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东瓯始名东越，《逸周书·王会》“东越海蛤”即此也。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东瓯国向周昭王进贡“东瓯二女”，后“东瓯二女”陪周昭王溺水而亡，并谓江汉之民为之立祠纪念，至东晋犹存。周昭王时期是否有东瓯方国，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史记》说昔东瓯王信鬼神，寿至一百六十岁。此东瓯王应是西周时期的东瓯王。从越王允常开始，越国才逐渐兴盛，至勾践达于鼎盛。秦始皇统一中国，东瓯王摇被废为“闽君”。秦末天下大乱，“闽君”摇与无诸出兵从吴芮反秦；楚汉相争，“闽君”摇与无诸又从吴芮佐汉灭楚。刘邦平定天下，先封无诸为闽越王。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又封“闽君”摇为“东海王”，因都城在东瓯，俗称“东瓯王”。据此，东瓯本是都城之名，俗以城名代称国名，故称“东瓯王”。规范之称应是西汉敕封的“东海王国”，摇也应是“东海王”。但《史记》亦以“东瓯”、“东越”并称。后闽越伐东瓯，东瓯求救于汉武帝，武帝发会稽郡水师“浮海救东瓯”，东瓯王自知不敌闽越，遂自求撤国迁民于江淮之间。后闽越余善兴起，占东瓯全境。汉武帝权封东越王以安之。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灭南、闽两越，又徙东越之民于江淮间。故东瓯始名东越，其亡亦以东越，岂不奇哉！ 后东越遗民渐出，遂以东瓯旧地置回浦县。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３０），因西汉末年战乱，人口锐减，刘秀撤并了全国４００多个县，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公元３０年）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
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回浦县亦在裁撤之列，并为鄞县南部之回浦乡。
至汉章帝章和元年（８７），因回浦乡人口增长，又复为县级建制章安县。
故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认为：“《晋太康记》：章安县本鄞县南之回浦乡，汉章帝立。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临海一带，正值鄞之南土，是前汉之回浦。而东汉改名为章安者，洪（适）文惠谓：回浦在西汉巳置县，不应是时尚称曰乡。
不知分合升降各有时。时盖省县入鄞而为乡，章帝又置为县耳。”（《鲒埼亭集·卷三十五·汉会稽三都尉分部录》）全祖望认为：西汉的回浦县，到东汉光武帝时已经撤县为回浦乡，至东汉章帝时，复为章安县。此确为的论。唐《元和郡县志》谓“秦为回浦乡”。今人徐三见以汉武帝灭东越，东瓯地为“汉之回浦乡”，而后立回浦县，均误甚。
东瓯地方史志如明《（弘治）温州府志》突出的错误记载主要有三，影响颇大，需要辨正： 一是温州鹿城“平市坊”有“汉永宁城壕”。
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六《坊门》记载：“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 《（弘治）温州府志》是考古发现吗？没有说。是发现“汉永宁县纪年城砖”吗？ 没有说。是发现“汉永宁县城壕碑记”吗？没有说。
温州市区并无汉代文物发现，已经发现最早的仅仅是遗长百米的东晋郡城残垣，又何来“汉永宁城壕”？这说明温州王瓒、蔡芳编志有“造假”之嫌！正因为王瓒、蔡芳“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的记载太荒诞，故后之《（嘉靖）温州府志》、《（万历）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三种府志都摈弃不录。《（光绪）永嘉县志》卷之三《建置一》中录有“平市坊，今曰万岁里。”也摈弃不录“汉永宁县城壕在此”的记载。
二是郭璞永嘉卜城说。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载：“府城，晋明帝太宁癸未（３２３）始建。郭璞初谋城于江北，取土称之，江北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故名斗城。时有白鹿啣花之瑞，又号曰白鹿城。凿井二十八以象列宿，街巷沟渠大小布列如井田状。” 其实，郭璞永嘉卜城说，最早见于南宋《方舆胜览》卷九《瑞安府·形胜》“城当斗口”条引《（永嘉）郡志》：“郭璞登山相地，错立如北斗。城之外，曰松台，曰海坛，曰郭公曰积谷，谓之斗门，而华盖直其口：瑞安门外三山，曰黄土、巽吉、仁王，则近类斗柄。因曰：‘若城于山外，当骤致富，然不免兵戈水火之虞，若城绕其巅，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保。’于是城于山上，且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温州日报》副刊发表胡珠生先生《白鹿建城第一功——— 郭璞来温考略》，把永嘉郡筑城的第一功记在郭璞身上。对此，《温州市志》副主编侯百朋先生在２００２年《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５期上发表《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一文，认为“在有关温州的正式文字记载里，则不应将传说作为史实加以记述。《温州市志》不载此事，以示否定”。
笔者考证，侯百朋先生对历史传说采取存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确的。
通观《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及相关史料，无一记载郭璞曾至永嘉卜城。
第一，郭璞当时处于丧母“末期”，旋被王敦“起为记室参军”，哪有赴永嘉卜城之暇机。记室参军的官阶虽然不高，但作用却比较重要。如曹魏时陈琳、阮瑀，东吴宗室孙惠等，均是一时名士。《晋书·郭璞传》载：“其后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 ‘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
是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掾，有美名，为敦所重，未几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 ‘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几而敦作难。时明帝即位逾年，未改号，而荧惑守房。璞时休归，帝乃遣使赍手诏问璞。会暨阳县复上言曰赤乌见。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文多不载。” 而《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晋纪十四》载：“永昌元年（３２２）壬午，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己预其祸，甚忧之。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璞哭之极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 两者相较：《晋书·郭璞传》记载是晋元帝于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己丑驾崩，翌年三月改元太元元年（３２３），是时郭璞为母丁忧“末期”。可知郭璞母卒于永昌元年正月或二月间，任记室参军当在太元元年三四月间。
而《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晋纪十四》载：永昌元年正月，王敦以郭璞为“记室参军”。并“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那郭璞丧母应在太兴四年（３２１）上半年。
山西师范大学聂恩彦先生在《郭弘农集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中认为：“郭璞母是晋元帝太兴四年（３２１）的下半年去世的，葬于暨阳。即今江苏省江阴县东南长寿镇。埋葬在这里的还有郭璞的两个哥哥，惜不知其名。
但据此可推知（《题墓诗》）这首诗作于太兴四年。” 《三国志·吴书》卷五一《宗室传·孙贲传附子邻传》载：“（孙）惠以书干（东海王）越，诡其姓名，自称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辞义甚美。
越省其书，牓题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见，越即以（孙惠）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疏，豫参谋议。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辞旨。” 由此可知：“记室参军”为当世名士所任，一般不离“领导左右”。笔者认为：郭璞任“记室参军”的时间，当以《资治通鉴》所记永昌元年（３２２）正月为是。因为《资治通鉴》所记郭璞任“记室参军”任职时间的年月都比较明确。太宁元年（３２３），永嘉郡从临海郡分立，自３２１年丧母，古人丁忧古制守孝三年， 郭璞正在守孝，丧服未满，哪有赴永嘉郡卜城之暇机？翌年（３２４），因力阻驻守荆州的王敦谋逆，被杀，时年４９岁。
第二，错编郭璞赴永嘉卜城路线图。胡珠生先生编了“郭璞赴永嘉卜城路线图”：“郭璞永嘉郡卜城之行应在母死卜葬地后的３２３年上半年内，他是从暨阳动身经浙东、临海、乐成到永嘉郡的……参以《晋书郭璞传》所说的‘（郭）璞中兴初行径越城（今绍兴）’，已距永嘉郡不远，并和乐清郭路村方向相合。”这“越城”果真是今天的绍兴吗？请看看史籍是如何记载的： 《晋书》卷六《明帝》载：“（太宁二年）秋七月壬申朔，（王）敦遣其兄含及钱凤、周抚、邓岳等水陆五万，至于南岸，温峤移屯水北，烧朱雀桁以挫其锋。帝躬率六军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钟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大破之。斩其前锋将何康，王敦愤惋而死。” 《资治通鉴》卷九十三《晋纪十五》载：“（晋明）帝帅诸军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帅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胡三省原注：越城在秦淮南），大破之。”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一》载：“越城在（秣陵）县南六里，本东瓯越王所立也。吴王濞败，先趋此城，后保丹徒。郭璞行于途中，赠白衣人袴褶， 亦此城也。”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载：“故越城在（秣陵）县西南七里。
《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今瓦官门东南，国门桥西北。” 《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一《江宁府二》载：“越城在江宁县南。晋至（太）宁二年，王敦遣王含、钱凤，奄至南岸。温峤遣段秀乘夜渡水，战于越城，大破之。” 同卷又载：“义熙六年，卢循至，蔡洲、刘裕修治越城，使王仲德屯守。梁天监七年，作国门于越城南。《寰宇记》：故越城在江宁县西南七里，越相范蠡所筑。
在今瓦官寺东南，国门桥西北。《建康志》：古越城，一名范蠡城。《图经》云： 在秣陵县长干里，今江宁县尉廨后。遗址犹在，俗呼为越台。《通志》在聚宝门外，报恩寺西。” 越城，南京城的古称，南京建城史的开端。公元前４７２年，越王勾践令范蠡筑城于今南京中华门外，这是在南京建造最早的一座城池，史称“越城”。它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古城。因此，南京城的历史一般从越城的兴建算起。这是“错把南京作绍兴”！ 至于温州市的郭公山与郭路村都是民间传说的遗存，并非真正的信史！ 温州有郭公山，其他地方也有。《明一统志》卷四十载：“郭公山，在安吉州西北一十里，晋郭文尝居此山故名。”《浙江通志》卷十《杭州府下》载：“由拳山，《咸淳临安志》：在县西南三十六里，高一百八十丈，周回一十五里。按《搜神记》： 由拳即嘉兴县名，吴大帝时郭暨猷自由拳来隐居于此。《郡国志》：余杭有山一名由拳，旁有由拳村。晋书郭文隐此，又名郭公山。”同书卷十二《湖州府》又载：“郭公山，《吴兴掌故》：在州西北一十里，晋郭文居此山，偶见一虎张口向文若求救者，文视其喉中有横骨，探去之后，虎衔鹿以报云。”同书卷十七《金华府》又载：“铁岩山，《嘉靖浙江通志》在县东二十里，俗名郭公山。高峻峭拔，山半有水帘，下垂数十丈；山顶旷土几百亩，有三坞一潭。”杭州、湖州、金华等地均有郭公山，并非温州独有？ 关于郭璞永嘉卜城传说，笔者非常赞赏温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目录学家潘猛补先生在《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辨》中所说的“郭璞永嘉郡卜城的传说，把这作为史实，准备发掘和利用这一名人资源，在温州打造郭璞文化，会让郭璞不知所措、不得安宁！” 三是王羲之任永嘉郡守说。
《（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名宦》载：“王羲之，字逸少，山阴人。为永嘉郡守，治尚慈爱，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有涤笔池、后立祠池侧，祀之。”同书卷六《邑里·坊门》载：“五马坊，晋守王羲之庭列五马，出则鞚之，自州前街过次，故名。”就这二条模糊的记载，竟成为温州胡珠生先生撰写《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守考》立论的依据。
在胡珠生先生文集《胡珠生集》（黄山书社，２００８年）中《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守考》一文，分“王羲之守永史实”、“王羲之守永政绩”、“王羲之守永遗迹”三部分。通观全文，无一处是史实，均是“传说”，下简称“胡文”。
第一，以“风俗传闻”的《古今风俗通》为依据来佐证王羲之出守永嘉。
“胡文”中列举最早的“史实”依据是“即不晚于唐武德五年（６２２）”的《古今风俗通》载：“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即鞚之，故永嘉有五马坊焉。”《古今风俗通》书已佚，而见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本）卷十九《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五马旧曾谙小径”；苏（引注）曰：“《古今风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即鞚之。故永嘉有五马坊焉。’”这就是“胡守考”中作为王羲之出守永嘉“信史”的依据。
“胡文”还引唐敬宗（８２５—８２７）时温州刺史张友新《咏百里坊》诗“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以及北宋绍圣二年（１０９５）任温州知州的台州人杨蟠（今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人）《咏五马坊》诗“相传有五马，曾此列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为证。“胡文” 认为：从“张友新、杨蟠诸诗内涵，可知《古今风俗通》实其本源。查该书著作年代不明，亦不见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艺文志。但从张友新引用来看，绝不会晚于唐敬宗以前；从文中两见‘永嘉’，显为‘永嘉郡’时之作。查唐天宝元年（７４２）曾改温州为永嘉郡，但为时仅１６年，殊不足取。故不能晚于永嘉郡改称东嘉州以后，亦即不能晚于唐初武德五年（６２２）。鉴于《古今风俗通》著作年代较早，但已明确记载王羲之（字逸少）‘出守永嘉’，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是否定不了的。” 初看“胡文”言之凿凿，但经不起查考。《古今风俗通》究竟是何人何时所作，至今仍无法查考，谁也说不清楚。经《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文史资料全文检索，查无此书。胡先生一边说“绝不会晚于唐敬宗以前”；一边又说“亦即不能晚于唐初武德五年（６２２）”。
其实温州“五马坊”最早亦见于绍圣二年（１０９５）任温州知州的台州人杨蟠《咏五马坊》诗，他在温州任上，待民如子，“定城中三十六坊”。其中就有“五马坊”。《古今风俗通》称“故永嘉有五马坊焉”。永嘉为温州晋郡名，为温州统称。永嘉学派中的周行己、林石、许景衡、陈傅良等均为温州瑞安人，亦统称“永嘉学派”，而不称“温州学派”或“瑞安学派”，就是明证。而“胡文”竟毫无根据的猜测“绝不会晚于唐敬宗以前”、“亦即不能晚于唐初武德五年”。唐《元和郡县志》“五马坊”无载，也拿不出什么信史依据来证明唐代温州有“五马坊”之名。张友新是《咏百里坊》，并非是《咏五马坊》。就是胡先生校注的明《（弘治） 温州府志》卷六《邑里·坊门》：“五马坊，晋守王羲之庭列五马，出则鞚之，自州前街过次，故名。”并未记载唐代就有“五马坊”，这就足以唐代温州并无“五马坊”之名。倒是你把“出则鞚之”，误为“出则鞭之”。从唐《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元丰九域志》、《舆地广志》等史籍均无“五马坊” 之名。直至南宋祝穆《舆地纪胜》才出现，这说明《古今风俗通》绝不会作于唐代。
第二，引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的苏氏注，这个苏氏究竟是谁，至今谁也搞不清楚。
而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在《注杜诗略例》中对杜诗注家的造假学风进行抨击：“杜诗昔号千家注，今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注家错缪，不可悉数，略举数端，以资隅反。”他列举杜诗注家有“伪托古人、伪造故事、傅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里、妄系谱牒”九大造假学风。其中“伪托古人”、“伪造故事”与“傅会前史”的造假现象，是直接针对“伪苏注”和所谓“王羲之出守永嘉”而言的： 一曰伪讬古人。世所传伪苏注，即宋人《东坡事实》。朱文公云：“闽中郑昂伪为之也。”宋人注太白诗即引伪杜注以注李。而类书多误引为故实。如《赠李白诗》“何当拾瑶草”，注载《东方朔与友人书》。元人编《真仙通鉴》，本朝人编《赤牍书记》并载入矣。洪容斋（适）谓疑误后生者，此也。
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遗》，唐无此书，亦出诸人伪撰。一曰伪造故事。本无是事，反用杜诗见句增减为文，傅以前人之事，如伪苏注碧山学士之为张褒，一钱看囊之为阮孚，昏黑上头之为常琮是也。蜀人师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邻，则造杜华母命华与翰卜邻之事；焦遂五斗，则造焦遂口吃醉后雄谭之事。流俗互相引据，疑误弘多。一曰傅会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真伪杂互。如王羲之未尝守永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而曰庭列五马獉獉獉獉獉獉；向秀在朝本不任职，而曰继杜预镇荆。此类如盲人瞽说，不知何所来自，而注家犹传之。
清学者吴江朱鹤龄在《愚菴小集》卷十《与李太史论杜注书》中对杜诗注家的“五马注”也作了批判： 杜诗注则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人生五马贵，五马虽无的证，然《古乐府》“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可证太守五马，汉时已有之。今却引宋人《五色线集》北齐柳元伯事。
此何异流俗类书獉獉獉獉獉獉獉，所收王羲之为永嘉太守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庭列五马乎獉獉獉獉獉！ 张友新《咏百里坊》诗中的“五马”未必是确指王羲之。因为“五马”是太守的代称，汉已有之。《古乐府·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谢灵运曾为永嘉太守，常以“五马自随”。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卷七十三：“宋谢灵运为永嘉太守，以五马自随，立五马亭。”宋彭乘《墨客挥犀》卷四：“世谓太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诗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 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旟，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故云。’后见庞几先朝奉云：‘古乘驷马车，至汉时太守出，则增一马，事见《汉官仪》也。’”即使是杨蟠《咏五马坊》诗“相传有五马，曾此列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虽然是指王羲之，但也实事求是的指出这是王羲之“相传有五马”的“五马故事”。而胡先生却对“相传”二字视而不见，却以“伪苏注”所引的根本无法查核的《古今风俗通》所说的“五马故事”，作为王羲之出任永嘉太守的“信史”，这根本不是“史实”啊！ 第三，引录《太平寰宇记》窜入伪文来佐证王羲之出守永嘉。
中华书局版王文楚点校本《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张文君》条载：“永嘉人，隐丹霞山，郡守王羲之造访，遁入竹林，不得见。” 中华书局版《太平寰宇记》整理点校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以宋板补入，取宋板残存部分及万廷兰本通校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多种史籍参合校勘而成，其中不乏后世窜入的伪文。点校者王文楚先生在《太平寰宇记·卷九十·５２２· 东瓯丛考 九校勘记》中明确指出：张文君至不得见，宋本、库本均无张文君传略。万（廷兰）本无隐丹霞山以下一十七字。盖非乐史原文，为后世窜改。王文楚先生又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作《太平寰宇记·前言》就指出：“底本误窜入的伪文，仍旧不删，据它本和史籍，在校勘中说明。”点校者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而胡先生却视而不见，尽管宋本《太平寰宇记》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寰宇记》无此记载，最后还是引录中华书局本《太平寰宇记》张文君“底本误窜伪文”，来佐证王羲之出任永嘉太守的佐证。可谓是用心良苦。
永和十一年（３５５）三月初九，王羲之在父母墓前郑重宣布，告誓辞官，绝禄退隐：“自今以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儿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皎日！”这就是王羲之著名的《告誓文》。“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王羲之辞官后，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曾撰有《游四郡记》，可惜已佚。四郡者，会稽郡（今绍兴）、临海郡（今台州）、永嘉郡（今温州）、东阳郡（今金华）也。即使有王羲之访张荐之史实，也应是永和十一年（３５５）三月以后游四郡之时，此即为《永嘉郡记》所说“王右军访张荐”。故绝不存在永和三年（３４７）就有“王右军访张荐”！ 晚清国学大师孙诒让在《永嘉郡记（集校本）》中认为：“万历《温州府志》载晋永嘉太守有王羲之，而《晋书》本传无其事。又本传载羲之自会稽内史去官后，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与此《记》可互证。《艺文类聚》八十八又引羲之《游四郡记》，永嘉当即四郡之一，盖在罢会稽内史之后矣。”孙诒让以《永嘉郡记》与《晋书》的《王羲之传》相互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王羲之游永嘉应当在其罢会稽内史之后，也就是永和十一年（３５５）之后。
王羲之《游四郡记》已佚，目前尚存二条佚文：一是《艺文类聚》八十八引王羲之《游四郡记》曰：“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名松门。” 二是南宋《嘉定赤城志·山水门二·王城山》引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 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松门”与“方城山”即是今台州温岭市的松门镇和大溪镇的方山，当时永宁县时属永嘉郡，临海郡方城山， 当时属临海县。这两条佚文与“王右军访张荐”“王右军恶溪题书突星濑”等记载，足以佐证王羲之不是郡守，而是以游客身份游历会稽、临海、永嘉、东阳四郡的。
温州学者、《东瓯逸事汇录》（系《温州文献丛书》之一）编注者陈瑞赞先生在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５日《温州日报》上发表《王羲之：太守还是游客？》一文中指出：“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孙诒让的推断还是有道理的。《艺文类聚》是唐代欧阳询所编的大型类书，该书曾引录王羲之《游四郡记》的一条记载：‘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名松门。’在东晋时，永宁县是永嘉郡所领五县之一。王羲之把在永宁县看到的景物写入游记中，看来他当年确实是以游客的身份来到永嘉的。”而胡先生竟为一说之私，而引录故意引录《太平寰宇记》“郡守王羲之访张荐”的窜入伪文来误导世人，岂非悲哉！ 第四，编造王羲之永嘉郡守的任职时间。
目前中国史学界研究王羲之传记的专著有两部：一是江苏美术出版社编审郭廉夫先生所著的《王羲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二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雒三桂先生所著的《王羲之评传》（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这两部《王羲之评传》代表了当前学界王羲之传记研究的最高水平。胡珠生先生的文章认为：“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 《晋书》卷八《穆帝纪》载明在永和二年（３４６）三月。同年正月，同书又说明‘丙寅大赦’。因此谢毅赦后杀人，被收送廷尉，永嘉太守空缺。羲之和殷浩均曾在征西将军庾冰幕府任过职，彼此相契，相互规劝，羲之任护军将军是在殷浩劝说后拜受的，现在羲之急于外任郡守，永嘉作为以山水著称的小郡，于公于私都属相宜，也很快成为现实……从建康到永嘉郡守，正是（王羲之）第一次渡过浙江（钱塘江）；时间当在永和三年。” “胡文”认为：殷浩在永和二年三月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是年正月大赦后，因永嘉太守谢毅赦后杀人，被收廷尉。永嘉太守正好出缺，又因王羲之与殷浩是好友，王羲之急求外任，故于永和三年出任永嘉太守。初看编的“相当圆润”，但史实与研究正好相反。
首先，殷浩并非永和二年三月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
虽然《晋书》卷八《穆帝纪》记载永和二年“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谟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及谟并辅政。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但查《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云：“卫将军褚裒荐浩，征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浩上疏陈让，并致牋于简文（按：即会稽王司马昱），具自申叙。简文答之曰：‘属当厄运，危弊理尽，诚赖时有其才， 不复远求版筑。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纮领不振，晋网不纲，愿蹈东海，复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弘思之，静算之，亦将有以深鉴可否。望必废本怀，率群情也。’浩频陈让，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由此可知，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自是年三月一直推辞到七月才上任。
本传又载：“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会遭父忧，去职，时以蔡谟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颍川荀羡少有令闻，浩擢为义兴、吴郡，以为羽翼。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 从殷浩本传记载看：永和二年（３４６）七月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后不久，就“会遭父忧，去职服阕”，至永和四年（３４８）八月前才“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皇帝永和四年”载：“秋，八月……温既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会稽王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权，欲以抗温；由是与温寝相疑贰。浩以征北长史荀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羡为吴国内史，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羡， 蕤之弟；羲之，导之从子也。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浩不宜与温构隙，浩不从。” 从中可以看出“胡文”中有三大错误：一是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 是永和二年七月，而非三月；二是王羲之是以“前江州刺史”身份新任“护军将军”，而非莫须有的“前永嘉太守”身份而新任“护军将军”；三是殷浩收永嘉太守谢毅付廷尉，当在永和二年七月后，不久因丁父忧去职。永嘉太守出缺，永和三年（３４７），殷浩还在丁父忧中；又何来王羲之急于求外任，出任永嘉太守。
其次，王羲之苦求出守外郡，是永和六年（３４８）年后，并非是永和二年（３４６）。
郭廉夫先生《王羲之评传》第一章《生平概述》中认为：王羲之因“护军之职务流动性很大，有时去江州，有时到吴国（苏、浙），经常疲于奔命”。六年（３５０），王羲之“苦求宣城郡，朝廷没答应他的请求；后为右军（将军），会稽郡内史”。也就是永和七年（３５１），王羲之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本传载：“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王羲之是永和四年（３４８）在殷浩一再劝说下才任护军将军。这说明王羲之外任郡守起码是在永和五年之后，因为王羲之刚刚于永和四年（３４８）任护军将军，起码也得一年后，才能苦求外任。再说王羲之的苦求外任之目很明确， 就是“宣城郡”，并非是“胡文”所云的“永嘉郡”。这是在王羲之本传中唯一有记载的一次“苦求”，又何来“苦求外任”而出守永嘉郡！ 《晋王羲之集》中唯一提及“永嘉”的《方回帖》云：“方回（按：郗愔字方回， 王羲之妻弟）遂举为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许，尔者为佳。比得其书，云山海间民逃亡殊异，永嘉乃以五百户去，深可忧，深可忧！此间不乃至此。足下郡内云何？粮运日广远，恐此不弊不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十九） 王羲之所关注的是永嘉流民的逃亡，并非是“苦求外任”而出守永嘉郡！郭廉夫的《王羲之评传·王羲之年表》以及日本学者八幡关太郎的《王羲之年谱考》（《河北图苑》１９９１年第２期）也未提及王羲之出任永嘉郡守，故《温州市志·大事记》也并未记载王羲之出任永嘉郡守，只云王羲之游永嘉。由此足见《温州市志·大事记》的严谨。
正因为《（弘治）温州府志》中的不准确记载，才引起后人的种种傅会。故在“后记”中厘正，以防继续误导后人。
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的《东瓯丛考》成书历时整整八年，八年心血，正如唐杜甫《偶题》诗所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千古事” 不敢当，但也不敢马虎；惟“得失寸心知”，正是作者八年编著心血的真切感受！ 《东瓯丛考》成书过程中经历多次论辩，深切感谢与之论辩的诸位先生，因为论辩具有深化历史认识的作用，正是这些论辩，共同促进了东瓯文化研究的深度。
本书摒弃“就东瓯论东瓯”的狭隘思维方式，而采用“前东瓯时代（史前至先秦）、东瓯时代（秦汉）、后东瓯时代（东汉至两宋）”的“三分法”视角来认识东瓯，即从历史、沿革、宗教、儒学、风物、文物等多学科、多视角、多侧面地认识东瓯文化。陈桥驿先生多次勉励我要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这是他老人家勉励的成果！ “多学科、多视角、多侧面”总比光是聚焦西汉东瓯国的眼界要宽阔些，总体把握也更精准些。因为东瓯国是台州、温州、丽水三地的最早行政建置，只有台州、温州、丽水三地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东瓯文化才算是“历史的终结”。故本书之着眼点与切入点也在于此。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非常感谢德高望重的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老先生，不顾年逾九旬高龄，还花十多个夜晚为本书赐序；非常感谢挚友丁式贤、郑瑛中、严振非三先生分别为本书作序与陪同考察有关东瓯史迹以及记叙作者的“台州文化研究之路”。这一切都使本书增色非浅！ 本书编著还得到台州市委、市政府，温岭市委、市政府，台州市文广新局、《台州文献丛书》编委会、浙江省社科联、台州市社科联、温岭市文广新局、大溪镇党委、政府以及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的大力支持，真切感谢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洪显周先生对本书的指导与支持。此外，还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编辑同志对本书的指导，以及温岭市大溪镇党委原副书记陈士良先生多次陪同考察东瓯古城与塘山东瓯大墓遗址，温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张淑凝主任与叶艳莉女士提供部分东瓯文物照片，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本书系东瓯文化研究系列论文组成，限于作者学识与水平，肯定存在不少差错，敬请方家指正！ 周 琦 谨识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