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福建省的归侨和海外华侨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一参加与声援

当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于5月5日转到上海后，上海学生联合各界团体共二万余人，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11日，在新加坡华侨何葆仁（原籍厦门）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何葆仁当选为会长。当时他是复旦大学文学系学生，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领袖，且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之一。(①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第118页，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5月31日何葆仁等人会见商会正副会长，要求商业界与学生联合起来，共同救国。6月1日，何葆仁等代表上海学联，参加上海县商会召开的紧急会议，要求商会会董们表明罢市决心。6月4日，上海工、商、学、报各界代表二三百人召开联席会议，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任临时主席，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6月27日，上海各界群众一万人集会，何葆仁担任大会主席。会议决定：一、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二、电各省望速开国民大会；三、宣布欧洲和约未经正式国会通过，决不承认；四、北京新国会对内对外一切举动不生效力。

何葆仁代表上海学联，南下广州，请军政府派兵北伐，推翻军阀政府，完成全国统一。(②何葆仁：《我与五四运动》，载新加坡《新社季刊》杂志，第1卷第4期，1969年。)

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印尼归侨，同安县人）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这也促使复旦大学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核心。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海外，福建籍华侨群起响应。马来亚槟榔屿华侨吴世荣（海澄县人）等47人，于5月下旬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参加示威游行的被捕学生。

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曼谷，由著名的中华革命党人萧佛成主办的《华暹新报》，从5月下旬起，连续发表文章鼓动抵制日货，并大量报道中国各地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形势。5月31日，刊登“必须惩办卖国贼，收回青岛”的电讯。6月4日，《华暹新报》发表题为《根本的救国方法》的社论，明确提出声援国内运动的口号和办法：第一、拥护国会；第二、运动 军队，晓以大义，使他们不做徐（世昌）、段（祺瑞）的鹰犬；第三、暗杀卖国贼；第四、提倡国货，禁止进口日货。

1919年11月16日，日本人在福州无理殴伤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和警察的消息传到南洋，华侨极其愤慨，纷纷致电南北政府，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抗议，并筹备特别捐予以支援。泗水华侨开会时，一位发言者说：“这一次如果外交决裂，我情愿捐我所有财产的四分之一，充作军饷……”还有许多人激动地起誓：“我情愿毁家纾难。”(①汤腾汉；《五四运动以来的南洋华侨》，载南京《少年世界》第1卷第4期第64页，1920年4月1日出版。)

5月7日在日本有多批中国留学生前往北洋政府驻日使馆，准备召开国耻纪念会，抗议卖国行为。另有多批中国留学生共1000余人，前往德、美、法、瑞士等国使馆附近举行示威游行，当时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捕。(②王芸生主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3—334页。)

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殖民当局举行签订巴黎和约庆祝活动时，当地华侨均拒绝参加，以示抗议。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于7月19日至21日举行庆祝活动时，马来半岛各地的华侨一致拒绝参加。吉隆坡工商学界侨胞不挂旗，在傍晚五时关闭门窗，熄灭灯火，使市区一片黑暗。英国殖民当局于7月28日搜查吉隆坡华侨学校，拘留了该校校长宋森、《益群报》编辑主任吴纯民以及“救国储金团”的发起人等6人。侨商和律师联名要求保释被捕华侨，但遭到拒绝。8月1日华侨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强烈抗议。(③[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

菲律宾美国殖民政府于8月4日召开庆祝欧战胜利的大会，菲华各团体均拒绝参加。马尼拉中华商会致函菲律宾总督表示，因山东问题，不愿参加欧战胜利的庆祝。(④《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2页。)菲华学生联合会通过中国驻马尼拉副领事李照松，向总督呈交决议书，文中说：“我们学生坚决反对将山东半岛权益归于日本人支配。为了忠于我们国家，我们拒绝出席在胜利的幌子下举行的庆祝会。对我们来说，参加这样的会议除了失败，除了违背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以外，什么也得不到。”(⑤Tan,TheCh1neseinthePhilippines,1898-1935,P.237—2380。)

二抵制日货

1919年5月，海外华侨普遍开展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爱国运动。

5月下旬，十余名福建籍华侨学生从新加坡到达吉隆坡，与当地华侨学生一道进行演讲寘传，报告国内运动进展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得到当地中华总商会的同情和支持。从5月底起，吉隆坡华侨公开抵制日货，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华侨商店取消原来的订货合同，不再进日货，也不卖日货。华侨人力车夫不拉日本人，搬运工人不装卸日货(⑥[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槟榔屿的华侨，从6月份起，也开始抵制日货。21日，当地示威群众袭击日本人开的商店及附近的娼寮，马路上的东洋手车也被愤怒的华侨烧毁。(①《叻报》1919年5月24日，转引自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响》，《南洋学报》第20卷，第1、2辑合刊本。)。

新加坡华侨自5月4日以后，一些仇日爱国的标语，出现在各个角落。许多经营日货的侨商和在日本公司工作的华侨雇员，都先后接到匿名信，警告他们如不立即与日本人断绝关系，将产生严重后果。6月2日，去吉隆坡发动抵制日货的福建籍学生回到新加坡后，向各华侨学校教职员工散发传单，号召抵制日货。6月3日，在禧街启发学校集会，提出“教育界共同排日”的口号，动员华侨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并与华侨报社联络以抵制日货。(②[日]东亚研究所：《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研究》第12页，1945年出版。)5日，发布了抵制日货的檄文。在学界和报社的鼓动下，华侨商店停止出售日货。到16日，新加坡的人力车、牛马、舟船等也拒绝为日本人服务。18、19日，许多华侨商店的日货被抛掷到街头销毁( ③[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29日，新加坡华侨杂货商会作出决定，在日本归还青岛以前，其会员停止与日本的全部贸易，如有违犯，罚款500元。7月1日，棉布商会也作出相似的决议。此后，华商与日本商人之间的公开贸易便处于停滞状态。

在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经营日货的30名侨商联名，通告当地横槟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分行，今后不接受该行期票，要求支付现款。当地华侨商人还决定自7月15日起，停止与日本商人签订新的贸易合同，停止对日贸易。华侨商人还宣布，自8月15日起，拒绝接受与日本商人有关的票据支付，拒绝以往合同商品的交易。10月，署名“铁血团”的华侨组织警告那些把房屋租给日本人的房东，要他们辞退日本人，否则其家属将会有危险。( ④[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巴城丹那阿望的商人刘景波因继续经营日货被人割去耳朵。(⑤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第34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下旬开始。泗水“铁血团”和“救亡团”的华侨团体在《泗滨日报》上刊登广告，声明自8月1日起，停止与所有日本商人的贸易往来，并不顾部分有实力的侨商的反对，开始实行抵制日货行动。(⑥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第34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份，在三宝垅侨商与日商的贸易受到阻止。到8月份，公开的对日贸易已完全停止。在亚齐西利利的雷珍兰李达山因不听劝告，极力反对抵制日货运动，在回家的路上被刺。(⑦《中华民国大事记》8月5日。)

菲律宾马尼拉的《平民报》于6月21日发表题为《华侨急起》的社论，提出抵制日货的六条办法，后又在《抵制日货中的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组织救亡团体，实行彻底抵制；并提出应发展中国实业，培养人才，增加国货，日货便日趋减少。(⑧日外务省保管文书：日本驻马尼拉相原总领事致内田外相函，6月27日，附同日《平民报》)22日，华侨学生二三百人在华侨会馆开会讨论，响应国内爱国运动的号召，抵制日货，焚烧日货。6月23日，学生再度集会，决定向已建有华侨总商会的宿务、怡朗、黎牙实比、和乐等地的华侨宣传抵制日货。

在暹罗、婆罗洲等地的华侨，也都有响应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