化人口锐减。据《莆田县志》记载：“莆在明朝划为四厢三十一里，二百九十四图，每图百一十户，至嘉靖时，图之存者一百七十四户减八百九十，口减二万二千二千九百六十一”。⑦莆籍士人朱浙描述了家乡的悲惨情境：“五候山下八壶前，二月风光总可怜。可是今朝一百六，人家几处断炊烟！”⑧倭寇祸患平息之后，莆籍御史林润曾向朝廷提出六条恢复民生的建议：“一建公厅门楼以定民心；二割邻境县属以宽民力；三急修陂堰以顶民食；四给农事种子以种民事；五请豁免赋税以苏民困；六请给官银以济民艰”。⑨但被倭患蹂躏后的兴化府，“城内外尸首枕藉，新任知府易道谭来莆上任时，途闻积尸盈野，停车福清，不敢莅任，及闻林兆恩收尸洒道，方入城”。寇祸患平息后，朝廷曾责令地方官员重新普查人口，兴化府“通判陈永者督编户口，伪增名数以媚上官，至立梦生、望生、未生之虚名，登之版籍，遭民饮恨，无所控诉”。?官员虚报人口，百姓税赋加重，天灾人祸，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