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侧，东面和南面临北部湾和南海，北面与我国云南、广西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全国面积近33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近6600万，1950年1月18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北宋以前，越南北部和中部属中国封建王朝管辖，南越称南圻又称交趾、交州，中越称安南，北越称北圻。宋雍熙三年（986)脱离中国独立。

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1945年8月被日军占领。1945年9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法国重新入侵，越南经过抗法战争，直到1954年法国战败后，才取得独立。接着，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政权霸占了南方，经南北方战争直到1975年7月全国统一。

一 移居

在越南立国（986)前，福建与交趾已有交往。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皆从东冶（今福州）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

在宋代的文献中，有一些关于福建海商和士人前往越南从事贸易等活动的记述。如《桂海虞衡志》中记载：“闽人附海舶往考，必厚遇之。因命之官，咨以决事。几文以诡乱，多自游客出。”(①《文献通考》卷三〇三，“交涉”条。)宋洪迈著《夷坚志》卷六中记载：“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祗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中越）国，王喜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船舶贸易。”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瞿越国黎恒死后，“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泉州东石人）为主”，创立安南李氏王朝。(②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

乾道三年（1167)福建“纲首陈应等，昨至占城番。”(③《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十九。)

“乾道中（1165～1173年），占城与真腊战，双方皆乘大象，胜负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阳军（今海南省厓县境），为风浪所逐而抵占城，教占城习骑射，因得大胜。”(④《宋史》卷四八九。)

闽人于12世纪到会安开埠时，有六个姓氏的人，以后不断发展，“每年农历二月廿六日，有祀六姓王爷公仪式，盖追祀12世纪开埠先贤也。”(①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第32页。)

福州府长乐县人谢升唧，因科场失意流落到广西邕州（今南宁市），在边界贸易集市上，被越南的官僚陈孝招赘为女婿，改名为陈承。陈承之子陈日煚，于1225年当了越南皇帝，建立陈朝。《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纪一”记载：“太宗皇帝，姓陈，讳煚，初，帝之先世闽人。”周密在《齐东野语》卷十八中也说：“安南国王陈日暖者，（父）本福州长乐邑人，姓名为谢升卿。”

南宋末年，福建也有一些不堪异族蹂躏的义士，逃亡占城、交趾等地。郑思肖（连江县人）著《心史•大义略事》中说:“曾渊子等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

明朝初年，闽粤人随郑和到占城居留的人增多，久之生聚繁衍，成为大族。开发会安的有朱、丁、伍、莫等10大姓，今会安明乡会馆尚有碑文记其事迹。明代中叶，闽粤人赴越经商的日众。起初，在北方以云屯为华船贸易港，后来因越南北南纷争，北朝郑氏开兴安宪铺，南朝阮氏辟会安为市。当时，福建商人乘“大眼鸡”帆船趁东北风南下，运货抵越；翌年春夏，载米乘西南风北归，此运粮船名艚船，华侨商人被称为艚人。(②华侨志编纂委员会：《越南华侨志》，第33、36、40页，台北出版。)1577年，福建船有十三四艘到达顺化。1622年，有福建船抵达南越的藩朗、藩里。晋江安海《霞亭东房颜氏族谱》记载：“玺，字道节，号西泉，生正德乙亥年（1515)六月二十日，隆庆丁卯（1565年）九月卜三日卒于占城。”《有耕堂柯氏族谱》记载：“兆搢，字心荣，号润予，乳名寅。生万历壬寅年(1602年）正月初五日寅时，卒顺治辛卯年（1651年）九月初七日辰时，公三十岁（1631年)往安南遂家焉，葬安南清夏。”

明末清初，福建省有一些明朝的臣民不满清朝统治，逃亡到越南避难。如漳州府龙溪县二十八都回鄙玉洲上社人陈养纯“避难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制”，流寓顺化。(③陈元烁：《承天明乡社陈氏族谱》。)长乐县福湖乡人郑会，因“大清入中国，不堪变服剃头之令，留发南投，客寓边和。”(④郑怀德：《艮斋诗集•自序》，第126页，香港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62年。)漳州府海澄县人潘文彦和妻林氏，“义不事清”而流徙越南。

清初，越南中部的会安，华侨社会已经形成。“盖会安各国客货码头，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仍先朝服饰，妇人贸易，凡客此者必娶一妇以便交易。”(⑤[清]大仙厂翁：《海外纪事卷四。)

在闽南侨乡族谱中，也记载有清初旅居越南的史实。晋江县《颜氏族谱》记载：“钟珍，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客安南（中圻），彼处娶妇。”又晋江县《陈氏族谱》记载：“立辉，志学公次子，……往安南求利，在是地娶妇。”厦门海沧《谢氏家乘》记载，谢应平，1728年生，于乾隆中死于安南；谢逢祥，1749年生，1773年卒，葬安南；谢宏栋，1707年生，1757年卒葬安南；谢世伟，1690年生，1739年卒，葬安南。同安县《马巷厅志》卷十六“烈女”载：“同安东沙人陈台宜，妻王六娘，经商海外，岁罕事归，后舟遇风，死于安南。”厦门新安《丘氏族谱》也记载不少人到越南，死于该地。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地方不靖，经济衰落，民生困苦。福建省有不少人前往越南谋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闽清县徐季卿在福州、新加坡各地招募400多名福州籍劳工到安南开垦农田。( ①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第8页，194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当局招募一批福州劳工前往越南。

越南华侨以广东省籍人占多数，福建籍人数比较少。1938年南圻各邦华侨人口中，福建籍约4万人(②台湾总督府编《南洋华侨情况》，1938年7月。)。

抗日战争期间，福建省与越南的海上交通受阻，有一些越南归侨由陆路前往越南。据1943年7月至1944年10月统计，永春县籍归侨76名取道长汀、赣州，经广东省曲江、防城、东兴（今属广西）前往越南。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大批避难归侨向厦门侨务局登记，申请重返越南。据1946年11月20日统计，当年申请往西贡的有606人。据厦门《星光日报》报道，1947年从厦门去越南的有2306人，从越南回国的有1637人；1948年出国去越南1272人，从越南回国的614人。二年出入国对抵，净出国1327人。

1949年统计，堤岸华侨40万人，福建帮华侨占7.8%。(③《堤岸华侨经济生活情况》，载《印支经济月报》（法文），1950年。)

1955年北京“华侨问题研究会”编印的《亚非地区华侨情况》介绍，越南共有150万华侨，其中福建籍约30万人，占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1962年统计，越南共有华侨127万人，其中南越110万，福建籍占20%；北越17万人，福建籍占15%。

1975年起越南政府推行反华排华政策，大规模驱赶华侨和华人，越南华侨人数锐减。据1980年统计，越南华侨、华人约70万人，其中福建籍约14万人，占20%。( ④《东南亚经济年鉴》。)

1986年阮文灵接任越共总书记后，开始改变对华侨的政策，准许华侨自由选择国籍。1990年越南华侨约有100万人，其中南方90万人。福建籍华侨约20万人。

二 职业与经济

(一）法国殖民统治以前

明清以来，越南华侨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商业、工矿业与农业，如垦荒地、开发资源、建设城市、发展手工作坊等等，特别是华侨对南部的河仙、定祥、边和、嘉定的开拓成效显著，将灌莽丛杂的荒野变成繁荣富庶的闹市。华侨还从事采矿业、陶瓷业、印刷业、纺织业、冶金业、编织业、木器业、食品业、渔盐业等等。福建华侨大多从事商业，从事商业的华侨人数虽比农业和工矿业少，但对越南经济发展作用很大，其中也有富商大贾。如18世纪前半叶居住在边和的福建籍华侨林祖观，就是“通国驰名”的富商，连越南顺化皇帝都曾“嘉其富豪”。(①郑怀德：《嘉定通志•城池志》。)

嘉庆十六年（1811)，福建华商林旭三、李京秀到边和开办罗奔铁矿，“法制精工，得铁良好，获厚利，携资回国。”

此外，有少数福建华侨被越南封建朝廷录用为各级官吏。祖籍龙溪县的陈养钝，明命十九年（1838)殿试举进士，同年补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历任清化省按察使、太仆寺卿、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②《承天明乡社陈氏正谱》。)祖籍福州府长乐县的郑怀德，1788年应举，授翰林制诰，1801年任户部参知，1802年升户部尚书，充入清正使，1808年任嘉定城协总镇，1812年任礼部尚书兼管钦天监，1821年明命王授协办大学士，封安全侯。(③陈荆和：《艮斋郑怀德其人其事》，见《艮斋诗集》。)祖籍漳州府海澄县的潘清简，29岁中举，30岁考取进士，以后做了阮氏王朝的工部、刑部、礼部尚书。

(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

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殖民当局统治越南初期，利用华侨作为其经营事业的辅助力量，即成为征服者（法国殖民者）和被征服者（越南人）的中介人。华侨商人为法国移民和占领军供应物资，甚至代征间接税，如承包各种酒类消费税、承包贩卖鸦片等。华侨商人除继续保持原来的各种重要商品的经营外，还扩展到当铺、市场、渡船等行业。华侨中的工商业者，大多为中小资本，小商贩、小业主尤多。越南南方小商贩中华侨占了一半，他们大多集中在堤岸。拥有雄厚资本与经济实力的华侨，人数很少。福建华侨从事的职业多为谷米、橡胶、布疋、钢铁、汽车、洋酒以及典当、电影等业。(④《新加坡晋江会馆60周年纪念特刊》(1918—1978年）。)福建帮的人数比广东帮少，但在以西贡为中心的福建帮的商业势力颇令人注目。堤岸的工厂与米店几乎都是福建帮的天下，其他工商业方面也有相当的势力。(⑤杨建成：《法属中南半岛之华侨》，第50页。)近百年来，福建华侨出了一个号称“百万富翁”的厦门籍华侨黄文华、黄仲训父子。黄文华（秀荣）原是“弃觚就市”的失意文人，年青时往法属安南谋生，起初在商店里当伙计，后来发迹成为富商，拥有资产几十万元，用以经营典当业，后来经营房地产业。西堤市的店屋几乎半数是黄文华一家投资兴建的。他靠经营典当业发家之后，在西堤造了楼房数百座，还在市中盖了一个大市场和一座大医院(有300个床位）。(⑥一凡：《富侨黄仲训杂事》，载《泉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82年3月。)黄文华有四个儿子，次子仲训，三子仲赞继承父业，经营典当业和房地产业。黄仲训经营的房地产业遍布越、法、英、美、港、台等地，被称为“房地产大王”。

越南是东南亚三大米仓之一，碾米业始于1878年，西堤最为集中。1878年到1920年为鼎盛时期。1914年西堤有11家碾米厂，日产5000吨，1919年有69家，日产8090吨。(①《越南华侨志》，第72页。)张振帆（厦门人）。拥有3家碾米工场，资产300百多万法郎，曾任稻米公会会长、福建帮长、七府公所主席。(②《越南华侨志》，第59页。)陈伯臣，字伯富，同安城南阳翟人，少贫，比壮抵安南，营布商及染料40余年，获利20万金。(③吴锡横：《同安县志》，卷三六“人物录•华侨”，第8页，民国18年版。)

为了转运米业的需要，华侨造船业有相应的发展。华侨经营的内河水运大小驳船达千艘。最繁荣时华侨造船厂约有30家，大都为闽侨所经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堤华侨造船业仅10余家。(④《越南华侨志》，第36、7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南的棉织品缺乏，华侨经营纺织业的渐多。最初，闽侨在迪石开设联安兴织造厂，后迁平西新市，以后又有闽侨曾子明创设谦益织造厂。据1954年统计，织造厂有419家，其中用新式机器的工厂只占5%左右，多为闽、潮华侨所经营，其余半家庭式木机织造，大部分为客家华侨经营。(⑤《越南华侨志》，第36、74页。)

颜子俊（名福黎）于1902年到安南谋生。十年后，有了一点积蓄，就与人合资经营商业。到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就独资经营启华英布店，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转而投资工业，开办纺织和印染厂。从1910〜1930年，他担任的职务有：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陶业商行、鼎新布商和启华英布商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越南堤岸中国大戏院董事长，越南匡庐报社社长等职。

洋烛工业。中、南圻华侨经营的洋烛业约有20余家，多数集中在堤岸。其中最具规模者为闽侨之媿建康腊烛厂业务甚为发达。(⑥《越南华侨志》，第36、74页。)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1955年开始，美国取代法国殖民者而进入南越。南越政府于1956年9月6日颁布法令，不许华侨经营11种行业。这11种行业包括：鱼贩和屠宰业、日用品零售业、煤炭与柴业、煤油业、旧货业、纺织与纺织品商业、废金属业（包括铁、黄铜、青铜）、谷类商业、碾米业、货物与旅客运输业、收取佣金的代理业。1957年4月11日南越当局再度通告，重申11种行业“越化”，并强令其中7种行业停止营业。之后，西堤市6000家华侨经营的店铺被迫停业。短短20天内西贡、堤岸整个商场一片萧条，货品交流停顿，供求失调。一些华侨商业资本纷纷由商转工，先后兴办纺纱、织布、漂染、成衣、造纸、塑胶加工、炼钢、轧钢、五金制品、芩件配件制造、缝衣机、自行车、机车、电工器材和家用电器、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建筑材料、日用品制造（如铁钉、牙膏、铝器、水龙头）等企业，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华侨的财产。据统计，仅堤岸、朔庄、梹枷和芹苴市，就有1000多家华侨厂主和店主被划为“买办资产阶级”，对一些华侨小工厂、小企业，强迫“自动献厂”。对占华侨、华人人口一半的经营小商号的小商人也被划为“资产阶级”，成为改造对象，派工作组到商店和住宅登记财产后查封，并以西贡解放前的价格，征购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每户最多只发给2000元现款，强迫他们到“新经济区”去开垦种田。大批华侨被迫逃亡。陈文远，晋江县青阳镇人，久居越南，系一殷富人家，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家产全被掠劫，无以为生。越南福建帮帮长、中华总商会会长龚纯礼，晋江县安海人，早年旅居越南海防，经营米绞、运输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毕生经营事业化为乌有。闻名东南亚的越南“房地产大王”黄仲训的儿子黄庆楠等人，在越南统一后，家产悉被没收，子孙逃往法、美等国。

1986年10月以后，允许华侨领取牌照经营各种工商业，资金、规模、工人人数不限，还可以开设私人银行、承包公共汽车公司、经营国际运输业、开办农场等，并鼓励外逃的华侨回来投资，可以退回被没收的房产。因此华侨工商业已逐步恢复，华侨经济生活有所改善。

三 文化教育

(一）文化

在越南的历史上，祖籍福建的华裔，对越南的文让作出过重要贡献。如郑怀德（I765—1825年）著作有：《历代纪年》、《康济录》、《北使诗集》、《华程录》、《嘉定三家诗集》、《嘉定通志》和《艮斋诗集》等。他是阮氏两朝大臣，善文工诗，他的《嘉定通志》是一部史地著作，详述南各镇之建置、疆域、风俗、土产、城池及华侨事迹。在1863年就有法文译本。(①转引自徐善福：《十七～十九世纪的越南南方华侨》，载广东华侨历史学会1982年编《华侨史论文集》（第一辑)。)原籍漳州海澄县的潘清简（1778—1867)，是越南著名的历史学家、优秀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梁溪诗草》、《卧游集》，与范富庶合著《如西使程日记》，主持编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②转引自秦钦峙：《华侨对越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载《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海洋出版社，1989年。)祖籍福建的刘球，是越南南方的优秀作曲家之一。他创作的比较著名的歌曲有抗法战争时期的《君知否中游地区》和抗美战争时期的《南方在召唤我们》。后一首歌在抗美战争年代广为流传。

(二）学校

闽漳学校1908年由闽侨谢妈延（厦门人）、林联庆、曾允译、颜庆富等人在堤岸创办，假霞漳会馆为课堂，后扩大。1923年又以校舍不够，联合温陵会馆择地建福建学校，1M4年完工，1940年增办中学。1948年将小学改为附小。I956年该校有初中10班、小学27班，学生2300余人，教职员60多人，另附设民众夜校8班，学生300余人。(③《越南华侨志》第112页。)

1908年，闽侨谢妈延等人与法国殷商集资10余万元，在堤岸左闾街合办中法学校。后由谢个人捐出一块空地作为建校基地，校舍于1911年建成。该校开办以来，培养大批人才。1957年该校更名为博爱学院，有高中各年级4班，初中各年级9班，学生468人，教职员29人。( ①《越南华侨志》，第115页。)

1921年以后，闽粤两省籍华侨（以粤籍为主）在堤岸合办一所精武学校（体育会）。(②《越南华侨志》，第95—96页。)

20世纪50年代在越南各地由闽侨独资创办的华文学校有：东川的中华学校，芹苴的全民学校，薄寮的全华学校；与其他省籍华侨合资兴办的学校有：茶荣的中华学校、迪石的中华学校。河仙的华侨公学是与客、潮帮共立的；嘉定的薰南学校、新安的中华学校、朔庄的中华学校是五帮公立的；美荻的新民学校是与琼帮共立的；鹅贡的华侨学校是与潮帮共立的。

晋江县籍华侨杨朝坤，任西贡堤岸福德学校董事长，收学生8600多人，其中3000名贫苦学生免费，夜校收学生3000余人，是越南规模最大，学生最多的华侨学校。杨朝坤还与李良臣（厦门人）、曾金东（龙海县人）等人组织清源文化协会，主办清源高级职业学校。1970年开始建筑校舍、占地3.6万平方米，计划设立普通、机械、水产、工商、农林五科，可容纳学生万名。在越南当局反华排华中，校舍全被占用。

1989年起准许在越文学校中附设华文夜校。1990年下半年，政府交回全部华文学校，并准许全日制教授华文，但师资非常缺乏。

(三）报刊

1931年10月《民报》创刊，由福建人任社长，该报报导祖国抗日战争的消息及当地侨社爱国救亡的情况，促进广大华侨的爱国救亡运动。1938年底，越南华侨救国总会创办了《全民日报》（颜子俊为董事）。该报的言论主张是：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由于这些主张，符合广大侨胞的要求，加上电讯较多，经常转载国内进步报刊的文章，颇受侨胞欢迎，每天发行量达5000多份，成为当时印支最大的华侨报纸。至1939年底该报被封闭。

1955年5月河内创办的《新越华报》，由越南华侨联合总会主办，1976年4月3日停刊。

自1965年阮高其在南越执政后，限令华文报两家合并一家，经合并后之侨报共存七家。1975年后侨办报纸已不存在。

(四）宗教

越南的南普陀寺（又名舍利院）是福州怡山西禅寺的附属寺，又称下院，由西禅寺派僧常住管理。1938年福州西禅寺当事人派梵辉和尚到堤岸，为华侨作佛事道场。

堤岸阮豸街天后宫（阿婆庙）建于19世纪中叶，以后天后庙在顺化、会安（会铺）等地陆续兴建。

四 社团

17世纪中叶，明朝的一些遗民相继流亡越南。他们中的不少人想维持明朝的香火，因而组织了“明香社”作为入越后的聚居地。此后，来到越南的华侨中的许多人也加入了“明香社”。1640年顺化香江畔的香茶郡有“大明客铺”或称“大明客属清河铺”。1650年会安有“明香社”。1695年会安有“大唐街”。1698年边和有“清河社”，嘉定有“明香社”。这些“明香社”既是早期华侨聚居处，又是社团组织。1826年，越南阮朝下令将“明香”改为“明乡”，以后“明乡社”就进一步增多。越南封建王朝对“明乡人”给予一些优待，如明乡人可以应试做官。祖籍福建的明乡人郑怀德、潘清简、陈养钝等，都曾就任过尚书一类的高级官员。

1695年，会安夫子庙为闽会馆。“会馆崇奉关帝，每年五月有庆典，每年农历二月廿六日为追祀12世纪开埠先贤六姓王爷公仪式。”(①《海外纪事》卷四。)

1778年，西贡的漳、泉、潮、广、惠、琼、徽各府籍华侨成立七府公所，在堤岸的广东街建有七府武庙。1878年第三次重修七府武庙碑记记载，七府系指福建之福州、漳州、泉州，广东之广州、潮州、琼州，浙江之宁波。

公元1787年，越南嘉隆王下令准许华侨以方言分为广肇、福建、潮州、海南四帮。各帮设帮公所，由各帮华侨推选帮长、副帮长。

1815年，在越南河内兴建福建会馆。1817年建立的《福建会馆捐题录》和《福建会馆兴创录》2碑，碑中有32名捐款人姓名，董事王新合（晋江人）捐银1100两，名列榜首；捐款人中有同安县7人，龙溪县5人，晋江、诏安各4人，海澄3人，安溪2人，长泰、南安各1人，失载2人，共捐银3604两。(②[日]山本达郎：《河内的华侨史料》，转引自《东南亚研究资料》第41页，1984年3月。)

在边和有关帝庙、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合称为三大祠。18世纪末，西山之乱，馆毁庙存。(③邬增厚等：《越南华侨商业年鉴》，第18篇“总商会”，第3—4页，1953年。)

1871年，法国殖民政府将西堤华侨划为广肇、潮州、福建、福州、客家、海南、琼州等七府。闽粤两省以外华侨参加客家帮。1885年又将福州帮、琼州帮分别并入福建帮和海南帮。

1904年，南圻华侨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二届会长是永春人郑昭明，第十二届会长是海澄人曹允泽，别号耀堂。第十五届会长洪芸，同安人。第十八届、二十届会长是张振帆、何罗，都是海澄县人。

1949年，南圻华侨商务总会改名为南越中华总商会，该会设董20名，由福建、潮州、广肇三帮各推董事5名、客家和海南二帮合推董事5名组成。南安县华侨陈陞从1953年1月至1957年12月。连任第三、四、五、六共四届理事长。(①邬增厚等：《越南华侨商业年鉴》，第18篇“总商会”，第3—4页，1953年。)

北越的东京中华商会成立于1938年，会址设在海防。闽侨龚纯礼当选为首届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名为海防中华商会，龚纯礼为首任理事长。

在南越的西贡（今胡志明市）闽侨组建的会馆有：1.三山会馆，福州府人所建，内祀奉天后妈祖；2.二府会馆，漳泉二府华侨所建，祀奉土地神；3.温陵会馆，泉州府人所建，祀观音；4.霞漳会馆，漳州府人所建，祀天后。

1956年，南越政府强令解散各帮中华理事会和同乡会，并将华侨的同业公会和工会并入越南人的组织。

50年代末越南南方福建华侨、华人参加的主要社团有：

1.西堤中华理事总会，原为“七府公所”，1954年7月27日改名为中华理事总会。除办理部分福利事业外，还为法国殖民当局办理华侨事务。

2.西贡福建中华理事会馆（即西贡福建公所），成立于清光绪年间，凡闽籍华侨均为该会馆成员，下属有福建义祠、福建学校、福善医院等。1959年停止活动。

3.堤岸福建中华理事会馆（即堤岸福建公所），1948年由西堤福建公所分离出来独立活动。

以上会馆1959年均被迫停止活动。1986年以后，准许华侨恢复各帮理事会，退还各帮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