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初苛政导致兴化经济全面萧条

宋代实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到了元代，朝廷允许土地兼并，官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沦为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和苛捐杂税，使兴化百姓不堪重负。如元朝对沿海盐户实行“盐课折征”办法，本来沿海盐户可以现钞交纳盐课，元代则要求盐民以布、帛、丝、绵等实物缴纳，但在实物折价过程中往往又被官吏低估，出现了双重盘剥，变相增加了食盐课税，兴化盐民苦不堪言。

元初，兴化手工业经济出现了严重萎缩。元代为了防止兴化百姓拥有冷兵器，一度禁止民间的冶炼业发展。据《宋志》记载：“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际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冶炼业非常发达。但进入元代之后，“今无煅者”，“望江、水丰等里有东西铁灶，安乐里亦有铁灶，皆不闻有煅铁声”。②宋代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冶炼业，到了元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元朝执政后，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控制地方手工业。兴化路为了控制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专门成立了织染局，以低价收购纺织品，高价销售给百姓或提供出口。为了控制陶瓷、铁器、醇酒等行业，兴化路成立了杂造局，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物资的贸易。同时，元朝为了掠夺百姓财富，经常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商业秩序混乱。如“至元十年（1273年）时，年发行总额不过十一万锭左右，......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中统钞流通量约相当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钞额的一百四十七倍”。“发行至正钞时，每天印造大量钞票，船载车装，运往各地，币值剧跌，形同废纸，完全丧失信用，民间又出现以物易物，使正常的商业交易遇到极大的阻碍和困难，妨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③所以，元代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商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商人队伍大幅萎缩。

元代统治者为了分化汉人，极力拉拢、利用当地的官僚、地主和贵族等，共同欺压百姓，导致兴化商业经济恢复缓慢。元代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大部分地主官僚转身投靠元统治者，在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地主不断强化对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导致兴化境内农村经济长期萧条。

元初，朝廷田赋和各种杂税十分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忽必烈执政之后，实行夏、秋两税制，每亩田赋上等田收三升，中等田收二升半，下等田收二升，水田收五升。秋税征实（粮食、实物），夏税折钞（纳钱）。从表面看元朝的田赋不比宋代重，但另外按人头摊派的科差，包括丝科、包银、俸钞等，要比田赋多的多，每户每年须交纳丝科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五钱至一两。此外，还有夫役（即门役），由官府依据需要临时征收，这些临时征收的税赋比正常田赋要多好几倍。如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建八路每年夏秋的田赋为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按人口临时摊派的盐课每年竟有三十九万锭之巨，达30多倍，“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①加上各级地方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大肆搜刮民膏民脂，“苛捐杂税猛于虎”，“以致贫者流离转徙”。据《莆田宋氏旧谱》记载：“莆虽小垒，世族最多，而且长远。数十年来，大非昔比。亦尝过之，见其颓垣，废圃荒墟。问题诸其邻，不曰兵厄，则早约而无后。

又否，则困于科差，流离四出，不知所之”。②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背井离乡，导致兴化经济长期萧条。据《心史·中兴集》记载：“陈氏族人纷纷逃难，或近则隐藏城本邑的海滨山陬，或远徙于潮阳、东莞、新会、琼州各处”。③元执政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农村经济破产，民众生活极其凄惨，百姓逃亡，人口锐减。

据史书记载：宋末兴化总户数为72363户，而元初仅剩下67739户，减少了4624户。④正如蒲寿宬《郊行有感》所描写那样：“鸡犬不鸣何处村？颓檐破壁问谁门？蓬蒿满地田园在，瓦砾如山井臼存。青草髑髅疑是梦，白头父老泣无言。咨诹邻旧多为鬼，倚杖徘徊堪断魂”。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