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抗日救亡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北上（北）平（天）津，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济南，并杀害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许多群众，制造了“五•三”济南惨案。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军炮轰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翌年1月26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
福建省海外华侨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一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后，由陈嘉庚任总理的怡和轩俱乐部向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各界印发一份重要传单云：“山东惨祸，警耗频传，凡我侨胄，其心不摧。同人中原北望，空殷匹夫救国之心，恤怜救灾，敢忘拯饥扶溺之责？不揣绵薄，泣告同侨，共扩抱与之怀，冀为涓滴之助。”新加坡华侨社团立即发起召开全侨大会。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会长，李振殿（海澄县人）为财政主任，何葆仁为文牍主任。1928年5月17日，陈嘉庚在全侨大会上演讲：“查山东不幸，客岁惨遭天灾，难民数百万人，无食无衣，苦惨万状，不可言喻。虽远邻如美国尚筹款一千万元，以资赈济。……顾日本虽与我国毗邻，且属同文同种，而从未闻其捐助一文钱，救济一粒米。乃今日更进一步，侵略我主权，惨杀我同胞……其野心凶暴，险恶蛮横，实全世界所未有。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必筹相当之对待。”“对待办法不外二项，第一就是抵制，第二就是筹款。抵制之事，当守居留地法律，切不可轶出范围。若或轶出范围，是破坏抵制也，故应行文明办法，实行经济绝交。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不难驯服其野性也。”（①《南洋商报》1928年5月18日，见杨进发《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第98—100页。）接着，陈嘉庚又在“山东惨祸筹赈会”社团代表大会上演说，指出：“本会虽属慈善事业，但关系于国民极为重大。”“今番不独各劳工自动奋起，即妇人孺子，亦多自动捐输，……想各因得闻此次东邻恃强压迫之甚，故有为是血诚之表现。”他提出筹汇赈款，应统一行动，归本会办理，勿贻散沙之诮。（②《南洋商报》1928年5月23日。）到1929年1月为止，山东筹赈会九个月内为山东灾民筹募117.4万余元叻币，其中汇交南京政府107.3万余元，汇交蔡公时家属4.91万余元。（③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68页。）济南事件后，日本在新加坡“与华人之贸易已完全断绝。”华侨不为日本船起卸货物，不为日本渔船销售商品鱼，日本医生、理发匠等，也“全无华人顾客”。(①《南洋各属华侨之反日运动》，载《南洋研究》第2卷第4号“（三）6月15日新加坡日本人会电。”)当时，殖民地总督金文泰对陈嘉庚的反日言行表示不满，特别是对陈嘉庚及怡和轩把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摺》印刷和奉送一事更为恼怒。起初打算把陈嘉庚驱逐出境，后因陈嘉庚众望所归，不敢轻举妄动，仅对陈嘉庚提出书面警告。陈嘉庚亦置之不理。
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纷纷举行群众大会，谴责日军的暴行，募款支援在济南的中国军队，决定募捐一笔相当于马尼拉华侨所缴纳的全部收入税的款项给南京政府，并决定抵制日货。一个捐献运动随即在马尼拉侨社中兴起，由吴记藿（晋江县人）倡议，侨胞以个人、团体名义，或认捐款项，或认捐飞机，以便在厦门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和组建一个空军中队。吴记藿捐机5架（每架值2万比索），杨廷灿（音）、陈老芳（音）、中华烟商会、木商会、布商会各捐1架，铁商公会、米商会、怡朗社区各捐1万比索，其余杂货商会、烟叶商会、鞋业商会、烛商会，各捐款1000～8000比索不等。吴记藿还派他儿子吴启标到厦门创办“民用航空学校”，“不惜重资聘请中外飞机师3名，招生50名，所费达数万元。学校开办1年半，先后共耗资20多万元，均由他全部独力承担。”(②吴少牧；《吴记藿传略》，载《泉州华侨史料》第一辑，第159页。)马尼拉中华商会分别致电美国总统、国务卿、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个别国会议员、国联和日本人民、报社、日本首相，要求公正对待中国，制止日军的暴行。各地的侨胞利用纪念国耻日”（5月9日）的机会，在各城镇举行群众大会，号召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团结。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菲律宾各帮会（或堂会）达成协议，宣布停止纷争，一致对日，共同携手，协助祖国战胜日本。1928年7月，宿务出现《告侨胞书》，号召侨胞不要忘记日军在济南的大屠杀，决不屈服于敌人的武器，坚持英勇抵抗，不同日本人保持任何经济接触，号召抵制日货。随后，菲律宾华侨抗敌会成立，决定要华侨商人在10月31日以前清除存货中的日本货。抵制运动于11月1曰正式开始，抗敌会宣布不准侨商买卖日货，并决定派出有影响的侨胞到各省去推动抵制运动。到1929年3月，抵制日货的浪潮已席卷全菲各华侨社区。抵制日货运动取得重大成果，从1928年5月至1犯9年初，进口菲律宾的日本货大幅度下降。(③吴承洛；《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第二编，第55页。)
缅甸华侨先后三次汇款32万盾缅币支援祖国。(④《缅甸华侨志》，第270页，台北华侨志编築委员会编印，1967年9月。)
二“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菲律宾中华商会立即通电国内当局及有关部门，呼吁“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呼吁海外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日筹集捐输，抵制日货。9月23日，马尼拉各侨团联合召开大会共同成立救国会，当即募集了20万元捐助东北抗日军将士。同年11月26日，全菲163个侨团又云集马尼拉，举行更加声势浩大的华侨救国大会，发表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责任宣言；通电南京政府要求以武力收复失地。成立“全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制订了抵制日货大纲等。(①郑民；《缅怀爱国侨领李清泉先生》，载《华声报》，1988年8月23日。)“九•一八”事变后，庄希泉与王雨亭又于1932年6月在菲律宾联合创办了《前驱日报》，号召海外华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并严厉抨击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卖国行径。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进一步激起旅菲侨胞的义愤。救国联合会当即驰电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要求不惜代价保卫上海，并保证给予经费上的支持。截止1932年9月止，捐给十九路军80万美元。2月3日，鉴于局势的发展，为了加强领导，各侨团又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更具权威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推举李清泉（晋江县人）任主席。同年11月间，各侨团为响应“航空救国”号召，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推举李清泉兼任分会主席。到1933年1月止，购机募捐达国币300万元。其中李清泉独捐战斗侦察机1架，印度尼西亚华侨、中兴银行大股东之一的黄奕住（南安县人）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适寓菲律宾，捐款5万元。菲律华侨总共捐款购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赠送给十九路军。(②转引自梁上苑《菲律宾华侨抗日战争历史概述》。)成百上千华侨争取回国效力。有些人已经回国，并参加保卫上海的战斗。战斗在闸北、江湾、吴淞的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有252名华侨，其中有5名来自菲律宾。在华侨青年踊跃回国抗日热潮影响下，有700名华侨青年（大部分是大学生）也千方百计要求到上海或东北军队服役。( ③Tan,TheCh1nese1nthePhilippines1898—1935，P283—284。)
印尼各地华侨于1931年10月13日在雅加达成立包括五十多个华侨团体参加的救国后援会。在棉兰组织了抗日执行委员会。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包括长期的月捐、义卖、救济及献金等活动。泗水等56个地方，一年内捐献国币达557709.82元，毫银55450两。(④《驻泗水领事呈报侨胞捐款一览表》，南京《华侨周报》第19、20期合刊，第64～67页，1932年12月6日出版。)万鸦老华侨互助会募集会员捐，1933年3月，向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汇去银100两。先达华侨于1933年3月4日组织“赈济东北难民协会”，在4天内募得赈款18OO余盾，向银行买汇票得银2300两，立即汇往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转赈东北难胞。(⑤南京《海外月刊》第8期，第90、87页，1933年4月出版。)雅加达《新报》馆共募得20.3万盾，寄给中国红十字会。( ⑥郭克明：《记者生涯二十五年》（1922—1947)，第58页，玛琅模范出版社1948年版。)1932年上海“一•二八”之役爆发，三宝垄华侨救国后援会发动华侨募捐，汇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银57881.325两，国币7.1万元；寄往北平中国红十字会国币6132元。印尼各地华侨还发动抵制日货运动，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颁印奸商名单遍贴于街道；对于继续卖日货的商店，则在其商店招牌上洒泼柏油，或者没收其货物及罚款。最严重的是割其耳鼻以示惩戒。1932年10月，巴城中华总商会举办国货样品展览，号召华侨不买、不卖、不用日货。
缅甸华侨兴商总会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召开21届第7次职员大会，与会华侨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异常气愤，一致决议“为‘九•一八，案电请国民政府切实筹备抵抗案”和“发表宣言唤起侨胞努力共谋对待案”。缅甸华侨成立“救国会”、“缅华誓用国货十人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缅甸华侨救国会的侨胞，惊闻“一•二八”事变，遂有100多人组织缅华青年救国义勇队首途回国；抵达南京时，战事已趋缓和，被国民政府遣散回緬。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董林庆年（安溪县人）、李振殿（海澄县人）等于1931年9月22日致电国民政府，请团结息争，一致对外；同时联函国际联盟请制裁日本侵略者。陈嘉庚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致函总商会，请召开全坡华侨大会讨论对日办法。他得到应允后，即主持召开大会，通过致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①《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史记《南侨回忆录》第31页。)“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新加坡华侨立即开展节衣缩食运动，筹款支援。1月至7月，南洋华侨汇交十九路军的捐款额达600万元（大洋）以上，其中就有陈嘉庚所筹募的巨款。(②《海外月刊》19M年第3期，蔡廷锴的回忆，载《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5页。)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永定县人）汇款万元并捐赠大批药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 ③《南洋情报》第1卷第6期，1933年出版。)
越南西贡、堤岸的华侨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组织“越南经济联合后援会”，“越南虑日救国航空委员会”、“救国缩衣会”等团体，颜子俊担任“救国缩衣会”会长。他号召侨胞抵制日货，节衣缩食，踊跃捐资，曾一次给东北抗日义勇军100万元抗日经费。上海“一•二八”之役后，颜子俊以快邮代电严斥国民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并将其刚出生的第四个儿子取名“国仇”。他先后组织并主持“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南圻华侨救济总会”等机构，发动侨胞捐献，筹集了数百万巨款以及40余箱衣服、药品，分别寄给上海十九路军和上海救济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