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朝民族歧视政策及长期战乱对兴化商业、商人的严重摧残

南宋时期，兴化军是福建最小的一个军城，却成为抗击元军最为坚决的阵地。朱维斡在《福建史稿》评价说：“福建八郡中，兴化军最小，抗元最烈”。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渊源的，宋代兴化军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被誉为“进士之乡”，出任宋宰相、宰辅的官员就有蔡京、蔡卞、陈俊卿、龚茂良、叶颙、郑侨、黄庸、陈卓、陈文龙等10人，四品以上朝廷命官不计其数，兴化百姓曾以此为荣，自然对宋朝产生眷念之情，故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元军，导致元军耿耿于怀，招来血腥屠城。蒙古族执政初期，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兴化经济破产，百姓妻离子散，城乡遍地哀鸿。

首先，元初实施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阻碍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蒙古族执政后，忽必烈规定：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把各民族按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兴化百姓被列为最末等的“南人”，不准学武艺、不准执武器打猎、不准养马、也不准学习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文字。地方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元朝廷还规定：地方政府一切事务都必须听从“达鲁花赤”的裁决，县以上官印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掌控，即使是汉人担任县尹，也只是摆设而己，对“达鲁花赤”必须唯命是从。同时，元朝还在法律上歧视汉人，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杀死汉人，处罚也很轻。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遇灾年朝廷赈灾时，汉人要跪着接受救灾财物。汉人接受教育也有诸多限制，只能学习蒙古文化，不能学习汉语。色目人与北人以贵族自居，视南人为奴隶，出现了“蒙古权贵，荒淫残暴，相习成风。任意杀人，如同儿戏”的现象。①所以，元初实行中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广大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下降，兴化农业经济大幅度衰退，手工业停滞不前，商业经济全面萧条，商人队伍锐减。

其次，元朝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兴化农民频繁起义，客观上也延缓了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城市商业的发展。元兵攻克兴化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洗劫百姓财富。据《元史》记载：唆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在兴化沿海肆意掳夺渔船海舶，宋代曾经繁荣的港口经济和对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兴化海商元气大伤，港口经济全面萧条。同时，元军还在兴化境内大肆掳掠人口为奴隶，“男曰奴，女曰婢”，百姓骨肉分离，受尽苦难。另外，元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和统治地位，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采取“分而治之”办法，即用已征服的贵族去对付未被征服的百姓，先归顺的民众政治地位比后归顺的百姓地位高，而最后归顺的兴化民众自然备受歧视，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为了反对元朝的黑暗统治，兴化百姓进行了一系列武装反抗，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仙游民众不堪受辱，爆发了以朱三十五为首的农民起义。至正二年（1342年），仙游农民陈一壶揭竿起义，率众攻破仙游县城，杀死知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仙游农民陈君信、秦通甫、黄文五等人，发动民众数百人，攻陷县城，烧毁县署，杀死“达鲁花赤”倒剌沙，主薄要束木逃遁。至正十三年（1353年），仙游县刘广仁等人揭竿起义，率兵攻打兴化路，烧毁广化寺。至正十四年（1354年），安溪农民李大和南安吕光甫等人聚众起义，率部攻陷仙游县城，杀死达鲁花赤，并先后两次率兵攻打兴化路。元初，兴化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烽火连绵，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

再次，亦思法杭兵乱也严重摧残了兴化经济。至正十七年（1357），在泉州经商的波斯（伊朗）亦思法杭人寨甫丁、阿迷里丁一伙，因协助元军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元朝任命为义兵万户，拥有“亦思法杭兵”武装。至正十九年（1359），阿迷里丁及其部下趁元末之乱，企图割据闽中，先后4次率兵攻陷兴化郡城，残杀百姓3万多人，烧毁房屋4000多间。亦思法杭兵乱历时9年多，兴化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每次亦思法杭兵进军兴化路，所有商店和富户都被洗劫一空，商人纷纷逃难，甚至地处偏僻的兴化县城，也没能逃过亦思法杭兵的洗劫。元末，亦思法杭兵二度攻克兴化县，由于兴化县城没有城墙防护，亦思法杭兵长驱直入，城里所有商店、财富被洗劫一空，百姓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悲惨景象。朱维斡在《福建史稿》中写道：“灾区并不限于一隅，而是全莆糜烂”。“涵江盛况，受元末兵灾的影响，一落千丈，到了宣德正统年间，经过了七十八年，社会经济还不能恢复”。②云南知府王伟（莆田人）在《涵江送别》一诗中曰：“涵江自昔繁华地，桑柘连荫百余里。笙歌遥曳树底闻，甲第巍峨空中起。人事变更非昔时，荒烟落日青猿悲。豪华意气今安在？惟见江流无尽头......”从王伟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昔日繁华的涵江集市出现了“荒烟落日青猿悲”的荒凉景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