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对外贸易政策转变
宋朝结束了五季之乱，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快速发展，加上朝廷实行奖励外贸政策，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在商贸蓬勃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兴化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日益扩大，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及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唐代，港口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宋代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称为舶商，在国家户籍中特列一类，称为“舶主”。由于海上交通工具投资巨大，进出口商品都是大宗货物，流动资金多，普通商人根本无法经营，只有土豪大姓、巨商富贾、官僚贵族等，才有可能购置船只，经营对外贸易。据《宋史》记载：“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③兴化的船舶主大多数是商贾巨富，或达官贵人及其亲属，经营方式以官商结合为主。
宋初，朝廷设立榷易院，管理东南沿海各港口的对外贸易，但以朝贡贸易为主。太平兴国初，“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并在京师置榷易院。凡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④随后，朝廷指定泉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受泉州港口辐射，兴化诸港口逐渐繁荣起来。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和进出口事务，时福建对外贸易归广州市舶司管辖，闽商须到广州市舶司申请，领取公凭，方能出海。返航时，还要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否则没收其货物。由于路途遥远，商人多有不便，客观上影响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
“宋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①泉州市市舶司设立之后，极大地方便了福建商人的出海申请，兴化与泉州毗邻，近水楼台，对外贸易迅速崛起。
北宋初期，朝廷实行重课税政策，凡进口船舶和物资一律征税，税种繁多。如宋代称船税为抽鲜，实行进口商品“禁榷制”，即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凡禁榷货物必须经过官方抽鲜、课证后，方能进入市场流通。同时，市舶司还对紧缺物资进行收购，称为“博买”或“私买”，然后投放市场。据《莆田市志》记载：“元祐二年（1087年）进口的禁榷货物由泉州市舶司全部收购，酌量投放市场。不属禁榷的货物经过课证、博卖等程序后，进入集市交易”。②北宋初期，朝廷几乎垄断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头道贩卖。但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进出口商品日渐增多，朝廷无法垄断所有进出口货物的流通与贸易，才有条件地放松禁榷，采取抽成放行的办法，通常是“十抽其二”，由市舶司发给销售许可证，让商人互市销售。
宋元祐年间，朝廷进一步放松“禁榷制”，任其民间自由贸易，并在军以上行政区设立外贸管理机构。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宋元祐二年（1087年）成立福建市舶司（亦称泉州市舶司）后，照朝廷颁定《市舶条例》，境内设路官衙，其主要职能有：颁发出海航船《公凭》。境内路官衙奉令查验，办理进口货物的抽解（征税）。市舶司押运抽解货物赴京师时，境内路官各负责其过境安全。禁榷博易。非收购货物由市舶司投放市场后，境内路官衙可参加此类货物的经营。
招徕互市。境内路官衙负责协助市舶司宣传解释朝廷的《市舶条例》和其他有关法令”。③这一举措大大方便了兴化对外经济交流，境内对外贸易出现了蓬勃发展态势，仙游太平港、莆田白湖港和涵江港等港口迅速繁荣起来。
进入南宋之后，朝廷全面放开商榷制度，外国进口货物一般不加限制，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并鼓励和欢迎海外“蕃客”来宋易货贸易。出口货物品种限制逐渐取消，除了严禁铜钱出口境外，其他货物均可出口，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兴化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宋朝廷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发展，除了开放港口之外，还采取多种政治措施以鼓励对外贸易发展：一是朝廷经常派遣使者前往海外诸国游说，与海外各国建立长期贸易伙伴关系。如政和五年（1115年），福建市舶司曾派专人往占城（越南）和罗斛（今泰国南部），邀请外商来宋贸易。④据《莆田市志》记载；“宝祐年间，方澄孙曾两次奉诏率兴化军船队，出洋经办商务”。⑤方澄孙（1214—1261年），祖籍福洲，定居莆田，宝祐六年（1258年）任泉州郡事兼提举市舶司。二是对入境贸易的“蕃客”给予优惠待遇。外商来宋贸易，不但有物质奖励，还给予居住权照顾，并对其犒劳、慰问等。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泉州市舶司经朝廷批准，每年于发遣蕃船时，支付官钱三百贯，排办筵席作饯。同时，市舶司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祭神仪式，俗称“祈风”，保佑海上商船航行平安，以示朝廷对海内外商人的重视。三是在对外贸易中有重大贡献的中外商人，朝廷还给予官爵奖励。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哕辛运载乳香来中国贸易，到泉州市舶司抽解时，价钱三十万贯，数额巨大，朝廷授予承信郎之职，并犒赏船上人员，让他们回国晓喻诸商，继续前来贩卖乳香。①又如福建“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朝廷授予承信郎官爵，以资鼓励。②可见，宋代积极的外贸政策，不但促进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繁荣，而且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