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天台山石桥作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的根本道场虽已确立，但天台
山石桥方广寺作为中国五百罗汉的应真根本道场之传播高潮，却在五代与宋
代。南宋台州临海学者林师蒧、林表民所编《天台前集别编》辑有《武肃王有旨
石桥设斋会进一诗》，共六首。诗云：
一
南有天台事可尊，孕灵含秀独超群。重重曲涧侵危石，步步层岩踏碎云。金雀每从云里现，异香多向夜深闻。当知此界非凡界，一道幽奇各自分。
二
仙源佛窟有天台，今古嘉名遍九垓。石磴嵌空神匠出，瀑泉雄壮雨声来。景强偏感高僧住，地胜能令远思开。一等翘诚依此处，自然灵贶作梯媒。
三
智泉福海莫能逾，亲自王恩运睿谟。感现尽冥心境界，资持全固道根株。石梁低翥红鹦鹉，烟岭高翔碧鹧鸪。胜妙重重惟祷祝，永资军庶息灾虞。
四
凌晨迎请倍精诚，亲散鲜花异处清。罗汉攀枝呈梵相，岩僧倚树现真形。神幡双出红霞动，宝塔全开白气生。都为王心标意切，满空盈月瑞分明。
五
幡花宝盖满清川，祈祷迎来圣半千。莫道圣缘无影响，须知嘉会有因缘。空中长似闻天乐，岩畔尝疑有地仙。何必更寻兜率去，重重灵应事昭然。
六
登云步岭涉烟程，好景随心次第生。圣者已符祥瑞事，地灵全副祷祈情。洞深重迭拖云湿，滩浅潺湲漱水清。愿满事圆归去路，便风相送片帆轻！
武肃王即钱镠（８５２—９３２），曾命僧人在天台山石桥设斋法会。该诗作者署为禅宗法眼宗高僧德韶弟子延寿（９０４—９７５），但延寿从龙册寺翠岩禅师出家，时年三十，此时钱镠业已谢世。《天台前集别编》所辑延寿《武肃王有旨石桥设斋会进一诗》，显然并非延寿所作。而《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一可能亦考虑到此六诗非延寿所作，乃改作者为“吴越僧”。
钱镠自天祐三年（９０６）起，每年都请僧人幼璋（８４２—９２８）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场。《景德传灯录》卷二十《杭州瑞龙幼璋禅师》载： 杭州瑞龙院幼璋禅师，唐相国夏侯孜之犹子也……咸通十三年（８７２） 至江陵，会腾腾和尚嘱之曰：“汝往天台，寻静而栖，遇安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抚而记曰：“汝却后四十年，有巾子下菩萨王于江南。当此时，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寻抵天台山，于静安乡创福唐院，乃契腾腾之言，又众请住隐龙院。中和四年（８８４），浙东饥疫。师于温、台、明三郡，收瘗遗骸数千，时谓“悲增大士”。乾宁（９８４—８９８）中，雪峰和尚经游，遗师棕榈拂子而去。天祐三年（９０６），钱尚父遣使童建赍衣服香药，入山致请。
师领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师，就功臣堂安置，日亲问法。师请每年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场，诸郡黑白大会，逾月而散。光明大会，始于师也。师将辞归山，王加恋慕，于府城建瑞龙院，文穆王改为宝山院。延请开法。时禅门兴盛，斯则憨憨悬记应矣……天成二年（９２８）丁亥夏四月，师乞坟塔。尚父命陆仁璋于西关选胜地，建塔创院，赐名额，令僧守护，仍改天台隐龙为隐迹。修塔毕，师入府庭，辞尚父，嘱以护法恤民之事，克期顺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寿八十有七，腊七十。
《金光明经》与《妙法莲华经》、《护国仁王经》自古称为“护国三经”。天台智者大师依据《金光明经·功德天品》，制定了《金光明三昧忏法》。后代据此简略成《斋天科仪》，为寺庙中祭天的仪轨。金光明道场主要有两大功德：一是护国佑民；二是超度亡灵。此诗六首，一谓天台山水神秀；二谓天台系佛窟仙源；三谓奉钱镠旨意设斋，乞求护国佑民；四谓精诚迎请罗汉，罗汉现相应供；五谓五百罗汉应供之事；六谓王命设斋祈福，功德圆满。上述天台石梁设斋祈福与天台智者大师《金光明三昧忏法》程序同出一辙，加之钱镠与天台高僧幼璋关系非常密切，据此，笔者以为《武肃王有旨石桥设斋会进一诗》作者并非延寿，而应是幼璋。
至于钱镠因何选天台石梁作为设斋法会，主要是因天台山为佛道双修、山水神秀之地，不仅天台宗发祥于此，更是晋唐以来的五百罗汉栖真之地。故命僧人在天台石梁设斋法会，既可护国佑民，又可超度亡灵。这标志着天台石梁作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地，首次得到吴越国最高统治者的确认。
钱镠故世后，后继诸王亦相继奉佛，尤以忠懿王钱俶（９２９—９８８）最为突出。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吴越王。后晋开运（９４４—９４７）中，为台州刺史。后汉天福十二年（９４７），钱倧继位后把他从台州招回，任同参相府事，不久即有“胡进思之变”。钱俶即位以后，不仅拜天台高僧德韶为国师，大力弘扬佛教，而且为了改变自“会昌法难”以来天台宗典籍散佚殆尽的局面，曾遣使携珍宝东渡新罗（今朝鲜半岛）、日本求取天台教典，为北宋天台宗中兴奠定了典籍的基础。又造五百铜罗汉安奉于天台山石梁方广寺，①这是作为吴越国统治者官方首次出资建造的五百铜罗汉。显德元年（９５４）道潜禅师得钱俶的允许， 迁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于净慈寺，创建五百罗汉堂。
或因吴越王钱俶与北宋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北宋皇帝亦喜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异事。宋太宗雍熙元年（９８４）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十六罗汉与五百罗汉），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即天台万年寺）。南宋《佛祖统纪》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载：“雍熙元年（９８４）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寿昌寺。”宋仁宗亦施供天台五百应真，明《佛法金汤》卷十一载：“景祐四年（１０３７）诏曰：‘朕荷祖宗之休丕承洪业，未尝不虚怀逸士，仄席幽人。雅闻天台之石桥，近接四明之雪窦，智觉之遗风具在，应真之灵迹俨存。慨想名山，载形梦寐。今遣内侍张履信赍沉香山一座，龙茶二百斤，银五百两，御服一袭，表朕崇重之意。’”宋仁宗此敕书分载《佛祖统纪》、《佛法金汤》、《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全志》中。
中国历来的国情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吴越王与北宋帝王的推崇，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灵异事迹遂得以广泛传播。
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灵异事迹在全国传播的传播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佛教高僧通过编纂史传，或注释祖师传，或以语录、诗偈来弘法；二是崇佛的文人雅士通过为寺院题记撰文或颂扬佛教的诗歌赞颂来护法。
（一）高僧弘法
高僧弘法以北宋佛教史学家赞宁的《宋高僧传》、天台宗高僧四明沙门昙照《智者大师别传注》、云门宗中兴之祖雪窦重显之《祖英集》、南宋天台宗史学家志磐的《佛祖统纪》、曹洞宗第十祖如净《天童如净禅师语录卷下·赞佛祖· 济颠赞》为代表。
赞宁在《宋高僧传·普岸传》记载普岸于天台万年寺建置五百罗汉殿，永嘉长史全亿画半千罗汉像，以及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等事，此不赘述。昙照在《智者大师别传注》卷上注智者大师初入天台“数度石梁，屡降南门；荏苒淹流，未议卜居”处注云：“石梁，即罗汉所居石桥也。”又在智者大师在石梁“宿于石桥，见有三人皂帻绛衣”处注云：“此恐是石桥护法神也。”又在智者大师在石梁遇见“一老僧引之而进曰：禅师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舍以仰给”处注云：“老僧多是宾头卢、庆友之俦；引进者，往往延入石梁方广寺中也。”“宾头卢、庆友”均是五百罗汉中的一位。又云昙猷“白道猷，正云竺昙猷，亦云法猷。
因师白法祖，故是号焉。炖煌人也。《（高僧）传》文事迹甚广，《天台罗汉记》具录流行，今不委书”。由此可知，昙照《智者大师别传注》以注的形式，处处不忘弘扬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灵异事迹。
重显《祖英集》亦积极弘阐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迹。其卷上《送僧之石梁》偈云：“万卉流芳，不知春力。岩畔涧下，蹙红皱碧。乘兴复谁同，孤踪远仇敌。君不见，五百尊者道雄机，灵峰晦育深无极。寒山老，寒山老，随沉迹，迢迢此去须寻觅。花落花开独望时，记取白云抱幽石。”《祖英集》卷下《送崇已阇黎归天台》诗云：“石桥云瀑冷相侵，藓径萝龛入更深。却羡搘筇远归去，半千尊者是知音！”重显在《送僧之石梁》中的“五百尊者道雄机”以及《送崇已阇黎归天台》的“半千尊者是知音”，均是不忘弘阐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灵异事迹。
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不仅仿《史记》体将天台宗祖师列为纪、门下高第列为世家，还专门设立《法运通塞志》，将历朝历代护法与毁法事件列于其中，使人相信佛教“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志磐还不忘为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弘法，在《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法运通塞志》中，不仅记载了吴越王与宋太宗造五百罗汉像分奉天台山石梁方广寺与寿昌寺（万年寺）护法盛事（《法运通塞志》载：“雍熙元年（９８４），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寿昌寺。”），还记录了十六罗汉之一的诺矩罗（又译诺俱那）应真雁荡山之事：“雁荡山，自古图谍未尝言。山顶有大池，相传为雁荡……案西竺书诺矩罗尊者居震旦东南大海际……唐贯休有赞云：‘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祥符中，伐木者始见之，自是著名。（山在温州乐清。诺矩罗，十六住世罗汉之一。梵语震旦，此云东方君子之国。）” 日本曹洞宗创始人道元之中国祖师、中国佛教曹洞宗第十祖如净在《天童如净禅师语录卷下·赞佛祖·济颠赞》中称：“天台山里五百牛，跳出颠狂者一头。赛尽烟花瞒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卍续藏经》第七十二卷）如净是中国佛教曹洞宗第十祖，曾住持台州（黄岩）瑞岩寺和台州天宁寺（今龙兴寺）多年，后移住临安（今杭州）净慈、定海瑞岩等寺。宝庆元年（１２２５）又移往宁波天童寺。日本曹洞宗创始人道元从之受法，随侍三年，归日本创立日本曹洞宗。
如净《济颠赞》“天台山里五百牛”，即是指天台山“五百罗汉”；“跳出颠狂者一头”，即是指济公，在如净眼中已将“济颠”视为五百罗汉“应真之流”。
“牛”在佛教中象征大力，生死自在，本具佛心之意。《法华经·火宅喻》中以羊、鹿、牛车三车喻“三乘（声闻、缘觉、菩萨）”，而以大白牛车喻“佛乘”。《法华经·譬喻品》：“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关键是俗人“坐却白牛车（指佛乘），更于门外觅三车（指三乘）”。殊不知“三车是假”，是“方便法门（指相对真理）”；惟有“一乘为实（指终极真理）”，因此要“去假归实”。牛还表示本具圆成之佛心，甚至将“佛德”比喻为“牛王”。如净在杭州净慈寺《起净慈方丈偈》中称：“方方一丈牯牛栏，佛祖驱来要透关。聊借眉毛相架构，遮天盖地黑漫漫。”在宁波天童寺上堂，亦称：“天童铁臭老拳头，打杀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个卵，天明推出大日头。”①因此“天台五百牛”，即喻天台五百罗汉； “跳出颠狂者一头”，即是指济公为“罗汉转世”。“赛尽烟花瞒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指济公非僧非俗，状类癫狂，实为“罗汉转世”，“真人不露相”。这与济公临终《回向偈》“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入归去，依旧水连天碧”正好相互印证。如净通过《济颠赞》既赞美了济公的罗汉形象，又追弘了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可谓是一举两得。
（二）文人护法
五代两宋文人护法，以北宋苏轼《十八阿罗汉颂》、南宋葛胜仲《十八罗汉赞并序》、曹勋《净慈创塑五百罗汉记》、苏谔《净土禅寺新塑罗汉记》、李吕《寄赠天台石桥京行人》与《天台石桥设茶供》诗、韩元吉《建安白云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洪适《天台山石桥诗集序》与《跋十六尊者图》为代表。
据苏轼《东坡全集》卷九十八《十八大阿罗汉颂》载，其外祖父程文应一年四供罗汉，苏轼母亲亦受其影响，故苏轼家继承了供养罗汉的习俗。这均源于天台山佛茶的“罗汉供茶”。由此可见，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已广泛传播至四川西南一带。
无独有偶，正因苏轼世家奉佛，其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信奉习俗亦传至后世。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婺州（今金华）城西净土禅寺新塑十八大阿罗汉，应净土禅寺长老真惠之请，苏轼弟苏辙之重孙苏谔，撰《净土禅寺新塑罗汉记》（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七），记中亦不忘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其记略云：乾道庚寅，婺州城西净土禅寺新塑十八大阿罗汉像……濒海有山，其名曰天台。石桥梯空，方丈在焉。下临无地，仰观古木。彼所见相种种奇特，不可名状。于信向人，不作斯事；于阐提惑，偏示显海。是诸尊者有大愿力，坚固如金刚，应化如钟律，法身圆对，规矩直立。彼空中灯是你心灯，彼瓯中花是汝心花。心无有二法，亦复如是。以心感心，心本来一；故云：何区别肉身土偶？惟心惟法，遍满虚空，墙壁瓦砾，皆具佛道。闻者再拜，惭愧失辞。答者一笑，退入于众。长老真惠大师请记岁月，眉山苏谔以所闻者识之于石。眉山苏谔午日书。
苏谔之祖苏迟为苏辙长子，建炎二年（１１２８），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阁知婺州。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冬，苏迟因避战乱携全家寓居临海。翌年正月，苏迟泛舟至临海涌泉，憩天柱精舍，访隐士吴文叟。有“感泉石之胜，叹城邑之人沉酣势利，不知山中之乐也”的感慨。其《建炎己酉（１１２９）冬，自婺女携家至临海，岁首泛舟憩天柱精舍，谒吴君文叟山林，感泉石之胜，叹城邑之人沉酣势利，不知山中之乐也》诗云：“列嶂峥嵘植翠屏，寒泉绿净浸轩楹。衣巾清润玻璃上，窗牖疏明图画成。尘世正趋名利域，山居不识鼓鼙声。莫年忧患将何适，暂喜沧浪可濯缨。”①后归终婺州，成为婺州（金华）苏氏之祖。
其子苏简亦随父从游临海涌泉，访隐士吴文叟，作有《访涌泉吴文叟隐居》诗：“水绕庭除屋近山，居人六月自清寒。平时不起轩裳念，此去真输岩穴安。
书富五车成活计，樽开千日慰艰难。径谋百亩从君隐，凭藉林泉寄一箪。”②而苏谔以苏迟恩，初任浙东帅属，知台州仙居县，后知柳州、邵州、韶州。除宁国通判，直秘阁，迁江西提刑。后奉祠卒官，赠朝议大夫，累赠至政议大夫。有《拙斋集》。
苏谔在记中不仅对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且还继承了天台宗九祖湛然（７１１—７８２）的“无情有性”学说。无情是指无情识的草木瓦砾，湛然在《金刚!》中认为：“应知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即一切众生皆有“真如佛性”，进而说一切事物，包括墙壁瓦石等无情的东西都是佛性的体现。苏谔所说“何区别肉身土偶？惟心惟法，遍满虚空，墙壁瓦砾，皆具佛道”，即是天台宗九祖湛然的“无情有性”说的具体发挥。
宋开国公葛胜仲（１０７２—１１４４）素崇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灵异事迹， 每逢父母忌日与己生日，均设茶供养罗汉。绍兴九年（１１３９），专程赴天台石梁供养五百罗汉。其《丹阳集》卷九《十八罗汉赞并序》中记载了天台山“罗汉供茶”的灵异事件： 建炎戊申（１１２８），值兵乱，并与家藏书画散失于毗陵东门第中；自是借本（十八罗汉画像）以供。绍兴丁巳（１１３７）寓宝溪，有鬻罗汉像一堂者， 笔法奇古，疑蜀孙知微笔。虽绢素已碎，而装褾尚新。意忻然欲之，以钱七万售焉。因续岁供不辍。
己未（１１３９）游天台山，辛未，次石桥前七日斋宿。以四明茶及海南香作供，且饭寺众，虔祈灵应。俄顷，于西南峰现白黑衣尊者合三躯，经行林间，乍行乍驻，乍俯乍仰。道俗若从行兵隶，皆瞻睹惊异。既夕施俸钱，命僧讽经歌呗于昙花亭。俄相续现圣灯数十，辉烁袤丈，不类凡火，亦众共见。壬申，复设茶供五百盏，皆结异花。退伏念此山神秀，上应台宿，号“不死之福庭，灵仙之窟宅”。孙绰《（游天台山）赋》云“应真飞锡以蹑虚”， 则四双八只所栖旧矣。然化身示现，亦旷数年而一遇。盖有名僧贤士，捐躯毁体，哀求而不获者，予以流落困厄之余，乃获亲睹光相。岂于五百贤圣，夙有缘契也欤？！六月己未，取家所藏像十八轴，各为之赞，且识石桥所睹，以警世云。
葛胜仲供养天台五百罗汉是颇虔诚而隆重的。到天台石梁前，持斋七日； 以四明茶与海南沉香作供，且设斋饭僧，虔祈灵应。忽见三位穿白黑衣尊者， 或行或驻，或仰或俯，经行林间，僧俗及从行兵卒，无不惊异。又布施俸钱，命僧诵经并奏佛乐于昙花亭，忽又现圣灯数十盏，光焰逾丈，众所共见。又设茶五百盏供养五百罗汉，均现异花应供；五百罗汉应供本数年一遇，不少名僧贤士即使捐躯毁体，也未获一见。时葛胜仲正处艰困之际，能亲睹天台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之事，确与天台五百罗汉非常有缘。葛胜仲回家后，请出家所珍藏的十八罗汉像，各为之题赞，并记天台石梁所见五百罗汉栖真奇事，以警策世人。
南宋建炎初年（１１２７），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堂遇回禄遭焚，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正月十五上元节，曾官至太尉的曹勋（后寓居台州），应净慈寺僧之请， 为之撰《净慈创塑五百罗汉记》①云：“建炎初，寺遭回禄，基址但存……乃劳心募化，罔惮寒暑。能者效勤，巧者献工，富者输财，辩者劝施；以至行商坐贾，田间著姓，破悭舍有，整平故基，创建五伯（当作“佰”）大士、释迦中尊。金碧相鲜，丹雘有度，行列拱对，环向序居。萧散契方广之名，庄严等石桥之胜……” 曹勋虽然为杭州净慈寺撰记，但心系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故记中有“萧散契方广之名，庄严等石桥之胜”之语。
有“朱熹讲友”之誉的李吕（１１２２—１１９８），在其诗文集《澹轩集》卷一与卷二分别载有《寄赠天台石桥京行人》、《天台石桥设茶供》二诗。其《寄赠天台石桥京行人》诗云： 无心曾看石桥云，有耳曾听石桥水。俗尘未尽难重留，饭麻才竟归心起。自从一别五春风，梦绕桥庵西复东。雀噪亭前听茶鼓，蛇蟠砌外护瓜丛（指木瓜花）。更忆依人两乌鹊，朝朝飞下映真阁。树鹅土菌恣登盘，林麓素无虫兽恶。江湖迢递皆畏途，谁知世上有华胥？五百开士去虽久，犹余一老能清癯。几年胁背不着席，栋宇增新间金碧。风月忽寄盈尺书，约我重来共晨夕。恨不速驾鸺鹠皮，屈伸臂项款山扉。相逢定作解垢衣，水边石上同茹芝。
其《天台石桥设茶供》诗云：“闻说天台髻未髽，中年方遂此煎茶。不行四十九盘岭，那见二千余盏花。架壑横空瘦龙脊，崩云裂石怒雷车。他时乞我三椽地，莫效昙猷滴两洼。” 李吕为南宋隐士，字滨老，邵武军光泽人。端庄自重，记诵过人。年四十， 即弃科举。好治《易》，尤留意《通鉴》。教人循循善诱，常聚族百人，昕夕击鼓， 聚众致礼享堂，不以寒暑废。晚见朱熹于庐阜，遂为讲学之友。周必大为撰《墓志铭》。有《澹轩集》十五卷（四库存八卷）传世。李吕在二诗中提及“五百开士去虽久”，即指五百罗汉；“不行四十九盘岭，那见二千余盏花”，即是天台石梁“罗汉供茶”；“莫效昙猷滴两洼”，即指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典故的开山祖昙猷。李吕还用了天台石梁“蛇蟠护瓜”的典故。《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载：“石桥在（天台）县北五十里，即五百应真之境……石罅有木瓜尤异，华时青蛇盘纠枝干，至实落，供大士，乃去。人目为护圣瓜。”由此可见，李吕是非常熟悉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典故的。从李吕二首诗看，李吕是专程游览天台石梁并设茶供，其《天台石桥设茶供》诗“中年方遂此煎茶”即是明证。
据吕祖谦岳父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建安白云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福建八州之地，史称“八闽”。宋人习惯上分为“上四州”和“下四州”：“上四州”指西部的建州、南剑州、汀州、邵武四郡，即今建瓯、南平、长汀、邵武；“下四州”指东部沿海的福州、泉州、漳州、兴化郡，即今福建福州、泉州、漳州、莆田。
闽东信佛，而闽西乏崇佛者。南宋建炎初，福建盗贼四起，闽西四郡之民不堪其扰，而闽东四郡则相应无事。闽西之民皆以为是不奉佛之故，故位于“上四州”的建安（今建瓯）崇梵寺住持惠琳兴建五百罗汉堂，求韩元吉为记。
韩元吉（１１１８—１１８７）遂作《建安白云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 闽之为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习王氏故俗，奉佛惟谨；至上州虽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盗起，上州民四斗乱，四郡之境，荡为炎埃；而下州独帖然无事，因相与訾病，以为是不奉佛之应。
自兵火事息，上州之民，鲜不畏祸；而佛之徒颇知用其说，以警惧动化其俗。凡所以奉佛者，相视出力，惟恐其后。无几何，用事者敛佛寺之余， 以佐县官。由是佛之徒复睨其居如传舍然，蔑有兴事赴功之意。
白云在建为望刹，异时以禅学著见，号为宗师者，阅数世久敝不举。
绍兴二十六年（１１５６），僧惠琳主之，乃叹曰：“闽于天下僧籍最富，今哀死殆尽。吾将制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虽无僧而有贤圣者存，岂不助吾教哉。”盖左文林郎叶荐宋颖实为之劝。二年（１１５８）而告备。又为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像峙其中，费金钱百万余，辟堂而居焉，求予文为之记。
予笑曰：“宋颖盖儒者也。儒之道，不语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是像之设，不惑民而自利耶？”宋颖曰：“不然。凡吾州之民乐为之者，以其有迁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为者，耻其徒之安于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于陋而振以有为，俾民迁善而乐为之，是岂特佛之徒也。”予于是愧其言然。
予尝游天台至石桥，爱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洁，以求望见所谓方广寺者。而神光钟磬之异，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则五百大士之神，其庇荫于世；有不可诬。宋颖今为台州从事，盍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据宋《嘉定赤城志》和新编《天台县志》载：韩元吉之兄韩元龙于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至二十八年（１１５８）任天台县令。韩元吉游寓台州应是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春季。韩元吉徜徉天台山水之间，留下了《自国清寺至石桥》、《宿石桥闻水》、《昙花亭供茶戏作二首》、《登玉京洞遇雨》等十多首诗作。韩元吉《记》称：“予尝游天台至石桥，爱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洁。”《昙花亭供茶戏作二首》诗，其一云：“问讯高真此住家，伊蒲未办且煎茶。故应一笑来迎我，五百瓶中总是花。”其二云：“一声钟磬有无中，楼阁山林本自空。不向云端呈伎俩，犹来盏里现神通。（诗自注：是夕始闻钟声，而金灯不现。）”又《宿石桥闻水声》诗云：“野桥曲折渡千回，古寺悬知水面开。一夜寒声喧客枕，却疑风雨转山来。”① 韩元吉《记》称天台石桥有“神光钟磬之异，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则五百大士之神，其庇荫于世”，与《昙花亭供茶戏作二首》“故应一笑来迎我，五百瓶中总是花”的诗意是一脉相承的。
南宋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著名金石学家洪适（１１１７—１１８４）出任台州通判， 在任期间留下数十篇歌咏天台胜景的诗篇。洪适对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更是情有独钟，为提升天台石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专门搜集自唐代大诗人李白以来歌咏天台石梁的诗篇，编成《天台山石桥诗集》三卷，刊刻行世。使后人“遂得石桥胜概，不亦便乎”。其《盘洲文集》卷三十四《天台山石桥诗集序》略云： 天台标登陆之胜，而石桥又八百里中佳处，世传荐茗有肖花之应，异爵振其羽，宝炬舒其光。或遥望楼观夜出林杪，隐然犹飞锡来往而闻钟磬声者，浮图氏目之曰方广寺，流俗洋诩以是为兹山之灵然……予通守是郡，命车一来，向所未信者，固弗之见；而环山十余里间，茂林缭结，无复鸳俦鸣匹，则固有神物司护之者……自李谪仙以下，得若干篇，披为三卷。
且将锓刻腾布，使它壤名流辙迹所未暇者，曲肱几席，遂得石桥胜概，不亦便乎。
从洪适《天台山石桥诗集序》中，可以看出，洪适以前虽闻说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但洪适游天台石梁时，并未看见种种神异，故云“向所未信者，固弗之见”。其《题石桥》①诗云： 悬磴跨幽崖，奔流漱深壑。宛然卧苍龙，天巧谢镌凿。万木森前山， 笙竽真籁作。长啸斥猩猱，高巢怖乌鹊。莓苔助危梁，下瞰胆欲落。横前阻翠屏。峭壁旁如削。于此判尘凡，咫尺遂绵邈。飞锡陵虚空，楼台夜林薄。宝辉觌华镫，金翰过神雀。二年佐铜虎，渠能解羁络。来烹紫云腴， 寒瓯散葩萼。奇事订前闻，诗成谢层阁。
洪适虽说游天台石梁，未见种种灵异。但其《题石桥》诗“飞锡陵虚空，楼台夜林薄。宝辉觌华镫，金翰过神雀”、“来烹紫云腴，寒瓯散葩蕚。奇事订前闻，诗成谢层阁”，还是歌咏了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事迹。这在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二《跋十六尊者图》中得以充分体现：“天台石桥，世称尊者道场。归心佛氏者，熏洗斋宿，或见林端有殿阁之形，而聆钟鼓之响，千灯发光，拥锡来去， 屑然有闻。予尝款其山，慨无所见。手舒此画，为之肃然作礼。”由此可见，洪适对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确是情有独钟。
五代两宋高僧弘法与文人护法，使天台山五百罗汉栖真事迹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鼎盛期，并对东亚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