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参与祖国革命和反帝斗争
海外华侨的命运和祖国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政府腐败无能，听任华侨备受压迫和欺凌。华侨寄人篱下，被称为“海外孤儿”。华侨在国内的眷属也是饱受艰辛。这种处境举发了华侨积极支持、参加祖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热情。在辛亥革命以前，福建华侨就已持续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852年11月，厦门人民开展反对掠卖华工的斗争；翌年，以归侨为主组织的闽南小刀会举行起义，反抗清政府的封建统治；1905年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一道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运动，反对清政府与美国续订《华工新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后，海外华侨追随孙中山踊跃参加和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革命斗争中，福建华侨都积极支持和踊跃参加，有许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一节 辛亥革命
清政府长期以来把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化外之民”，不仅不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反而对归国华侨和侨眷敲榨勒索。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步步深入，清王朝日益衰弱腐败；广大海外华侨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强烈不满和憎恨，迫切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靠山，改变寄人篱下的处境。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正符合华侨的把祖国建成一个民主、独立、繁荣、富强的国家的愿望，因此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在辛亥革命中，福建华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参加革命组织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杨衢云（海澄县人）被推举为首任会长。随后，在日本的横滨、越南的河内等地成立了兴中会的分会。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建立了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从1906年起，孙中山以及他所委派的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组织。许多福建华侨踊跃参加，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和中坚。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厦门人）是南洋同盟会的创建人之一，担任过南洋英、荷两属（殖民地）同盟会会长，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孙中山在南洋开展革命工作时，曾委派他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两国所属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和通讯处100多个。新加坡华侨林镜秋（厦门人），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担任过同盟会中的福建帮长。槟榔屿华吴世荣（海澄县人）曾被公举为当地同盟分会会长，黄金庆（同安县人）为副会长。黄乃裳和陈嘉庚分别在1906年和1910年加入同盟会组织。侨居缅甸的华侨庄银安、徐赞周（厦门人）等人，在缅甸华侨中建立同盟会组织时起过重要作用。1908年缅甸的同盟会建立后，仅一年多时向就在20多个城镇建立了分会组织。1908〜1911年，缅甸华侨参加同盟会组织的达到2343人，(①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118页。)其中许多是福建华侨。庄银安被推举为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暹罗同盟会分会于1908年冬成立，由《华暹日报》社长萧佛成（南靖县人）任会长。菲律宾的同盟会在成立之前，福建籍华侨郑汉淇、杨豪侣等人“均时常向侨众抨击清政，不遗余力，闽粤同胞多为感化”。(②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118页。)1911年春夏之交，当孙中山派人来菲律宾发展同盟会组织时，郑汉淇等人马上响应，协助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会小吕宋分会，郑汉淇（厦门人）当选为会长。
福建华侨除了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外，也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荷属东印度洒水同盟会员王振邦（南安人）于1910年回到厦门，以挂着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作为秘密据点，建立同盟会组织。王振邦还设法通过关系“联合厦门水口、乌里山、磐石各炮台以及营盘防勇”。(③王振邦：《光复厦门漳泉永纪略》。转引自《泉州文史》第5辑，第87页。)在驻厦清军中开展策反，扩大革命力量。新加坡华侨黄蕴珊回厦门发展革命组织时，甚至到警察中开展活动，发展总巡官及各分局巡长为同盟会员。(④厦门老人林万山的回忆（1956年调查），转引自《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4期，第7页。)
二宣传革命思想
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思想，1903年陈楚楠等自筹资金，将邹容写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翻印两万册，散发南洋各地，并寄回国内广为宣传。1904年，陈楚楠、张永福出资五万元在新加坡创办《图南日报》，成为南洋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的第一个言论阵地。该报行销南洋英、荷所属各埠，销数达两千份。(⑤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2页。)1905年《图南日报》刊印宣传推翻清廷、预言革命必胜的月份牌，很受侨胞欢迎；孙中山也很欣赏，特邮寄20美元购买20份作为纪念。《图南日报》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停刊后，陈楚楠等人又于1907年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日报》、与康、梁等维新派所控制的报纸展开论战，驳斥他们的种种谬论。《中兴日报》最高销量达到4000多份，在启发华侨革命觉悟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
旅居缅甸的福建华侨庄银安、徐赞周等人于1908年8月在仰光创办了宣传革命的《光华日报》。1910年清政府勾结英国殖民政府迫害《光华日报》同人。庄银安到马来亚槟榔屿避难；在同盟会会员、华侨陈新政（厦门人）等人支持下重组《光华日报》继续出版，也成为颇有影响的革命舆论阵地。
在南洋各地的福建华侨开办各种书报社以宣传革命。1902年在新加坡的牧师郑聘廷（惠安人）创办星洲书报社，陈列各种革命书籍、报刊，任人阅览，促使许多华侨觉醒。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亲临书报社参观，对郑牧师的开明之举大为嘉许。1912年3月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特地给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云：“星洲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特给予优等旌义状，奕化后民，永多厥义，此旌。”(①余思：《星洲书报社受颁旌义状》，《华声报》1987年3月20日。)在星洲书报社影响下，一时南洋各地新办的书报社如雨后春笋，马来亚设立了近60个书报社，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也先后了数十个书报社。
福建籍华侨同盟会会员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黄乃裳在60高龄时，不畏清朝政府的查禁，把5000本《图存篇》（即邹容的《革命军》）带回到厦门、福州和广省的潮州等地散发。新加坡同盟会员盛九昌（南安人）是有名的牙医的摄影师，他认为干革命应从家乡开始，于是束装回国，以补牙、照相为掩护，身背补牙、照相工具，到泉州南门外的大小村庄，晋江县的安海、石狮、永宁、深沪等乡镇，以招揽生意为名，挨家串户宣讲革命道理。(②泉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109页。)厦门的归侨创办阅书报社，购买新书刊，向各界人土灌输革命思想。同时还设立中华理发店，免费为人们剪除发辩，并散发传单，以宣传反清思想，扩大革命影响。(③孔立：《厦门史话》第123页。)
三捐赠经费和物资
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每次起义，孙中山均向陈楚楠等筹款接济。(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89页。)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大部分起义军将士退入越南境内，后又转送到新加坡，孙中山通知陈楚楠等人设法收容安置、安排工作。陈楚楠为革命事业捐献巨款，甚至发生兄弟分产案件。1908～1911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至缅甸华侨中筹款，庄银安等人每次都捐款数千元。( ⑤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页。)马来亚槟榔屿的华侨郑玉指(永春人)踊跃为革命筹资献款。1910年孙中山的眷属到槟榔屿时得到郑玉指的照顾和资助。广州起义前吴世荣带头变卖店产，倾资助饷，筹集起义经费。永春县旅居马六甲的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达五六万元。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授予二等有功奖章。马来亚怡保著名的维新派领袖、永定县华侨胡子春，在武昌起义胜利后，转变政治立场，参加支持辛亥革命的阵营。1911年11月2日，怡保同盟分会召开群众大会，胡子春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在大会上带头捐献叻币五千元作为支持革命的基金，并带头剪掉辫子，表示与清朝政府决裂。同年11月20日，胡子春倡仪建立一个包括嘉应州、潮州与汀州的保安会，以协助在福建、广东两省的上述地区建立革命政府。1911年12月，广东都督胡汉民，给予胡子春领导东南亚华侨社会筹款支助革命北伐的任务。(①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95～296页。)
四参加和资助家乡革命
辛亥革命中，许多福建华侨直接参加和领导本省各地的武装斗争。黄乃裳在广州起义时，动员他最为信任的学生参加。黄利用担任福州英华、福音、培元三个书院教务长的机会，在学生中组织炸弹队，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黄乃裳听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从南洋返回福州。11月14日（农历9月18日）夜11时，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的30名学生组成的炸弹队，聚集在黄乃裳家里整装待发。11月15日清晨，黄乃裳亲自举着“十八星大红旗”（当时革命军的旗帜），率领体育会会员百余人，商团百余人和社会青年30余人，由仓前山桥南公益社（即同盟会会址）出发，开进城内，分守于乌石山、于山、越王山一带。下午，同盟会会员领先，几千名群众参加，占领了道台衙门，福州庆获光复。
厦门是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点地区。马尼拉、新加坡、泗水等地的华侨相继回到厦门，参加革命活动。王振邦（南安人）是从印尼泗水回来的厦门光复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厦门曾有一支56人参加的华侨炸弹队。
泉州的光复斗争也有华侨参加和领导。蒋以麟于1911年5月受泗水同盟会委派回泉州进行革命活动。他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叶青眼和从海外回来的侨界同志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争取革命群众。1911年10月底成立了泉州地区同盟会机关部，由蒋以麟任会长。福州、厦门先后起义成功后，蒋单身前往会见泉州防军统制唐万胜，晓以大义，喻以利害，劝唐起义。唐终于接受革命党人所提出的条件，宣告反正，泉州遂得光复。(②蒋刚：《爱国华侨蒋以麟先生事略》，载《泉州华侨史料》第一辑，1984年7月。)
武昌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10日，漳州的同盟会华侨会友郑绍三等人喑中约集石码、角尾、福浒等地农民百余人，各带刀、棍、鸟枪等武器，抵达漳州城郊隐蔽。次日，漳州宣告光复。
广大华侨得知福建省光复，踊跃捐款支持。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天福宫召开乡侨大会，决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选出陈嘉庚、张永福、陈楚楠、陈先进、叶敦仁、陈祯祥、留鸿石等20名委员，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会上当场捐得2万元叻币汇往福州。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星马华侨捐给福建革命活动的汇款共有27万元叻币。(③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82页。)据当时福建临时政府交通司长黄乃裳记叙，光复后的福建省新政府共计收到华侨汇款70多万银元。厦门光复后，海外各地侨团自动组织募捐队向华侨募捐。缅甸华侨先推选庄银安携款来厦门主持临时筹饷局，接着丘廑兢返回厦门，协助庄银安处理有关事宜。槟城闽侨吴世荣、陈新政、黄金庆、丘明昶等筹款汇来厦门；泗水也派庄以卿、庄少谷、王少文带2万元来厦门支援。(①转引自郭梁《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南洋闽籍华侨》。)
第二节 反袁护国运动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残杀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福建省的华侨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纷纷声讨袁世凯的罪行；许多华侨捐款资助讨袁的军费，还有不少华侨回国参加讨袁军队。
一声讨袁世凯
袁世凯派遣的爪牙汪声玲统治福建，以阻挠禁烟的莫须有罪名，将黄乃裳逮捕企图杀害，电告袁世凯称：“黄某系同盟会重要人物，非处以极刑，恐生后患。”(②黄乃裳：《绂承七十自叙》。)袁世凯担心处死黄乃裳将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乃将黄判处无期徒刑。此案传出后，南洋各地纷纷函电责问。各地代表300余人集会新加坡质问中国领事馆，要求释放黄乃裳。在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压力下，袁世凯不得已将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黄乃裳释放。
印尼泗水的华侨于1916年在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的电文中指出：筹安会“更变国体，……，紊乱约法，实有召速亡之祸。”(③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第515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三宝垅华侨的电文称：“海外侨众，所为椎心泣血，不能自已者，正以一线之良知未泯，上溯往古，下逮来今；内审本国情形，外察世界大势，深信此变更国体事，有百害而无一利，……”( ④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第519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
正当袁世凯指使其党羽，在全国举行所谓团体投票妄图复辟帝制之际，菲律宾华侨积极筹备庆祝中华民国建国四周年，以示抗议。在马尼拉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与会者严厉斥责袁的复辟活动，并决定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告诫美国银行家不要借款给袁。( ⑤《菲律宾华侨史》第41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
二次革命发生后，新加坡归侨许卓然与日本归侨陈清机等人，在厦门创办《应声报》，鼓动讨袁。
1915年1月，日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菲律宾各爱国华侨团体代表四百多人，于1915年3月11日晚，在善举公所集会，推举晋江县籍华侨蔡联芳为临时主席，通过成立“华侨救亡团”，发动捐款，筹组敢死队回国参战，通电政府和南洋各侨团共商讨袁。会上推选吴克仁、吴宗明起草致北京政府、闽粤政府电文，反对《二十一条》云：“日无理要求，请拒绝。宁战毋让。侨誓以生命财产为后盾。”与会华侨纷纷捐款。3月15日晚，菲律宾华侨再次集会，商讨正式成立“华侨救亡团”和开展反袁反日爱国运动的有关事项。会议选举蔡联芳、戴金华为华侨救亡团正副团长，并起草救亡团简章。
1915年5月，印尼中华总商会坐办兼文教委员会主席、《爪哇公报》主编韩希琦（诏安县人）联络南洋各华侨团体，多次通电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①转引自杨锦和、洪卜仁主编：《闽南革命史》，第73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4月。)
袁世凯于5月9日正式承认《二十一条》修正案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广大华侨愤激，报纸发表声讨袁世凯的文章，并以这一天为“国耻日”，年年纪念。(②陈碧笙、陈毅《陈嘉庚年谱》第18页。)
二捐款资助革命
菲律宾马尼拉华侨社团获悉国内一些省份进行二次革命的消息后，在该市侨胞中募得2.4万比索，以充二次革命的军费。宿务侨胞短期内即捐款2.6万比索，并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如需要更多的援助，还可以继续捐献。(③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第41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
1913年10月间，孙中山派遣伍平一、李萁、叶夏声等到苏禄、怡朗、马尼拉发展组织，鼓动反袁斗争，募集革命经费；1914年秋派胡汉民、伍平一到菲律宾南部开展革命活动；1915年又派许崇智、宋振、郑洪年、朱卓文到马尼拉指导党务，募集革命经费。这些活动在福建华侨支持下取得重大成果。1914—1915年共募得革命经费36万比索。菲律宾华侨刘谦祥是一名工人，收入有限，他将全年工资1000元捐作军费，受到孙中山的专电嘉勉。(④《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6页，香港时报社印行。)
孙中山为了筹备经费，在南洋各主要支部先后成立了筹饷局，印制“中华革命党债券”作为收据凭执；还按认购数量之多寡，发给金质、银质或铜质勋章。印尼华侨踊跃认购债券，筹饷局职员带到印尼各地的债券被认购一空。印尼华侨认购的债券将近12万元。(⑤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1915年，蔡锷在云南省组织护国军讨袁时，著名华侨企业家黄仲涵（同安县人）汇款2.5万元表示支持。(⑥杨丹：《黄仲涵家族与建源公司》，载《华侨历史论丛》第二辑，第212页，福建华侨历史学会1985年6月。)
缅甸侨胞于1912年6月22日，由杨子贞、曾广庇（同安县人）等在仰光发起劝募“国民捐”“爱国捐”，筹集237572缅元。袁世凯妄图复辟封建帝制消息传到缅甸后，侨胞群情激愤，工人、中下层工商界人士，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界神职人员，都有不少人担任义务的劝募员和联络员，踊跃捐款，有连续捐几次的，也有月捐中连捐六个月的。缅华界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缅甸筹饷局”，共筹得20万港元作讨袁经费。闽侨陈允洛（泉州人）奉缅甸支部之命，携款返回厦门，供厦门反袁革命活动的开支。(①黄馥生：《孙中山革命与缅甸华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陈允敦：《辛亥革命前后的南洋华侨》载《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一集，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
越南华侨颜子俊（永春县人）在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时，他以旅越华侨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四处奔走，游说革命，筹集款项，支持反袁斗争。
三参加武装斗争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秘密派遣华侨中的革命骨干潜回内地策划讨袁军事行动。不少华侨回国参加讨袁武装斗争，其中菲律宾有几百名华侨分多批经香港回国参加战斗。
1915年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在厦门成立后，积极筹组武装起义。该支部将其成员派到各地进行活动，许卓然、傅振箕到福州，王泉笙、钱竹轩在泉州，庄育才、陈延香等在同安，杨持平等在兴化，叶青眼等在厦门。支部发给每个党员一支手枪、一只手表和一个公文箱，旅费以及伙食费也由支部负责，支部经费来源主要靠菲律宾华侨戴金华等人筹汇。
1916年1月29日，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在厦门鼓浪屿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三十多人，由叶青眼主持，计划在2月2日夜1时发难。但由于组织不纯，混进李厚基派来的密探，散会后即密电李厚基；袁世凯立即派在上海的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陆战队乘两艘军舰，于2月1日晨在厦门登陆，占据厦门制高点。厦门起义被迫延期而流产。
1916年初，以许卓然为部长的福建护国军统筹部成立。1916年4月23日，福建民军宣布起义，占领闽江上游一带。
闽南护国军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营，每个支队分编为二个营，全军官兵共3000人，与袁世凯在福建的代理人李厚基的军队展开激战。护国军第一支队教练吴瑞玉是华侨，他早就邀集16名华侨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后，他联络民军，组织护国军，任闽南下游护国军教练官，在南安一带多次与敌军作战，并率部挺进泉州。部队抵达晋江霞井乡时，孤军奋战，弹尽援绝被俘，后壮烈牺牲。( ②《闽南革命史》第79—81页。)
闽南护国军第二支队是在同安闽南讨逆军的基础上，于1916年4、5月间组成的。同安县霞阳缅甸富侨杨章训出资1600元大洋支持这支护国军购买枪弹。6月1日凌晨3时，第二支队攻打同安县城，与北洋军一个营血战，緬甸归侨丘廑兢带领一支部队参加战斗( ③《闽南革命史》第79—81页。)。
第三节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福建省的归侨和海外华侨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一参加与声援
当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于5月5日转到上海后，上海学生联合各界团体共二万余人，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11日，在新加坡华侨何葆仁（原籍厦门）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何葆仁当选为会长。当时他是复旦大学文学系学生，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领袖，且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之一。(①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第118页，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5月31日何葆仁等人会见商会正副会长，要求商业界与学生联合起来，共同救国。6月1日，何葆仁等代表上海学联，参加上海县商会召开的紧急会议，要求商会会董们表明罢市决心。6月4日，上海工、商、学、报各界代表二三百人召开联席会议，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任临时主席，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6月27日，上海各界群众一万人集会，何葆仁担任大会主席。会议决定：一、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二、电各省望速开国民大会；三、宣布欧洲和约未经正式国会通过，决不承认；四、北京新国会对内对外一切举动不生效力。
何葆仁代表上海学联，南下广州，请军政府派兵北伐，推翻军阀政府，完成全国统一。(②何葆仁：《我与五四运动》，载新加坡《新社季刊》杂志，第1卷第4期，1969年。)
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印尼归侨，同安县人）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这也促使复旦大学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核心。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海外，福建籍华侨群起响应。马来亚槟榔屿华侨吴世荣（海澄县人）等47人，于5月下旬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参加示威游行的被捕学生。
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曼谷，由著名的中华革命党人萧佛成主办的《华暹新报》，从5月下旬起，连续发表文章鼓动抵制日货，并大量报道中国各地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形势。5月31日，刊登“必须惩办卖国贼，收回青岛”的电讯。6月4日，《华暹新报》发表题为《根本的救国方法》的社论，明确提出声援国内运动的口号和办法：第一、拥护国会；第二、运动 军队，晓以大义，使他们不做徐（世昌）、段（祺瑞）的鹰犬；第三、暗杀卖国贼；第四、提倡国货，禁止进口日货。
1919年11月16日，日本人在福州无理殴伤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和警察的消息传到南洋，华侨极其愤慨，纷纷致电南北政府，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抗议，并筹备特别捐予以支援。泗水华侨开会时，一位发言者说：“这一次如果外交决裂，我情愿捐我所有财产的四分之一，充作军饷……”还有许多人激动地起誓：“我情愿毁家纾难。”(①汤腾汉；《五四运动以来的南洋华侨》，载南京《少年世界》第1卷第4期第64页，1920年4月1日出版。)
5月7日在日本有多批中国留学生前往北洋政府驻日使馆，准备召开国耻纪念会，抗议卖国行为。另有多批中国留学生共1000余人，前往德、美、法、瑞士等国使馆附近举行示威游行，当时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捕。(②王芸生主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3—334页。)
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殖民当局举行签订巴黎和约庆祝活动时，当地华侨均拒绝参加，以示抗议。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于7月19日至21日举行庆祝活动时，马来半岛各地的华侨一致拒绝参加。吉隆坡工商学界侨胞不挂旗，在傍晚五时关闭门窗，熄灭灯火，使市区一片黑暗。英国殖民当局于7月28日搜查吉隆坡华侨学校，拘留了该校校长宋森、《益群报》编辑主任吴纯民以及“救国储金团”的发起人等6人。侨商和律师联名要求保释被捕华侨，但遭到拒绝。8月1日华侨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强烈抗议。(③[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
菲律宾美国殖民政府于8月4日召开庆祝欧战胜利的大会，菲华各团体均拒绝参加。马尼拉中华商会致函菲律宾总督表示，因山东问题，不愿参加欧战胜利的庆祝。(④《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甲编，第62页。)菲华学生联合会通过中国驻马尼拉副领事李照松，向总督呈交决议书，文中说：“我们学生坚决反对将山东半岛权益归于日本人支配。为了忠于我们国家，我们拒绝出席在胜利的幌子下举行的庆祝会。对我们来说，参加这样的会议除了失败，除了违背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以外，什么也得不到。”(⑤Tan,TheCh1neseinthePhilippines,1898-1935,P.237—2380。)
二抵制日货
1919年5月，海外华侨普遍开展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爱国运动。
5月下旬，十余名福建籍华侨学生从新加坡到达吉隆坡，与当地华侨学生一道进行演讲寘传，报告国内运动进展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得到当地中华总商会的同情和支持。从5月底起，吉隆坡华侨公开抵制日货，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华侨商店取消原来的订货合同，不再进日货，也不卖日货。华侨人力车夫不拉日本人，搬运工人不装卸日货(⑥[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槟榔屿的华侨，从6月份起，也开始抵制日货。21日，当地示威群众袭击日本人开的商店及附近的娼寮，马路上的东洋手车也被愤怒的华侨烧毁。(①《叻报》1919年5月24日，转引自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响》，《南洋学报》第20卷，第1、2辑合刊本。)。
新加坡华侨自5月4日以后，一些仇日爱国的标语，出现在各个角落。许多经营日货的侨商和在日本公司工作的华侨雇员，都先后接到匿名信，警告他们如不立即与日本人断绝关系，将产生严重后果。6月2日，去吉隆坡发动抵制日货的福建籍学生回到新加坡后，向各华侨学校教职员工散发传单，号召抵制日货。6月3日，在禧街启发学校集会，提出“教育界共同排日”的口号，动员华侨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并与华侨报社联络以抵制日货。(②[日]东亚研究所：《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研究》第12页，1945年出版。)5日，发布了抵制日货的檄文。在学界和报社的鼓动下，华侨商店停止出售日货。到16日，新加坡的人力车、牛马、舟船等也拒绝为日本人服务。18、19日，许多华侨商店的日货被抛掷到街头销毁( ③[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29日，新加坡华侨杂货商会作出决定，在日本归还青岛以前，其会员停止与日本的全部贸易，如有违犯，罚款500元。7月1日，棉布商会也作出相似的决议。此后，华商与日本商人之间的公开贸易便处于停滞状态。
在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经营日货的30名侨商联名，通告当地横槟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分行，今后不接受该行期票，要求支付现款。当地华侨商人还决定自7月15日起，停止与日本商人签订新的贸易合同，停止对日贸易。华侨商人还宣布，自8月15日起，拒绝接受与日本商人有关的票据支付，拒绝以往合同商品的交易。10月，署名“铁血团”的华侨组织警告那些把房屋租给日本人的房东，要他们辞退日本人，否则其家属将会有危险。( ④[日]菅野正：《南洋华侨与五四运动》，《奈良大学纪要》第10期。)巴城丹那阿望的商人刘景波因继续经营日货被人割去耳朵。(⑤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第34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下旬开始。泗水“铁血团”和“救亡团”的华侨团体在《泗滨日报》上刊登广告，声明自8月1日起，停止与所有日本商人的贸易往来，并不顾部分有实力的侨商的反对，开始实行抵制日货行动。(⑥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第34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份，在三宝垅侨商与日商的贸易受到阻止。到8月份，公开的对日贸易已完全停止。在亚齐西利利的雷珍兰李达山因不听劝告，极力反对抵制日货运动，在回家的路上被刺。(⑦《中华民国大事记》8月5日。)
菲律宾马尼拉的《平民报》于6月21日发表题为《华侨急起》的社论，提出抵制日货的六条办法，后又在《抵制日货中的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组织救亡团体，实行彻底抵制；并提出应发展中国实业，培养人才，增加国货，日货便日趋减少。(⑧日外务省保管文书：日本驻马尼拉相原总领事致内田外相函，6月27日，附同日《平民报》)22日，华侨学生二三百人在华侨会馆开会讨论，响应国内爱国运动的号召，抵制日货，焚烧日货。6月23日，学生再度集会，决定向已建有华侨总商会的宿务、怡朗、黎牙实比、和乐等地的华侨宣传抵制日货。
在暹罗、婆罗洲等地的华侨，也都有响应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行动。
第四节 “五卅”惨案与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学生在英租界举行示威，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暴行。英帝国主义的巡捕竟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人民掀起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的是香港和广州的省港大罢工。福建省的华侨积极赞助和支援祖国人民的“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和省港大罢工。
菲律宾华侨在得知“五卅”惨案真相后，决定在各华侨商店门口悬挂半旗，以表示对上海遇难同胞之哀悼。苏禄埠华侨于6月21日晚召开演说大会，踊跃赴会者使“后至者几无立足之地，为苏埠前此所未有”。(①《申报》1925年7月8日)当地的爱国华侨鉴于西方报纸“皆系袒护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动辄诬以‘赤化’、‘排外’等，而中国对外宣传又很薄弱等情况，便集资创办英文日报”，“使外人读之，乃能了解五卅运动的真相”，(②《菲岛华侨筹办英文日报》，《工人之路》第79期1925年9月11日版。)以争取菲律宾各界人士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同情。晋江县华侨企业家李清泉于1925年6月11日，一次捐赠1万元。中华影戏公司将两个晚上的票房收入2000余元，悉数捐赠。又有一“鲁班会”的组织，参加者全为木工，会员近百人。他们在时遭失业、生计困难的情况下，不仅踊跃捐款，凑集了500多元，还准备长期作“按月抽成，为各界倡”的捐款。菲律宾捐款的华侨，以工人为最多，几占十之八九。在马尼拉第一学校中有华侨兄弟4人，最小的仅8岁。课堂上听老师讲“五卅”惨案的经过后，在幼小的心灵中激起爱国热情，遂回家征得父亲的准许，将平日储蓄的45元零钱，捐助给上海罢工工人。(③申报》1925年7月7日。)
新加坡华侨多次召集会议商讨政策，决定捐款援助，并同香港工团一致行动，定于夏历六月初一日实行总罢工，以迫使英国政府觉悟，不达目的，誓不复业。(④沈立新：《华侨与“五卅”运动》，载于《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海洋出版社，1989年。)新加坡归侨庄希泉于上海“五卅”惨案后在厦门组织外交后援会，开展罢工、罢市斗争，抵制日货运动，因而被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押往台湾监禁。
马来亚华侨成立了“共济会”的组织，其活动分为组织、筹募基金、宣传三部分。马来亚殖民政府借口它的“活动有破坏英国之嫌”，欲予取缔，但这个组织以及它的活动在该地屹立未动，在该地大量散发在广州印刷的、具有强烈反帝色彩的民族主义宣传品，如题为《噬血的英帝国主义》等小册子。(①布赛尔《东南亚之中国人》，第518—520页。)
荷属东印度的泗水成立“华侨外交后援会”，捐款3万元汇到上海，“而捐款者以工人为最多，几占十之八九，其关怀祖国可谓至矣。”( ②《泗水华侨援助罢工工人》，《工人之路特刊》第39期，1925年8月2日版。)泗水华侨还募集1.6万余元准备汇给广州罢工委员会，后因香港当局从中阻难，于是将这笔捐款在上海买了3000包面粉转运广州，作为罢工工人的口粮。(③蔡洛、卢权《省港大罢工》，第134页，)
第五节 北伐战争
1926年夏至1927年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福建籍华侨坚决支持，积极参加这场战争。
一倡议和宣传
海外华侨是北伐战争的倡议者。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前，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就不断致电要求组织革命军“出师北伐”。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洒水、万隆和棉兰等地的华侨团体及个人，纷纷打电报要求革命政府出兵北伐。1926年成立的华侨协会在“上国民政府呈”中明确表示：“海外华侨实力赞助国民政府北伐”。东南亚的华侨在华文报纸上载文谴责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宣传北伐的意义。当时旅居古巴、遥罗、日本的爱国侨胞，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纷纷指出，北伐对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意义。他们声称：“北伐战争实为中国革命史上之新纪元，开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攻帝国主义之先河”，“军阀之祸患不除，帝国之侵略未已，而我民族将永沦万劫不变之地位”，所以，“不打倒帝国主义，固无以脱却国民之痛苦，不打倒为帝国主义效忠之军阀，亦不能脱却国民之痛苦。”菲律宾华侨组织的菲律宾北伐后援会，发表《敬告闽侨胞书》，提出：“北伐乃仁者之事，稍有仁心者，自当起而援助之。”许多华侨团体和爱国华侨，利用各种场合和多种宣传形式，积极宣传北伐战争的正义性、必要性，使更多的华侨同情、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并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1926.年初，荷属爪哇、三宝垄地区的华侨，集资创办了《中南日报》，巴达维亚华侨创办了《全民日报》(起初称《巴达维亚日报》）。这些报纸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论述北伐的意义。在东南亚其他各地华侨报纸，如新加坡《南洋日报》、槟城《南洋时报》、吧城《天声日报》、吉隆坡《益群日报》、曼谷《励志报》、仰光《觉民日报》等，也开辟有北伐专栏，大力宣传北伐。
英帝国主义竭力援助北洋军阀，公然对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挑衅。1926年7月，英兵在广西捕我平民，制造紧张气氛。9月初，北伐军攻到汉口，英舰炮击北伐军。9月5日，英军舰寻衅对四川万县平民大肆炮击，炸死炸伤成千上万名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欧洲、美洲、东南亚、澳洲和非洲的华侨，也以各种形式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国内人民的斗争。9月底，旅居德国、法国的华侨相继在柏林和巴黎举行“勿侵略中国大会”。旅居英国的华侨也在伦敦召集“勿侵略中国大会”，邀请了英国社会进步团体和政党参加。英国国会议员罗斯布特发表演讲，控诉英帝国主义在华的罪行。这些活动，给英国政府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英国当局陷入窘境。
二捐款支援
北伐战争期间，海外华侨积极捐款援济北伐军。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颁布《北伐宣言》，誓师北伐。翌日，由16个海外华侨团体参加组成的华侨协会，在广州召集驻粤各个华侨团体，举行了“华侨北伐后援会”成立大会。各华侨团体的与会代表在会上讨论通过了《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规定该会的宗旨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求中国之真正统一”。该会的主要任务是：甲、筹款援济北伐军饷；乙、宣传北伐意义；丙、慰劳前敌将士。(①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载《海外周刊》第18期。)会后，由执行委员会召开常务会议，制订了工作条例和《北伐捐款褒奖条例》（草案）。此后，海外各地竟相成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到1926年9月，各地建立的华侨北伐后援会共有524个，会员约有100万人。当时，除了华侨北伐后援会是捐款支援北伐的主要组织以外，还有其他各种团体如东南亚和美洲等地的文教卫生界的华侨组织，工商界的华侨团体，以同乡、同族为纽带的华侨社团等，也都积极参加这一捐款活动。
在海外许多华侨社团的大力组织下，各地的捐款活动广泛、迅速地开展起来，从富绅巨贾、店员、教师，到小贩、车夫都踊跃捐款。菲律宾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发动旅菲侨胞为北伐军筹饷，短时间内便筹捐了14万元汇交北伐军。菲律宾华侨宋壁良是个洗衣工人，生活十分贫苦。他每日以洗涤衣物为生，每洗一件衣服，只能得到四分钱的微薄报酬。他辛勤劳动十载共积累了440元。为了支援北伐，他毅然将全部积蓄献给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②陈万安、许肖生：《北伐战争与华侨》，《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爪哇展玉华侨认为“海外侨胞重洋远阻，已不能为政府执戈杀敌，效力疆场。惟有各捐些血汗之资以作政府后援而已”。因此，他们在组织北伐后援分会时就约定：“凡属会员，应依照会章，认定月捐，逐月收齐，汇寄政府，以资捐助，而利成行，至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时为止”。( ③《荷属华侨纷纷组织北伐后援会》，载《海外周刊》1926年8月，第23期，第21页。)从1926年10月9日至14日，11月11日至17日，巴城、万隆、拉布安、岩望和棉兰等地华侨款共计毫银187677元，中央银14043元，荷币2307元，港币1554元(①《海外部一周工作报告》（第30次及41次），载《海外周刊》第31～35期。)。7月24日，广民革命政府首先收到澳大利亚普扶地区华侨社团汇寄的捐款，接着各地华侨支援北伐的纷至沓来。至1926年底，北伐军收到的海外华侨汇款共100万元。以后的捐输仍络绎不
三参加北伐
华侨回国参加北伐战争的主要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组织华侨团体，随军北伐。当时参加戈的华侨团体有“华侨炸弹敢死队”、“北伐军海外北伐工作团”、“华侨特别宣传队”等。福磨华侨张应真等发起组织的华侨特别宣传队主要成员是福建籍华侨，约二十余人，1926年月初随军进入福建。宣传队员沿途深入群众，认真进行宣传工作，有时还主动担负侦察敌，成为北伐部队政治部门的得力助手。(②陈万安、许肖生：《北伐战争与华侨》，《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华侨参加北伐的另一种形式是：入伍从征，参军参。旅居埃及的福建籍华侨马火扬，1916年出国谋生，回国前是埃及一家公司办事员。叶挺立团出师北伐的消息传到埃及，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立即辞去公司职务，以自己出国年的积蓄作路费，不远万里，不辞劳苦，回国参加革命。入伍前，他慷慨陈词：“出国十年，察帝国主义之侵略，内览军阀与其工具之纵横，早抱为党牺牲之决心。日前由埃归来，初追随大军出发，饮马长江，聊尽报国之激情。”(③《入伍生马火扬之慷慨陈辞》，《海外周刊》第26期。)表现了华侨把个人幸福、安危置之度外，一一意干革命的爱国主义决心。
1927年初，菲律宾一些华侨学生和居民，纷纷回到祖国，或者参加北伐军，或者到黄埔民校接受军事训练。
庄希泉的夫人是余佩皋，曾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校长、厦门女中校长。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投身革命。1926年7月随北伐军东路军进军福建，沿途向群众宣传北伐的意义和妇女解放的道理。1926年11月到泉州后，担任晋江妇女解放协会主任，国民党晋江临时支部执委、妇女部长。1927年2月调到福州，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她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平权，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爪哇归侨杨纯美（漳浦县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军入闽时，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委派杨纯美为漳浦县党部筹备员。丘廑兢（漳浦县人）是緬甸华侨，1911年11月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前，他受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派遣，到海澄县秘密活动，联络一批同盟会员、共产党员策应革命。革命军进漳后，组成海澄县临时县党部，任筹委会主任，开展除军阀、反贪污、反土劣运动，向海澄劣绅清算并追回历年被窃取的漳浮公路路租和全县公田田租，群众热烈响应，革命声势大振。(④丘连滨：《丘廑兢先生传略》，载《厦门文史资料》第10辑，1986年9月出版)
第六节 抗日救亡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北上（北）平（天）津，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济南，并杀害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许多群众，制造了“五•三”济南惨案。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军炮轰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翌年1月26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
福建省海外华侨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一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后，由陈嘉庚任总理的怡和轩俱乐部向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各界印发一份重要传单云：“山东惨祸，警耗频传，凡我侨胄，其心不摧。同人中原北望，空殷匹夫救国之心，恤怜救灾，敢忘拯饥扶溺之责？不揣绵薄，泣告同侨，共扩抱与之怀，冀为涓滴之助。”新加坡华侨社团立即发起召开全侨大会。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会长，李振殿（海澄县人）为财政主任，何葆仁为文牍主任。1928年5月17日，陈嘉庚在全侨大会上演讲：“查山东不幸，客岁惨遭天灾，难民数百万人，无食无衣，苦惨万状，不可言喻。虽远邻如美国尚筹款一千万元，以资赈济。……顾日本虽与我国毗邻，且属同文同种，而从未闻其捐助一文钱，救济一粒米。乃今日更进一步，侵略我主权，惨杀我同胞……其野心凶暴，险恶蛮横，实全世界所未有。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必筹相当之对待。”“对待办法不外二项，第一就是抵制，第二就是筹款。抵制之事，当守居留地法律，切不可轶出范围。若或轶出范围，是破坏抵制也，故应行文明办法，实行经济绝交。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不难驯服其野性也。”（①《南洋商报》1928年5月18日，见杨进发《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第98—100页。）接着，陈嘉庚又在“山东惨祸筹赈会”社团代表大会上演说，指出：“本会虽属慈善事业，但关系于国民极为重大。”“今番不独各劳工自动奋起，即妇人孺子，亦多自动捐输，……想各因得闻此次东邻恃强压迫之甚，故有为是血诚之表现。”他提出筹汇赈款，应统一行动，归本会办理，勿贻散沙之诮。（②《南洋商报》1928年5月23日。）到1929年1月为止，山东筹赈会九个月内为山东灾民筹募117.4万余元叻币，其中汇交南京政府107.3万余元，汇交蔡公时家属4.91万余元。（③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68页。）济南事件后，日本在新加坡“与华人之贸易已完全断绝。”华侨不为日本船起卸货物，不为日本渔船销售商品鱼，日本医生、理发匠等，也“全无华人顾客”。(①《南洋各属华侨之反日运动》，载《南洋研究》第2卷第4号“（三）6月15日新加坡日本人会电。”)当时，殖民地总督金文泰对陈嘉庚的反日言行表示不满，特别是对陈嘉庚及怡和轩把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摺》印刷和奉送一事更为恼怒。起初打算把陈嘉庚驱逐出境，后因陈嘉庚众望所归，不敢轻举妄动，仅对陈嘉庚提出书面警告。陈嘉庚亦置之不理。
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纷纷举行群众大会，谴责日军的暴行，募款支援在济南的中国军队，决定募捐一笔相当于马尼拉华侨所缴纳的全部收入税的款项给南京政府，并决定抵制日货。一个捐献运动随即在马尼拉侨社中兴起，由吴记藿（晋江县人）倡议，侨胞以个人、团体名义，或认捐款项，或认捐飞机，以便在厦门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和组建一个空军中队。吴记藿捐机5架（每架值2万比索），杨廷灿（音）、陈老芳（音）、中华烟商会、木商会、布商会各捐1架，铁商公会、米商会、怡朗社区各捐1万比索，其余杂货商会、烟叶商会、鞋业商会、烛商会，各捐款1000～8000比索不等。吴记藿还派他儿子吴启标到厦门创办“民用航空学校”，“不惜重资聘请中外飞机师3名，招生50名，所费达数万元。学校开办1年半，先后共耗资20多万元，均由他全部独力承担。”(②吴少牧；《吴记藿传略》，载《泉州华侨史料》第一辑，第159页。)马尼拉中华商会分别致电美国总统、国务卿、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个别国会议员、国联和日本人民、报社、日本首相，要求公正对待中国，制止日军的暴行。各地的侨胞利用纪念国耻日”（5月9日）的机会，在各城镇举行群众大会，号召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团结。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菲律宾各帮会（或堂会）达成协议，宣布停止纷争，一致对日，共同携手，协助祖国战胜日本。1928年7月，宿务出现《告侨胞书》，号召侨胞不要忘记日军在济南的大屠杀，决不屈服于敌人的武器，坚持英勇抵抗，不同日本人保持任何经济接触，号召抵制日货。随后，菲律宾华侨抗敌会成立，决定要华侨商人在10月31日以前清除存货中的日本货。抵制运动于11月1曰正式开始，抗敌会宣布不准侨商买卖日货，并决定派出有影响的侨胞到各省去推动抵制运动。到1929年3月，抵制日货的浪潮已席卷全菲各华侨社区。抵制日货运动取得重大成果，从1928年5月至1犯9年初，进口菲律宾的日本货大幅度下降。(③吴承洛；《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第二编，第55页。)
缅甸华侨先后三次汇款32万盾缅币支援祖国。(④《缅甸华侨志》，第270页，台北华侨志编築委员会编印，1967年9月。)
二“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菲律宾中华商会立即通电国内当局及有关部门，呼吁“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呼吁海外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日筹集捐输，抵制日货。9月23日，马尼拉各侨团联合召开大会共同成立救国会，当即募集了20万元捐助东北抗日军将士。同年11月26日，全菲163个侨团又云集马尼拉，举行更加声势浩大的华侨救国大会，发表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责任宣言；通电南京政府要求以武力收复失地。成立“全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制订了抵制日货大纲等。(①郑民；《缅怀爱国侨领李清泉先生》，载《华声报》，1988年8月23日。)“九•一八”事变后，庄希泉与王雨亭又于1932年6月在菲律宾联合创办了《前驱日报》，号召海外华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并严厉抨击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卖国行径。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进一步激起旅菲侨胞的义愤。救国联合会当即驰电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要求不惜代价保卫上海，并保证给予经费上的支持。截止1932年9月止，捐给十九路军80万美元。2月3日，鉴于局势的发展，为了加强领导，各侨团又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更具权威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推举李清泉（晋江县人）任主席。同年11月间，各侨团为响应“航空救国”号召，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推举李清泉兼任分会主席。到1933年1月止，购机募捐达国币300万元。其中李清泉独捐战斗侦察机1架，印度尼西亚华侨、中兴银行大股东之一的黄奕住（南安县人）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适寓菲律宾，捐款5万元。菲律华侨总共捐款购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赠送给十九路军。(②转引自梁上苑《菲律宾华侨抗日战争历史概述》。)成百上千华侨争取回国效力。有些人已经回国，并参加保卫上海的战斗。战斗在闸北、江湾、吴淞的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有252名华侨，其中有5名来自菲律宾。在华侨青年踊跃回国抗日热潮影响下，有700名华侨青年（大部分是大学生）也千方百计要求到上海或东北军队服役。( ③Tan,TheCh1nese1nthePhilippines1898—1935，P283—284。)
印尼各地华侨于1931年10月13日在雅加达成立包括五十多个华侨团体参加的救国后援会。在棉兰组织了抗日执行委员会。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包括长期的月捐、义卖、救济及献金等活动。泗水等56个地方，一年内捐献国币达557709.82元，毫银55450两。(④《驻泗水领事呈报侨胞捐款一览表》，南京《华侨周报》第19、20期合刊，第64～67页，1932年12月6日出版。)万鸦老华侨互助会募集会员捐，1933年3月，向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汇去银100两。先达华侨于1933年3月4日组织“赈济东北难民协会”，在4天内募得赈款18OO余盾，向银行买汇票得银2300两，立即汇往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转赈东北难胞。(⑤南京《海外月刊》第8期，第90、87页，1933年4月出版。)雅加达《新报》馆共募得20.3万盾，寄给中国红十字会。( ⑥郭克明：《记者生涯二十五年》（1922—1947)，第58页，玛琅模范出版社1948年版。)1932年上海“一•二八”之役爆发，三宝垄华侨救国后援会发动华侨募捐，汇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银57881.325两，国币7.1万元；寄往北平中国红十字会国币6132元。印尼各地华侨还发动抵制日货运动，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颁印奸商名单遍贴于街道；对于继续卖日货的商店，则在其商店招牌上洒泼柏油，或者没收其货物及罚款。最严重的是割其耳鼻以示惩戒。1932年10月，巴城中华总商会举办国货样品展览，号召华侨不买、不卖、不用日货。
缅甸华侨兴商总会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召开21届第7次职员大会，与会华侨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异常气愤，一致决议“为‘九•一八，案电请国民政府切实筹备抵抗案”和“发表宣言唤起侨胞努力共谋对待案”。缅甸华侨成立“救国会”、“缅华誓用国货十人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缅甸华侨救国会的侨胞，惊闻“一•二八”事变，遂有100多人组织缅华青年救国义勇队首途回国；抵达南京时，战事已趋缓和，被国民政府遣散回緬。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董林庆年（安溪县人）、李振殿（海澄县人）等于1931年9月22日致电国民政府，请团结息争，一致对外；同时联函国际联盟请制裁日本侵略者。陈嘉庚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致函总商会，请召开全坡华侨大会讨论对日办法。他得到应允后，即主持召开大会，通过致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①《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史记《南侨回忆录》第31页。)“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新加坡华侨立即开展节衣缩食运动，筹款支援。1月至7月，南洋华侨汇交十九路军的捐款额达600万元（大洋）以上，其中就有陈嘉庚所筹募的巨款。(②《海外月刊》19M年第3期，蔡廷锴的回忆，载《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5页。)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永定县人）汇款万元并捐赠大批药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 ③《南洋情报》第1卷第6期，1933年出版。)
越南西贡、堤岸的华侨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组织“越南经济联合后援会”，“越南虑日救国航空委员会”、“救国缩衣会”等团体，颜子俊担任“救国缩衣会”会长。他号召侨胞抵制日货，节衣缩食，踊跃捐资，曾一次给东北抗日义勇军100万元抗日经费。上海“一•二八”之役后，颜子俊以快邮代电严斥国民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并将其刚出生的第四个儿子取名“国仇”。他先后组织并主持“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南圻华侨救济总会”等机构，发动侨胞捐献，筹集了数百万巨款以及40余箱衣服、药品，分别寄给上海十九路军和上海救济总会。
第七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参加工农红军
1927年9月初，周恩来、朱德、贺龙等率领南昌起义军入闽。1929年3月至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的红四军先后二次入闽，在闽西建立红色政权。马来亚归侨魏金水(龙岩县人）参加地方农民暴动，于1929年7月参加赤卫团，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红军第十二军、第十九军团政治委员，转战在闽西各地。印尼归侨曹菊如（龙岩县人）于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闽西工农银行和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的创始人之一。郭乾照（龙岩县人）1932年回国，1934年参加长征，任连队事务长，牺牲于湖南。
1932年4月，红军一、五军团攻克漳州，创建闽南革命根据地。菲律宾归侨李子芳（晋江县人）于5月间，由鼓浪屿前往龙溪县石码镇参加红军，任红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统计干事。6月，随军进入中央苏区。年底，红四军政治部改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在中央苏区，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于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菲律宾归侨叶飞（南安县人），于1929年到闽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在闽东地区坚持五年的游击战争。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8个师、10万人，大举向福建苏区进攻，闽东独立师面临重重包围，年仅25岁的叶飞，率领只有9个连的独立师，在福安洋西山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展开激战，敌人死伤一千多人，独立师成功突围。
1930年9月，在中共泉州特委和中共惠安县委的领导下，成立“福建红军独立第一师”、“福建红军惠安总指挥部”，下辖2个团，惠北为第一团、惠东为第二团。第二团团长兰飞鹤(惠安县人）是马来亚归侨。福建红军独立第一师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而失败，兰飞鹤不幸被捕，于9月26日英勇牺牲。
二参加地下斗争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菲律宾归侨董云阁（晋江县人），于1927年8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厦门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1929年6月，他出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9月以后任代理团省委书记、团省委书记。同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派董云阁到漳州，重建中共闽南特委，任副书记。1932年5月，董云阁在厦门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后被敌人杀害。
厦门“四•九”清党后，新加坡归侨粘文华（泉州市人）从泉州出走到新加坡。1930年4月返回厦门，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厦门店员支部书记。同年11月任厦门市委书记。惠安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福建省委派粘文华到惠东工作。1931年初任中共泉州特别支部书记。1932年夏，奉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命令，以市委特派员身份到安（溪）南（安）永（春）巡视。1934年初，安南永德（化）边区成立红二支队，粘文华任政治部主任。红二支队在安南永德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越南归侨李南金（永春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回永春开展革命工作，任中共永春县委宣传部长，同年冬任县委书记，到永春、南安、安溪三县边界开辟游击根据地，创立以佛子格为中心的安南永特区，兼任特区书记，建立了一支有四十多人的游击队。1931年李南金调往漳州、石码一带工作，担任中共同安特支书记。同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苏区，扩大游击区”的指示，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身份，领导（同）安南（安）永（春）特区工作，恢复党组织，建立农会，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政治影响，建立以佛子格为中心的安南水边区红色游击区。1932年4月24日在安溪县城英勇就义。
洪学礼，又名洪雪立（南安县人），1930年3月从马尼拉回国，到南安县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革命工作。中共泉州特委成立时，洪任特委委员兼南安区委书记，1930年8月底在家被捕，经营救出狱后到印尼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因印尼“赤潮案”(①洪骏声等人在玛琅出版《赤潮》杂志，宣传抗日，1933年5月被荷印殖民政府取缔，50多人被无理拘捕。)被荷印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回到泉州，在紫塘乡、林口乡办学，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后来泉州特委派他到晋南中心县委所在地的山边区委任区委书记。1936年因党组织受破坏，被迫从惠安到厦门，以《江声报》编辑名义，参加各种进步文化活动，组织读书会。
三参加和支持“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十九路军扩充为五个军，宣布反蒋抗日。26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在这次“福建事变”中，有一些归国华侨参加。彭泽民，马来亚归侨，广东省四会县人，1933年冬从香港到福建，参加“福建事变”，主张联共、反蒋、抗日。陈友仁，出生于牙买加，广东省顺德县人，曾在英国伦敦当律师。1913年回国，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32年一度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因主张抗日，被迫去职，1934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赴法国。张炎，广东省吴川县人，出生于越南，1912年回国，1933年“福建事变”前接任国民党独立第四十九师师长。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任第四军军长，通电退出国民党。事变失败后偕夫人郑坤廉出国赴欧美考察。
“福建事变”发生后，菲律宾的一些华侨表示拥护和支持。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募集捐款20万元，支援新成立的革命政府。马来亚华侨组成以何葆仁、李铁民等人为代表的考察团，回闽与革命政府洽谈，支持新政府的抗日主张。当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时，菲律宾马尼拉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友超（晋江县人）立即致电表示拥护。1933年11月23日，他和董冰如联名通电给世界各地许多侨团和侨领，阐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宗旨，希望“竭诚拥护新政府”。11月25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任命许友超为思明市（今厦门市）市长。12月13日又任命许为龙汀省副省长，但许坚辞不肯上任，重返菲律宾经商。
第八节 抗日战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不分帮派、职业、男女、老幼，同仇敌忾，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
一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相继成立抗日救国团体。
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新加坡118个华侨团体1000多人参加侨民大会，会上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办事处设在怡和轩俱乐部内。1937年10月吉隆坡成立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大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下辖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彭亨、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12个区筹赈会。
芦沟桥事变后不久，菲律宾马尼拉中华总商会召集各华侨团体成立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由李清泉任主席，提出“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的宗旨，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此外，菲律宾华侨还组织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等抗日救国团体。
在荷属东印度（印尼），华侨本拟成立抗敌后委会，后因荷印殖民政府阻挠，乃成立华侨救济祖国灾民慈善委员会。8月2日，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召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各侨团开会，决定立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8月12日茂物、丹格朗等八个城市的分会以及望加锡筹赈灾民委员会等组织成立。
1937年5月缅甸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成立，后改名为缅华文化界救亡协会，不久又再改名为缅华文艺界抗日救亡联合会。7月23成立緬甸华侨救灾总会。在缅甸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还有緬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华侨红十字会、福建省公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劝募队、缅甸闽侨各属筹赈会、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分会等。
在美国，1937年10月13日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各城市设有分会。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美国华侨组织的救国会共有92个。1943年9月5日，在纽约华侨公立学校举行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机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包括美国全境36个大城市的救国会组织，会议决定将各地的筹饷会名称一律改为华侨救国会。
在美洲其他国家，在欧洲、澳洲和非洲，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大部分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
海外华侨组织的抗日救国团体，影响规模和贡献最大的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1938年10月10日，该会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沙捞越、缅甸、泰国等地的华侨代表168人，代表45个城市华侨救国团体，成为南洋华侨史上空前的盛会。与会代表一致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总会办事处设在新加坡。大会还制定了各埠筹赈会办法举要。南侨总会是南洋八百万侨胞第一次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团结的组织。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下的基层救国组织已达702个。
二捐献
在菲律宾，无论富商巨贾，还是升斗小民，男女老少，都热情捐输。李清泉以身作则，捐资纾难，认购救国公债；1940年弥留之际，嘱将10万美元赠送给中国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①《新华日报》1940年10月13日)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3月6日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汇款1万元国币赠送给八路军将士购买雨具。以杨启泰（海澄县人）为首的中国航空协会菲律宾分会倡导献机救国。菲律宾华侨铁商会首捐20万比索（当时可购机2架）。华侨郑万益独捐10万比索。菲律宾华侨百货商会、杂货商会、纸箱商会、信托商会、屠宰业、学生界及妇女界也各献机1架。据统计，抗战头三年间，菲律宾华侨献机捐款达490万比索（2比索合1美元），共可购机50架。(②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和华裔》，第194页，（台北）正中书局1979出版。)菲律宾闽籍侨胞组织福建救济委员会，发起募款1000万元。(③《闽侨月刊》创刊号，第13—16页，1939年5月10日出版。)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捐款方式一般分为定期捐款和临时筹募两种。各商店雇员、学校教职员、各机关工作人员，均按月扣薪若干巴仙，各学校学生每日每人捐零钱，舟子、车夫、小贩自愿认日捐和月捐。陈嘉庚每月捐款2000元。属于临时筹募者，则有各种特捐、如球类比赛筹赈、游艺会筹赈、歌咏筹赈、演剧筹赈，以及制糕饼、菜肴、花卉筹赈等，福建帮组织了100个售花队。侯西反（南安县人）是新加坡筹赈会及南侨总会的总务主任兼闽侨募捐主任，他常常一天连续出席几个劝募会，筹款成绩斐然。他主持的树胶公会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国币。胡文虎于1939年10月赠给广东抗日军队15大箱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等药品。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9年4月，胡文虎共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50万元国币，加上义捐，超过300万元。马来亚怡保的永定籍华侨戴汉杰，为了支持祖国抗日战争，于1940年将十一岁的儿子钢芬卖掉，得款折合银300元，全部捐献给怡保筹赈会，国民政府特颁给戴汉杰一枚勋章，表彰其卖子救国的爱国义举。新马地区华侨义捐和公债合计共达32765826元(国币），平均每人负担15元。(④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第二章，新加坡，1940年版。)
在印尼各地华侨到处张贴“节食救国”和“踊跃输将”等标语。。各地侨校师生上街募捐、义卖、义演，成为募捐的主力军。《新报》从1937年8月起，建立“中国救济基金”，四年内共募得1715854盾。《新报》职员自动减薪5～10%以支援抗日。( ⑤见《洪渊源自传》，载《华侨历史》，1985—1986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坤甸华侨马细旦足残废多年，以手代步。他爬到街上向侨胞发表抗日救国演说，并将两天行乞所得40盾交到慈善委员会转汇祖国赈济难胞。爪哇华侨许启兴（父是福建籍）曾主办巴城华侨慈善夜市，奔走筹款。据统计，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的两年内，巴城华侨认捐31535287元。当时我国华南、西南地区疟疾流行，巴城华侨踊跃捐献奎宁丸，不到两年时间即捐一亿粒以上。印尼华侨还捐献6万件寒衣，价值约18万元。( ①黄昆章：《印尼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载《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缅甸福建华侨将温陵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三山会馆、南安公会的馆所变卖以购公债。缅甸华侨于1938、1939年通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支会购献两批14架战斗歼击机，后被编为“缅甸华侨号”。滇缅公路开通后，缅甸华侨响应南洋华侨救灾总会的倡议，各侨团和侨校于1940年掀起献车百辆的运动，所献车辆被命名为“缅甸华侨青年号”。（②《华侨与中国革命》，第349页，1963年台北。）此外，缅甸华侨还捐献大批衣服、药品等物资。据统计，1937～1939年缅甸华侨通过缅甸红十字会运回祖国的物品有：单夹衣裤313捆，32.52万件；新棉衣29捆，1.16万件；新旧麻袋360捆，18.35万件；各类药品69箱。（③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7—58页，79页，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
华侨除捐款汇交国民政府外，也把大批捐款、物资直接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新加坡华侨发起扩大援助八路军运动，发表《为援助八路军告侨胞书》，号召侨胞踊跃支援。马来亚华侨组织“援八援新四委员会”。菲律宾华侨组织了“陕北公学捐募基金委员会”，先后两期募捐16300余元。1939年初，海外华侨给宋庆龄转交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在八年抗战期间的捐献，以国币计算达13亿2259万元。（ ④《华侨志总志》第473页，台北。）国民政府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一半，最后作为捐款献给抗战事业。（⑤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7—58页，79页，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
三回国参战
1938年南洋华侨青年陈少墨、林文法、蔡云飞、李延平、彭乃成等人回国参加黄埔军校。新加坡归侨陈少墨在黄埔军校15期毕业后，加入余汉谋12集团军188师，转战粤北、桂西，在十万大山打游击，利用山地，丛林与日寇周旋，日本投降时，陈任突击营副营长，奉命到海南岛受降。
1939年7月，有88名华侨青年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参加国民党军队在本省的第13新兵补训处学员训练。结训后编入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层军校设有华侨特别班，专门招收归国从戎的华侨青年。有许多华侨青年受训后被编入国民党部队。如1939年菲律宾有100多名华侨青年回国从军，抗日杀敌，被编在军政部福建第13补训处受训。（ ⑥《闽侨》月刊，1939年第4期，第43—48页。）
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约占四分之三。华侨飞行员多次驾机与日本空军作战，为保卫祖国领空立下战功，不少人壮烈殉国。德化县籍华侨肖德清，出生于马来亚，1933年入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飞往前线参加战斗，1942年5年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上空与日机战斗中牺牲。（①转引自郑炳山《泉州地区华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载《华侨历史论丛》第3辑，福建华侨历史学会，1986年9月出版。）菲律宾归侨刘领福，曾在厦门“福建民用航空学校”学习，抗战初曾多次参加杭州、南京和长江沿线空战。1938年8月3日在武汉空战中击落敌机一架，荣获金质兰星奖章。（②转引自洪仁《厦门华侨与抗日战争》，载《厦门日报》，1985年5月24日。）
抗战时期，有大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仅1938年5月8日，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参加抗日的青年就有78名。1937年12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征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民武分会”挑选了28名（其中福建籍22人）组成“菲律宾华侨回国慰问团”，由沈尔七（晋江县人）为总领队，于1938年2月到达龙岩县新四军二支队驻地，8月初到达新四军军部。慰问结束后，团员奔赴各抗日前线参战，后来大部分在皖南事变中蒙难。（③高天雄：《菲律宾华侨回国慰问团纪事》，载《华侨沧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于1937年到1938年组织三批20多人回国。第一、二批10多人到延安，第三批7人参加新四军。（④高作辑：《回忆怡朗华侨的爱国行动》，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华侨史》，1983年7月。）李林是爪哇华侨，1937年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被派往太原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以后在雁北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后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1940年4月26日，在一次反扫荡战中，在连续重创敌人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⑤平鲁县党史县志研究室：《巾帼英雄一一李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印尼巴城养生院院长柯全寿（福清籍），先后组织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医疗队待遇微薄，在前线救死扶伤，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称赞。（⑥黄昆章：《杰出的印尼华裔名医、社会活动家柯全寿》，载《华侨历史论丛》第3辑，1986年9月。）缅甸华侨组织救护队，全队31人，由陈雅云（广东人）、李伯桂（福建人）任正副队长，曾在广东从化及西江一带工作。1939年1月救护队李伯桂、马兴惠等十人到湖南、贵州，有的在图云关红十字会总部工作，有的到第54和第56救护队工作。（⑦马兴惠：《缅甸华侨救护队回国抗日纪事》，载《华侨历史》，1986年第3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
为了打破日军对我国沿海口岸的封锁，1939年建成了滇缅公路。当时国内缺少汽车驾驶员和修车工人。“南侨总会”号召华侨中的汽车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数月之间，回国者达3193人，其中福建籍有800多人。新加坡、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不少福建华侨宁愿放弃在海外比较安定和优裕的生活，应募担任滇缅公路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当时疟疾盛行，华侨机工普日死七八人。但他们不怕劳苦，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拼命为祖国抢运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四抵制日货
抗日战争开始后，海外华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不买卖日货，不为日商做工，不把军需物资供给日本侵略者。
马来亚是日本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供应地。1937年12月初，当日营铁矿的矿工得知他们生产的铁矿和钢片运往日本，制造枪炮和飞机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时，丁加奴州的龙运铁矿的华工，一致离矿罢工。紧接着，其他各矿华工也相继罢工。原籍德化县的陈节侯，在矿区经营商店已久，当龙运铁矿罢工后，陈节侯也毅然停止营业；1942年马来亚沦陷时陈被日军拘捕，全家五人被害。（①徐本章、李仲伦：《德化县华侨简史》，见福建华侨历史学会1986年9月编《华侨历史论丛》第3辑。）1938年1月3日马来亚日营崙株巴辖铁矿三千名华工（绝大部分是福建籍）集体罢工，矿上机械全被炸毁。新加坡筹赈会支持这一罢工斗争，以福建会馆名义，向侨胞募捐新加坡币六万余元资助罢工工人。以后这些华工在南侨总会的组织和帮助下，陆续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由于马来亚华工的罢工，使日本在马来亚经营的钢铁生产受到致命打击。1937年7月起，日本每月从马来亚运出的铁矿石和钢锭30万吨，而罢工后的12月，仅运出12400吨。（②转引自林金枝《福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南洋各地华侨成立了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机构。华侨在新加坡、马来亚组成了“抵货会”和“锄奸团抵货会负责检查入口货物，锄奸团则侦察商店摊贩是否出售日货。新加坡市政局一名粤籍议员因主张向日本订购水泥，被陈嘉庚斥为“忘祖”、“腐化”，舆论同声反对，使他不敢向日商订货。菲律宾华侨工商界则组织华侨抗敌委员会，宣布以排斥日货、筹募救国公债及救济伤兵难民为目的。越南华侨于1938年成立“安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把“根绝劣货（日货）运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缅甸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各地成立抵制日货的领导机构后，向广大华侨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日货原在新、马地区有很大市场，遭到广泛抵制后，日货几乎濒于断绝。1938年初的3个月，东南亚日货销量减少了54%，每月损失2000万元。“七•七”事变前，日本运往新加坡的货物，原每月八千吨，事变后减少至二三千吨。（③黄警顽编；《华侨对祖国的贡献》，151页，棠棣出版社，1940年。）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
五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海外华侨奋起救国，闽籍爱国侨胞热烈响应。
“南侨总会”成立不久，北平汪朝宗、池尚同、王大桢（泉州人）等31人联名给“南侨总会”来电，妄图引诱陈嘉庚和“南侨总会”“赞成与日和平”，当即遭到陈嘉庚回电痛斥，指责他们是“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④陈嘉庚：《南侨回忆录》，81页。）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当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企图和日本侵略者妥协，陈嘉庚当即以“南侨总会”名义打电报质问；当确知汪精卫坚持对日本妥协时，便公开谴责汪精卫等于秦桧，卖国求荣，并以国民参政员名义，打电报给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很快获得通过。当时担任议长的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当汪精卫叛逃时，陈嘉庚发出多封电报，要求通缉汪精卫。此后，以反对卖国投降、支持抗战为中心的讨汪运动，在各地迅速展开。在马来亚，“马来亚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在各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汪宣传周”活动。在越南南圻有40万华侨参加声讨汪逆的运动。在緬甸仰光，华侨还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精卫的活动费用。（ ①《仰光华侨筹款百万元缉汪》，载《新华日报》1940年9月27日。）
1939年底和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时，一再向国共两党领导人表示：“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加紧，汉奸汪精卫分子一定要铲除，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侨胞爱国，积极帮助祖国抗战。”“若不幸分裂，发生内战，则无异自杀。”（②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10页。）在南洋各地的救亡团体和爱国侨领，纷纷发表宣言和谈话，呼吁团结抗战，谴责内战、分裂。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对新四军进行突然袭击制造了“皖南事变”。这一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十分愤慨，群起反对和谴责。1月18日，菲律宾中华抗敌总会和菲律宾闽侨难民救济会联合召开会议，余清箴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侨胞最希望于祖国的，是国内团结的日益加强，希望政治进步，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痛恶任何细小的分裂消息。”南洋地区31个闽侨社团，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致决议：“向中枢当局作紧急呼吁，恳其立即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明令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火速撤消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之抗日的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之武装。”（③《南洋华侨呼吁改革祖国内政》，载《新华日报》1941年8月6日。）
1941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南洋商报》发表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信的内容有：一、中国一定要抗战到底，中途妥协就是灭亡；二、中国一定要实行民主，在抗战中完成建国；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能自起分裂；四、汪精卫以及一切汉奸组织，一定要加以消灭。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带头在信上签字，紧接着，在矿山、工厂、橡胶园、街道、商店、饭馆，各界华侨争着签名。到7月中旬签名者达10万人。（④《马来亚华侨万人签名，要求团结抗战》，载《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2日。）
第九节 解放战争
一、反内战、争和平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双十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战火燃遍华北各福建省旅居海外侨胞，看到内战爆发，无比愤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认为美国是挑动中国内战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于1946年9月7日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以免蹈日本企图分裂中国而自取败亡的覆辙。9月10日该电文由路透社、合众社公布，新加坡《民主》周刊发表。国民党马来亚吉打市党部盗用福建会馆和商会的名义，呈函吉隆坡领事，并将该函在报纸上刊登，反对陈嘉庚通电。当时，新加坡、马来亚其他大多数华文报刊，大都为国民党人所操纵，诋毁、谩骂陈嘉庚。《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同声鼓噪。只有槟城的《现代日报》、《商业日报》和吉隆坡《民声报》登载陈嘉庚电文和侨众拥护陈嘉庚立场的实况。激起广大华侨公愤。9月27日，新加坡华侨工、商、学、政各界团体216个单位的代表，举行盛大集会，拥护陈嘉庚通电，并决定组织“海外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协会”，以实现陈嘉庚的主张。马来亚的吡叻、雪兰莪和槟城等地，也有200多个华侨社团组织了拥陈活动，其他许多城镇也举行同样的群众集会。同时，新加坡、马来亚先后有几十万人签名反对美军驻华。
新加坡的民主同盟组织于1946年10月27日召开各界华侨大会，宣布成立“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开幕词中，揭露国民党政府假民主真独裁的六条罪状。(①新加坡《公报》，1946年10月28日。)
越南堤岸华侨1946年10月10日，举行反独裁、反内战，要求民主和平的示威游行，有五千多人参加，其中西堤华侨工团联合会的队伍占一半以上，堤岸的南侨、福建、义安三校师生也参加。（②张易生：《在越南侨社活动十五年忆记》，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侨史资料》第8期，1989年7月。）
暹罗全国华侨青年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6年8月18日在曼谷市猛叻地区索利翁中华总商会礼堂举行，到会代表和列席代表共千余人。大会通电美国青年会，吁请帮助制止美国政府“军事援华”及撤退驻华美军。同年12月13日，暹罗华侨各界召开反对内战大会。（ ③高朝生《泰国华侨青年运动发展简述》，载北京《侨史#料》第3期，1987年9月。）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接着，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开封、厦门等地也相继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5月30日，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召开华侨各界代表大会，声援国民党统治区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运动。新加坡工农商学及文化界团体174个单位代表及知名人士共数百人出席会议。会上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大会发出通电:“《大公报》转全国各大学学生会鉴：此次学生正义运动，遭受残酷压迫，无限同情，敬祝成功。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主席陈嘉庚。”（①杨国桢：《陈嘉庚》，第117页。）陈嘉庚还致电南京国民参政会，声援学生运动。电文说：“国民党当局假宪政之名，行独裁之实，使用贪污，滥发纸币，加以发动内战，更使民不聊生，京沪平津等地青年学子，迫于义愤，呼吁和平，竟遭惨杀，甚至以军法镇压学潮，封闭报馆，侨情愤激。”“唯有恢复言论自由，切实保障人权，方足以平民愤”。（②陈碧笙、陈毅明：《陈嘉庚年谱》，193页。）
为了团结广大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1946年9月，胡愈之、李铁民、张楚琨等人征得陈嘉庚同意后，决定创办《南侨报社有限公司》，陈嘉庚认股11万元，占股款的1/4,张楚琨和高云览各认股9万元，认股万元以上的有李光前、王源兴、陈岳韦、黄联山、刘玉水、陈镜清等人。1946年11月21日，《南侨日报》创刊号出版，陈嘉庚任南侨报社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琨任经理，李铁民任督印，洪丝丝任《南侨晚报》主编。南侨报社创刊后，大力宣传祖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华侨的爱国团结，同时也就全马来亚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为广大侨民的切身利益服务。该报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团结各帮派，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该报创刊三周年时，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扬新民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③张楚琨：《陈嘉庚与南侨日报》，载《回忆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
二参加解放战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一批福建籍归侨，他们原是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南征北战，英勇战斗，作出巨大贡献。如菲律宾归侨黄登保(原籍厦门），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到东北任牡丹江炮兵团团长,收集敌人丢下的大炮，补充士兵，添置战马。他参加解放鞍山、辽阳、锦州战役。东北解放后，升任炮兵二师参谋长。北平和平解放时，他率领炮二师参加入城式。此后他又南下参加雷州半岛的解放战役。菲律宾归侨陈绍痕(惠安县人）。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六纵队四十八团副团长。他在华东战场上参加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1949年春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④王直：《怀念陈绍痕同志》，《福建侨乡报》1985年2月10日。）南安县籍菲律宾归侨黄子英，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任教导员。1947年冬，在与敌人作战中英勇牺牲。现在哈尔滨烈士纪念馆中还陈列着烈士的遗像和遗物。（①戴碧轩：《怀念黄子英同志》，《福建侨乡报》1987年7月21日。）菲律宾归侨叶飞解放战争爆发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他率领部队参加过蜚声中外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圍、淮海、豫东等战役。1949年7月率领十万大军从浙江省嘉兴市南下，于8月17日解放福州，10月17日解放厦门。永春县籍马来亚归侨梁灵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参谋长。在解放福建的战斗中，他率领兵团先遣队先期进入闽北，与地方党和游击队联系，了解敌情和民情，为解放大军南下筹划粮草，抢修道路等。
从1946年底起到1949年止，从菲律宾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福建籍华侨，共有200多人，其中有“劳联会”顾问许立（许敬诚）、“劳联会”常委及所属各工会领导人高剑峰、吴扬(吴紫清）、王今生、林季良、吴锦南、王汉杰、许良枫、许昭明、郑显玉、张振民、魏文基、郭健、沈福水等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闽南支队（第八支队）的有60多人，不少人担任支队、团、连领导职务。王汉杰担任副支队长、副政委、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兼作战科科长等职务。吴扬曾任副支队长、闽西南临时联合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务。
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也有100多人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其中在永春、德化、安溪参加游击队的有50多人，在惠安参加革命斗争的有十多人。马来亚归侨徐志荣1948年9月回国，曾任中共德化县工委书记，1949年6月19日游击队解放德化县时出任县长。
印尼华侨傅维葵、黄立，越南归侨叶振汉、白宗兰等人，也先后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傅维葵长期坚持在晋江、南安、同安一带参加游击队活动，1947年被捕，1948年经地下党组织劫狱成功后，更加坚定地参加战斗，曾任中共南安县工委书记、晋南同游击队教导员等职。
1948年起在厦门大中学校学习的华侨学生，有许多人陆续进入闽南游击区，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政府，建立人民政权。印尼望加锡华侨、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郭淑姿（速之），是厦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理事。1949年初到惠安参加游击队，捐款给游击队购买药品、收音机等物资。马来亚归侨、厦大经济系学生杜振华（萧获）于1948年10月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厦大第四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于1949年8月到（南）靖(平）和（漳）浦游击区参加革命。香港达德学院的福建籍华侨学生蔡新生等人1949年初回国到闽南游击区参加革命。
三拥护新政协召开，欢庆新中国诞生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主席分别邀请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华侨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5月4日，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召开会议，议决致电中共中央，拥护新政协的召开。陈嘉庚致电毛泽东，支持中共的号召，并电告李宗仁劝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
庄希泉受中共南方局委托，专程飞往新加坡，面邀陈嘉庚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5月28日，陈嘉庚由庄明理、张殊明陪同，乘船离香港前往天津、北平。当时杭州、上海都已相继解放。陈嘉庚临行前以快邮代电促请福建人民迎接解放，电文说：“吾闽匍匐于军阀统治三十余年，闽人疾首痛心，无法自救。今幸人民解放大军，横扫江南，前锋已入闽北，全省解放，指顾间事。庚适由海外归来，道出香港，光明在望，曷胜欢欣！惟念闽人如欲于以后新中国占=员，新政治参一语，值此黎明前夜，宜当奋发有为，不限任何方式，各就本位努力，从速策进和平，迎接解放。在闽蒋党之军政大员，尤宜放下屠刀，立功自赎，保存国家元气，减少地方损失，人民和平大道，处处予以自新，倘执迷不悟，作恶到底，身败名裂，闽人决不宽恕。福建乃华侨之故乡，闽人有救省之责任，坐待解放，识者之羞！恳切进言，幸速奋起！”( ①铅印传单，原件藏集美学校委员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福建籍华侨代表有陈嘉庚、庄明理、黄长水、张殊明等人。陈嘉庚是华侨小组的召集人。他以华侨首席代表的身份向大会致词，对《中国人民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献，“愿无保留予以接受”，并“努力促其实行”。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海外侨胞奔走相吿，欢欣鼓舞。各地华侨先后召开了多种形式的集会、座谈会、庆祝会，组织游行活动，并纷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拥扩和支持人民的新政府。缅甸仰光华侨总商会假仰光市政厅大礼堂，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
第十节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侵略我国领土台湾。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罪行。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赴朝参战的命令。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福建省的华侨、归侨、侨眷踊跃支持和参加这一运动。
一声讨
1950年8月30日，陈嘉庚在福州代表华侨致电联合国安理会，抗议美国飞机侵入我领空，屠杀我同胞，要求立即制裁美军暴行，并令其撤出朝鲜。
1950年11月10日，晋江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对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威协我国安全，表示无比愤怒。华侨代表赵祖培说：“我们从今天起便要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从各方面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战争，胜利一定属于朝鲜人民。”同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福建分会召开首次全会，归国华侨张兆汉、李述中，庄炎林、马宁、张壮飞等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加强领导全省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10月，陈嘉庚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发言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
二捐献
1950年11月15日，陈嘉庚开集友银行支票1张500元人民币交中国银行代转，作为寒衣捐，支援抗美援朝。
1951年2月8日，福州市归国华侨联谊会举行侨联筹委会及各小组长联欢会。在春节期间，归侨们在自愿基础上开展捐献运动，慰劳朝鲜前线中、朝战士及救济朝鲜难民。半天之内就已捐了650元，其中归侨程丽川独捐300元。1951年6月21日，福州市侨联举行抗美援朝工作会议上，归侨踊跃捐献，半小时内即认捐100元。4来亚槟榔屿归侨王孔庚是修理自行车工人，提出在半年内每月捐款5元。归侨郑昌祯、刘荆荫、林青山、吴师基等四人认捐1100元。该会还收到海外华侨陈向慢寄来捐款100元。印尼归侨林尔华把其兄刚寄来的1000港元以其兄名义捐献。
新加坡华侨热烈献款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福建省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于1951年2月收到旅居新加坡的福建华侨转寄的慰劳金折人民币5786元。
1951年6月起，全省归侨和全省人民一道热烈开展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朝鲜前线运动。晋江县抗美援朝分会决定发动全县侨乡人民在年内捐献战斗机3架，高射炮1门。7月，晋江县归侨联谊会决定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晋江华侨号”飞机1架，莆田县抗美援朝分会于6月底决定捐献战斗机3架。
三支援
抗美援朝期间，全省许多华侨、归侨以各种方式支援这场正义战争。新加坡崑兴企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郭瑞人等人，为祖国采购大量橡胶等军用物资，冲破重重困难，及时运回祖国。
厦门市有一批归侨到朝鲜前线担任汽车驾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