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浪墅桥村（原罗江乡），东距宁波市25公里，西离余姚市24公里，南临姚江，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四明山，北接平原，越过平原有一块丘陵，翻过丘陵即是杭州湾。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聚落遗址。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C14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6500～70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000～65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500～60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55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季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使传统的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论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而在学术界确立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的崭新观点。被学术界公认是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体现了浓郁的江南水乡的地域特色，它所展示的种种文化现象与后世的江南文化，特别是百越民族文化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2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日本学术界在1979年将其载入《世界考古学事典》，1980年英国出版的《考古学百科全书》也详实介绍了它并配以彩色图片。2001年，被《考古》杂志社组织的由全国100多位考古文博界和史学界著名专家参加的评审委员会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录。
第一节 发现和发掘
和世界上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样，河姆渡遗址也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1973年夏天，河姆渡所在地罗江公社政府为了提高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决定在河姆渡渡口附近，紧靠姚江的小河边建造一座排涝站。为安装大功率水泵，基础需深挖至生土层。该工程于6月下旬开工，要求在7月、8月台风季节之前投入使用，因此工期很紧。6月底一天，罗江公社副主任罗春华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发现基础才挖了2米多深，心里很不高兴，于是找来工地负责人查问原因，听说是泥土中混杂着许多骨头、瓦片，比较难挖，很多民工的手脚被划破，也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他到现场仔细察看，果然坑壁、坑底的土中有许多东西，旁边墙角处还有一大堆挖出来的木头、破罐和骨骸等，有几个民工还从口袋里摸出一些做工精致的小器物给他看。罗春华马上想到，这是古器，是国家的财产，应该由国家保管，于是立即派人将流散到民工家里的出土物收缴起来送公社保管，又叫工地负责人向县文化站联系。两天后，县文化站干部许金耀来到河姆渡，他立即被这些出土物吸引住了，经过仔细察看，认定这是一处年代久远、埋藏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许金耀是一位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和高度责任心的同志，他要求工程暂停施工，并返回余姚向中共余姚县委领导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紧急报告。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并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当时，浙江的史学界有一种“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不过钱塘江”的传统观念，有的专家认为河姆渡属海相地貌，地质年代很近，而且地势低洼，地理环境差，不适宜古人类居住，不可能有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址。但经不住许金耀的再三要求，才通知在河姆渡附近保国寺出差的王士伦去看一看。王士伦看了遗迹、遗物后，发现坑底部分遗物在浙江其他地方未曾出现过，而坑上部有的器物与杭嘉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器物相类似，他推测河姆渡可能是浙江省境内一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王士伦请求地方政府保护好现场，并挑选了一些标本，当即返回杭州向领导汇报。几天后，省文管会派汪济英等同志来河姆渡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试掘。一个举世瞩目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这样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了，当时在水利施工现场劳作的民工，包括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恐怕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它竟然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学界，震惊了史学界。
历史上，河姆渡遗址也曾有过几次被揭露的机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今天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即4万平方米范围之内的地方，曾挖过一条战壕；20世纪50年代，姚江北岸修筑土塘时，在遗址上取过土，排涝站里侧的小河就是那时挖掘的；20世纪60年代，一条宽3米、深3米、长80米的水渠东西向贯穿了遗址。这几个工程中都会有文物出土，但因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而与之失之交臂。如今，终于揭开了它尘封已久的面纱，让7000年前的地下村落重见天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专家、学者研究远古时代的生态环境、地理、地质、农业、手工业、原始艺术等学科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优秀的教材。罗春华、许金耀、王士伦等同志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传扬。
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后，在1973年和1977年，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对其进行过两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630平方米。考虑到河姆渡海拔较低，地下水位高，两次发掘都选择在少雨干燥的冬季进行。
第一次发掘选址原渡头自然村北的晒谷场位置，从1973年11月4日开始至1974年1月10日结束，历时71天，共布5米×3米探沟6条和5米×5米探方28个，其中南面有些探方内的文化层已被姚江改道时冲刷掉，因此实际揭露面积630平方米，出土骨、石、木、陶质等各类文物1600多件，还有丰富的稻谷堆积层和大片木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余姚市（当时为余姚县）为做好本次发掘工作，成立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领导小组，对发掘有关的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
第二次发掘选址于第一次发掘区北20米的稻田上，从1977年10月8日开始至1978年1月28日结束，历时112天，共布10米×10米探方20个，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骨、石、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4700多件，其中许多器物是第一次发掘时没有见到的。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个，又发现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和大片木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为了有组织地抓好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协调发掘工作中各方面的关系，宁波地区成立了由中共宁波地委常委陈布衣同志任组长的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严文明先生亲临现场指导发掘，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南京大学地质系刘泽纯先生到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重要的遗物和遗迹，在6700多件（整理过程中又增补了300余件）编号文物中，有不少是罕见的珍品。河姆渡遗址犹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情景。它的发现和发掘，无论对史学界还是考古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仅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一元论观点，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史前文化，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
第二节 地层堆积
河姆渡遗址有4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层，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两次考古发掘中，除个别探方被现代水渠等打破之外，其余皆保存完好。各文化层的土色、土质都清晰可辨，出土遗物也明显有别。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和《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主要收获》介绍，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自上而下分别为：
（1）耕土层。土质松软的灰黑色土，厚10～98厘米。
（2）冲积层。土质纯净的黄褐色土，厚0～100厘米。
（3）第一文化层。土质坚硬的黄褐色灰土，厚0～106厘米。发现11座墓葬，3个灰坑和坩锅状柱础，主要出土文物有石器和陶器两大类。石器有斧、锛、凿、钺等。陶器按质料分主要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陶系。主要器形有釜、鼎、甑、罐、豆、盆、盘、钵、杯、支脚和器盖等。在文化层底部还发现大量呈颗粒状的红烧土块。
（4）第二文化层。又可分为两个亚层，每层堆积都比较薄。
A层。土质坚硬的黄绿色土，厚0～30厘米。由西向东逐渐减薄，出土陶片甚少。陶器以夹砂红陶居多，少量夹炭红衣陶和泥质黑陶。器形主要有釜、鼎、豆、罐、盆和支脚等。
B层。青灰色粘土。发现墓葬3座，还有零星柱洞、垫板、灰坑6个，第一次考古发掘时，还发现木构水井一座。出土的陶系主要有夹砂灰陶、夹炭灰陶和泥质黑陶等。主要器形有釜、鼎、豆、罐、盆等，另外还发现陶盉、异形鬶、石锛、石刀、石蝶形器、骨耜、木耜等。
（5）第三文化层。堆积较厚，出土遗迹、遗物较丰富，是仅次于第四文化层的重要地层，又可分为三个亚层。
A层。黑色粘土，堆积较薄，厚0～50厘米。出土遗物有骨、石、木、陶器。陶系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泥质黑陶，几乎没有完整器和复原器，可辨器形仅有釜、豆、罐。
B层。土质松软的砂质灰土，堆积厚度10～30厘米。发现有木柱、木板、木桩及木板桩等建筑构件，灰坑7个，墓葬7座。出土遗物丰富，骨、石、木、陶器均有。陶系以夹砂灰陶为主，还有夹炭黑陶和泥质红陶。主要器形有釜、罐、钵、豆、盆、盘、灶、甑、器盖、釜支架、小陶器、纺轮和陶塑制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象牙蝶形器和木胎漆碗。
C层。土质略硬的绿色砂土，厚0～60厘米。除发现2个灰坑外，其他遗迹、遗物发现甚少。
（6）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遗址的主要堆积层，堆积最厚，内涵也最丰富，遗迹、遗物的保存状况也最好，它又可以分为两个亚层。
A层。土质松软的黑褐色土，厚42～106厘米。发现大面积稻谷、谷壳、稻秆、稻叶及木屑等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及大量木构件和建筑遗迹、5个灰坑和不胜细数的动物骨骸与大量保存新鲜的橡子、菱角、酸枣等植物果实，还发现大大小小的苇编。出土的遗物很多，有骨、石、木、陶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绝大多数为废残品。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黑陶次之。石器以小型石斧、石锛为多见。骨器以骨耜、骨哨为典型。在居址内，还发现一件陶釜、两件陶罐，釜罐内各有一具婴儿骨架。
B层。土质松散的灰褐色土，厚16～90厘米，发现鳞次栉比的木排桩和地龙骨，大部分出土物与上层雷同。新发现少量彩陶片，带藤条捆扎木柄的骨耜和木筒等。
（7）生土层。浅蓝色海相亚粘土沉积层，含有海洋性微生物化石。
第二文化层下青灰色粘土，经现场观察为流塑状淤泥土，自西向东逐渐增厚，最厚处达65厘米。说明第三文化层以后和第二文化层形成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灾害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附录中有专门的论述（见“附录四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关系的研究”）。
第三节 文化遗存
一、稻谷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在绝大多数探方的第四文化层上部普遍发现了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达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有的稻谷甚至连谷壳上的隆脉、稃毛及芸尖等仍清晰可辨。撷取的稻谷经检测每千粒重为14～22克，已接近现代栽培水稻的粒重，但很不平衡，这是粗放生产造成的，是原始稻作农业的特征。这些稻谷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而且已有粳、籼之分，以籼为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纠正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粳无籼”的说法，而且有力地证明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
二、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除第一文化层外，在第二、第三、第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建筑遗迹，其中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在发掘区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木桩和纵横交错的木构件，总数达数千件以上。以第四文化层为例，主要木构件有：
（1）木桩。可分为方桩、圆桩和板桩。方桩一般起承重作用，径大15厘米×18厘米左右，入土深100～115厘米，地面高约100厘米，桩距较大。圆桩起维护作用，径大3～8厘米，入土深30～50厘米，地面高相同。板桩宽15～30厘米，厚3～5厘米，入土更浅。所有的桩木底部都削尖，打入地下。
（2）圆木。有长、短两种，短的仅100～200厘米，长的200～500厘米，少数在500厘米以上，是地梁或屋梁。
（3）地板。厚5～10厘米，长80～100厘米。
（4）柱子。截取树木主干而成，有的柱头上还保留着大丫叉，是为搁置屋梁而预留的。柱子径大10～15厘米，长100～200厘米，其中59号构件长达263厘米。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经过对遗迹和木构件的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对于建筑的立柱方法，学术界还有争议。河姆渡文化鲻山遗址的建筑遗存显示，当时立柱很可能采用与承重桩捆绑的方法，柱下辅以垫板。
河姆渡遗址发掘时共发现29排木桩，分析至少有6栋以上建筑。根据多数排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基本呈西北——东南走向，并以遗址西南的小山为圆心。呈扇形布置，体现氏族成员的同心凝聚作用。从单体看，当时普遍采用连间长房子形式，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米左右的走廊过道，过道外边设直棂木栏杆。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属的住宅，以适应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氏族制度的需要。建筑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5°～10°。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作用，因此被现代人继承。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河姆渡遗址出土木构件中，还有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全为垂直相交的榫卯。榫头的主要类型有梁头榫、柱头榫、柱脚榫、燕尾榫、双凸榫、双叉榫等。其中有两件木构件榫头的面积与该木料截面积之比为1∶4，符合受力要求，被后世称为“经验截面”而沿用至今。另有一件带销钉孔的榫，用以安插销钉，可防止构件受拉后脱榫。卯孔主要见于较粗壮的木柱等构件上。除此之外，一块残长79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的木板上，两侧各凿出一道宽1～2.5厘米、深2.3厘米的企口，可用以插入砍削成梯形截面的木板，是当时密接拼板工艺的实证。榫卯结合与启口拼接的应用，为更复杂的木构建筑奠定了基础。
总之，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人为适应当时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而创造的，它出现以后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江南地区的传统民居之一，时至今天，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还能够见到它。
三、人体遗骸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地点都在居住区，没有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只发现了27座零星墓葬，其中第三文化层13座，第二文化层3座，第一文化层11座，除3座为二人合葬墓之外，其余均为单人墓。这些零星墓葬出土的骨架大多保存状况较差，完整或较完整的仅有13具，其余墓葬中有的骨架已朽，有的仅可辨认骨架轮廓或仅见上半身。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束后，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13具保存较好的人骨架进行测量、鉴定，根据头部骨缝愈合情况、牙齿萌生和磨损程度以及骨骺的形状特征等，对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认定，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为未成年的儿童，共9具，成年人仅4具，其中编号M23、M17的头骨保存比较完整，鉴定主要围绕他们展开。
（1）年龄。M23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硕大，前额接近阔额型，颧骨宽而外突，下颌厚大，男性特征明显。头部骨缝都已缝合，第二、第三臼齿磨蚀度为二级强。根据现代人头骨愈合和臼齿磨蚀度推算，年龄在30岁左右。M17也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前额膨突，枕外隆凸缺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特征显示为接近成年女性。头部骨缝部分愈合，第一、第二臼齿磨蚀度二级，第三臼齿尚在齿槽中，据此推测年龄为13～15岁。在原始社会，妇女15岁已进入生育年龄，由于下肢缺失，是否难产而死不得而知，但这样的话，她的骨骸不会缺失，因为爱护妇女、儿童是人类的天性。综合以上因素，M17的年龄为14岁比较合适。
（2）身高。按照遗骸主要骨骼长度，用我国现代人身长特征，可以换算出身高。M23股骨长45厘米，胫骨长37.2厘米，身高为169.3～170.4厘米。M17的下肢骨缺失，根据其他成年女性的下肢骨，推算河姆渡妇女身高为157.5～158.6厘米。
（3）人种。M23、M17颧骨较高和宽，铲形门齿，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居民相同，显示蒙古人种的特征。而鼻骨低平、凹形鼻梁、低矮的眼眶，与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更为接近，带有现代太平洋尼格罗人种的特点。所以应为南方蒙古人种。
（4）容貌。M23、M17额顶圆满，颅腔很大，面骨只占头骨的1/3，具有现代人的面相。俩人眉脊扁平，吻部退缩，下颌伸长前突，与旧石器时代北京人相距已远，而更多了现代人的特征。M23的脑容量达1692毫升，进入现代人1400～2000毫升的范围以内，他的智力已接近或达到现代人的水平。
根据鉴定结果，我们可以描绘出河姆渡人的形体容貌：他们身高约157～170厘米，在黄种人中属中等个子。身子挺直，四肢强健，身材匀称；他们生有长形面孔，前额宽广前突，眼眶较低，鼻子扁平，嘴唇微翘，露出两颗大门齿。如果穿上现代人的服装，很容易认为他们是广东、广西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
四、动物遗骸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不计其数的动物遗骸，一般都比较破碎，特别是在第四和第三两个文化层中尤为丰富，几乎遍及整个发掘区。动物标本数量之多，种属之丰富是国内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无法与之相比的。根据采集的动物标本，经专家详细鉴定共有61个属种，其中脊椎动物有58种，无脊椎动物仅3种。
（1）脊椎动物。
1）鱼类，真鲨、鲟、鲤、鲫鱼、鳙、鲇、黄颡鱼、鲻鱼、灰裸顶鲷、乌鳢。
2）爬行类，海龟、陆龟、黄缘闭壳龟、乌龟、中华鳖、中华鳄相似种。
3）鸟类，鹈鹕、鸬鹚、鹭、鹤、鸭、雁、鸦科、鹰科。
4）哺乳类，丝面猴、猕猴、穿山甲、黑鼠、豪猪、鲸、狗、貂豺、黑熊、青鼬、黄鼬、猪獾、普通水獭、江獭、大灵猫、小灵猫、花面狸、食蟹獴、虎、豹猫、亚洲象、苏门犀、爪哇犀、家猪、野猪、大角麂、小麂相似种、水鹿、梅花鹿、四不像鹿、獐、圣水牛、苏门羚。
（2）无脊椎动物。无齿蚌、方形环棱螺、锯缘青蟹。
上面的动物群中有大量的水生动物，有较多的水陆两栖类动物，还有食草的偶蹄动物和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猛兽，它向我们描绘了远古时代河姆渡的地理环境，那时河姆渡附近有大片的湖泊、沼泽，广阔的草地、丘陵和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而真鲨、裸顶鲷、锯缘青蟹的出现，则说明当时离海还很近。通过动物个体的分析，还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的食谱和饮食习俗。出土动物遗骸中，数量最多的是鱼，其次是爬行类动物，因为这两种动物都比较容易捕捉，而且对人几乎没有什么危险，它们是河姆渡人肉食蛋白的主要来源。禽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很难捕捉，特别是老虎、熊、犀牛、大象等大型偶蹄类动物还会伤害人，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出土的遗骸仅个别而已。河姆渡先民花大力气捕猎它们主要还是获取骨骼，制作生产工具的需要。这样，性情温和的鹿类动物成为河姆渡人捕猎的重要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出土的鹿类动物的下颌骨标本达700多个，角也有1400多件。哺乳类动物的遗骸第二位要数家猪了，它们之中极大多数是幼年猪，这一方面说明河姆渡人的家畜饲养已较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养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食肉。
据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专家回忆，河姆渡遗址发掘时，发现一些陶釜中还留有龟、鳖和鱼，说明它们是煮熟后吃的，熟食使人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食物，有利健康发育。河姆渡人几乎是敲骨吸髓地食用兽肉的，但是狗头骨却基本保持完整，狗会帮助人类看家、打猎，河姆渡人不忍心打碎狗的头骨，对它们有怜悯之心。而猴头骨的打破方式又与其他动物不同，像是有意识地从头顶小心凿开的，推测河姆渡人已有吃猴脑的习俗。
五、植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一样，种类丰富，保存完好，数量较多。除稻谷外，橡子、芡实、菱角、酸枣等植物果实都是大堆大堆地出土，还有各种树叶、葫芦（皮、籽）、薏仁、芦苇等。另外，通过地层泥土中孢子花粉取样分析，又发现60余种植物。二者结合起来，可基本复原河姆渡时期的植被情况。
主要木本植物有：栎属、栲属、台湾枫香、松属、鹅耳枥、苦楝、青冈、槭树、漆树、桦木、蕈、枫杨、桑科、樟科、木樨科、榆属、柳、山毛榉、山桃。草本植物中，禾本科占大多数，其他还有：莎草科、蒿属、藜科、葳岩仙、葫芦科、蓼属、茜草、香蒲、眼子菜、莲属、菱角、水龙骨科、伞形科。蕨类植物较少，主要有：海金沙、阴石蕨、带状瓶尔小草、叶星蕨、肉质伏石蕨等。
植被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动物群所显示的河姆渡古地理，而且孢粉图谱中各类植物的彼消此长的变化，告诉人们，在河姆渡文化漫长的2000年发展过程中，河姆渡的古气候、古水文呈规律性的演变，总的趋向凉爽和湿润。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孢粉中大量出现台湾枫香、青冈、赤皮椆、细叶香桂、牛筋树、苦楝等众多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和柳叶海金沙、带状瓶尔小草、叶星蕨等热带、亚热带蕨类植物，今天在海南岛和广东、广西、云南南部仍然有较多的分布，说明其时河姆渡的气温比较湿润暖和，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C，冬天比现在高10℃C左右。第三文化层孢粉中，水生植物和湿地植物花粉减少，耐旱的榆、松等木本及草本植物增加，说明当时气候虽然温暖，但较为干旱。第二文化层时，喜温暖的枫香、蕈等花粉消失，水生植物大量出现，可透视出当时气温有所下降，森林面积缩小。至第一文化层时，从松、柳及蒿的增加，反映当时气候温凉、湿润，气温比上期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第一文化层孢粉分析显示的气温，与现在气温相同，整个孢粉图谱显示了全新世海进海退过程中，气温从高到低的演变过程。而水生植物菖蒲在图谱中呈现波浪状曲线，反映河姆渡遗址形成后明显的水域扩张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在第四文化层中期，菖蒲含量从5％增加到17％；第二次在第三文化层末期，菖蒲从13％增加到20％；第三次在第二文化层中期，菖蒲从2％增加到15％；第四次在第一文化层中期，菖蒲从7％猛增至21％。菖蒲跳跃式增高，这是水域扩展、洪涝灾害持续不息的结果。从时间上推算，每隔800年左右河姆渡一带有一次较大的洪涝灾害，中间每间隔400年左右就有一次中等规模的洪涝灾害。这种时间持续较长的洪涝灾害不但对河姆渡文化带来深刻影响，而且，最终导致河姆渡文化在这一地区消失。河姆渡洪涝灾害带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化，与竺可桢在《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中推算的气候变异周期律相同，它警示我们在当今城市化建设中，必须增强防灾、抗灾的意识，以保证城市化建设的成果。
第四节 主要器物
一、陶器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器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陶片达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1221件。如此众多的实物标本，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河姆渡时期的陶器特点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炭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在陶土中有意识地搀入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的粘性与干燥收缩和烧成收缩而引起的开裂。而且，烧制这些陶器的时候，温度较低，一般只有800～850℃C之间，再加上还原时缺氧，所以烧成的陶器几乎皆呈现黑色。到了中期即第三文化层阶段，夹炭黑陶的数量下降，而夹砂陶急剧增加，尤其是夹砂灰陶占为主导地位。这时的陶器表面大多已经打磨处理而显得光滑，器形渐趋规整。晚期，即第一、第二文化层阶段，以夹砂红陶为主，还新增了泥质黑皮陶，陶器造型都较规整匀称，圆度较好，器壁厚薄适中。其弧度自上而下有较为一致的中心轴，这是慢修整或慢轮制陶的结果。这时期的陶器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达到950～1000℃C之间，反映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器的种类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水器或酒器。
（1）釜。炊器，300多件，有的釜外底还带着烟火痕迹，有的内底还残留炭化饭粒，炊器的功能明显。根据陶釜口沿变化的特点，基本可分为敞口、折敛口、直口三大类。高17～25厘米，口径12～23厘米，其中敞口釜的口径最大达28.5厘米。不同文化期的陶釜器形特征比较鲜明，是河姆渡文化分期的指示器。
（2）钵。盛食器，350多件，可分为圆角方口形和圆角长方形两大类，又以单把敛口钵为最常见。口径一般为6～10厘米，高6～8厘米。
（3）盘。盛食器，近200件，径大15～25厘米，高3～5厘米。
（4）豆。盛食器，俗称高脚盆子，复原数量不多，共25件。口径约20厘米，高10厘米左右。
（5）罐。储存器，130多件。主要器形有双耳罐、单耳罐、四系罐和小平肩罐，其中双耳罐与四系罐除储存功能之外，尚有汲水的功能。口径15～20厘米，高12～20厘米。
（6）盆。在储存器中所占比例不大，50多件。器形多为大口斜腹而平底。尤以口微敞口居多，折敛口较少。口径20～30厘米，高10厘米左右。
（7）盉。数量较少，仅几件，始见于第三文化层。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叭口，中以扁平的半环耳连结，圆腹如垂囊，小平底，形如蹲鸟，通高约15厘米。器表打磨光滑，红陶衣，是河姆渡遗址陶器中主要的水器（或酒器）。
（8）陶灶。形似簸箕，出土数量不多，复原器仅1件。内壁底和两翼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
（9）甑。斜壁、平底、圆口，底钻蜂窝状孔，出土仅几件。
（10）陶纺轮。177件。器形不很规整。多素面，少数有刻划、锥刺等纹饰。按外形看，可分扁平圆形、梯形、“凸”字形、“工”字形、算珠形和半个橄榄球形6种。其中扁平圆形纺轮占了绝大多数，并且纹饰也多见于这种纺轮上。这种纺轮最大直径达8厘米，而最小直径却只有2.5厘米。据说纺轮的大小与轻重对纺出的纱线粗细有关。
二、石器
河姆渡遗址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与同时期其他的遗址相比，显得滞后，出土共874件，仅为骨器的1/4。按功能分，主要是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三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大多属于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构件的工具，有的也可作农业工具或加工骨、木器之用。
（1）石斧。276件，长7.2～8.6厘米，最长10厘米，宽4.3～5.5厘米，厚2～3厘米。所占数量最多，体形扁薄，双面刃往往不对称，但很锋利，形状有弧刃、平刃等。柄部正面常见有锤击剁琢的痕迹，有的稍磨制成弧状，顶端有的也可见麻点状琢制痕迹。石斧有梯形扁薄宽刃和长方形弧刃2种，前者平面呈梯形，器身扁而短，刃部多有崩损现象，这是河姆渡最具特色的石斧。
（2）石锛。117件，长4.1～6.5厘米，宽1.6～2.8厘米，厚1～1.6厘米，平面呈梯形和长条形，数量不多，器形较小，单面刃。
（3）石凿。102件，器形稍长，厚重，弧背单面刃，也有作双面刃的，制作较精。有长条形石凿和柄呈圆柱状的石凿等，数量均不多。
晚期的石器质料较软，大多通体磨光。器形也较大而规整，并新出现了穿孔石刀等，石器种类有所增加，器形也较大。尤其以长条形石锛和宽扁形弧刃穿孔石钺最为典型。弥足珍贵的是第二次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2件角质器柄和数件木质斧柄，分别截取鹿角的分叉部位和分叉的树枝部位制作而成，较细的长叉作手柄，粗壮的短叉作头部，用来捆绑或安装石斧、石锛，制作成为一件复合工具。器柄的使用延长了人的手臂，提高了劳动效率。
其他石器还有：砺石63件，有很深的磨制凹槽，用来磨制骨角器；马鞍形石块和石球，可能是加工谷物和硬壳果实的工具，用来脱壳。
三、骨器
利用动物骨骸和角制作相应的器物，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特征，它是河姆渡先民的主要生产工具，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占出土文物的45％以上。骨器在河姆渡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堪称石器时代的“骨器世界”。比较突出的有骨耜、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耜、骨哨、管状针最引人注目。
（1）骨耜。170多件。骨料多数取材于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骨耜外形基本保持原骨的自然形状，其上端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宽，长19～28厘米，刃宽7～11厘米。上端两侧略加修整，顶端也略作加工削平。骨面正中有一道竖向浅槽，浅槽下端呈圆舌形，其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方孔，上端有一横穿方銎。这些孔的边沿都留有明显的凿、琢痕迹，是为了使竖向木柄安装得更加牢固而设计的。骨耜因长期使用而磨蚀，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磨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
（2）骨镞。1700多件。取材于大、中型兽类管状骨，剖开成条加工制成，有些骨镞上还能看到骨髓腔，长4～10厘米，径大0.5～1.0厘米。依箭头外形可分柳叶形、斜铤形和圆铤形三类，柳叶形镞数量居各镞之首。柳叶形镞平面呈柳叶形而得名，锋和铤分化不明显，部分箭锋特别尖细如针尖。推测安杆的方法是将镞的后端插入箭杆，可能还加捆绑。
（3）骨哨。160多件。可能取材于同雁、鸭大小的禽鸟类肢骨中段制成。骨哨一般长6～10厘米，管径0.4～1.5厘米，以两端各一孔者最多，单孔和3、4孔者少见。其中有件骨哨的哨腔中还插有一根骨棒，推测在吹奏时移动骨棒使骨哨发出各种不同音律以诱捕飞禽走兽。因此，骨哨是一种狩猎工具，也可作乐器用。
（4）骨凿。250多件。大多数取材于大、中型兽类管状骨剖制的骨条和尺骨经过加工磨出刃部制成的。长10～21厘米，宽1～1.7厘米。一般都在凿的尖端加工成双面刃。有的整体呈三角形，刃端锋利。有少数凿利用鹿角尖稍加错磨而成。
（5）骨锥。170多件。利用大、中型动物的管状骨剖成的骨条、鹿角尖和猪的獠牙为原料磨制加工而成，长8～19厘米。锥尖磨制锋利，后端握手部分作较多的刻削修整。
（6）管状针。40多件。取材于鸟类肢骨，主要是桡骨制成，因为它的骨腔很大，适宜制作管状针。有的后端一侧钻有穿线孔，前端一侧磨成斜向针尖。
（7）骨针。90多件。取材于骨质较坚硬的管状骨加工精磨制作而成，针眼处稍宽扁，针尖锋利，一般针长6～13厘米，最长的达15.7厘米，径大约
0.4厘米，孔径0.15厘米，形似钢针。
（8）骨匕。60多件。长19～25厘米，最长的达41.7厘米，宽2.5～3.1厘米，厚约0.4厘米。取材于大型兽类的肋骨，取其一段，剖成两半，将剖开的内面磨光制作而成。通体光洁，弧曲，前端多呈舌形，后端多平齐并钻有一个小圆孔。骨匕可分有柄和无柄两种。无柄匕系用肋骨对剖而成，前端呈弧形，特别光滑。
除此之外，还有骨梭形器、骨鱼镖、骨镰等，数量很少。
四、木器
共300多件。大多出土于第四文化层，这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少见的。它的发现为研究木质生产工具在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现状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新鲜资料，说明距今7000年前，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木铲。2件。长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用整块硬木料加工制作而成。两侧边沿及刃部薄、中间厚，后端有一近方形的断残柄部。
（2）木斧柄。5件。树杈加工而成。长杈为斧柄，短杈为柄前端，前端下面作凸字形榫，榫左右两侧有一个较宽的平面，这是为了便于与石斧平面紧贴而有意加工的，然后将石斧用藤条或绳索牢牢捆扎在“凸”字形榫上。同期出土木板或木桩的斜向劈砍平面，应是此类有柄石斧的加工痕迹。
（3）木锛柄。12件。树杈做成，长杈作锛柄，短杈为柄的前端，前端上方保持原木自然形态，下端前方有长而宽的平面，以与石锛背部平面相结合，便于捆绑。同期出土的木构件上显示的一个个弧凹的痕迹就是这类有柄石锛加工痕迹。
（4)T字形器柄。24件。大部分以硬木为材料，并多有火烧痕迹，可惜多数已破。少量器柄捉手部位均有刻划花纹。它们可能是用来安装骨耜的。
（5）木矛（镞）。42件。长约20厘米，宽2厘米。硬木精磨制成，器身修长，矛锋锐利，器身后段作圆柱铤并刻有凹口，可能是为了便于绑扎。有些可能是木镞。
（6）木桨。8件。硬木，系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柄部多作圆形，也有少数方形把，这可能是粗坯。桨叶多呈柳叶形，制作精致。其中一件木桨，系用整块硬木加工细磨制成，柄部圆形，已断残，桨叶呈柳叶状，较薄。柄下端阴刻直线与斜线组成的图案。
（7）木杵。2件。硬木制作而成，断面略呈圆形，杵头粗大，长92厘米，
杵头径大8.3厘米，柄粗5厘米，当是谷物脱壳工具。
其他还有纺织用的木齿状器、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尖头小木棒、木匕等。
五、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也丰富多彩。制作技法更是采用划画、压印、拍印、戳印、浮雕、钻刻、堆塑、捏塑等多种手段，主要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1）象牙雕刻艺术。
1）蝶形器。8件。以扁平的象牙片磨制而成，因形同平展的蝴蝶而命名。蝶形器正面皆磨制光滑，阴刻对称图案，背面略显粗糙，背部中间竖刻2道间隔2～4厘米的突脊，形成纵向的凹槽，凹槽两侧有横脊及小孔，以便绑扎嵌入凹槽的器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长16.6厘米，宽5.9厘米，厚1.1厘米，上半部残缺，底端也稍残，正面中间以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太阳纹，外圆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勾喙的鸷鸟拥载太阳，器物边缘还锥刻羽状纹。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
2）鸟形圆雕。4件。其中有一件完整器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柄端雕出俯首的鸟头，圆目勾喙，似鹰类猛禽，中间为鸟身和翅膀，背面平整，阴刻短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图案，两侧也有斜线和弯月形短线，羽毛感强烈。腹部较厚，有横向突脊，其上有透孔，作穿绳佩挂之用。尾部扁长，占全身的2/3，略成圆弧。器物表现了猛禽静止形态，造型美观，制作精细，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象牙质地细密、色调柔和，在古代历来被视作上等的工艺材料。但象牙硬度高、韧性大，雕刻难度可想而知。河姆渡人能在遥远的六七千年前，创作出如此精湛的艺术品，令人惊叹不已。
（2）陶器刻画作品。刻画在陶器口沿和腹部。线条苍劲古朴、粗犷有力，既有形象的写实图像，又有抽象的写意作品，内容大多包括自然界的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画面简洁舒展，风格朴实而又生机盎然，既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河姆渡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由衷祝愿。代表作品有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刻花纺轮等。这些刻画艺术品的陶器出土时基本完整，即使是碎片，也是原地压碎，可以拼复完整，说明河姆渡先民对它们特别珍重。
（3）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这些材料一般采自四明山腹地的芝岭。玉和莹石多呈半透明，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大多钻有小孔，贯穿起来组成串饰，无论挂在脖子上、手腕上还是腰间、脚踝上，既是装饰品，又可显示捕猎者的刚毅和勇敢。
此外，遗址还发现刻有美丽精巧的几何形图案的骨笄，这也是当时审美意识的体现，并为我们了解河姆渡人的发式提供了珍贵的物证。
第五节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位于遗址西侧，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由6幢单体建筑构成，呈品字形布局，单体之间用连廊相接。地面上高1.5米的465根桩柱悬空托起建筑地坪，人字形坡屋顶上装饰5～7组交错构件，象征河姆渡先民高超的木作技术。序厅高16.5米，其中屋脊高3.5米，宽1米，长40米，斜跨于正方体建筑的对角柱上，屋脊与两侧三角形斜屋面组合，造型犹如一只振翅翱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敬鸟爱鸟的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别致，突显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特色。
1993年5月12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馆名。
遗址现场展示部分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主要内容是重建2630平方米发掘现场，着重展示第四层建筑遗迹和第二层水井遗迹，在姚江边复原5幢干栏式建筑，总面积1050平方米，室内外布置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二期工程于1997年3月31日破土动工，1999年6月竣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