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佛”，是指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亦即有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即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大乘佛教认为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即不但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要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在人们心目中，济公已经达到这个层次。尤其对那些受到济公恩惠的人来说，称之为活罗汉、活菩萨还未必能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多方传闻其为民而战胜邪恶的事迹，无疑让他们对济公的崇敬倍增，何况他们对佛教修行“由僧而罗汉而菩萨而佛”的渐进果位并没有太清楚的了解，最高的尊号也许更能让他们过瘾。因此，人们称济公为罗汉和佛也许在时间上相差得并不太长，甚至还有同时存在的可能。在元明之际成书的《济癫师语录》中就如此。

前面已经说过，《济癫师语录》是最早成书的关于济公的小说，但它有一定的“史”的成分。其后出现的各种名目的《济公传》小说，“文”的成分愈来愈多， 即夸张、神化益甚，情节生动曲折离奇，济公完全成为一位神通广大的超人，因而又更吸引人，对人们的信仰产生更大的影响。梁启超早就曾畅论其事，称“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小说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空间上的熏染，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而又影响他人；二是时间上的浸润，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三为顿时之刺激，使感受者骤觉，既深且力；四为提，自内而脱之使出，仿佛已化身为书中主人翁。① 各地祀奉“济公活佛”的庙宇或神坛，显然主要是受到小说《济公传》的流传而建立，而非受僧史所载道济禅师的事迹所影响。② 除了《济癫师语录》和《济公传》中出现了济公是佛的称呼外，一些民间教派也奉济公为神佛。如清同治、光绪年间，山东平原人赵万秩创立“皈一道”。

这个在教义上主张三教归一，在修行上主张清修苦行的民间宗教，已经有济公扶乩的训文。在义和团运动中，拳民信奉济公。庚子年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外义和拳撒的传单中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等，大都是以神的名义，说要把洋人消灭干净。同年六月十七日发布《济公禅师降坛诗》，③还相信玉帝将派下天兵天将帮助消灭洋人，有《十请》神兵的咒语：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咤木咤哪咤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此外，北方群众还以济公为冰窖的窖神，连砖窖煤炭等行业也奉他为窖神；南方则有农历六月廿三火神诞会，上演济公制服扮成美女的火神的舞蹈，也与济公信仰有关。

民国６年（１９１７）夏天，著名慈善家、佛教居士王震（白龙山人）皈依济公， 出任中国济生会会长，通过自筹和以济公临坛扶乩的形式募捐钱物、施医舍药，为各地灾民提供人道援助。① 上海大世界四楼“共和台”也有济公坛等。天台县知事李锦枚与秀才陈立仁、裘炳涛和朱福履等一批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信徒，按照中国济生会的模式成立了天台济公会，亲任会长②。他们先后在泉亭济公行宫、石墙头济佛院、赤城山瑞霞洞设立明善坛，以扶乩降神等形式，托名济公为人释忧疑、卜吉凶，诊病施药，印发善书、医书，而将其实录编成《清夜钟声》上下册，于民国２０年印行。③ 当时台州各县和很多省市都有济公坛。

各地济生会分会多由社会贤达发起和担任负责人，不少出自信佛世家。

如路禾父（１８７６—１９５６），原名和甫，别名孝愉，法名正戒，陕西周至终南镇人。

其祖父路润生是著名的佛教居士，名噪一时。其父路德，为陕西近代著名慈善家。他本人是辛亥革命志士，担任过某师参谋长等职，后从事慈善事业。是年冬，他在西安创建济公慈善会，被会众推举为委员长。该会后与上海中国济生会发生关系，于是改名中国济生会长安分会，他仍任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省人民代表和西安市救济分会副主席。天台的裘炳涛（１８６９—１９４１），字月波，县西玉湖街人。其父谊忠因救助“小长毛”得到一笔财宝，置田建屋，成为一方首富。并以余财帮助穷人，赢得一片善声，有“小孟尝” 之誉。朱福履（１８７７—１９５１），字祉祐，县城人。曾任浙江省公署谘议、天台老人协会会长。著有《憩园草》、《清夜钟声》。１９４５年担任路桥济公坛社长的徐乐尧（１８７５—１９５２），字聘耕，松塘人。在辛亥革命中任骑兵团长，升少将，后从事实业。

改革开放以来，天台修复了赤城山济公院和济公故里济公殿，民间也自发修建了石墙头济公殿和金钗坟济公庙。曾经将济公逐出山门的杭州灵隐寺重塑济公金身，全国二十多座重点寺院都将济公请进去供奉，其他各地寺院供奉济公的更是不胜枚举。有的庙宇还是由侨胞捐资兴建的。这些都意味着济公不但是民众心目中的活佛，而且越来越为正规寺院所接受，成为堂堂正正的一尊佛。可以说供奉济公在当代几乎成为佛门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