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代兴化路对外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元朝沿袭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实行奖励海运和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忽必烈统一江南的战争尚未结束，便诰谕海外诸国：“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③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废除了十一税制，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所获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组建了海上贸易机构，建立了“行泉府司”，下辖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和市舶提举司等，并设置了海上驿站，专门为朝廷运送“蕃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同时，元朝还组建了“海船水军”，以保护海上商道安全。这些积极的政策措施，为元代兴化对外经济交流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境内对外贸易的发展。
元初，朝廷对官员经商未加限制，沿海各行省和各路、府、县的地方官员都参与对外贸易活动，“诸王、驸马、权豪、势要”纷纷加入经商行列。⑤许多官员之家“皆有舟”，或派亲信下蕃贸易，或将钱款交给富民作本，勒令其稍带下蕃贸易，“回舶时将贵细物货贱估价钱准折，重取利息”。⑥而舶商为了逃避损失，或在船只进港前“走泄细货”（走私），或利用僧道享有的免税权，在其船中夹带货物走私，官商一家，“恃势隐瞒作弊”，导致朝廷税赋大量流失。
至元28年（1291年），忽必烈出台了《市舶则法》，规定各衙门官员不得“差占”舶商船只，且“永为定例”，对违法官员给予严惩。同时，朝廷还规定商船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以示朝廷体恤商人之诚意。《市舶则法》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商争利现象，维护了船舶商的权益，“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海上贸易日渐繁荣。⑦据《莆田县简志》记载：“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租者十五分取一......玄武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帛解，然后听其货卖”。由于“元政宽纵，听民与番互市，故海岛居民多货番”。⑧可见，元代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对于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都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
一、兴化港口经济繁荣与外贸发展
元初，元军在沿海大肆抢夺商船，以补充军队战船，导致兴化海商财产大损，商人元气大伤。
虽然朝廷出台了许多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数兴化海商缺乏资本，惨淡经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兴化海商逆境而上，有的商人通过借高利贷，“捐生其利，期偿称贷”；有的商贩通过合资、合股和合作等方式，多方筹资，“相结贮钱”，共同经营；有的海商则搭附大商之船，租用舱位，借鸡生蛋，滚动发展；有的坐贾则与蕃客“结托”经营，代售代购，赚取差价。经过一番艰难的拼搏，兴化海商慢慢恢复了元气，境内对外贸易逐渐繁荣起来。
（一）黄石商贸中心的形成与港口经济的发展
元代兴化港口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元初，兴化境内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和桥梁建设，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航道出现了重大变迁。即宁海桥修建之后，阻断了白湖港的航道，昔日繁荣的郡城港口日渐衰落。涵江新港的端明陡门修建之后，阻断了涵江港的商船通行，商船无法直接进入涵江商贸中心，端明港的进出口货物只好转移到三江口港。同时，随着兴化港口经济的兴衰，商贸中心也出现了转移，逐渐形成了一个商贸中心和四个对外贸易港口，即黄石商贸中心和太平港、秀屿港、宁海港、三江口港等四大外贸港口。
黄石是元代兴化境内最大的商贸中心。在北宋时期，农村商贸渐趋活跃，黄石集市日渐繁荣，迅速发展成为农产品集散地。而商业繁荣又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黄石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兴化境内著名的商业区与富裕区。加上黄石地处兴化平原的中心地带，毗邻秀屿港、宁海港，水陆交通便利，在元代外贸经济繁荣的辐射下，黄石迅速发展成为莆、仙、惠三县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海商蕃客云集，“贷物充斥，买卖旁午”，一片繁荣景象。
元代兴化境内最繁荣的港口是枫亭太平港。太平港开港于中唐时期，发展于南宋时期，繁荣于元朝中期。太平港包括下桥、陡门、沧溪三个港口。沧溪港以鱼货行栈为主，下桥港和陡门港主要是商行货栈。宋庆历六年（1046年），太平桥修建之后，陆路交通得到了改善，太平港渔船会集，逐渐形成了海产品市场和食盐市场。进入元代之后，太平港再度兴旺。莆田、惠安、仙游三县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天天云集太平港，商贸非常繁荣，周边三个县的农民将农产品运到太平港销售，换回生活用品。各地手工业者将手工业品运到枫亭市场抛售，南日岛、湄洲岛及惠安崇武等地渔民则将海产品运到太平港换取粮食、油料等生活资料，从而形成了多个专业市场。据《枫亭志》记载：“元代，太平港贸易兴盛，‘舶舻衍尾，风涛架空’，‘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幅辏于南北之贾客。’‘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一派繁荣景象。①外国商品“重载而来、轻赍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舳胪衔尾，风涛驾空。粒米之狼戾，海物之维错，遐琛远货，不可殚名者，辐辏于南北之贾客；白鱼、乌贼、水珍、川泽之百种、先二潮而上者，所至相接踵；薪、炭、竹、木、柿、梨、枣粟，山林之百物。由道而来者，其积如崇墉”。②元代的太平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人物之所合，水陆之所备，舟车之所会，既日盛于一日，自远方而来徙家者，复多于穴之蚁，窠之蜂”。③可见太平港商贸之发达，经济之繁荣。
秀屿港也是元代新崛起的港口。秀屿港航道宽阔，水深不淤，又处于湄洲湾避风处，成为商船装卸货物、加水、避风和中转的理想港口。但在宋之前，秀屿港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进港货物需要二道运输，增加了商品流通成本，其港口优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商业中心开始向沿海转移，特别是白湖港荒废之后，秀屿港的优势逐渐呈现出来，大型船舶大多停靠在秀屿港，过境船只也经常到秀屿港避风、吸水和补充给养，使秀屿港逐渐繁荣起来。据史书记载：元代时期，方圆仅1平方公里的秀屿港口，发展成为食糖、食盐、水果、花生、陶瓷、杉木、中医药、土苎、麻、棉、细布等商品贸易中心，成为莆、仙、惠（安）三县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
除了太平港和秀屿港之外，三江口港、宁海港也是元代兴化对外贸易港口。据史书记载：三江口港繁荣之后，涵江集镇范围迅速扩大，“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①元代，涵江的霞徐码头非常繁荣，从田厝的埭头至六角亭附近的港道，可泊2000担的“乌槽”（即大木帆船），从六角亭至端明陡门外的港道可航行300担以下的商船，霞徐码头和端明陡门都发展成为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重要码头，并带动了涵江集市的繁荣。
宁海港也是元代兴起的对外贸易港口，元统二年（1334年），龟洋僧人越浦发起募捐修建了宁海桥，使两岸天堑变通途，但又截断了白湖港的航道，兴化郡城的货物全部转移到宁海港进出，宁海港迅速繁荣起来，进而形成了黄石商贸中心，商贸空前的繁荣。
（二）妈祖信仰在兴化港口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兴化港口经济繁荣也有妈祖的功劳。忽必烈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大举南粮北运，每年漕运粮食、食盐等多达数百万担。而在科技比较落后的元代，漕运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经常出现沉舟覆船和人员伤亡事故。为了鼓舞士气，增强航海者的信心，元统治者极力推崇航海保护神——妈祖。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朝廷封妈祖为“护国著天妃”，下令全国为妈祖举行春秋两祭，逢初一、十五“晋香”（进香）。元朝先后多次褒封妈祖，大幅提升妈祖的地位。据《元史·世祖本纪》和《续文献通考》记载：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先后褒封妈祖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等，使妈祖从人间神祗上升为天上尊神，既管瞑间诸魔，又负有护国安民之责。同时，元代还“诏滨海州郡，皆置祠庙”，漕运所经之所，妃庙遍布，妈祖倍受官员、商人和百姓们尊崇。
兴化是妈祖的故乡，也是泉州向北航运的必经海路，许多商船特地驶入兴化港口，到湄州祖庙、宁海圣墩妈祖庙、白湖顺济庙、黄石清江天后宫和枫亭三妈宫祭拜，请求妈祖保佑航海平安、生意兴隆，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港口经济的繁荣。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兴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有乌丘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也”。“妈宫西屿北港，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屿，可以寄泊”。②湄洲湾“作为南来北往船只的天然中间站，既有深水良港可供停泊，又有淡水可供汲取，还有妈祖庙可以祭祀祷告保佑航海安全。所以，往来船只一定要到湄洲湾停泊，这就促进了湄洲湾港的发展与妈祖庙的兴盛”。③元代翰林学士张翥（云南晋宁人）于元至正初（1341年）到湄洲岛拜谒妈祖时，曾经赋诗一首：“飞舸鲸涛渡渺冥，祠光坛上夜如星。蛟龙筍口悬金石，云雾衣裳集殿庭。万里使轺游冠盖，千秋海甸仰英灵。乘槎欲借天风便，仿佛神山一髪青”。④可见，元代中后期，湄洲岛和兴化沿海各港口，船来船往，进进出出，人气旺盛。
元代时期，妈祖信仰伴随着兴化商人的足迹，继续向海内外广泛传播。据史书记载：“元代，随着海运与贸易的发展，妈祖行宫建造范围也逐渐扩大了，北抵塘沽（天津），南跨琼州（海南岛）都有妈祖庙”。①凡繁荣商埠必有妈祖庙，而有妈祖信仰的地方必有兴化商人，这也是“无兴不成镇”之由来。
二、外贸管理体制和通商航线及进出口商品
元朝执政后重视对外经济交流，长期实施积极的外贸政策，促进了兴化商业的繁荣和港口经济的发展。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泉州市舶司降低进口货税率，实行‘三十取一’政策，境内对外贸易空前繁荣”。②在元代宽松的外贸政策促进下，兴化沿海港口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日渐繁荣，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6个，成为古代兴化对外贸易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一）元代外贸管理体制
元代沿袭宋代的市舶司制度。元初，朝廷保留朝贡制度，进口紧缺商品由朝廷禁榷，或由市舶司抽成之后让商人经营。元代兴化路设立的“织染局”和“杂造局”，实际上是管理进出口产品的行政机构。织染局大量收购纺织品，经加工包装之后，转手倒卖或提供出口。而杂造局则大量收购陶瓷、铁器等手工业品，由官办作坊加工包装后进行销售或出口。民间贸易主要由船舶主和牙人经营，外国蕃客经市舶司批准后，可以在境内开设商店，其经营方式通常有“结托”和“自营”两种：“结托”是中外商人合作经营，具有中外合作性质。“自营”则是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开设商铺，自主经营，具有外商独资性质。
至元二十年（1283年），由于兴化沿海港口对外贸易不断扩大，进口商品日益增多，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朝廷在兴化路设立莆田海站，其职能有二：一是管理兴化境内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和入境商船及蕃客；二是管理海上船舶运输，代办市舶司收购的部分非禁榷货物。莆田海站实际上也是朝廷委派的贸易机构，兼有代办外贸、航运、进口商品销售和外国商人管理等职能。
元代对外贸易管理机构与宋代市舶司制度相似，但在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上较宋代完善。特别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颁布的《市舶则法》，既是一部禁止官员经商的禁令，也是一部保障商人权益、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法律，对元代外贸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市舶则法》规定，兴化路海运管理“改由兴化千户所监管船舶，由莆田海站兼管航运”。③同时，“兴化路官衙（设官驿令、提领、脱脱禾孙）及莆田海站悉照法执行，其主要职能有：查验过境停靠的官船、民船是否办理抽分纳官手续。如有隐匿按漏舶（逃税）论罪；查验过境停靠商舶是否执有出海‘公据’、‘公凭’。如有谎报、诈妄行为，没收其货物交市舶司处理；查禁过境停靠商船、官船是否贩运禁止出海的商品。如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等；收存舶商自卫之用的刀剑弓箭和铜锣，舶商发舶时归还；优待舶商、水手。他们出国公干，对其家小进行优恤，免除其差役”。④《市舶则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
（二）元代兴化对外贸易航线
元代兴化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有枫亭港、秀屿港、三江口港和宁海港。其中枫亭港最为繁荣，“从太平港运出的砂糖、土纸等前往暹罗、琉球、大食品等地销售”。①太平港建有码头、粮仓、货栈等，销售网络辐射到福清、莆田、仙游、永春、德化等县，“其外贸的兴盛程度可与泉州国际大港剌桐港妣美”。②据史书记载：“元代，在局势平定之后，朝廷锐意经营，发掘本地资源，设兴化路织染局、杂造局，置莆田海站，采取比宋代更加优惠的政策，开展对外招商活动。莆田、仙游两县对外贸易臻于极盛。通商国家和地区多达16个，以东南亚诸地为主”。③元代时期，兴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多。主要航线有：兴化——占城（今越南）；兴化——三舆（今菲律宾）；兴化——罗解（今泰国）；兴化——三佛齐（今马来半岛）；兴化——朋加拉（今孟加拉）；兴化——真腊（今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兴化——渤泥（今文莱达鲁萨兰国）；兴化——天堂（今阿拉伯）；兴化——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爪哇岛）；兴化——锡兰（今斯里兰卡）；兴化——马八儿（今南印度一带）；兴化——俱蓝（今印度西南沿海喀拉拉邦奎隆县）；兴化——日本；兴化——新罗（今韩国）；兴化——琉球；兴化——香港，共有16条海外贸易航线。
国内航线分为省内和省外两条：省内有兴化至泉州、厦门、福州等航线。省外航线有兴化至宁波、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烟台、大连等航线。
（三）进出口商品
元代兴化路对外贸易产品比较丰富，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生活必需品；既有工艺品，也有日杂品（俗称“粗货”）。元代兴化出口商品主要有二大类：一类是农产品，主要有蔗糖、干果、茶叶、林竹山货等。另一类是手工业品，主要有纺织品、杂货、铁器、白金、青铜、工艺品、陶瓷等。出口商品以蔗糖、干果、纺织品和陶瓷为大宗。特别是陶瓷出口数量大增，兴化县徐州窑、莆田县西天尾碗洋窑生产的青釉陶瓷，大量销往日本、新罗、台湾和三佛齐等国。莆田县灵川海头的苦山陶窑生产的青瓷、影青瓷和酱色瓷，主要销往台湾和东南亚各国。仙游县的埔尾、岑岭等陶窑生产的工艺瓷、青瓷、影青瓷等，主要销往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等东亚诸国及地区。
元代兴化境内的进口商品仍然以奢侈品居多，但也有普通日用品。奢侈品主要“有宝石、珍珠、胡椒、犀角、玳瑁、象牙、槟榔、木棉、葛布、药材（含没药、芦荟、血碣、荜拔）、沉香、檀香及其它粗货”，日用品主要有粮食、布料、农作物和药材，以及香料、白糖、药材等④。据史书记载：“南海诸岛又有调味香料之输入，大致包括丁香、肉豆寇、檀香、沉香、降香、安息香、樟脑、胡椒、姜、肉桂、苏木，以及产于南海诸岛之其他香料”。⑤这些进口商品，并不是全部在兴化境内销售，兴化商人与外商进行易货贸易之后，又贩运到闽中各地和闽北各县。而外国商人到兴化境内购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一般是以物换物，基本上能够实现进出口收支平衡。
总之，元代朝廷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流，宽松的外贸政策和经营环境，为兴化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元中后期，福建沿海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不但为兴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生产拓展了广阔市场，而且带动了境内商业经济的繁荣。同时，经济发展又促进了莆商队伍的壮大，商人活动空间更加广阔，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一股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