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共和国（简称新加坡），位于亚洲大陆南面的马来半岛南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运孔道马六甲海峡出口处。主岛新加坡岛面积563平方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622.6平方公里的91.4%。
1924年8月2日，新加坡沧为英国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改名为昭南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英军重新占领新加坡。1946年4月，划为“英国直辖殖民地”。1959年9月2日英殖民当局被迫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邦。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建立新加坡共和国。1990年10月3日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移居
早在我国宋代，新加坡已有华侨的足迹。在清代颜斯综所著《南洋蠡测》一书中曾提到新加坡有华人坟墓，墓碑上记载了宋代淳熙年号（1174—1189)。据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卷十六）中记载：元至正九年（1349)的龙牙门（今新加坡岌巴海湾），已是“男女兼中国人居之”。他们“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并记述当时已用“异货”、“以通泉州之贸易”的情况。
1819年1月28日英国殖民者莱佛士从槟榔屿登上新加坡岛时，只有150名居民，其中有30名华侨。到1820年8月全岛人口已增加到15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华侨。1821年2月18日，中国帆船从厦门第一次直航到达新加坡后，便陆续有帆船从福建省南方港口驶往新加坡。起初这些移民是为经商而来，以后随着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大批福建移民乘船来新加坡。
1824年8月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被辟为自由港，采取对大部分货物免征进出口关税，允许商人自由买卖的政策，马六甲一些闽籍小商先后移居那里。祖籍永春出生于马六甲的陈金声（1805—1864年）便是在新加坡开埠后不久，和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闽籍华商，通过荷兰舰队的封锁线和海盗横行的区域，到新加坡创业的。
早期新加坡的福建移民中，除从马六甲移居到那里的侨商外，多半直接来自漳州、泉州两府所属各县。清道光八年（1828)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漳州府漳浦东山人薛佛记（字文舟，1793—1847年）等侨商，率领同乡在石叻路（SelatRoad)兴建了“恒山亭”，作为福建同乡们的联谊机构。他们还购置义山，作为漳、泉人的公冢。1830年由薛佛记担任“恒山亭”大董事之职，当时董事会已成为“福建帮”的领导机构。道光十九年（1839)，祖籍漳州海澄出生于马六甲的侨商陈笃生（1789—1850)，又带头集资在华侨商号比较集中的直落亚逸街（马来语即“水湾”）兴建“天福宫”，作为福建籍华侨祭祀和聚会场所，1840年由陈笃生出任天福宫大董事。
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开发新加坡，通过人贩子从马六甲和福建、广东等地拐骗了大批契约华工，参加修建港口、船坞，兴建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30年代，仅闽粤沿海帆船每季要运800至2000名劳工到新加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到福建大量拐骗、掠掳、贩卖华工，新加坡成为转贩华工重要据点。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的报告估算，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地运到新加坡的华人有10万余人，其中70%是契约华工。
在福建侨乡的族谱中，也有关于族人去新加坡的记载。德化挦中《林氏族谱》记载“祥清，精医术，于咸丰巳未年（1895)元月十三日，应南安友人招，即往南洋，住新加坡业医，颇有名望。三年后移居槟榔屿……”安溪蓬莱《柯氏族谱》记载：“进来，十余岁时其父仙逝，家计清贫，即弃学就商，……旋买棹渡洋，登新加坡，营五金业，……”又据晋江安海《霞亭东房颜氏族谱》记载，“遇阳，生咸丰丙辰年（1856)正月三十日戊时，殁葬实叻（即新加坡）大杷摇山之麓”。据南安县部分族谱记载的不完全统计，自清乾隆至宣统元年，有15人移居新加坡，同期，永春县有69人移居新加坡。
1825年，新加坡华侨3828人。1881年有福建籍华侨24981人，占华侨总数的30%左右。到1891年，当地人口总数184554人，其中华侨121908人。1931年总人口为551700人，华侨人数为418600人。到1941年新加坡人口总人数已达729008人，其中华侨565082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8%。战时，除死于战火的居民外，不少人逃往马来半岛腹地避难。1947年，新加坡总人口增加到938079人，华侨人数为729500人，增加部分除战后返回当地的居民外，则是来自闽、粤及江浙的移民。
新加坡于1965年建成独立的共和国后，新加坡的华侨全部成为新加坡的公民。
二 职业与经济
1824年英国殖民者占领新加坡后，把它作为倾销其工业制品和廉价收购原产品的基地。因此，19世纪初，新加坡闽籍华侨早期的蜂济活动，是以从事中介商和岑售商为主。
由于新加坡人口大增，需要越来越多的农副食品，一些从闽南和马六甲移居当地的华侨，便以栽种蔬菜、水果、饲养禽畜为业，因而，经营农副食品的小贩也应运而生。由于这个行业销路好，获利多，不少商贩由此发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闽籍侨商是早期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祖籍漳州海澄县的陈笃生（1789—1805年），他开始靠肩挑车载贩卖副食品，积累了一些资金后，便开了一家食杂店。
早期来自马六甲的福建籍侨商，除陈笃生外，还有继承父业来新加坡经商的蔡沧浪(1788—1838年）和兼营地产的出入口中介商陈金声（1805—1864年）。陈金声祖籍永春，由他所创办的新加坡金声公司，以经营土产转口贸易为主。该公司还在马六甲和上海设有分公司。陈金声去世后，由其子陈明水（1828-1884年）及孙陈若锦（1857—1917年）继承，逐步扩大经营范围，并承包锡矿开采、冶炼业。陈若锦还投资航运业，成为海峡轮船公司创始人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新加坡与福建沿海贸易往来增多。英殖民者还从这两个口岸运载契约华工到新加坡，其中一部分转卖到南美、非洲殖民地，一部分留居当地，参加开辟港口、修船坞、建城池、修道路，成为开埠时期当地建设的主要劳力。
(1)航运业
航运业是早期闽籍华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他们经营岛际间的出入口贸易.因租赁船只费用昂贵，一些资力较雄厚的闽籍商人便抽出一部分资本来兼营航运业。由于从事外贸的侨商日益增多，经营航运或自置轮船兼营岛际运输的也越来越多。据1.866年新加坡殖民政府统计，仅这一年注册的178艘轮船中，有120艘属侨商所有。
闽籍华侨陈笃生之子陈金钟（1829～1892年），除继承父业在安南和遥罗开办碾米厂、经营粮食进外，还自置“遥罗号”及“新加坡号”两艘轮船，在运输自营的米谷之余，也兼苕货运。另一名闽籍侨商章芳琳则继承父业经营“长越”和“苑生”两个商号，以后又扩展为章芳琳公司（即苑生号）。海澄籍侨商邱忠波1879年在新加坡创办万兴公司，经营轮船运输，其中有一艘“漳福建”号行驶于新加坡与厦门之间。(①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145页。)《从印度尼西亚移居新加坡的黄仲涵，1912年购买“协荣茂”号后，成立协荣茂轮船有限公同，仅川行于新加坡和爪哇航线的船只就有“建成号”、“万丰隆号”，“爱丁答礼号”、“万宝源号”、“建安号”、“顺安号”等6艘。此外还有龙溪人林和坂1866年和黄文德共同继承黄敏船务公司，至1888年发展到最高峰时，共拥有大小船只60艘，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注册船务公司之该公司船只航行于北婆罗洲、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与南中国的各大商港，并直接参与中国移民的运输，经常来往于汕头、厦门及香港等口岸。( ①李金明：《19世纪新加坡闽籍华侨》，载华侨大学《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27页。)祖籍诏安的吴寿瑞，于19世纪中叶来新加坡，后经营商业，开设“万安商号”并有7艘小轮船，往来于新加坡与荷属东印度及英属马来亚与北婆罗州各地，且拥有一些锡矿，并在居銮开设一家锯木厂。1892年死后，由其子吴寿珍继承大量遗产。(②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04页，台北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大轮船公司被迫减缩或中断亚洲的运输业务。随着转口贸易的兴旺，这段时期内又有一批闽籍侨商，经营新加坡与东南亚岛际之间的航运。黄敏航务公司东主之一林和坂（1841—1913年）和他的儿子林秉祥（1872—1944年）投资500万元经营的和丰轮船有限公司规模最大，成为当地华侨航运业的魁首。后来又逐步发展成为兼营碾米、海运、石油、水泥、银行等业的和丰财团，并拥有从中国南方口岸运载移民的大型远洋船及航行于东南亚各口岸的中、小型货轮共20艘，林秉祥战后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之职。(③杨进发：《林秉祥》载《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九十周年纪念刊》，第81—84页。)
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营航运业的还有原籍龙溪县的高德根。高德根1914年出生于家乡，幼时随父南渡印尼，先在其父所经营的高隆兴商号习商。由于经营土产，其船队经常来往于爪哇、苏门答腊各岛。
(2)橡胶业
橡胶加工出口业是新加坡闽籍侨商经营的主要行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欧美汽车工业兴起，刺激了新、马橡胶业的发展。陈齐贤和林文庆试种橡胶成功后，率先组建了联华橡胶种植公司，不少闽籍侨商也转向投资橡胶种植加工业。到20世纪中期，在新加坡经营橡胶加工业取得重大成就的除陈嘉庚外，还有李光前、陈六使、林秉祥等。陈嘉庚、林秉祥所经营的公司，除大办橡胶加工业外，还开办二三十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各种加工厂。陈嘉庚公司拥有15300英亩黄梨、橡胶园，并在东南亚和中国各大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对新马橡胶种植加工业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陈嘉庚、林秉祥等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橡胶种植加工业，因胶价猛跌，亏损严重，难以为继。1931年，陈嘉庚公司因欠银行100多万元，被迫改组，由汇丰银行牵头组成新加坡银行团，乘机对陈嘉庚施加压力，允许英国以贱价垄断收购橡胶制品，迫使陈嘉庚有限公司不得不于1934年收盘停业。由华侨资本经营的其他各业，在这次危机中也同样遭到摧残。
另一位经营橡胶取得成功的为祖籍南安的李光前。战前李光前在新、马兴办南益橡胶种植有限公司，并开设了以“南益”命名的公司，经营木材加工、饼干、榨油、印刷和制冰等工厂。由于李氏在发展橡胶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曾被推举为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并以该公会代表身份多次出席世界橡胶生产研讨会。
经营橡胶业获得成功的还有陈六使家族。1925年陈六使兄弟开始独立经营联和橡胶公司，不断扩大胶园种植面积，开办生胶加工业。1938年正式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使业务获得进一步发展。为了加强经营橡胶种植加工出口行业的侨商之间的联系合作，陈六使和李光前于1940年共同倡议成立了新加坡树胶公会。
经营橡胶发展较快的还有龙溪籍的高德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德根恢复其父在巨港“高隆兴”号的业务外，还在新加坡开设分行，经营新、印（尼）土产贸易、船务及汇兑业务，后又开设嘉兴树胶有限公司，经营橡胶生意。50年代，他购买了马来亚政府拍卖日本投降后留下的3万英亩园丘，设立树胶种植私人有限公司及嘉兴私立种植有限公司管理树胶园丘的业务。后来，胶价猛涨，橡胶园的价值也直线上升，使他成为新加坡巨富。(①《新加坡怡和轩90周年纪念刊》第64—66页。)
在新加坡经营树胶加工业的还有黄永祺、黄桂楠父子。黄桂楠1919年生于家乡惠安，少时随父去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海产、船务、树胶、汇兑等业。以后创办了以制造胶鞋为主的四美树胶有限公司、南合树胶有限公司、黄桂楠实业有限公司，以后又在马来亚吉兰丹等地创设福兴、联兴合成树胶有限公司，曾出任树胶装配厂商公会主席。
(三）中药业
经营成药业获得较大发展的有祖籍永定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胡文虎父亲胡子钦原在缅甸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1908年，父亲病故后，胡文虎扩充永安堂虎豹行，聘请医师、药剂师多人，制成虎标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成药。1923年，由于业务发展，胡文虎将永安堂总行迁到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1932年，他又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在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地开设分行。从此虎标万金油等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老少皆知的家常药品，胡氏兄弟也成为东南亚著名的百万富翁，被称为“万金油大王”。(②陈民：《胡文虎》，载《民国人物传》卷五第1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金融业
新加坡闽籍华侨早期金融业是在经营侨汇钱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福建侨商已在汇兑业的基础上集资兴办金融业。当时，新加坡已有几家福建籍人士开设的银行，见下页表2-13。
1929年以后，由于经济危机冲击，英磅贬值，英国放弃金本位，不少侨资企业濒于破产，侨资银行也陷入困境。为了摆脱严重的危机，消除不必要的竞争，以共度难关，1932年12月底，华侨、华商、和丰三家福建侨资银行合并成立了华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了资本，扩大了业务范围。1933年，该银行便成立了第一家专门经营地产的附属公司——东方实业有限公司。1938年华侨银行又扩大外汇业务，与中国邮政局签订了代其递交侨批汇兑的合约，为东南亚以至全世界的华侨服务，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资力最雄厚、最有影响的华资银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经济也随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段时期中，一些闽籍侨商经过长期经营积累起来一定数量的商业资本，开始逐步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侨资银行的发展，特别是以福建侨资为主组建的华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标志着福建华侨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65年后，新加坡的华侨经济已变为华人经济，成为新加坡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 文化教育
(一）教育
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校，是1849年由陈金声等筹集资金，在福建会馆原址“天福宫”西侧兴建的启蒙学馆“崇文阁”。1854年陈金声又带头损资创办了萃英书院。该院是当时第一间由福建人共同集资设立的教育机构。直到1954年，萃英书院才分别并入福建会馆所属各校。1885年章芳琳兴办章苑生学校（亦称养正书室），教授中英文。凡贫侨子弟，不论长幼均可免费入学。1889的陈姓族人创办毓兰书室，附设于保赤宫内。保赤宫由福建侨商陈金钟、陈明水两人于1876年捐资兴建。
19世纪末，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世界商港，需要培养一批兼通中、英文的人才。1893年祖籍永春的颜永成等又捐资办了英华义学（即中南义塾）兼授中文课程。
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新加坡，劝导华侨兴办学堂，提出“以开民智而兴文教”的主张。1900年林文庆带头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初只有7名学生，不久增至30多人，该校设有语文、家政、音乐、体育课，由其夫人黄端琼义务教授中文。1905年闽籍富商吴寿珍、陈楚楠率先发起创办了崇正学堂。1906年福建会馆的领导人吴寿珍、李清渊、张善庆等集资创办了道南学堂，后由110位热心教育的福建籍商人筹集了5万多元的建校基金，于1910年建成了一座外观古色古香的校舍，招收了100多名学生，采用闽南话教学。几个月后，学生增加到200多名。由于校舍不敷应用，从印尼移居新加坡的闽籍华侨实业家黄仲涵，便捐出了他在亚美尼亚街的一块地皮，作为兴建新校舍场地，次年，陈嘉庚领导闽侨发动劝募运动，筹得款项4万多元，动工兴建新校舍，新校舍落成后便改称道南学校。抗日战争中，校舍被炸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福建会馆迅速修整校舍，恢复开课。会馆主席陈嘉庚聘请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林琚仁任校长，弘扬陶行知的“知行合一论”，积极推行生活教育。
1911年闽籍侨商集资2万元，创办了爱同学校。1915年4月，福建会馆又创办了崇福女学校。1918年6月陈嘉庚联络养正等16校总理，向各同乡会馆和侨领集资近50万元，创办了新、马的第一所新式华文中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14年又创办南侨师范学校。
1919年新加坡福清会馆创办了培青学校。
至50年代末期，新加坡已有道南学校、养正学校、中正学校、育英学校、中华学校、南洋女子学校、崇福女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等八所华文学校。
1953年1月，新加坡福建会馆倡议，由会馆成员（包括马来亚华侨、华人）共同捐资创办一所华文高等学校——新加坡南洋大学。同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捐献了在裕廊的一块500英亩的地皮作为校址。福建会馆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橡胶公会主席陈六使，率先捐助500万马元，《南洋商报》、马华公会会长、祖籍南靖县的陈祯禄、李光前和马来亚槟榔屿汽车及摩托厂商公会也分别捐助了100万马元，其他华侨华人团体也纷纷捐助。新加坡南洋大学于1953年7月宣告成立，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所由华侨、华人创办的高等学府。开办初期，南大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等9个院系。到1965年发展到15个系，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系、马来文学系、历史学系、地理学系、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等。所有的科系都开设有东南亚问题的课程。中国语言文学系设有马来亚的中国文学课，专门研究马华文学与文化，同时还设有一个专门研究有关东南亚问题的研究院和东南亚研究室，以收集东南亚各国文物资料，出版有关东南亚研究专集和刊物。以后，这个研究室扩大为南洋研究所。学生人数也由初创时的584名增加到2126名。1960年首届毕业生439名，1965年则已有2422名毕业生。1980年5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政府规定英语、华语为共同语言，推行英文、华文双轨制教育。至1985年，已不再有以华文为教学语言的纯粹华文学校。
(二）报刊
1881年创刊的《叻报》是福建东山籍华侨薛有礼创办的，是东南亚地区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叻报》十分重视言论。第一版除社论外，还刊登清廷谕旨、公文，奏摺及南洋各地殖民政府的报告。其余各版综合新闻、中外新闻和本坡消息，其新闻来源，除新加坡本地自行采访的消息外，欧洲电讯主要由当时新加坡英文《海峡时报》提供，很少转译外报。该报还以较多的篇幅，刊登各国洋行的广告，因而受到外商的重视。该报发行达51年之久，至1932年3月底才因亏损过大而停刊。
1890年，闽籍印刷商林衡南创办了《星报》。其内容除了广吿外，也刊登英文报纸的电讯摘译、《京报》摘抄、“轮船行期”等。黄乃裳曾任过该报主笔。林衡南逝世后，由其子继承报馆业务。1896年停办。
《星报》停刊后，由林文庆接办改名为《日新报》，于1899年出版。该报内容增添了国际新闻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等的报道，于1901年停刊。
1898年祖籍海澄的侨商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邱本人兼总主笔。该报宗旨主要在于促进新加坡华侨社会的进步，拥护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
《图南日报》是1904年春由闽籍侨商陈楚楠和粤籍布商张永福合办的南洋第一份宣传民主革命运动的报纸，也是新加坡中国革命派报纸的先驱。由于免费赠送，出版两年后亏损3万余元，终因无法维持而停刊。后来由许子麟等增资，改组为《南洋总汇报》，后蜕变为保皇派报纸。
1907年8月20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等人筹办出版了《中兴日报》。该报一创刊，便旗帜鲜明地公开揭露保皇思想的实质，反对君主立宪，并宣称以反对强权，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为目标。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为该报撰文，驳斥《南洋总汇报》所宣传的谬论。在这场的笔战中，促使不少华侨改变了原来的守旧保皇思想立场，转而采取了支持革命的态度。而后，也因为筹措经费不易，由林义顺等发起组织中兴日报报业有限公司，由胡汉民、汪精卫、许子麟等分赴各地招股，结果也只维持到1910年春便停刊了。
辛亥革命前后，闽籍华侨办的与中国民主革命有联系的华文报纸有：1914年由陈新政(厦门人）和李振殿（海澄县人）创办的《国民日报》，1919年因环境关系而改组，由谢文进等负责，并改名《新国民日报》。
辛亥革命后，在新加坡创刊的华文3报共有30多家，期刊100家以上，但维持最长的只有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和胡文虎于1929年创办的《星洲日报》，其余报刊因种种原因，出版不久便消声匿迹了。
《南洋商报》是陈嘉庚于1923年9月6日创办的一份商业性日报。创办初期销路不佳。至1932年8月扩充募股组成“南洋商报有限公司”，以林庆年（安溪人）、李光前、叶玉堆、李玉荣等为董事。1937年再行增资，由李玉荣接办该报，出任社长兼总经理，李光前任董事主席，后又聘请胡愈之任总编辑。《南洋商报》在胡愈之主编时，言论进步，内容充实，成为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华文报纸。1938年该报收购了《新国民日报》，并改组为“南洋报业有限公司”，两报同时发行。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停刊，战后复刊。
《星洲日报》最初是江西人邓荔生和胡文虎合股于1929年1月15日创办的，由邓任总经理。半年后邓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胡文虎。该报于1932年8月改为清晨出版，晚间6时另出晚报。著名作家郁达夫于1939年1月至1941年1月曾任该报副刊主编，1940年夏，曾代主笔三个月。1942年2月停刊，战后复刊。
战后，同安县籍华侨柯朝阳等人创办《新民主报》，但只出版一年便停办了。
《南侨日报》是陈嘉庚在1946年11月21日创办的。当时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内战爆发。该报为华侨社会的进步团结尽力，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大声疾呼。该报创办初期，社长胡愈之，主笔夏衍，督印李铁民（永春人），总经理张楚琨（厦门人）。日报编辑主任胡伟夫，晚报编辑主任洪丝丝。1948年初，报社经理由洪丝丝（金门人）担任。1950年9月20日该报被英殖民当局封闭。
《新明日报》是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与药业巨子梁涌生于1967年3月18日创办出版的，目前为新加坡仅存的3份日报之一。日发行量达十几万份
1983年3月16日《南洋日报》、《星洲日报》同时停刊，继续出版两家报纸合并创刊的《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日发行量达10余万份。
(三）宗教
新加坡华侨多信佛教。新加坡旅游胜地双林寺，是1898年由南靖县籍侨商刘金榜献地10英亩，由贤慧、性慧禅师主持，耗资50万元，历时6载建成的。抗日战争前会泉、转岸、广洽、妙灯、广净等僧人从福建南渡新加坡弘法，并兴建了18座寺庙。其中法华寺是闽侯县雪峰崇圣寺的下院。法华寺的住持青凯禅师，曾一度回闽任雪峰寺住持。
龙山寺由厦门南普陀寺的转道法师创建并任住持。普陀寺也是由转道法师创建的。他们均来自南安县的雪峰寺，而普觉寺也是闽南籍僧人在新加坡弘法时建造的。
新加坡僧伽协会原会长宏船法师祖籍晋江，为光明山普觉寺住持。他也是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现任新加坡僧伽协会会长的是祖籍南安的广洽法师，他也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该会另一位副会长常凯法师祖籍晋江，为当地伽陀精舍住持。
四 社团
19世纪中期闽籍华侨曾集资建立了一些宗祠、寺庙，实际上起过联络组织宗亲同乡的作用，他们按血缘和地缘及行业组成了众多的社团，长期以来在华人社会中起着纽带作用。现将与闽籍华人有关的团体简介如下：
(一）同乡社团
(1)新加坡福建会馆：其前身为1882年成立的福建公司，1890年9月10日正式注册并改称为福建会馆。由于会址设在福建同乡聚会的场所“天福宫”内，因此，1915年在华民政务司登记时，又改称为“天福宫福建会馆”。第一届会长为陈金钟。1928年陈嘉庚继任会长后改组会馆。30年代初闽南发生水灾，会馆曾发动救乡运动，并于1935年成立“闽南水灾筹赈会”。会馆还为支持我国抗日救亡活动及当地的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达21年之久，直到他1950年回国后，才由陈六使接任。
福建会馆先后创办了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女学校、南侨女中、光华中学等5所华文学校。
(2)怡和轩俱乐部：成立于1895年9月，是主要由“福建帮”的领袖人物倡办的联谊性组织。首届总理为祖籍福建龙溪的侨商林推迁。林氏1923年2月逝世后，由陈嘉庚接任总理。他励志改革，并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使它由一个联谊形式的组织发展成为爱国团体。1929年5月发生济南惨案，他们立即发动成立了“山东筹赈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新加坡南洋各属华侨成立的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就设在怡和轩内。日军占领新加坡时会址沦为军营俱乐部，战后恢复活动。
新加坡独立后，怡和轩俱乐部仍保持经常性活动，成员均热心捐助社会公益慈善救济事业，九十年如一H，颇得社会好评。
(3)省级同乡组织还有武吉班让德福建公会和闽庐倶乐部。
主要府级、县级同乡会馆名称及成立时间列表如下：
县以下的同乡组织还有：福清东张同乡会、福清玉融同乡会、福清玉屿同乡会、福州合北同乡会、福州凤岗同乡会、福州瀛州同乡会、晋江安海公会、南安罗溪公所、金门浯江公会、金门古宁同乡会等。
(4)新加坡客属总会正式成立于1965年8月，其前身为1926年成立的南洋客属总会。当时领导了东南亚地区52家客属公会。现新加坡客属总会有28个下属社团，永定及上杭会馆为该总会团体会员。胡文虎曾担任该会会长多年。
1986年1月27日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是新加坡各同乡、宗亲会馆，冲破了地缘、血缘界限，成立的新加坡会馆联合总会。该会系同乡、宗亲社团的领导总机构。其宗旨是：“促进各会馆之间的了解和合作，发扬中华文化传统，推动华人文化和体育事业。”当时推举祖籍金门的金融家黄祖耀担任首届主席。其宗旨是为了促进和加强各会馆社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各种合作并扩大社会服务。
(二）宗亲团体
据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1985年底筹备成立之时的调查资料统计，新加坡华族宗亲会组织姓氏共有102个，分别有大小279个姓氏宗亲会。其中陈姓宗亲会有22个，林姓和黄姓分别有18和16个。在200多个主要的宗亲会中，民国以前建立的有21个，占10.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60年代建立的有69个，占34.5%,其余半数是本世纪的20～30年代建立的。(①《新加坡华人社团沿革史》，第29页，新加坡1986年2月。)
新加坡政府1982年底人口调查统计，全部华族姓氏共有224个，其中96姓有宗族组织，但它们的名称不一，有总会、公会、公所、祠、社、堂、书室、家塾、别墅或联谊会、互助会等。现将由闽籍人士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宗族组织列于下：
(1)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前身为1872年成立的“闽王祠公会”，1970年改称现名。
(2)新加坡颖川公所，成立于1937年。其前身为保赤宫陈氏宗祠，由闽籍侨领陈金钟、陈明水创建于1878年。是陈氏族人聚会之所。已列为新加坡重点保护古迹之一。
(3)新加坡张氏总会，其前身为1939年创建的张氏宗祠，为祖籍安溪、惠安、金门、诏安等县华侨华人共有的张氏祠堂，后改用现名。
(4)林氏公会，创建于1957年，其前身为1857年闽、粤两省籍林姓族人创建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
此外，还有福州洪氏公会、福州杨氏公会、福州义序黄氏公会、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新加坡庄氏公会、陇西陈氏公会、新加坡白氏公会，也是福建籍人占多数。
(三）经济团体
新加坡除中华总商会外还有制造业、出入口贸易、金融信贷、交通运输、旅游、农业、渔业等各行业的社团组织共370多个。
(1)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其前身为1906年由各省籍华侨商人联合组成的“中华商务总会”。初期有会员600多人，首任主席为诏安人吴寿珍。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会务暂时停顿，战后恢复。当时的商会会长李光前曾倡导改革，提出必须消除帮派制度，以提高商业团体的地位，但会务需要各帮人士参与，才能兼顾各帮的利益。他的改革建议部分获得采纳。1951年陈六使担任会长，于1964年9月建成新会所。总商会现有590多个团体会员、个人公司和商团，是新加坡商业社团的最高组织。其中由福建人为主组建的团体会员有：新加坡金融公会（会长为祖籍金门的大华银行董事长黄祖耀）、新加坡厂商公会、新加坡树胶公会（李光前、陈六使曾先后任会长）、新加坡树胶装配商公会、新加坡中国商品进出口商会、新加坡混合饲料厂商公会（洪恭兰曾任会长）、新加坡米商公会、新加坡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其前身为成立于1920年的福州咖啡公所，1928年改组为福州咖啡商公会，1956年1月改为现名）、新加坡布行商务局、新加坡中药出入口商公会、中国成药成酒经销商会、新加坡华人机械公会、新加坡华人车主公会等。
(2)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为新加坡私人工商企业最高联合机构。它是1978年5月5日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国际商会、新加坡印度商会、新加坡马来商会、及新加坡厂商工会五大团体联合组成的。其领导机构由各组织派出4位代表组成理事会，作为总会行政最高组织。然后再由他们从这20人中，推举会长1名，副会长2名（一般任期两年），由各组织推出的理事会成员轮流担任正、副会长职务），执行总会日常事务。
(四）专业团体
计有学术、艺术、文教、体育、武术、宗教、青年、妇女等社团。
(1)新加坡南洋学会：其前身为1940年成立的中国南洋学会。最初的创办人有当地学术界、新闻界知名人士，为海外华侨所组织的专门研究东南亚问题的第一个学术性团体。该会除出版《南洋学报》、《南洋季刊》外，还出版过30多种丛书。
(2)新加坡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月，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为林文庆博士。该学会宗旨为介绍中国的语文、历史、艺术、科学工艺、社会生活。收集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资料。副会长陈维龙，祖籍永春，历任新加坡南洋学会副会长、香港东南亚研究所顾问及新加坡国际关系研究会理事。
(3)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前身为1935年成立的“华人美术研究会”。名誉主席刘抗，祖籍永春，现任新加坡文化部美术咨询委员。
此外还有成立于1955年的榕侨体育会，成立于1964年的融清体育会（下设太极拳训练班）和以传授福建白鹤拳为主的闽南国术研究社等。
(五）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新加坡陈嘉庚、菲律宾李清泉（晋江人）、印尼庄西言(南靖人)等爱国侨领倡议在新加坡成立一个组织领导南洋华侨救亡活动的总机构。通过联络、酝酿并通知180多个东南诹地区各爱国团体和慈善机构，于1938年10月10日派出代表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上推举陈嘉庚任首届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李清泉去世后，由菲律宾杨启泰（海澄人）接任副主席。
南侨总会成立后，积极投入募捐活动，仅1938～1940年间共募得捐款总数达3亿元。该会除通过各种方式声讨日军侵华罪行外，还公开揭露汪伪南京政府卖国投降活动，积极支持团结抗日主张。1940年5月，该会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慰问抗战军民，并赴重庆、西安、延安、福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自1939年2月起，该会先后动员并组织了3192名机修工及汽车修理驾驶员回国到滇缅公路服务，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日。自南侨总会成立到抗战结束，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机构，为动员组织广大华侨投身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蔡仁龙、李国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资料选辑》，第213—261页，福州198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