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联邦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和印度洋之间。自1788年英殖民当局在悉尼建立安置流放犯人的移民点以来，欧亚各国不断有人前往澳洲大陆谋生，1901年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地，现仍为“英联邦”成员国。首都堪培拉。1972年12月21日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欧亚移民后裔杂居的国家。全国总人口约1625万，约有华侨、华人23.9万多人（其中华侨3000人），约占当地人口的1.6%强。其祖籍多为广东，其次是福建、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
(—)移居
18世纪末叶，英国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统治时，从欧洲招来的雇工远远不能满足发展养羊业的需要。英殖民当局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把招工的目标转向中国。1848年7月首批120名华工乘英国尼姆罗德号船从厦门开往悉尼。1851年，维多利亚发现了金矿，从这以后拐卖华工的规模越来越大。据厦门海关统计，仅19世纪中期从厦门运往悉尼的契约华工就有3685名，见表2—25:
从1848年7月至1853年3月从中国开往悉尼运载契约华工的14艘船都是从厦门直接开往悉尼港的。随着华工的增加，到那里经商的中国人也日见增多，到1891年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总数已达35821人。(①戴维斯•居里斯：《英国与中国丛刊•英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1种，第17卷。)
19世纪中期以前，福建去的华工大都牧羊。自墨尔本发现金矿后，90%以上的契约华工被运往矿区，其余则被运到内地养羊站牧羊。原来的船民、渔民则被分配下海采集珍珠，只挑选少数工匠去修建公路、铁路、桥梁及公共工程。契约华工在工头严密监视下，在皮鞭驱使下掘矿淘金或采珠。牧羊工则18个人一组，露宿荒坡郊野，看管几千只羊。从厦门去的华工大都死于贫病，只有少数能活到契约期满。他们赎身后，有的种菜、捕鱼、制作家具、经营小摊贩或从事洗衣、理发等服务性行业。
由于当时淘金、采珠业等技术工种几乎全被埋头劳动多年的华工所垄断，引起了先来的白种移民的嫉妒，他们在殖民当局支持下，袭击、掳杀、驱逐华侨的暴行连续不断。议会通过限制华工法案后，去澳大利亚谋生的中国人减少，而留居当地的华工，处境则日益艰难，到19世纪末来自厦门的契约工人早已绝迹。为开发澳大利亚畜牧、淘金、采珠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福建华工，绝大部分流尽血汗，葬当地。
华人学者颜清湟博士分析估算，在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只有5万左右。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放宽移民限制后，移居的华侨华人迅速增加，特别是1976年后，澳大利亚先后接受了7万多名印支华裔难民，以后又有大批东南亚华侨华人和港台同胞移居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政府1986年的人口调查统计，全国共有华侨、华人21.7万人。按出生地分：越南8.3万人，马来西亚4.7万人，中国3.7万人，香港2.8万人，新加坡1.6万人。其福建籍约两万人，占10%左右。这些华侨、华人中祖籍多是广东四邑，只有极少数是当年幸存的契约华工与移居当地的其他种族妇女通婚所生的后裔，与家乡早已失去联系，已同化于当地。70年代中期以后移居澳大利亚的福建人，多数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港、台等地。他们多数属于开发性投资移民，也有少数专业人员或赴澳深造留居当地工作的知识分子。80年代以后，福建也有不少赴澳留学生学成后留居当地就业，约一半以上定居于新南威尔斯州的悉尼和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
(二）职业与经济
澳大利亚闽籍华侨华人的职业，过去限于经营餐馆、零售商业和服务性行业。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来自东南亚和港、台的专业人员和携资而来的工商界人士增多，因此有不少华侨华人已进入工程技术、医疗、科研、教育界，也涌现了一些成功的实业家。如祖籍永春的华侨史学者颜清湟博士，1960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系，1965年到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1968年到南澳阿德雷德大学任教，出版过多种华侨史著作，并被聘为南澳教育部属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南澳警察与少数民族咨询委员会委员，1987年又被联邦政府移民部长委任为审查委员会委员。他还参与创办了南澳中华会馆，曾担任过该馆副主席之职。祖籍永春的还有悉尼大学脑外科专家、澳大利亚皇家放射科学院院士林许国和墨尔本东方文化中心主任潘国器博士；祖籍晋江的莫那什大学化学冶金专家林贻青教授。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作家协会第一位华人作家黄惠元，祖籍也是福建省南安县。出生于新加坡，原籍厦门的杨锦华，1961年在墨尔本开设会计事务所，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被授予皇家特许高级会计师称号。1971年他参与创办了侨友社并担任该社主席。(①颜清煌，《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现状与将来》，见《华侨历史》1987年第一版。)祖籍南安的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李明治，青年时代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机械工程系，学成后回马来西亚曾担任过李延年集团的总经理。70年代末携带资本到悉尼创建阳光控股公司经营建筑地产业。1984年春，他又以其在新加坡的星马金属有限公司的股权参与澳大利亚意纳康建筑集团经营。他担任董事经理后，将集团业务从房地产业拓展到营建车场而迅速盈利。此后，阳光公司通过控股经营电脑、土木工程、金融等多种行业，并到深圳投资建筑业，使阳光公司迅速发展成为跨国的多元化集团。(②乔力：《去澳洲开拓一---记福建籍华人企业家李明治》，见1986年11月13日《福建日报》。)
此外在印尼经营盐仓牌丁香烟致富的福清籍华人企业家蔡云辉之子道平、道行，也于70年代末移资澳大利亚经营房地产。香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董事主席祖籍永定的胡仙也到悉尼投资房地业，兴建数幢写字楼和酒店。
(三）文化教育
由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当地政府实行比较开明的多元文化政策，为华人社会保留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但澳大利亚至今还没有华文学校，只有一些同乡会会员开设的华文补习班。华人社团经常举办华文、中国音乐、舞蹈、书画、武术等学习班，吸收华裔青年参加，每逢中国传统民间节日，举行富有民俗风情的庆祝活动。
最早在澳大利亚出版的华文报纸是1894年由侨商孙俊臣为主创办的服务于华商的《广益华报》。1902年梁启超到悉尼组织保皇会创办了该会机关报《东华报》。1906年，接受孙中山革命主张的黑尔本华侨青年，集资创办了《警东新报》，这份报纸一出版，立即投入与《东华报》的论战之中。60年代以后，随着当地华侨人口的增加，1962年6月侨青出版社创办了《侨声月刊》，1967年3月停刊。1972年6月复刊后，因当地华侨子弟多数只懂英文，于是该刊便改出中、英文对照版。复刊首期刊头印有侨青社宗旨是：“增进澳中人民友谊，推动澳中文化交流，促进华侨福利”。
80年代初出版的《海外风》月刊，由华人慈善社团“国善社”主持，主要负责人是祖籍福建的华商罗崇华。他原是越南堤岸亚东中学创办人之一，历来关心社团工作。该报编辑大多是过去在越南办过华文报的编辑和记者。1985年初“印支”华人文化社创办了《汉声》。《文萃》是悉尼的印支难民组织华裔相济会出版的一份不定期会刊。以上三家华文刊物的宗旨，都是为了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推动华人兴学，使下一代不忘其本源；同时也为了团结定居澳大利亚的华族，提高他们在多元民族中的社会地位。
1982年3月1日香港《星岛日报》澳洲版在墨尔本创刊。其宗旨是：为了使海外华侨读者能在他们的侨居地看到最新的翔实新闻，并协助他们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以及使他们能与当地人士互相沟通。
1986年5月2日，悉尼“华东文化公司”创办了一份周报《华声报》。
(四）社团
澳大利亚早期华侨社会以同乡社团维系彼此间的关系。目前全国已有100多个华侨、华人社团经注册获准的就有93个，除澳洲福建会馆外，有福建籍华侨、华人参与组建的还有澳洲侨青社和澳华公会。
(1)澳洲福建会馆：1982年12月在悉尼市成立。该会宗旨在于联络乡亲情谊，谋求会员福利，并协助会员适应澳洲社会。第一届董事会主席林恩波。
(2)澳洲侨青社：成立于1939年7月，其前身名为“侨清抗战研究社”，社址设在悉尼唐人街。该社过去为宣传抗日，促进中澳建交起过积极作用。1962年6月，该社还创办了《侨声》（月刊），通过开展多种活动，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加强华侨、华人之间的联系，并为发展中、澳两国文化、经济交流作出了努力。目前该社仍有社员2000多名。
(3)澳华工会：成立于1974年，当时以福利机构的名义注册、登记，每月得到当地政府20万澳元资助。其宗旨为“增进居澳华人、华裔与澳洲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鼓励华侨移民与澳洲社会结合，参与经济、文化及政治活动。”
该会下设华侨服务部、福利部、老人疗养院、教育组、妇女组、青年组，并办有英语、粤语、国乐和缝纫等培训班及托儿所、幼儿园。目前已有会员2000多名，是最大的各省籍华侨、华人参加的全国性社团。
二 古巴
古巴位于加勒比海的西北部。
自1511年西班牙占领古巴后，殖民政府先后在那里发展了畜牧及烟草、甘蔗种植业。19世纪中期美国废除奴隶制后，劳力来源中断，于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大量掳掠契约华工运往古巴以替代黑奴。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者拐卖契约华工是从福建开始的。首批契约华工李九、林金（同安人）、陈朝（晋江人）、钟德基（海澄人）、陈三（尤溪人）、陈德（诏安人）等206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三日乘西班牙船“奥肯多”号从厦门出发，经过131天航行到达哈瓦那。同年3月又有一艘英国船从厦门运载420名华工去哈瓦那。清咸丰二年（1852)咸丰三年（1853)又分别有2442名和2123名华工由厦门口岸运往哈瓦那。仅此三年中，从福建拐卖到古巴的契约华工就达5214名。(①戴维斯•居里斯：《英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1种，第17卷《专力贸易与中国移民》第57号文件。)
据威斯敏斯德根据中、古双方海关资料统计，仅1848～1866年间从厦门开往古巴的运奴船就达25艘。(①威斯敏斯德：《华工出洋编》，清外务部，中古关系，古巴招工案，同治十一年同文译，案卷号3700。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运往古巴的途中，船舱内拥挤、闷热，许多华工饥渴、生病，加上工头动辄鞭打，被虐待致死，当时途中平均死亡率达17%。清咸丰三年（1853)三月十四日，从厦门开出的一艘载有250名华工的运奴船，途中死亡过半，到达哈瓦那时，只剩下98人了。
1852年以前，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主要是从福建沿海招募华工去古巴，以后才逐步将重点转向广东。
清同治八年（1869),厦门西班牙领事馆掳拐去的696名华工，多被拘禁，待若奴隶，在铁门窗内探头，苦称受人拐卖，不能出入自便，难以脱身。同治十三年（1874)—月，清政府派陈兰彬前往古巴调查契约华工的情况，他写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谈到，85%以上的华工，都是被殖民者开设的“卖人行”诱骗、拐卖甚至绑架运去的。(②陈兰彬：《古巴华工事务名单》（前言）。)
据谭乾初《古巴杂记》记载，1847到1874年运去古巴的华工共143040名，途中便死去17032名，抵达古巴的有10万多名。
福建华工多来自漳州、泉州一带的17个县，在国内多数是农民，少部分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小贩，也有个别自由职业者。如清咸丰二年（1852)从漳州去古巴的华工陈升贤原是医生，到达目的地后，叫他去工察行医，受到工友尊敬。(③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204、206页。)
西班牙殖民当局，推行极端残酷野蛮的管理制度，他们利用黑人当工头，用皮鞭、镣铐、伽锁、饥渴、罚金等种种手段虐待华工，强迫他们不停地干活，一天只准休息三四个小时，有的不堪折磨而自尽，有些年老生病失去劳力的华工被活活打死。陈兰彬在访问华工时，记阿乐、路永胜等投诉，他们亲眼见到福建华工有四人同时自缢，二人投糖锅自杀，二个漳州人一个自刎，另一个姓谢的竟被活活打死。(④陈兰彬：《古巴华工事务名单》，第1册，第38—39页。)据甘沙罗•奎撒达估计，华工在古巴服役的八年中死亡率达75%。(⑤科比特：（1847—1947)《古巴华工研究》，第203页。)从谭乾初《古巴杂记》的统计材料看，1846～1873年中来古巴的华工“十二万余人，今则仅存四万有余，此外八万余人，曾经回国者不过为中一二，余皆陨身异城。”据陈兰彬调查一个700名华工的制糖厂，16年中除30人侥幸逃走外，仅存120人，死亡500余人。1880年统计，古巴有华侨43292人，其中福建人占9%。
由于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在1868～1878年和1893～1895年的古巴独立战争期间，在东部的十几万华工几乎全部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军最高统帅戈麦祈率领的骑兵队里就有五百多名华侨战士。他们作战勇敢，有的还被提升为指挥官。为了纪念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华侨战士，古巴人民在哈瓦那建立了一座又大又高的花岗岩纪念碑，在底座铜牌上刻着贡萨洛将军的赞词：“在古巴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
1902年古巴宣布独立，后又沦为美国的保护国。在美国操纵下，古巴政府1902年下令禁止从中国移民，1928年，古巴华侨由于受到祖国北伐战争的影响，一些进步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拥护工农革命大同盟”，先后创办了《工农呼声》、《救国报》和《光华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30年5月29日，该盟领导人黄淘白（建宁县人）与古巴共产党的几名领导人同时被捕。1930年8月12日夜，黄淘白在监狱中被杀害。(①李春辉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651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1942年11月，中古友好条约签订后，对华侨的歧视、虐待虽不存在，但对华侨入境限制仍很严格。
1949年以后，古巴政府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由，严格限制华人入境。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古巴政府采取社会改革措施以及中古两国关系的变化等情况，古巴华侨、华人日益减少。1963年为25000人，1974年约为15000人。到8O年代初，据我国有关方面统计，古巴华侨、华人共有4910人，其中华侨3080人，65岁以上的老华侨占70%以上。古巴的华侨、华人以广东省台山、新会、恩平、中山等县最多，福建人很少。
三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Mouritius)是印度洋中的一个群岛国家，地处非洲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道要冲。面积12028平方公里，人口约110万。
1598年，毛里求斯被荷兰占领成为荷属殖民地。1715年被法国占领，1841年又沦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68年才取得独立。首都为路易港。1972年4月15日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一）移居与人口
荷兰占领毛里求斯后，为了从爪哇引进甘蔗良种和制糖技术，于1654年从巴达维亚招聘了三名来自闽南的华侨技工。1715年，法国占领该岛，继续大力发展甘蔗种植。1740年巴达维亚“红溪惨案”后，荷属东印度公司把捕捉到的华侨当作“犯人”运往毛里求斯垦殖蔗园。当时，在爪哇蔗园和糖寮中充当劳力的华工，有不少是长于种蔗制糖的闽南人，因此，最早在毛里求斯开发蔗糖业的印尼华侨中，已有一些祖籍福建的蔗农和技工。(②史诺：《非洲华侨史概况》，见北京《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2年第2期。)1815年拿破仑一世英法战争战败后，把毛里求斯割让给英国管辖。由于甘蔗种植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加上英殖民当局在该岛实行贸易自由，曾吸引了附近岛屿上的一些华商和手工业者移居那里，在路易港附近，已形成了一个华侨聚居的“中国村”。(③《毛里求斯华人简史》，见1981年4月16日毛里求斯《周末报》，转引自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第41页，新华出版社〗986年7月版。)
陆才新是19世纪初从外岛移居毛里求斯的侨商，在当地得到发展后便创办了陆阿鑫股份有限公司（Lop-Ass1ne&co.)。1821年初，他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他自费回国招聘雇工。同年10月26日，陆才新带着首席秘书杰•戈姆签发的特别许可证返回家乡福建，1826年底，陆才新从福建招来阿欣（Ahim)、海兴（Hakhim)、吴兴（Nghien)、韩凯（Hankae)和黄宝（Whampoo)等五人，经新加坡乘“美盟号”船于12月3日抵达路易港。(①《陆才新偕首批中国移民到港时发表的声明》，见《毛里求斯档案》（Z2/1826)，转引自吴风斌《契约华工史第430页，1988年6月版。)1831年3月14日码头木工阿冈（Aquan)采用为船上干活支付旅费的办法从福建家乡来到路易港寻找他的亲戚陆才新，此后两年间又有15名原在船上干活的木工和5名水手来到毛里求斯，并获准定居。每逢招募的新移民来到岛上，陆才新便把他们安排在马拉巴尔区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营房里住下，然后再介绍他们去华人商店或甘蔗园、糖厂当雇工。(②[毛里求斯]雨盖特•李卓凡•皮耐欧：《西印度洋华侨史》，第2部分第1章“毛里求斯和塞舌尔”,转引自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123—127页。)直到1847年陆才新回国，他一直担任移居该岛中国移民的担保人。
1840年10月29日至1843年7月5日，毛里求斯种植园主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共招募了约三千名华工，他们大多是来自马来半岛的闽、粤籍契约华工，到达路易港后，大都分配在造船厂和码头当工人。1843年，毛里求斯甘蔗园主英国巴克莱兄弟公司和法国吉魁特公司，又通过槟榔屿的勃朗公司和新加坡的英国斯皮蒂伍德•康诺利商行从厦门招来了838名农业契约华工，到1854年路易港已有1800名华工。
这段时期内也有些福建华侨移居附近小岛寻求发展。1850年，有位名叫林伟的福建侨商，带领3名同乡从毛里求斯本岛移居罗蒂利岛。当时，该岛只有3000居民，他到岛上开了一家出售自制面包、糕饼及食杂用品的小商店，其余3人则以农耕、畜牧为生。他们在岛上成家立业后，又吸引了一些侨商去那里谋生。如今罗蒂利岛有200多名华人，福建华侨的后裔多数仍是子承父业继续经商。(③何梓楠：《毛里求斯的华人统计表》，见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153页。)
1860年，有379名中国移民来到毛里求斯，他们大多是客家人，其中有一位化名为查可的侨商，是一位年仅22岁原籍厦门的妇女白文（Bway)。她便是第一个移居毛里求斯的中国女性。(④雨盖特•李卓凡•皮耐欧：《西印度洋华侨史》，第3部分，第3章“在自由移民过程中的妇女作用”,见《选辑》第28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入英国籍的华人增多，1944年全岛10882名华侨、华人中，保留中国籍的华侨有6264人，占57.56%。到1962年，23058名华人中，仍保留中国籍的只有3532人，已下降到了15.32%。(⑤摘自《毛里求斯的华人统计表》，见《选辑》第53页。)1968年3月12日毛里求斯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后，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比重就更大了。
(二）职业与经济
本世纪20年代初，福建华侨、华人以经商为主，他们的小食杂店分布在各地城镇，并采取赊销的办法，在非甘蔗榨采时间给农工赊销食品，到收割时偿还，给收入微薄的季节工带来一些方便。据1910年成立华商公所（后改名华商总会）时统计，全岛3515名华侨中就有2858名经营小商店，占华侨总数的81.3%，但在87家大商号中，华侨只有五家。
70年代以来，毛里求斯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职业构成来看，20世纪初，80%的华人家庭都经营小商店，到1931年华商比例已下降到44.1%,1944年降到33.2%，八十年代经商的华侨华人只占20%左右了。祖籍福建的华侨、华人仍以经营小商为主，但随着当地经济建设的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投资工厂企业，比较富裕的家庭往往送子女赴英、美留学，不少华裔青年学成归来进入工业、科技、医务、教育界或到政府机构任职。(①《毛里求斯华人简史》，见《选辑》第48、53、55页。)
(三）文化教育
1927年闽粤侨商共同集资开办了第一所华文学校后，接着各社团又办了华文阅书报社、国乐、国术及中国民间舞蹈学习班。每逢传统节日在华侨聚居区庆祝联欢，学校成了华侨、华人聚会的场所，各帮宗庙的活动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了。但他们一直恪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一般家境较好的华侨，都送子女去英法升学，因此，到第二第三代华人绝大多数只略通中文。
本世纪初，侨商雷壁堂出资创办了油印小报双日刊《华民时报》。1932年在当地国民政府派出机构任职的李伯宇主持改组该报后，改名为《中华日报》，于8月11日正式出版，成为毛里求斯的第一份铅印华文日报。
1928年9月7日，还出版过一份商业性日报《华侨商报》。《中国时报》于1946年在路易港创刊。1963年《中国日报》并入《华侨商报》继续刊行。
1953年12月10日《华侨时报》正式创刊，在路易港出版。由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非洲华侨代表廖君凯出任社长。还经常刊登粤、闽侨乡消息，还发行到留尼汪与马达加斯加诸岛。1956年3月8日创刊的《新商报》是一份由广东、福建侨商集资经营的日报。由于经费不敷经常辍版，到1978年初停刊。1960年6月25日亲台人士又创办了《中央日报》，于60年代末期停办。
(四）社团
1839年陆才新向政府申请在路易港为华侨修建一座中国式庙宇，获准后，他捐出靠海边柯当的一块地皮并带头集资，于1842年1月29日建成了一座关帝庙，陆才新为首任主持人。庙内除供奉关公雕像外，两旁还设有祭坛，上面供奉着华侨各家庭祖宗和客死于毛里求斯的华侨牌位。当时，华侨还没有正式建立华人社团，因此关帝庙不仅是华侨祭祀聚会的场所，也是调解仲裁华侨纠纷的机构和救济中心。陆才新在华侨社会建立的家长制管理制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毛里求斯华侨社会的领袖。( ①《毛里求斯华人简史》，见《选辑》第48、53、55页。)
1842年毛岛约有800多名华侨，他们主要来自福建、广东。1847年陆才新回乡后，当地华侨社会的领导权才转移到日益增多的广东帮首领手中。此后岛上的华侨按原籍（方言）分头兴建了广州庙、客家庙，而关帝庙则作为总庙。到1906年，由广州、福建、客家各派出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到战后成立华商总会后，华人社会的领导权逐步转移到华商总会手中。
20世纪初，福建华侨在他们聚居的马埃堡修建了福建庙，作为同乡聚会、祭祀的场所。当时岛上华侨社会已有60个姓氏，而李、吴、陈、林等大姓还建立了各自的宗祠，并成立了互助会，负责接待初来当地谋生的同乡亲友，为契约期满的华工介绍工作。这些寺庙、宗祠实际上起着同乡、宗亲社团的作用。(②《毛里求斯华人简史》，见《选辑》（上）第59—60页。)
四 留尼汪
留尼汪岛（Rlmwion)距毛里求斯仅150海里，1529年被葡萄牙占领后，定名为马斯克林岛；1640年法国占领该岛初期曾命名为波旁岛；1793年法国大革命后才改名为留尼汪岛。1946年3月14日划为法国的“海外省”。留尼汪岛46.5万人口中华侨、华人约有两万，至今仍保留中国籍的华侨仅800人。
19世纪中期，法国殖民当局决定在留尼汪发展甘蔗生产。1844年4月23日，留尼汪当局从槟榔屿招募的首批54名契约华工乘“美富轮”号抵达该岛。这批华工原籍大多为福建、广东，其中有3名福建人在契约期满后申请并获准留居当地。圣保尔和圣里尼地区有关于他们死亡后葬于当地的文献记录。(③雨盖特·李卓凡•皮耐欧《西印度洋华侨史》，第二部分，第二章“留尼汪——姐妹岛”，见《选辑》第170、173、176页。)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法国殖民者派人到厦门通过英商德记洋行招募了80名契约华工去留尼汪。翌年初又从厦门运200名华工去该岛。航行途中，患瘴热病而死亡的人很多，到达目的地后，便被卖到蔗园和糖厂充当苦力。这些来自厦门的华工，在契约期满后大都返回家乡，只有少数人留在岛上经营小商贩或务农。(④何静之：《留尼汪华侨志》，第16页，台北，1966年版。0在圣•保罗和圣•旦尼两个地区1871年发表的讣告名单中还有福建人的名字。(⑤[法]多来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见《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484页。)
1901年西班牙天主教驻福州的传教士苏玛索通过西门堂神父江朗川，伙同法商魏池到福安等地诱招教徒顾鸿秀（KouHung-S1ne，又译作高洪生）、张永禄（ChangYung-Look,又译作张关禄）等808人，乘法国船埃利卡号于10月15日到达加莱加港。这批华工分散到各地，多数人种蔗榨糖，少部分人在当地种桑、养蚕、修铁路。当时殖民当局，也承认“在福州招募的农业工人是令人满意的，但因疟疾缠身，多人丧命。”(①何静之：《留尼汪华侨志》，第12页，台北，1966年版。)
1848年，留尼汪的奴隶获得解放，据当地档案记载，解除契约居留当地的福建人，除少数暮年返回故里外，大多数已与当地妇女通婚建立家庭。起初他们大多是流动商贩，把生活必需品运到乡下，换回蔬菜和刷子、扫帚等手工制品，后来便开始乘船到外岛从事长途贩运。据港口登记表记载，仅1852年就有5名福建侨商到毛里求斯路易港运货，以后从事岛际贩运的侨商日增。据毛里求斯路易港船只登记表统计，1848～1860年间就有48名原籍福建的华侨从留尼汪抵达那里。到1897年有547名侨商外出采办货物。这时在圣•旦尼已有75家华侨开的商店。(②何静之：《留尼汪华侨志第16页，台北，1966年版。)
50年代中期以来，留尼汪政府大力引进外资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兴建现代化糖厂。祖籍福建的商人也顺应当地形势发展，转而经营进口业，逐步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到1967年底，圣•旦尼市20家进口商中，由华侨经营的占12家。圣•皮埃尔市14家进口商华商便占了7家。全岛的华人经营的稍具规模的商店共791家。到70年代末，华商已领取营业执照3000张，零售贸易60%由华商经营。
1907年，闽粤华侨集资在圣路易港市创建了第一所华文学校，1944年又创办了一所中法学校。至50年代全岛华文学校一度增到12所，到70年代初只剩下3所。因此，当地学华语、用华文的华裔子弟日渐减少。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仅占留尼汪总人口2%的华人，正在不断同化于当地社会。(③何静之：《留尼汪华侨志第16页，台北，1966年版。)
1950年起，当地政府明确宣布禁止外国移民入境。1952年又解散了岛上所有的华侨商会及成立最早的福建同乡社团福建会馆。同时，华侨陆续加入了当地国籍，至1954年，仍保留中国籍的华侨有2820人，到1969年底便只剩下954名华侨了。由于出生于当地华人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三代华裔家乡观念淡薄。为了维系彼此间的联系，华人仍按原籍或方言区域成立了同乡互助会，福建互助会仍坚持开展活动。到70年代中期，在福建同乡互助会名册上登记的会员约有三千名，因此，当地的华侨史学者认为留尼汪的华人社会是在福建契约华工为核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④[法]多来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见《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475～426页。)
五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MaDagascar)原为14世纪初叶建立的麦伊利那王国。在1500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后，荷、英、法等殖民者接踵而至，1896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6月26日宣告独立。(①雨盖特•李卓凡•皮耐欧：《西印度洋华侨史》，同上引书第180～183页。)
1885年法国第二次侵占马达加斯加后，从1888年开始直接从闽粤两省招过一批华工。1896年至1898年，还从毛里求斯移来378名华工，其中有不少是福建人。( ②清《外务部为闽省属团招工贻害，自然照准事复和使函》，见光绪三十二年（1907)七月法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吴风斌《契约华工史》第441～442页。)
1901年法国领事高井、法商魏池与福建洋务局在福州商订《马达加斯加招工契约公约》，主要内容为在福州设招工所，先招1500名以三年为期的华工，其中1000名到马达加斯加，300名去留尼汪，并议定工资、生活待遇和不得责打、虐待等条款。塔马塔夫的法国商人吉凯尔，通过法商魏池在法国驻福州领事和天主教会协助下，诱骗一批农民、手工业者到马尾上船，华工到码头发现受骗群起哄散，后经清廷官吏出面调解才上了船。1901年6月27日，这764名华工从福州运抵塔马塔夫市。这批华工除319人被分配到木腊芒加修建铁路外，其余都分配到各市参加公共工程建设和种植园劳动。在丛山峻岭中抢修铁路的华工大多数患了黄热病，仅10个月中死亡率达76.9%；在开往伏洛依纳公路工地劳动的120名华工，途中便死了33人；分在塔马塔夫市的100名华工也是还未到达工地便死了24人。翌年，福州华工的家属得知受虐待后，群起反对法国领事。30年代后，原籍福建的侨商及其子弟，纷纷移居外岛，到80年代中期，当地600万人口中，华人约占1万，但“福建人所剩无几”，“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人了。”( ③《西印度洋华侨史》，第二部分，第三章“马达加斯加——大岛”，见《选辑》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