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三跳因其伴奏乐器为“三跳板”而得名，是一种用【劝世调】单曲往复，使用湖州当地方言，说唱相间的地方曲艺品种，流行分布于浙北地区，因区域和唱腔流派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帮别”。20世纪初，德清县成立行会组织“正古社”，主要艺人有宋连忠、宋林法、张银林等等。解放后，三跳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艺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德清县曲艺协会，队伍不断扩大，1954年，传统书目《李三宝救嫂》得以整理参加省会演并获演出奖。改革开放以来几近消亡的说唱活动又正常开展起来。常演曲目包括《小金钱》《天宝图》《九美图》《十美图》《万花楼》《三门街》《绿牡丹》等。
湖州三跳 曲艺瑰宝
许丽鸣，女，1946年6月出生，湖州吴兴区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中华戏曲剧种繁多，表演多样，是中国汉族传统艺术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戏曲，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有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们湖州这样一个杭嘉湖平原上的典型江南小城，也有它专属于自己地方特色的曲艺曲种，三跳就是其中之一。
三跳，又称“湖州三跳”，名称取自于它的演唱伴奏乐器“三跳板”，也称“三敲板”，因所用板的形状类似行船背纤用的纤板，民间也俗称它为“纤板书”。三跳是一种单曲体的有说有唱的曲艺曲种，使用湖州各地方言，而传入嘉兴桐乡的一支则是使用当地方言。演唱形式有双档和单档之分。双档演唱由两人组成，一人主唱，称为“前场”，另一人敲扁鼓伴奏，称为“后场”，并从主唱曲调落句的尾字开始帮腔，帮腔中衬字含有“嗯—哩云啊——”，因此也习称为“拖哩头”。单档演唱则是以一人演唱并自敲三跳板伴奏，也有自己进行“拖哩头”的，但是比较少见，多数是以三跳板敲出节奏作为间奏，填补“拖哩头”的乐段。三跳曲目与湖州琴书一样，分“开篇”与“正书”。开篇也叫“堂书”，曲目与湖州琴书混用。正书曲目繁多，灵活多样。三跳采用的曲调为“劝世调”一种，演唱时单曲往复，夹以道白，风格质朴平和，似唱似吟，有着较强的乡土气息。因三跳属于杂曲类，曲调旋律的行进有着较大的变化空间，在各个地方土语音韵的影响下，各地的三跳曲调也有了各自的变化，形成了“湖州帮”“德清帮”“南浔帮”“桐乡帮”几个地方流派。
一直以来，三跳主要流行于以吴兴地区为中心的湖州、嘉兴各县、区，鼎盛时期活动范围更是扩大到了东至嘉兴平湖及上海西部乡镇，西至安徽广德，北至江苏宜兴，南至杭州余杭等广大地区，是周边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曲艺曲种。2007年6月，三跳被入选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我之所以与三跳结下不解之缘，并能够成为湖州三跳的传承人之一入选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还应该要从父亲那一辈的渊源算起。解放前，艺人的社会地位不比现在，戏曲就是老古话三六九等中的下九流，只有家境贫寒的孩子才会迫于生计去学这个行当来养家糊口，加之当时三跳盛行，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欢迎，不少人便投身于三跳这个行当，我的父亲许云天正是其中之一。他14岁时拜“湖州帮”的代表王广源为师，16岁时已能独立演唱，以口齿清晰、表演逼真、唱腔明快、旋律平和见长而成为早期三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早年，湖州府庙有一书场，以我父亲名字命名，名曰云天书场，父亲书目丰富，坐镇书场，久演不衰。母亲则负责卖票，每人一茶一坐。当时我年纪尚小，又是家中老幺，为了方便照顾，母亲便让我放学后跟随她到书场，观看父亲表演，长此以往，
便耳濡目染，也渐渐喜欢上了三跳这种曲艺。也许是深得父亲的遗传，我在戏曲方面颇有天赋，接受能力极强，加上自己好学，每次在书场听一遍曲目，回家后便能唱得有模有样。后来我又向父亲学习敲板的技法，在父亲的指点下自己摸索，锻炼手腕，钻研曲子和三跳板在节奏上的契合度，就这样开始了三跳的戏曲之路。
演唱《十二月和谐花名赋》
14岁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湖州地区曲艺团，正值我父亲任团长，我就正式跟着他学了一年三跳，可以说，我唯一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对我要求甚严，无论刮风下雨，夏热冬寒，每天清晨五点半到六点，他都会带着我到当时人民公园的假山上练嗓开嗓，风雨无阻。嗓子是戏曲工作者的生命，练嗓是戏曲演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训练，只有每天练嗓开嗓，曲不离口，用丹田运气，才能保持嗓子的柔润度。正是因为当年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持之以恒的训练，我的嗓子才能在发育变声之后，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和柔润度。
1960年，我15岁，当时湖州地区准备推选《黄老头翻身》的三跳曲目参加嘉兴地区的曲艺汇演。开始我并非主唱，但我喜爱三跳，听参加演出的几个人在排练，也经不住在后台跟着唱，正巧被领导听到，就让我上台试唱。领导听完我的演唱后，觉得我声音动听，表演生动，很是满意。我就在这样的一次机遇中成了三跳主唱，开始了第一次的大型文艺汇演。后来演出很成功，并得到了金奖，也受到了湖州文化系统的肯定。
那之后我父亲因嗓音失润改说评话，而当年与我一同进入曲艺团学三跳的许多青年学生，也因各种原因纷纷改行，只剩下我一个三跳演员。父亲考虑到三跳常常需要去外地跑码头，而我女孩子家孤身一人，年纪又小，极不放心，便建议我改唱两人一档的琴书。我也遵从父亲的意见，从那年起改唱琴书。16岁到18岁，我都是作为琴书
演员参加曲艺团组织的下乡活动演出，南浔、双林、菱湖、平湖……足迹虽不算遍布天南海北，也算行遍江南清丽地。
19岁时，整个社会兴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安排去平湖参加了社教运动，自此琴书的演唱也中断了。回乡后，又正值“文化大革命”兴起，三跳被作为“四旧”遭到打击，演唱绝迹，而我也被批改转业，分配到双林丝厂继而又转到南浔丝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但是我心心念念都没有忘记过三跳。
33岁那年，我申请调到了湖州烟糖公司做了一名营业员。那时是80年代初，三跳已普遍恢复，演唱也较为兴盛，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文化活动演出。当时的湖州文化馆馆长程建中，知道我唱过三跳、琴书后，就写了两个宣传节目让我演唱。一段是《杨丽娜》，讲述的是一位娇生惯养、不注意文明引起群众议论的故事；一段是《邻里之间》，讲的是邻里之间如何互帮互助的故事，反映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于是就用跟三跳异曲同工的“上海说唱”来唱这两个节目。那时五金系统、商业系统也组成了演出小分团，纷纷组织去周边进行文艺演出。嘉兴地委也非常重视文化活动的开展，组织开展周边的文艺汇演，让我演唱《邻里之间》，提倡和谐的社会氛围。当时我工作的烟糖公司一个小组只有7个人，而我应群艺馆的要求常常出去演出，大家都对此颇有微词，但是这也不能减灭我对三跳的热情。从80年代开始，社会风气逐渐活跃，文化活动逐渐增多，演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也常常会到工人文化宫和转业之前的同行一起排戏演出。《蝶恋花》《重整河山待后生》《故乡是北京》等都是当时经常表演的曲目。而《七十二家房客》更是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必演，连续演了十几场。
正式经常性的三跳演出是在我退休后，我的业余时间一下充裕起来，而我的演出热情也丝毫不减当年。当年的群艺馆馆长，现在的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程建中觉得唱三跳的女同志比较少，对我非常重视，又创作了很多节目让我演出：《山里有个亭子》《请到湖州来旅游》等，其中一个批判法轮功的演唱曲目还在省里获得了三等奖。我自己也参加了老年大学的艺术团，不间断地从事演出活动。演出地点从湖州的人民剧场、钱业会馆、中心广场、文化广场、升华音乐厅到杭州、嘉兴乃至外省，演出场合从市文联茶话会、市府团拜会、湖笔文化节、湖州嘉兴走亲团、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到各种全国性的大型曲艺节目，都有着我的积极参与。而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由程建中创作，由我和市文化馆民间艺术研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戴育莲合作演出的三跳曲目《三张火车票》，故事题材取自于几年前网上热炒的一个话题：一人购买三张火车票、独占三张火车座位，由这一现象引发的道德争议。《三张火车票》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的决赛，并获得了第
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东莞赛区节目提名奖，浙江省第六届曲艺新作大赛暨群星奖选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浙江省第四届曲艺杂技魔术节优秀作品奖和创作奖、曲艺类的表演银奖。2013年，我又被评为了“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作为我父亲曲艺艺术的嫡亲传人，我能够参与这么多的演出，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也算不辱父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的机会参与到众多的演出活动当中，完全离不开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我对三跳热情的背后，有着无数人的大力支持和默默付出，对此我也觉得非常庆幸和知足。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有一些学生跟着我学过三跳，至今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势严峻，对此我也深感仅靠我一己之力，身单力微。现在社会日新月异，年轻人接触面和知识面都很广，却鲜有年轻人接触过三跳这种湖州传统曲艺。而少部分感兴趣的也极少能够在这个行当的学习中坚持下来的，因此能够扛起传承大旗的人几近于无。我一直致力于三跳演出，一是自己对三跳的热情，二也是为了能够把“非遗”的种子传播在更多年轻人的心中。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湖州市政府也加大了对“三跳”的扶持和保护力度，把有关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中，开始着力培育“三跳”的年轻人才。如今湖州新风小学和湖师附小都建立了三跳的非遗传承教学基地，每个学校有一个二十个左右的学生组成的教学班，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学校教授一个半小时的课。虽然许多学生到了高年级面临升学压力就放弃了学习三跳，但我还是碰到了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六年级学生，表示希望能够一直学下去，这些都让我倍感欣慰。
千面能手，倾囊相授
朱子松，男，1953年出生，德清县东溪村李家坝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演出剧照
德清帮作为“湖滩”艺术的重要支派，至今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小戏剧目。俗话说“徒弟出山，师傅讨饭”，据称当时湖州老一辈艺人唯独对德清桐乡艺人们护爱有加。随着他们年老衰退，德清帮异军突起，当年做先生“下科”或“下档”的徒弟们成了顶梁柱。
我1953年出生于德清县东溪村李家坝，13岁起就随父亲朱通林（1912—1993）演滩簧小戏，起初为后场拉二胡，“文革”后接替父亲主演。从台后到台前，有十多年的磨砺。很少有人能单独把滩簧曲调完整地演奏，一般都是跟着演员拉的。现在我即兴用加花的方法拉一段不同的男腔和女腔调给你们听听。我学艺初起先就是用“啥咕啥咕”作为词唱各种曲调，或用一首词如“烧香赋”来填曲。
1980年，加入德清县曲艺协会后，先生朱一天很喜欢我，夸我天生丽质，又善把握各种角色，花旦、花脸、老生、丑旦，都称我“戏抹布”。先生从那时起就开始教我三跳板，取艺名“朱一飞”，先生“上科”我帮腔。我有一把从师爷手上传下来的“灯煤壶”，这把茶壶下放菜油灯，上有烟囱孔，唱书时用，茶不会凉，我有六个师兄，师傅唯独传给了我。师傅朱一天，小名“小狗”，他与杨筱天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他们是船上人家。曾表演扫蚕花地，除三跳外，他还会唱评话、琴书和卖梨膏糖……以前我和先生坐船去杭州买东西，在船上会唱唱像《小弟长工》《马浪荡》这样的民歌小调当消遣。我的多才多艺正得益于如此浓郁的艺术氛围。即便是地方戏曲受市场经济冲击走入低谷，我转而卖梨膏糖生计后，每天仍能比其他人多卖一箱。1995年成立“音乐队”后，我又向乐队成员学会了唢呐和鼓板。
三十多年来，我的足迹遍及桐乡、湖州、余杭、临平各地，演出剧目如《借黄糠》《卖青炭》《卖花线》达二十多部，风格各异，深受老百姓喜爱。过去是观众点戏看的，年三十出门，五月份回来，十月份再出去直到年前，演出化妆和服装都很简单，长衫什么的都是借来的。挑一副担子，一把胡琴一块板，三五个人就是一个“挑箱班”。
加入德清县曲艺协会后，我被分配至下舍滩簧组和东千滩簧组蹲点开始五年的教授经历。当时他们把我唱的录下学唱，中间会乱添句子，现在都是如此，其实我们演得是“肉子路头戏”，基本唱词和框架都是固定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一一帮他们纠
合影正。1982年后，又受邀在桐乡教滩簧戏。2013年，我又把三跳曲艺带进了禹越镇高桥小学，告诉他们三跳板过去称“国舅”板，“敲三勿敲四”，有“拓”“滚板”和“帮腔”“勿帮腔”的区别。大家跟我一起敲，一二三四……
从最基本的“三合一拍”开始，我告诉孩子们，我学的时候很苦，光这个节奏就敲了很久，而且我当时手臂也是挂下来的，很难看，所以一定要架起来，面带微笑。唱戏，不仅要唱得出，还要能分析讲给别人听，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卖梨膏糖时唱的一个笑话故事《巴哥告状》。
几十年不间断的艺术实践，我成了“湖滩”艺林的核心人物。可是随着专业团队烟消云散，伙伴们相继过世，当时先生收了我们六兄弟，现在健在得还有三个，只有闻鹏飞和我还演出。
学校传承基地的建立给地方戏曲曲艺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生机与希望。孩子们对用方言表演感到格外新奇与亲切。如果说老一辈怕丢饭碗而有所保留，我则把当年先生教的一板一式不遗余力地细心传给他们，恨不得把心都掏了出来。数月的操练后，孩子们开始用三跳板演唱乡土味十足的《烧香赋》：“一位姑娘轿里呀蹲，两人抬轿就动身，三塔寺里认香源，四个丫头轿后呀跟……”
闻永泉和他的说书人生
闻永泉，男，1946年出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拜师学艺
我今年68岁，我的曲艺生涯已逾半个世纪。
1961年，当时我还在德清一中念初二，因为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辍学了。当时农村的茶馆很多，而且都有书场，那里的先生都唱“三跳”，这是一种使用当地方言、说唱相间的地方曲艺，俗称“纤板书”，在校就是文艺骨干的我听得多了，也能模仿着唱上一两段。
当时有位李鸿昇先生，从前做过政府秘书、教书先生，很有文化，人称“书站”，意思是任何故事，只要他拿起书来看过一遍，就能用评书的形式进行表演。我对他十分敬佩，李先生对我这个小后生也是十分喜欢，于是，我便拜李鸿昇先生为师开始学习评书，先生为我取艺名“闻鹏飞”，那年，我15岁。
历史上“三跳”艺人曾成立行会组织，比较著名的有苏州的“光裕社”，湖州的“明裕社”，德清的“正古社”，杭州的“温古社”等。“正古社”的第一任社长叫朱顺宝，乾元镇“城河里”人氏；他的徒弟余洪达（小名如生），人称“铁喉咙如生”的就是李鸿昇的师傅、我的师祖。我投师名门正派，当时的仪式庄严而隆重，程式包括引荐人引荐，写拜师帖，叩头，师父讲“十大戒规”，向同行介绍自己的入室弟子等。
闻永泉演出剧照
拜师以后，我就跟着师傅去周边农村的各个书场演出。那时候有喝“夜茶”的习惯，老百姓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主要就是听说书，每天晚上的观众都有二三百人。我跟着师傅一起演出，主要就是多听、多记，如果是唱“双档”，我的任务就是给先生敲扁鼓伴奏、帮腔，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现在想想还挺怀念的。其实我的师傅有许多本事，比如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可惜我没有时间一一去学。
初出茅庐
1963年1月，我考入了德清曲艺协会，成为了一名青年演员，每月固定工资是34元。
成为正式演员后，团里马上就给开了介绍信。有了这封介绍信，我就可以独立演出，也可以贴海报了。当时团里有个业务组，演出任务、演出场地都是他们安排的，我清楚记得，我的第一场独立演出是在余杭塘栖镇的丁湖书场。演出分日夜场，我演了将近10天，做了400多元的营业额，可谓一炮打响。
其实我最擅长的是《说唐传》，全本的《说唐传》需要120天左右才能说完。那时候曲艺团是队伍最小、最灵活的文艺“轻骑兵”，很受群众的欢迎。我们每年中有三个月必须到乡村基层演出，三个月为本县城镇观众服务，三个月学习，三个月出省演出，足迹遍布江浙二省及上海市。
在我的曲艺生涯中，最得意的经历当属在萧山。当年，萧山县城有两家书场，我在其中一家演出以后，整个县城的书迷都被我吸引了过来，许多听众还买了连票，他们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欲罢不能，我连演56场，场场爆满，另一个书场连换了五位说书先生，仍然无法将书迷争夺过去。在长达56天的演出过程中，一些听众还与我建立了友谊：送电影票给我，与我聊天。甚至在我离开萧山以后，还有听众继续与我保持书信往来……
在逾半个世纪的曲艺生涯中，我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我到过茶馆，到过田间地头，还下过轮船演出。有一次，我在下舍遇见一位农民，那位农民说：别人都听你说过书了，就我没有听过。我二话不说，马上为他单独表演。当时那位农民正在耕地，我就跟在他的身后，边走边演，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一场特殊的演出。
迎来春天
“文革”中，我回到老家，在生产队里当会计，一干就是9年。
1979年，全县的曲艺工作者重新登记，1982年成立曲艺协会，我出任曲艺团团长。重新开始说唱生涯后，我热情高涨，创作的才能和优势也渐渐显露出来。上世纪80年代，我创作的《德清是个好地方》连演100多场，还获得了湖州市乡镇企业文艺调演创作奖。“农田里是拖拉机、插秧机，建设工地上是推土机、打桩机，农村家庭里是各
德清县曲艺协会的桌围种各样的电器机”——我自编自演的《新农村百样机》，让周边赶来听书的老百姓听得入了迷。
2009年，我被确定为首批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第一批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跳（德清帮）”代表性传承人。我认为，我在“三跳”传承方面的贡献是：传统“三跳”的调门唱得很慢，我在演出实践中大胆改良，融入了快板、小锣书的元素，使得演唱的节奏加快，让原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也慢慢变得爱听。
我现在每年大概有50多场的演出，每次登台，我都要带着一块写着“德清县曲艺协会”的桌围。以前桌围上写的是“敬亭遗风”四个字，因为柳敬亭是我们说书人的祖师爷。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说书，没地方说书的日子真是难受啊。我知道，老年朋友喜欢听书的很多，希望以前的书场能够重新回来，可以让我把满肚子的书说出来给大家听。