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与商人队伍发展

宋代积极的商业政策对商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之前，历代统治者对商人长期持鄙视态度，对商业、商人始终采取抑压政策，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人为地阻碍商业经济发展。

而宋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有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认识，不再歧视商业和商人，从而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特别是鄙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改变之后，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但由于历史条件、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等因素，不同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与商人队伍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本节着重就宋代商业政策转变和兴化商业经济发展，以及莆商队伍结构、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兴化商业繁荣和莆商队伍发展的前因后果。

（一）商业政策转变与商贸环境改善

宋代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并对境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但与宋代土地管理制度和田赋政策有关，而且与宋代所实施的商业课税、坊市制度和鼓励商贸发展的各种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宋代土地管理制度的转变为兴化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尽管宋代与唐朝一样，表面上看仍然实施“农本商末”、“重农轻商”政策，但在唐之前朝廷禁止农民离开土地，弃农经商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加上地主与佃户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土地，地主对农民或多或少有控制权。而进入宋代之后，由于土地管理制度的改变，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大为减弱，田主与佃客之间契约关系大大放宽，佃户可以随时脱离土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涌入城市寻找新的职业，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受雇于人。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为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如北宋时期，兴化军城的延陵里出现了许多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农民，商店雇用的伙计是境内最早的自由劳动力。进入南宋之后，商业持续繁荣，劳动力需求日益增长，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促进了兴化商人队伍的扩大。

其次，宋代商业政策转变也为兴化商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宋代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宽商、惠商和恤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商业立法的初衷不同。“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①宋执政者虽然嫉妒商贾之利，但抑商手段大有不同，不再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而是采取收益分红的办法，即在鼓励商业发展的同时，加大盘剥商人利润的力度。由于商人的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拼命扩大经营规模，争取更多的利润。

而商人利润越多，朝廷分红也就越多，实现了双赢局面，这也是宋代商业经济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

第三，城市坊市制度的改变为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宋之前，国家严格控制商业的经营范围和商人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唐代前，商人交易活动只限制于集市，不能随地摆滩设点，商店不能面朝大街开设，只能设在偏僻小巷里。商人外出只能坐敞蓬马车，让人监督。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穿着朝廷规定的服装。同时，商业经营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商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即“日中击钲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关市”，否则属非法经营。②另外，唐代一度实行霄禁措施，日落之后行人不得上街行走，更谈不上商人营业了。而宋代商人可以自主选择地点开设店铺，甚至可以在路旁街边摆摊设点，其中最具有积极意义是坊市制度的废除，为商业经营拓展了广度和深度。从北宋起，朝廷允许商人昼夜经营，也不限制经营地点，各种商业集市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有日市、早市和晚市，还有鬼市、夜市等，商人可以通霄达旦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出现了“街心市井，至夜尤胜”的繁荣景象。如兴化军城周边的白湖港和枫亭的太平港，客商云集，日夜繁忙，早市、午市、夜市非常热闹。据《城厢区志》记载：“宋代，城厢对外贸易一度进入鼎盛时期，位于境域的白湖港（今阔口村）成为海上通商的主要口岸，当时由木帆船运载出口的荔枝干、陶瓷等地方特产，远销朝鲜、日本、阿拉伯及东南亚一带。逢灾时，也常进口‘洋米救荒’。宋绍兴八年（1138年），县城成为莆田商贸中心，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蕃’之盛况”，白湖港的早市、夜市非常繁荣。①第四，农村墟集增多拓展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农村集市贸易发展是宋代市场开放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繁荣的重要条件。唐代之前，兴化农村墟市数量很少，墟市交易通常是一月一次，有的墟市半个月一次，人口密集的地方也有十日一次。从北宋初开始，兴化农村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乡下墟集不断增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交易日渐频繁，且与城市商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据史书记载：宋代兴化军农村墟市已发展到20多个，大多数墟集缩短到10天一次，并出现了众多的商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的日渐兴旺，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第五，宋代工商业课税改革也有利于商业经济发展。宋代以“抽分制”代替唐代的“课额制”，即以利润分成方式代替定额赋税，且不同的产品采取不一样的税率，如消耗国家资源的矿冶业其税率就高一些，通常为二八抽分或三七抽分，有的甚至四六抽分。据史书记载：“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②又如冶炼、制盐等行业，税赋相对高一些，一般都超过20％。而木竹山货课税却相对低一些，“每木十条，抽一条讫，任贩货卖，不收商税”。③由于兴化境内木材资源丰富，交易数量很大，即使是“十抽一”，税收也很可观。同时，宋代还实行过税、住税、抽税、格纳和商船税等。如“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④“过税”和“住税”是传统商税的主要形式，宋之前的商品交易都要交纳这两种税。“抽税”只限于官府需要的物品，“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⑤抽税后的货物，一般不再交纳其他税赋。“商船税”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北宋时采取“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即根据船仓空间大小进行纳税。⑥从总体上讲，宋代商业赋税政策比较宽松，税率相对合理，各项政策措施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种相对开放的执政理念，既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宋代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出现了双赢的局面。

（二）全民经商局面的形成

宋代实行宽松的商业开放政策，允许百姓随意出入商场，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而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

宋代商人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城镇的商行、店铺、小商小贩和外出做买卖的生意人，无疑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商人，诸如一些官员、宗室、士人、僧尼、地主、农民等，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有时也会加入了经商行列，成为商人队伍的一员，虽然这些只是兼职商人，但对宋代商业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禁止官员经商，但在全民经商的大背景下，官员经商屡禁不止，甚至身居相位的朝廷政要也“专以兴贩为急务”。①许多士入学子纷纷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②一些宗室贵族“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也操起了经商的行当。③在北宋大相国寺每月5次开放的“万姓交易”商贸会上，甚至出现了僧人、道士、师姑等出家人参与坐列买卖。如莆田县龟山寺僧人，从唐朝起就开发茶园，销售茶叶。到了宋代，龟山茶园已达一千多亩，茶叶生产规模超过了兴化境内所有茶叶商家。

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宋代“商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人数量的增加。当时，除了众多的专业商人外，还有许多士人、农民、僧道、传艺者及妇女参加商业活动。士人赴京科举，兼带丝绸出售，以解决衣食之费；道士以贩运香药为副业，积聚钱财；僧侣以庙市从事商业活动；伎艺人通过自己的技能、特长进行了商业性活动......还出现了妇女从事商业活动”。④所以，宋代商业经济繁荣，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全民经商的局面，这也是宋代兴化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