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唐朝及五代十国时期莆仙两县对外贸易兴起与商业文化雏形

莆田对外贸易起源于隋末唐初，发展于唐末。据《福建商业志》记载：“隋唐时期，福建的福兴漳泉四大平原得到开发，商业逐渐发展。隋开运河之后，唐设馆驿，辟险阻，内地与福建的交通与货运日趋便捷。中唐理财家刘宴称：‘且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闽越......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③在唐代经济繁荣的历史大背景下，莆田商业经济开始崛起，易货贸易日益发达，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兴起。唐初，朝廷实行朝贡制度，凡贡道、贡舶和贡货均由地方官员统一掌管，对外贸易主要为官办，民间对外贸易规模不大。唐初对进口商品采取朝贡形式，外商将本国生产的商品运到中国，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领取回购后回国，实际上也是一种易货贸易。莆田地处东南沿海，“随贡船过境的船舶多停泊莆口、枫亭、涵江、江口，互市销售”，这是最早有关莆田对外贸易的记载。④进入中唐之后，莆田港口条件有了较大改善，蒲口港、江口港、涵江港和枫亭太平港都有外船驶入，境内对外贸易逐渐兴起。

据《城厢区志》记载：“唐初，城厢开始对外经济贸易，境内的蒲口港（今城厢一带）已是当时莆田最大的海港”。⑤五代十国时期，朝廷鼓励对外贸易，民间对外易货贸易开始发展，莆田盛产的荔枝干、桂圆干和蔗糖等农产品通过海运，大量销往北方各商业城市和高丽、日本、琉球等东亚地区，莆田成为福建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而随着莆田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伴随而来，为了区别不同的商品质量和各自不同的经营理念，商家开始使用“店名”和“字号”，经营方式日益多样化，孕育了早期的莆田商业文化。

一、对外经济交流的兴起

进入唐代之后，莆田境内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农产品日益增多，加上手工业出现快速发展，手工业品更加多样化，从而为莆田对外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唐贞观年间起，莆田沿海港口和岛屿出现了“蕃客”（外国商贩）。他们一边在莆田境内收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荔枝、龙眼、蔗糖、陶瓷、纺织品等；一边又将外国商品推销到莆田境内，以物物交换方式进行易货贸易。据史书记载：唐初“由商户或蕃舶直接采购货物，互市经销。......多以易货贸易为主”。①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莆田沿海修筑了镇海堤，通航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来莆蕃船渐多，“海舶多由海堤陡门靠岸”。②“莆仙沿海成为过往贡舶蕃客的重要停靠口岸。当时江口、莆口、端明（今涵江）、枫亭，已成为易货互市的繁华集镇，设有待宾馆和枫亭驿，招待官差、蕃客。大型船舶曾直驶进莆口（今城厢区南门、筱塘一带）”，莆田对外贸易开始兴起。③唐大和、开成年间（公元826—836年），朝廷鼓励民间商人对外贸易，欢迎海外商人入境经商，地方政府对“蕃货除收取碇税（舶脚）和选卖给宫廷所需外，任其于集市往来通流”。④据莆田林氏族谱记载：唐九牧蕴公后裔由仙游迁入，林八及迁徙新罗（今韩国）谋生，这是莆田商人最早迁徙韩国的记载。所以说，唐末宽松的外贸政策，既促进了莆田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加速了境内商业经济的繁荣，同时还促进了莆商队伍的形成。

唐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实行更加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进一步降低进口货物关税，“南海蕃船、蕃货按律缴纳舶脚、收市、进奉，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莆田）境内以江口待宾馆、枫亭驿招待贡使、蕃客及海商贾”。⑤此后，入莆经商的“蕃客”日渐增多，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

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主闽期间，接受莆籍士人徐寅、黄滔、翁承赞等人提出的“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建议，实行“称臣中原、交好邻国、提倡节俭、减轻赋役、奖励通商和保境息民”的立国方针，采取“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赋税政策，“闽国榷货务张睦，体恤商艰，招徕海舶。‘利涉益远’，北至新罗，南达南洋诸岛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等国，都经常有使者、商旅往来，舶来品如象牙、犀角、珍珠、香药、玳瑁、龙脑、白叠毛、红叠毛、沉香、肉豆蔻等，行销京都各地”。⑥闽国“招来蛮夷商贾”的外贸政策，促进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港口“开通衢，构云屋（货栈），......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⑦在闽国积极的外贸政策鼓励之下，莆田各港口蕃舶云集，商贸逐渐繁荣。

在闽国外贸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地处东南沿海的莆仙两县迎来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机遇，境内出现多个专门经营进出口货物的集市。据史书记载：莆田对外贸易“由商户或蕃客直接采购货物，互市经销。主要交易集市有莆口（今城厢）、江口、端明（今涵江）、枫亭及沿海岛屿。多以易货贸易为主”。⑧据《涵江区志》记载：“唐代，境内始有南海蕃舶入境通商。唐大和八年（834年），奉谕任由藩客入境通商。时进口商品有珍珠、象牙、甘蔗和贡物奇货”。⑨唐代，莆田沿海形成了多个码头，对外通商港口主要有莆口港、江口港、枫亭港和涵头港等。

同时，形成了国内和国外两大航线。国内航线有莆田至广州、泉州、温州、宁波、上海等地。国外航线主要有莆田至罗马帝国、印度和暹罗、日本、安志、高丽等国家。据史书记载：“唐末，有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今印度）的商旅航船东来。海船由目蒙婆（爪哇）北上，先至比景（今越南地），水程4天到广府（广州），又8天可到泉州。船再北航，经莆田境内沿海口岸，水程20天到江都（今扬州）”。①五代十国时期，莆田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产品数量增加。进口商品主要为奢侈品，主要有番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翡翠等奇珍异物。据《莆田县简志》记载：“宋平江南，（陈）洪进以泉、漳等州观察史，遗子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这些奇珍异物大多数是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本地没有生产。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品为主，即“输出之物，则以金银、铜铁、钱绢、瓷器为主”。②唐末，莆田造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为境内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方面，造船业发展为外贸发展创造了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冒险飘洋过海的商人不断增多，商船越造越大，越洋经商的商人越来越多，形成一支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海商队伍。唐代莆籍诗人黄滔曾经在《贾商》一诗写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③虽然黄滔的诗词是文学作品，带有夸张比喻成分，但从诗中可看出唐代莆田沿海对外贸易的盛况和莆田商人不畏艰险、越洋过海和随波逐利的情形。

但随着莆田沿海港口的陆续开放，海上走私伴随而来。据史书记载：莆田对外贸易兴起之后，沿海港口的“海防松弛，外蕃夷民常有聚众非法入境，于南日、湄屿、平海、莆头等港走私贩运官营商品晒盐、银器，以耶蛮和倭人居多”。为了加强港口管理与贸易管制，朝廷在沿海“设莆田行台，为监管港务及过境贡舶的军事管制机构”，并着手整肃海防，加强对外国商船和蕃客的管制，打击海上走私活动。④

二、商业文化的初步形成

商业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个文化范畴。随着莆田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境内出现了众多的商店和商家。有诚信经营的商家，也有坑蒙拐骗的奸商；有亦农亦商的小商贩，也有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有“初出茅庐”的新商人，也有精于世故的老商贩。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评判商家的诚信度，衡量商品质量的优劣，并选择可信度高、商品质量好的商家进行交易。所以，一些产品好、讲信用、经营有方的商家为了区别其他商家，便开始使用“店名”，也称“字号”，这是唐代莆田商业文化发展的最早形态。

中国古代有“商”、“贾”之分。商“即四方之产物，或巡历各地周市以贩卖，或历访各地域之各户以呼卖”，行走各地的小商贩，穿梭于集镇和乡村，采取流动方式推销产品，故称“商”或“行商”。“贾”即在集镇上开设店铺的商人，即“在市廛内住居，以经营商业”的商人，故也称“坐贾”。⑤古代“贾”的地位高于“商”，商人有了一定资本之后，大多希望能当“坐贾”，即在集市上开一个商铺，有个固定的经营店面。同时，为了区别他人商店，给顾客留下记忆，通常以其独特的来历和寓意作为标识，即商店“名称”，或“字号”。商家信誉好，会招来四方宾客，生意持续兴隆，其字号就会远近闻名，成为比金银财物更可贵的无形财富，俗称“金字招牌”。

唐代，莆田境内小商小贩大多是汉人和闽越人的后裔，既有汉人行商善贾的习俗，也有闽越人“机巧剽轻，资货产利”的遗风。从唐初起，莆田境内开始流行商家“店名”，大多以姓氏为名号，如“黄记米店”、“林记粮店”、“陈氏铁铺”等。而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人们逐渐突破了姓氏的束缚，采用与商店发展有渊源或与所经营的商品相关连的商品名称，以及有特定寓意的名词作为“店名”和“字号”，如“龟山茶叶”、“兴太糯米”、“湄洲紫菜”、“兴隆”、“顺发”等。

同时，在商店字号不断发展的同时，商人们开始注重品牌效应，如酒店以某种好酒为招牌，布店以最优质的布料作广告，打铁店则以优质铁农具作为招揽顾客的店名等。有的商家还将名优产品与商店招牌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商品的名牌效应，扩大产品销路，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所以，无论是店名或字号，还是商品广告或“金字招牌”，都是早期商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