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军屠城与兴化经济萧条
兴化军地处东南沿海，是元军最后攻克的南宋郡城之一。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兴化郡城被元军占领之后，百姓进入长达90多年的战乱与黑暗统治。在元朝苛政之下，兴化境内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全面萧条，唐宋时期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经济出现了全面萎缩。特别是宋末元初，陈瓒、陈文龙叔侄募兵勤王，誓死抗元，激起元军对兴化百姓的刻骨仇恨，兴化郡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血腥屠城，人亡城墟，遍地哀鸿。
元朝执政之后，又采取高压政策，兴化士人与元朝政见不同，官僚贵族纷纷归稳山林，商人富绅四散而去，境内出现了“元九十三年之治，无一人留心郡志者，故土田、财赋通无可考”，兴化历史出现了一段空白。①所以，元代时期兴化历史资料最为匮乏，有关境内的商业经济和商人活动记载甚少。本章就元代兴化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商业经济恢复和对外贸易发展等方面作简单的叙述，以续兴化历史。
一、兴化政权更迭与元军屠城
南宋德佑二年（1276）正月，南宋皇帝在临安城被捕后，南宋王朝土崩瓦解。南宋主战派代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南宋大臣，拥幼主赵昰入闽，迁都福州。同年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称端宗，改国号为景炎元年（1276年）。同年十一月，元将阿刺罕率兵包围福州城。福州知军王刚中和福建招抚使王积翁见大势所趋，献城降元。南宋老臣张世杰等人率宋军余部护着端宗、杨太后和卫王赵昺及其众宫女，水陆并退，迁都兴化军。从陆路南撤的宋军退至兴化境内，驻扎在兴化军的东南面。而益王和文武大臣及宫女等，则从水路南下在兴化湾埭头港口登陆，经大蚶山进入兴化军城。据《莆田市志》记载：“景炎元年（1276年）七月，元军南进。2丞相陆秀夫、枢密使张世杰，奉帝南航至莆田县，宿于壶公山白云院。帝以陈文龙知兴化军。”①陈文龙（公元1232—1277年），字君贲、德刚，原莆田县人，原名子龙，宋咸淳五年（1269年）状元，度宗皇帝赐名文龙，先后任镇东监察御史、抚州知府、左司刺、侍御史、参知政事、兴化知军和闽、广宣抚等职，咸淳七年（1271），任秘书省校书郎。陈文龙是南宋抗元将领，曾上书弹劾丞相贾似道求和误国而遭打击，辞官返乡。陈文龙接旨后，倾尽家资，招募义军，全力勤王。
南宋群臣迁都兴化军后，赵昰和文武大臣酝酿成立“东宋”王朝，但因10万元军尾追而至，大兵压境。为了安全起见，陆秀夫等众大臣拥着端宗南往枫亭，“驻仙游枫亭驿，招集民兵，筹集渔船”。②驻枫亭期间，杨太后曾下昭将枫亭侍郎蔡曰忠之女蔡荔娘许配给陆秀夫。陆秀夫（1236—1279年）字君实，楚州盐城长建里（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人，在与蔡荔娘生有一子，取名陆剑，定居枫亭，为莆田境内陆氏始祖。
景炎元年（1276）年秋，元军挥师南下，进逼兴化军。陈文龙率3000义兵在兴化军东面的囊山设伏。由于元军入闽以来未遭阻击，骄兵直入。陈文龙以3000兵力与号称10万的元军展开了殊死战斗，重创元军，取得大捷，士气大振。
元军遭到重挫之后，立即派兵抓捕了陈文龙全家大小143口，协迫陈文龙降元。陈文龙表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并发动兴化军民同仇敌忾，抵抗元军。宋代兴化军城经过几次重修加固之后，素有“石头城”之称。元军屡攻不克，多次威迫陈文龙的姻亲致书劝降。陈文龙焚书斩使，誓死抗元。后来，为了探听元军情况，陈文龙派部将林华前往福州侦察敌情。不料林华被元军收买，与福州降将王世强勾结，暗引元军到兴化城下，诈称“宋兵来援”，兴安通判曹登孙作内应，开城降元。元军攻进了兴安城，陈文龙不幸被捕。
陈文龙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押到福州时，他写下了遗诗：“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北，唯有丹衷天地知”。③陈文龙被捕后，元军押往北上，一路上绝食，以示抗元之决心。到达杭州时，陈文龙提出拜谒岳飞。他在岳飞墓前大哭一场，气绝身亡，年仅46岁，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旁，谥号“忠肃”，被后人誉为福建的“岳飞”，并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肃”。
元军攻破兴化军后，大肆屠城，城内百姓死伤无数，财物被洗劫一空。不肯投降的宋兵残部且战且退，在壶公山北麓草地上与元兵激战，战后不少宋兵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散落当地，便在北战场上搭盖简易房暂住，繁衍后代。由于系东宋士兵，周边民众称为“东宋村”，现仍然沿用此地名。
兴化郡城失陷后，端宗皇帝及众臣立即从枫亭下海南下泉州，但泉州守将已经降元了。端宗群臣无法进城，只好直接从海上逃往广东。祥兴二年（1279年），宋军余部在广东崖山海战时为元军所败，陆秀夫背负8岁少帝广王赵昺投海自杀，南宋政权终结。
陈文龙噩耗传到兴化之后，陈文龙叔叔陈瓒当即发誓：“侄不负国，我不负侄”，决心继续募兵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陈瓒在花亭（今华亭）一带秘密组织义军3000多人，攻入了兴化城，处死了元军守将和叛将林华，“光复了‘壶兰雄风’，受行都委任，以通判行知军事”。①卫王赵昺升兴化军为兴安州，昭令陈瓒为兴安州通判。陈瓒率领3000义兵与兴安城里百姓一道，同仇敌忾，坚守孤城。宋景炎二年（1278年）九月，元朝派唆都率兵从泉州北上，着手收复兴化城。“陈瓒仅拥有五百家丁，三千义勇，号令严肃，‘每巡城必南向号恸，众皆感奋’。陈氏一门，同仇敌忾，有将乐县丞、监安盐税玒、干办督府机宜文字琥等，都是陈瓒的从兄弟；嘛泾、景赞、景清都是陈瓒的从侄”。②由于陈瓒义军拼死抵抗，元军久攻不克，直至同年十月十五日，唆都指挥元军用云梯、炮石轰炸兴安城。陈瓒义军弹尽粮绝，兴安城被元军所破，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元军死一千多人，伤无数。陈瓒被俘后，拒不投降，被元军用马车活活裂死（五马分尸）。
兴安城破之后，元军大开杀戒，“三个多时辰，死三万余人”。③兴安城里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横死枕藉。随后“以诖误受戮者，还有三千余家”，死伤无数。④据《莆田发展简史》记载：陈瓒部“顽强抵抗使元军损失惨重，元将唆都恼羞成怒，在夺取兴安州城后，疯狂报复，大开杀戒，‘郡城被屠’，惨无人道地杀死3万余人，血流有声，并放火焚城，兴安州城几乎变成废墟，接着，又在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继续屠杀百姓，计有3000余家被斩尽杀绝，财物掠尽，横尸遍野”。⑤唐宋时期经济发达的兴化郡城，在元军铁蹄的摧残之下，顿时化为一片废墟。
二、元朝民族歧视政策及长期战乱对兴化商业、商人的严重摧残
南宋时期，兴化军是福建最小的一个军城，却成为抗击元军最为坚决的阵地。朱维斡在《福建史稿》评价说：“福建八郡中，兴化军最小，抗元最烈”。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渊源的，宋代兴化军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共考取进士1756名（含特奏名、赐进士等），被誉为“进士之乡”，出任宋宰相、宰辅的官员就有蔡京、蔡卞、陈俊卿、龚茂良、叶颙、郑侨、黄庸、陈卓、陈文龙等10人，四品以上朝廷命官不计其数，兴化百姓曾以此为荣，自然对宋朝产生眷念之情，故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元军，导致元军耿耿于怀，招来血腥屠城。蒙古族执政初期，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兴化经济破产，百姓妻离子散，城乡遍地哀鸿。
首先，元初实施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阻碍了兴化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蒙古族执政后，忽必烈规定：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把各民族按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兴化百姓被列为最末等的“南人”，不准学武艺、不准执武器打猎、不准养马、也不准学习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文字。地方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元朝廷还规定：地方政府一切事务都必须听从“达鲁花赤”的裁决，县以上官印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掌控，即使是汉人担任县尹，也只是摆设而己，对“达鲁花赤”必须唯命是从。同时，元朝还在法律上歧视汉人，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杀死汉人，处罚也很轻。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遇灾年朝廷赈灾时，汉人要跪着接受救灾财物。汉人接受教育也有诸多限制，只能学习蒙古文化，不能学习汉语。色目人与北人以贵族自居，视南人为奴隶，出现了“蒙古权贵，荒淫残暴，相习成风。任意杀人，如同儿戏”的现象。①所以，元初实行中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广大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下降，兴化农业经济大幅度衰退，手工业停滞不前，商业经济全面萧条，商人队伍锐减。
其次，元朝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兴化农民频繁起义，客观上也延缓了兴化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城市商业的发展。元兵攻克兴化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洗劫百姓财富。据《元史》记载：唆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在兴化沿海肆意掳夺渔船海舶，宋代曾经繁荣的港口经济和对外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兴化海商元气大伤，港口经济全面萧条。同时，元军还在兴化境内大肆掳掠人口为奴隶，“男曰奴，女曰婢”，百姓骨肉分离，受尽苦难。另外，元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和统治地位，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采取“分而治之”办法，即用已征服的贵族去对付未被征服的百姓，先归顺的民众政治地位比后归顺的百姓地位高，而最后归顺的兴化民众自然备受歧视，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为了反对元朝的黑暗统治，兴化百姓进行了一系列武装反抗，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仙游民众不堪受辱，爆发了以朱三十五为首的农民起义。至正二年（1342年），仙游农民陈一壶揭竿起义，率众攻破仙游县城，杀死知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仙游农民陈君信、秦通甫、黄文五等人，发动民众数百人，攻陷县城，烧毁县署，杀死“达鲁花赤”倒剌沙，主薄要束木逃遁。至正十三年（1353年），仙游县刘广仁等人揭竿起义，率兵攻打兴化路，烧毁广化寺。至正十四年（1354年），安溪农民李大和南安吕光甫等人聚众起义，率部攻陷仙游县城，杀死达鲁花赤，并先后两次率兵攻打兴化路。元初，兴化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烽火连绵，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
再次，亦思法杭兵乱也严重摧残了兴化经济。至正十七年（1357），在泉州经商的波斯（伊朗）亦思法杭人寨甫丁、阿迷里丁一伙，因协助元军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元朝任命为义兵万户，拥有“亦思法杭兵”武装。至正十九年（1359），阿迷里丁及其部下趁元末之乱，企图割据闽中，先后4次率兵攻陷兴化郡城，残杀百姓3万多人，烧毁房屋4000多间。亦思法杭兵乱历时9年多，兴化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每次亦思法杭兵进军兴化路，所有商店和富户都被洗劫一空，商人纷纷逃难，甚至地处偏僻的兴化县城，也没能逃过亦思法杭兵的洗劫。元末，亦思法杭兵二度攻克兴化县，由于兴化县城没有城墙防护，亦思法杭兵长驱直入，城里所有商店、财富被洗劫一空，百姓纷纷逃难，出现了“十室五、六空”的悲惨景象。朱维斡在《福建史稿》中写道：“灾区并不限于一隅，而是全莆糜烂”。“涵江盛况，受元末兵灾的影响，一落千丈，到了宣德正统年间，经过了七十八年，社会经济还不能恢复”。②云南知府王伟（莆田人）在《涵江送别》一诗中曰：“涵江自昔繁华地，桑柘连荫百余里。笙歌遥曳树底闻，甲第巍峨空中起。人事变更非昔时，荒烟落日青猿悲。豪华意气今安在？惟见江流无尽头......”从王伟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昔日繁华的涵江集市出现了“荒烟落日青猿悲”的荒凉景象。①
三、元初苛政导致兴化经济全面萧条
宋代实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到了元代，朝廷允许土地兼并，官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沦为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和苛捐杂税，使兴化百姓不堪重负。如元朝对沿海盐户实行“盐课折征”办法，本来沿海盐户可以现钞交纳盐课，元代则要求盐民以布、帛、丝、绵等实物缴纳，但在实物折价过程中往往又被官吏低估，出现了双重盘剥，变相增加了食盐课税，兴化盐民苦不堪言。
元初，兴化手工业经济出现了严重萎缩。元代为了防止兴化百姓拥有冷兵器，一度禁止民间的冶炼业发展。据《宋志》记载：“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际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冶炼业非常发达。但进入元代之后，“今无煅者”，“望江、水丰等里有东西铁灶，安乐里亦有铁灶，皆不闻有煅铁声”。②宋代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冶炼业，到了元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元朝执政后，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控制地方手工业。兴化路为了控制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专门成立了织染局，以低价收购纺织品，高价销售给百姓或提供出口。为了控制陶瓷、铁器、醇酒等行业，兴化路成立了杂造局，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物资的贸易。同时，元朝为了掠夺百姓财富，经常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商业秩序混乱。如“至元十年（1273年）时，年发行总额不过十一万锭左右，......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中统钞流通量约相当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钞额的一百四十七倍”。“发行至正钞时，每天印造大量钞票，船载车装，运往各地，币值剧跌，形同废纸，完全丧失信用，民间又出现以物易物，使正常的商业交易遇到极大的阻碍和困难，妨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③所以，元代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商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商人队伍大幅萎缩。
元代统治者为了分化汉人，极力拉拢、利用当地的官僚、地主和贵族等，共同欺压百姓，导致兴化商业经济恢复缓慢。元代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大部分地主官僚转身投靠元统治者，在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地主不断强化对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导致兴化境内农村经济长期萧条。
元初，朝廷田赋和各种杂税十分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忽必烈执政之后，实行夏、秋两税制，每亩田赋上等田收三升，中等田收二升半，下等田收二升，水田收五升。秋税征实（粮食、实物），夏税折钞（纳钱）。从表面看元朝的田赋不比宋代重，但另外按人头摊派的科差，包括丝科、包银、俸钞等，要比田赋多的多，每户每年须交纳丝科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五钱至一两。此外，还有夫役（即门役），由官府依据需要临时征收，这些临时征收的税赋比正常田赋要多好几倍。如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建八路每年夏秋的田赋为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按人口临时摊派的盐课每年竟有三十九万锭之巨，达30多倍，“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①加上各级地方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大肆搜刮民膏民脂，“苛捐杂税猛于虎”，“以致贫者流离转徙”。据《莆田宋氏旧谱》记载：“莆虽小垒，世族最多，而且长远。数十年来，大非昔比。亦尝过之，见其颓垣，废圃荒墟。问题诸其邻，不曰兵厄，则早约而无后。
又否，则困于科差，流离四出，不知所之”。②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背井离乡，导致兴化经济长期萧条。据《心史·中兴集》记载：“陈氏族人纷纷逃难，或近则隐藏城本邑的海滨山陬，或远徙于潮阳、东莞、新会、琼州各处”。③元执政者的残酷统治，导致兴化农村经济破产，民众生活极其凄惨，百姓逃亡，人口锐减。
据史书记载：宋末兴化总户数为72363户，而元初仅剩下67739户，减少了4624户。④正如蒲寿宬《郊行有感》所描写那样：“鸡犬不鸣何处村？颓檐破壁问谁门？蓬蒿满地田园在，瓦砾如山井臼存。青草髑髅疑是梦，白头父老泣无言。咨诹邻旧多为鬼，倚杖徘徊堪断魂”。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