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品经济发展与莆商队伍壮大
元朝实现了大一统局面之后，由于中国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商人与日俱增，为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元朝统治者执政之后，虽然将农业发展摆在首位，但并不抑商，也不歧视商人，而是采取“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的积极政策。这些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兴化商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商品经济的崛起与发展
从元代中前期起，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兴化境内手工业开始恢复，促进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全面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元中后期，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兴化商品经济进程不断加速，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日益商品化。元代，兴化境内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粮食转化为商品的数量日益增多。元代的粮食贸易，不仅仅是投入市场销售的粮食数量增多，而且还通过酿酒、制醋、副食品加工等渠道实现粮食的消化与销售。据《兴化府志》记载：元代兴化境内生产的粮食除了供给城乡居民直接消费外，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酿酒、制醋，或通过农产品加工转化为饮料型商品，或加工成副食品后投放市场。如元代兴化百姓利用粮食酿造“老酒”、“时酒”和“米酒”等，其中用于自己饮用的酒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更多是用于出售，其原因是“酒之利得十之七”。同时，元代兴化境内米醋生产作坊众多，这也是粮食转化为商品的一条重要途径，因为米醋利润更高，“其利位于酒之上”，百姓自然乐意生产。所以，元代兴化境内酿酒业和制醋业兴盛，也成为粮食转化为商品的重要渠道。另外，元代兴化副食品加工业日渐发达，出现了糕饼、白稞、兴化米粉等多个行业，使大量的粮食转化为商品粮。据《仙游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①二是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元代兴化境内的竹木业、菜园、果园和经济作物种植等，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宋代时，兴化境内的荔枝、龙眼、甘蔗、茶叶、桑、棉等经济作物，大多以果农个体分散种植为主。而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的经济作物种植相当一部分已经转变为专业化生产，不少土地所有者开始改变收取实物地租的传统经营方式，而是将土地用于商品化生产，即雇用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并将农产品深加工后投放市场销售，这种以赢利为目的农业生产，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性质。
三是商贸繁荣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元代时期，豪门权贵之家生活奢侈，土特产品和奢侈品需求量大增，推动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商人贩卖奢侈品获利高，特别是从海外进口的犀角、象牙、珍珠、玳瑁、香料、金银饰品等，大多数销售给达官贵人和蒙古贵族，消费需求扩大也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商贸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人增多了自然会增加了对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需求，客观上也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是文化消费需求旺盛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兴化境内文化产业起源于唐宋时期，如图书、莆仙戏、木偶戏、歌舞、杂技、说书唱曲等行业，据史书记载：“唐咸通年间（860—873），福州玄沙寺住持宗一大题，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②到了南宋时期，兴化境内文化产业已经非常繁荣。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境内文化消费更加旺盛，如发源于唐、宋时期的莆仙戏和木偶戏颇受百姓欢迎，且演技大有提高，出现了众多的赢利性戏班和编剧，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扩大，文化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一些文人墨客还利用戏剧反对元朝苛政，如元代莆籍戏剧家刘念慈编写的《南戏新征》，以元初兴化屠城为题材，揭露元军一天屠杀3万多莆人的历史事实，在兴化城乡久演不衰，深受人们喜爱。又如莆仙戏《岸贾打》，也是一部激发民族情绪、反对元朝暴政的剧本，深受百姓欢迎。还有《张状协元》、《王魁》等剧本，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剧本和商业性演出，适应了元代百姓的文化需求，促进了境内文化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是元代积极的外贸政策对兴化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元朝为了增加税赋，欢迎外商来元经商贸易，鼓励国内商人开展对外贸易，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元末福建沿海港口经济繁荣，泉州剌桐港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兴化与泉州近在咫尺，许多蕃客在兴化境内采购蔗糖、荔枝、龙眼、茶叶等农产品和陶瓷、细布、食盐等手工业品。同时，又将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到兴化境内，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发展。
六是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商贸的不断发展，兴化境内出现了不少的豪绅富户，许多商人有钱之后，大量购买土地，采取雇工形式经营农业，具备了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性质。在渔业生产方面，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据史书记载：元代兴化境内“渔业主占有大量滩涂、桁地、磹地，出租给渔（农）民经营，从中提取租金，与地主收田租相同；渔船主占有全部生产工具，雇佣渔民进行渔业生产，劳力报酬只占生产利润的30％；渔民合股购置渔船，个人各自购置渔网，共同生产，除船老大可多挂0.5～1张‘长头网’外，其余每人各挂网一张，捕捞所获归各人所有；渔民合伙向渔船主租船，各人自带同等渔网，共同生产，捕捞所得，各归各有；房族共有的渔业用地，包括石沪、竹沪、海滩地等，共同维修，抽签轮流进行捕捞作业，捕捞所获，由作业者均分”。①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不但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促进了兴化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初，兴化经济在战乱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商人元气大伤，商业长期萧条，直至元大德年间才逐渐恢复。元延祐年间，兴化境内大兴水利设施建设，木兰、延寿、太平三条溪流并网，兴化平原互通舟楫，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市场交易日趋旺盛，促进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元中期，朝廷实施鼓励商业发展政策，促进了兴化商贸的恢复与发展，莆田的涵江、迎仙、宁海、白湖、梯吴、浮曦等商业集市逐渐繁荣起来。郡城的南门和西门均有米圩和水果圩，农产品贸易持续发展。特别是黄石商业集市，横跨莆田、景德、连江、福清四里，“货物充斥，买卖旁午”，出现了“土苎、麻、棉、细布、饮食糕饼、盐子店、渔牙行栈、中医药铺、土纸、土制糖，南北京果、山货、杉木行、铸造和陶业”等10多个行业，成为境内最为繁荣的商贸中心。②元代，仙游商业经济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仙游的枫亭、沧溪、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度尾等地，均有粮油集市和手工业品销售市场。榜头、中岳、慈孝等地，设有山货、土纸、木材等专业市场，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不断扩大。特别是仙游县城的西门外，商贾集聚，聚店成街，成为商贸中心。仙游县城内有东门市、西门市、台斗岭市、泗洲市、大坪口市、新店市等6个商业集市，整个县城逐渐形成了东街、西街、田底街、半路街、太平街、茅亭街、鱼牙街等8个粮贸街市，商贸非常兴旺。
特别是枫亭集市，发展成为仙游境内最繁荣的商贸中心。据《兴化府志》记载：“枫亭市街长三里许，为仙游闹市，商贾贸易颇盛。......南通泉州，北通郡城，东通黄石、平海，西通本县，为四达之衢。市场之东有太平港，潮汐盈缩；枫溪水亦至此入海。有‘溪海会流’石刻，乃蔡君谟书，其港之北，人烟繁庶；港之南，宋南康郡王陈洪进故居”。①元代枫亭籍状元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生动描写了枫亭集镇的盛况：“通道而南，城趋乎刺桐（泉州）。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名，木棉之裘，葛布之筒。重载而来，轻賫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出现了“一哄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远，四方会通”的繁荣景象。②据《仙游县志》记载：“元代，枫亭薛和源在霞桥港开设花生油栈和豆饼行，囤积花生油100多吨。元末明初，枫亭、沧溪、榜头、坝下、何岭关、赖店、玉墩、柴桥头、慈孝、中岳、度尾、磨头等处均有粮油集市”。③元代兴化县境内的商业恢复比较缓慢。一方面，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商品短缺，墟集比较萧条。虽然在游洋、新县、大洋、庄边等地有经营粮食、山货和日用品的商店，但数量不多，商品单一，大宗山货还需运到郡城周边的集市销售。元代兴化县境内手工业品以徐州瓷窑生产青釉陶瓷为主，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县境内人口锐减，客观上也影响了兴化县商业经济发展。加上兴化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波斯兵为了打通泉州通往永泰、福州的战略通道，曾经两次攻打兴化县城，境内商店多次遭受洗劫，民众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荒凉景象，严重影响了兴化县的商贸发展。
元代中后期，兴化路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境内商店不断增加，集市逐渐繁荣，商贾日益增多，一些与商业相关的辅助性行业应运而生，如邸店、柜坊、高利贷、牙人、牙行等日渐增多。但随着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地方政府又不断加大商业课税，先后在黄石、涵江、莆禧、枫亭增设了税课局和河伯所，大肆盘剥商人。
元中后期，兴化路商业经济再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朝廷宽松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兴化人口流动和商人队伍扩大；二是服务业需求不断扩大，剌激了兴化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三是手工业制造技术的进步和手工业品产量的增长，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四是元代兴化境内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建筑了众多桥梁，境内交通瓶颈得到了缓解。特别是三条溪流并网之后，南北洋舟楫相通，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
（三）元代兴化商人经营活动与莆商队伍结构
元代是古代莆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再度繁荣，从商人数日益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结构也有新的变化。众多的士人学子加入经商行列，商贸活动开始从境内向境外转移，从国内向国外发展。同时，元代兴化境内商业行业不断增多，行业集聚加速，部分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古代莆商的代表人物。
首先，元代兴化商人队伍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宋之前，兴化商人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但往往急功近利，缺乏商场谋略，生意很难做大做强。进入元代之后，兴化商人队伍结构有了较大变化，大批士人和学子加入了商人队伍。由于兴化士人不认同元朝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认为蒙古人“非我族类”，“不愿事贼”，不少兴化官员归隐山林，或过起田园生活，或涉足商场，客观上提高了莆商队伍的素质。同时，元代兴化文化人读书仕进的热情大减。许多学子放弃读书求“功名”的念头，拒绝参与元朝政治，选择了经商之路。据史书记载：元代时期兴化学子很少参加科举，在元朝执政93年间，兴化路只考取了12名进士，而宋代兴化军共考取1756名进士，兴化科举的大幅萎缩，从侧面反映了兴化学子仇视元政权的心态。所以，元代有大批兴化学子和士人涉足商场，使莆商队伍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兴化商帮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其次，兴化商人活动空间开始向境外和国外转移。由于兴化是元军最后征服的地区，按元朝廷政策，后归顺的百姓地位最低，民族歧视更加严重，境内商业环境不佳，许多商人举家外出，奔赴全国各地经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拉开了“无兴不成镇”的历史序幕。同时，兴化商人为了摆脱蒙古族的残酷统治，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有不少商人向海外移民或定居。如宋时兴化刻书业非常发达，书籍商品率很高。进入元代之后，朝廷严厉打击异端思想，兴化刻书业迅速衰退。
而当时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五山文化”，盛行翻刻中国古籍，吸引了大批兴化手工业者前往谋生。
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莆田仁德里台谏坊（今西天尾镇俞里村）俞良甫等30多人，迁徙日本嵯峨地区，从事雕版业和图书印刷生意。“寓居东京的嵯峨，以刻书为业。先后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文选》（李善注）、《昌黎文集》、《唐柳先生集》、《陆放翁诗集》以及佛经、小学（字书）、课本等几十种，署名‘中华大唐俞良甫博士’。良甫善剞劂，刀法娴熟。所刻的书，字体隽秀，版面整洁，选本精良，为日本学界所珍视，特称为‘俞良甫版’”。①在俞良甫等人影响下，陆续有兴化商人前往日本经营刻书业，培养了不少日本徒弟，刻印了众多的书籍，翻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化名著，对日本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还有不少兴化商人前往台湾定居，当时称“过台湾”，特别是元末亦思法杭兵乱期间，不少兴化人东渡台湾谋生。据《寻根揽胜兴化府》记载：“元时，澎湖有居民1600多人，许多人从莆田湄洲渡海而来，其中不乏兴化路的移民”。②另外，元代还有一些商人移居香港、台湾、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先驱。
再次，元代兴化商人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宋代兴化商人羡慕“坐贾”，大多数商人希望在街上开个店面，瞧不起长年累月四处奔走的“行商”。进入元代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一些搞易货贸易的“行商”收益更好，甚至暴富起来，“行商”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商”与“贾”的界线不是十分明确，许多商人既有自己的商铺，又有航运舶船；既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又经常与外商蕃客合作经营；既有自己固定的商业资本，又经常向民间借贷周转金。另外，元代兴化商人的经营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意识更加浓厚，竞争意识更强。
第四，不少兴化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家资巨富的早期资本家。元代中后期，黄石、涵江、枫亭等集市的商业行业开始集聚，形成了棉布行、杉木行、京果行、渔牙行、蔗糖、粮食等几大行业，而每一个行业都有几个商业巨头，在本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仙游枫亭的豪商薛和源，在枫亭港开设货栈，成为富甲一方的批发商。据《仙游粮食志》记载：“薛和源，连江里（今枫亭镇）人。生活于元代，元至正年间，依港建立粮仓油库，在霞桥开设货栈，以经营北方食油为著，囤积花生油100多吨，销售网络辐射莆田、永春、德化、惠安各县，收入颇丰”。①《莆田市志》也记载：“元代，薛和源在仙游霞桥港开办花生油栈和豆饼行，日收银元可‘以斗量’”。②同时，在兴化郡城、涵江、黄石等集镇，也出现了一批富商巨贾，成为元代莆商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